序 洪炎秋
幼小時候,我的感情相當脆弱,初讀小說,曾經為《三國演義》中關雲長的走麥城、劉先主的困白帝,勾起無限的哀傷;更為《紅樓夢》中的黛玉、鴛鴦、尤三姐等人,流了不少的眼淚。後來入世漸深,心腸漸變漸硬,中年以後,動心忍性的工夫,就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理性控制了情感,再也不會替古人擔憂,為紙上的事情而流淚了。老實說來,我一生中由衷迸出的慟哭,通共只有三次;在北平接到老父突然棄世的意外電報,還不在內。第一次是二十幾歲時,我的四歲姪女笄子夭折的時候,因為她是那時候先父這一房下唯一的孩子,聰明活潑,又跟我特別親熱,一天到晚,「五叔!五叔!」叫個不停,所以丟掉了她,使我心靈上感到無比的空虛,不由得為她大慟一番。第二次是三十幾歲時,我的五歲男孩小秋在協和醫院割治腸症,不治身亡,因為他是先母以下全家視為心肝寶貝的唯一的男孩子,內人幾乎為他的夭折而發瘋,我也陪著她大哭幾場。第三次是五十歲時先母的棄養,也使我情不自禁,老淚滂沱,放聲大哭。先母雖然年登八十,老衰而逝,她的逝世,原在意中,可是我們弟兄幼小時候,因為先父性嚴而暴,只有躲在先母膝下,纔能獲得家庭的溫暖。我在東京和北平讀書,都非先父心中所願,寄來學費,時多時少,十分拮据,如非先母把她的私房錢,祕密補貼,我就不能完成學業,所以她對我養育的深恩,不是一般的母親所可比擬,她的棄養,自然要引起我莫大的悲慟了。
我一生中,曾經打過幾次生死關頭,因此把這一條撿來的老命,看得比鴻毛還要輕,對於親朋的不幸,也就很少有動於衷;紙上談兵,更乏刺激。因為這樣,偶然奉陪老伴觀看電影,每遇劇中悲慘的情節,老伴常和劇中人物打成一片,看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而我卻如同秦人視越人的肥瘠,反應毫無,因此常被老伴罵為冷血動物。可是這一次替楊肇嘉兄校對他的回憶錄,卻使我一反常態。肇嘉兄最近把他的回憶錄,交付三民書局印行,因為他常在清水,聯繫不便,於是託我替他校對,使我得以先讀為快。書的開頭,講起他當養子的苦境,和前一輩對我們這一輩的缺乏理解,欠少同情,種種情節,不禁使我滴下幾次熱淚;這並不是由於肇嘉兄文字的靈活,或描寫的巧妙,而是因為他所寫的,字字句句都出於他的「心之所誠然」,同時又是我們這一輩的臺灣知識分子的「心之所同然」,所以能夠叫我們惺惺相惜,讀起來情不可遏,因而應聲滴淚了。
肇嘉兄是個性情中人,渾身熱血,慷慨激昂,為了民族運動,一擲千金,毫不吝嗇,以致他的年收兩千多石的田地,為之變賣一空,所以日據時代的各種抗日運動,沒有他就無法搞好,因此身經百戰,應付日人,應付左派分子,無役不參加,由於這個因緣,他手上所保存的資料,都是「第一手」貨,所以回憶錄中的敘述,最為確實可靠,絕不是道聽途說者流所寫的臺灣歷史,可以比擬。要知道肇嘉兄的為人,不可不讀這本回憶錄;要知道淪陷時代臺灣人民抗日的情形,更不可不讀這本回憶錄!
這本回憶錄對於臺灣人在島內和在東京所做的抗日活動,寫得十分詳盡,對於廣州、上海、和北平的學生行動,也提到一二,卻是略而不詳,尤以北平為甚。廣州和上海的情形,有張深切先生的遺著,可做參考;北平方面的狀況,我可以順便在這裡補充一下。在北平讀書的臺灣學生,由於交通、語言、氣候、風習種種的關係,人數很少;多的時候,只有四五十人,平常總在二十名左右,又多染了「京朝派」的穩健作風,所以很少表現。不過也不是沒有多少可說的。最初到北平去的臺灣學生,是民國九年的臺中樹子腳人劉錦堂,後來拜國民黨要人王法勤為義父,改名王悅之,就一直住在西拴馬樁的王公館,原是東京美術學校學洋畫的學生,到北平後,為第一個考入北京大學當僑生的臺灣學生,他幫助王法勤,從事國民黨的地下工作。第二個是嘉義的范本梁,也在北大旁聽功課,此人自己標榜為無政府主義者,生活散漫,真是「無政府」狀態的雛形,時常自費印行反日的無政府主義的傳單或小冊子。這個時候,他們都是各自為戰,毫無組織,毫無聯絡。范本梁君在抗戰時期為日人所逮捕,死於臺灣的監獄裡面。
民國十二年起,北平的臺灣學生漸漸多起來了。這個時候,有個宜蘭人張鐘鈴(就是淡江英專的創設者張鳴)在世界語專門學校讀書,碰到一位吉林女同學,對他追求不已,這位女同學雖是富家小姐,只因其貌不揚,年歲又大於張君,所以張君對她胃口缺缺,為免除纏擾,乃「移禍於東吳」,把她介紹給一個名叫吳基星的韓國亡命學生,兩人終賦同居,張、吳兩君,因此往來特別親密,終於提議要組織一個韓臺革命同志會,遂各糾合了十名左右的「同志」,開過幾次會,制定會章,也提出行動綱領草案。當時參加的韓國人,姓名已經記不起來了,而臺灣學生則以居住泉郡會館幾個平素較有往來的為主,除了張君和我以外,在我記憶中,有李金鐘(當時化名甘振南,朝陽大學學生,現在臺灣合會公司任職)、呂茂宗(後改名呂永凱,曾任偽汪政權的立法委員,光復後任過臺灣省參議員)、楊克培(在臺灣參加過日共,曾和謝雪紅同居,共同在臺北開過一家國際書局,販賣左派的書籍,曾被日人監禁過,後到北平,任偽組織的定縣縣長,以不肯替日人拷迫百姓,強徵軍糧,而被撤職,就隱居北平,沉淪於阿片煙中,不知所終)等人,另有兩三個記不起名的人。
這批同志,志雖相同,而境況卻大為懸殊。臺灣同志大都是席豐履厚的「膏粱子弟」,而韓國同志則多是赤手空拳的「亡命之徒」,性格上已經格格不入;每次開會,茶點、便餐等費,又要仰給於臺灣同志;這是小事,最大的爭執,還在於行動綱領的擬定,韓國同志列暴動、暗殺為主要手段,而臺灣同志則以兩地情況不同,韓國毗連大陸,舉動失敗,容易逃亡,而臺灣則四面環海,日人可以甕中捉鱉,不該做無謂的犧牲,因而引起了很大的爭論。臺灣同志經過集議,認為要解救臺灣,除了參加祖國的建設,等祖國強大起來,由祖國來收復以外,自求擺脫,是十分困難的,因此決定解散這個會。這個會原定每月開會一次,由兩方輪流招集,等到輪到臺灣方面招集時,就以無期延期的手段,使它無疾而終。
過了十年,我在北京大學服務,正在辦理招生,忽然看到吳基星帶了五個韓國學生,前來報名,我認出他的面目,問他:「您是不是吳基星君?」他回答:「不是。」卻對我瞬了一個眼,比了一個手勢,我知道他是要我不再追問的。到了下午,他單獨來訪我,告訴我他的確是吳基星,他六年前在武漢參加遊行,和楊克培一同被日警抓去,楊克培送臺灣,他送韓國,關了四年,出獄後再逃到中國來,現又改名換姓,過著亡命生活,叫我代守祕密。臺灣光復後,張鐘鈴君回來創辦淡江英專,韓國也於卅九年末派了李範奭為駐華大使。有一天,張君來訪,告訴我說:「韓國大使李範奭,容貌、舉止完全和吳基星一模一樣,今天在一個酒會上見到了他,本想問他一下,又怕萬一不是,唐突貴賓,終於悶在心裡,不敢透露。你有機會見到他的時候,請仔細觀察一下。」我記在心裡,只因在他任中,始終沒有機會見到他,以致無法為張證實。八年前我赴漢城參加亞盟大會,那個時候李承晚任大統領,李範奭是他的反對派,正過著軟禁的生活,又在病中,我們的團長谷正綱先生不忘舊情,要去慰問他,我認為這是個難得的機會,欣然同往。那天所看到的李範奭,老態頹唐,已經沒有當年鬥志滿滿的吳基星的神采,卻也約略可以領略出一點吳基星的面影出來。可惜張鐘鈴君墓木已拱,不能夠互相參證了。
民國十三年北大同學宋文瑞(後改名宋斐如,曾任臺灣省教育處副處長)看到了東京的臺灣留學生發刊《臺灣青年》,搞得有聲有色,認為北平的臺灣學生也該辦一個刊物,來響應他們,於是發起發刊月刊《少年臺灣》,由他主編,叫我和張我軍為基本執筆人,大家出錢刊行出來,寄贈各方,出了八九期,因為經費短絀,稿源缺乏,瀕臨停刊,正好彰化的施至善先生來北平遊歷,認為停刊可惜,捐贈大洋百元,因而得以繼續出版數期,只以當時在北平的臺灣學生過少,籌集印費十分困難,寄到臺灣又常被沒收,無法達到目的,只好任它夭折了。
民國十四年 國父三民主義的思想,已經瀰漫了北平的學生界,比較有頭腦的臺灣學生,差不多都祕密參加了國民黨,我和現在也是「社會賢達」的臺大圖書館館長蘇薌雨,已經於十三年加入國民黨,秉承國民黨的黨綱而行動。是年馮玉祥發動「首都革命」,推翻曹錕、吳佩孚的軍閥政權,邀請 國父北上,主持善後事宜,不意各地軍閥大起恐慌,遂抬出段祺瑞來主持中樞,以冀先造既成事實,抵制 國父。 國父本來主張召開國民會議,消滅內戰,廢除不平等條約,認為事仍可為,遂力疾北來,不意段祺瑞竟先發表宣言,承認以往和各國所訂的條約,並頒佈〈善後會議條例〉,一切措施,完全和 國父的主張相反,等到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國父逝世後,他們更可為所欲為,袍笏登臺,要大開其會了。其時臺灣的中華會館,也推出一個臺灣華僑代表,參加會議,可是這個代表並非沒有日本國籍的真正華僑,而是由臺中太平庄的林××花錢冒充的。這也難怪,當時的臺灣華僑,大都從事菜刀、剃頭刀、裁縫刀的三刀生涯,很難推出一個可以花錢的知識分子來充代表。太平庄的林××平素看到霧峰的林獻堂在臺灣大出風頭,看得眼紅,於是趁機活動,捐出一筆款項給中華會館,由會館推他為代表,並為主持會館的兩位董事,代出旅費,作為隨員,陪他到北平遊覽。國民黨原是反對段祺瑞的善後會議的,我們偵知此事,遂即借題發揮,在北京大學第三院的大禮堂召開北平臺灣學生全體會議,我被推為主席,當場議決,勸阻林××,不要出席善後會議,否則發表宣言,曝露其冒充代表的劣跡。林××著了慌,四處託人,以酒肉收買一些貪圖小惠的學生,並挽請王悅之出來替他說情,為我們這些國民黨分子所拒絕。林××乃又請求被他收買的那些學生,出來反對我們,叫我們再開會議,重行討論,等到會議再開,林××的擁護者,只占絕對少數,失了作用。於是林××乃另行請出林濱南先生(作家林海音的父親,當時任北平郵政局的日本課長,臺灣學生寄錢寄信,都要經他的手,平素跟大家都很有往來,人緣最佳)出來調停,濱南先生認為北大學生是中堅分子,最有號召力,北大學生態度稍一緩和,事情也就好辦了。所以約請了我和蘇薌雨、游祥耀(前曾代表張鳴主持淡江英專的常務董事)、宋文瑞等人,到他家裡去和林××見面,大家談談,商量一個可以下臺階的辦法。我們商量的結果,看在濱南先生的份上,決定出席,面談看看。當時濱南先生寄居於南柳巷的永春會館,我和游、蘇兩同學步行到巷口時,看到一個在平民大學讀書的艋舺人王某,忽從暗處走了出來,吃得醉醺醺,手拿一把尖刀,向我的臉上扎來,我躲閃得快,刀子扎穿了我的耳朵,只在我的脖子劃了一道兩寸長、三分深的刀傷,雖然血流滿身,幸而傷非要害;蘇君因為要去奪他的刀子,以致虎口也受了輕傷。王某闖了禍後,拔腿就跑,結果被警察逮住,問明都是臺灣人,乃把王某轉送日本領事館警察署處理,我則被送往日華同仁醫院住院。次日清早,一個日本警察部長來院查詢,大概是受了林××的請託,極力用好話安慰我,勸我息事寧人,問我有沒有什麼條件;我說只要林××不去參加善後會議,一切可以作罷,不提訴訟。我住院一個星期,林××終於不敢出席善後會議,在我住院期間,悄悄回臺,而善後會議也虎頭蛇尾,草草了事,沒有什麼結果。這是臺灣學生在北平演的一次鬧劇,落得兩敗俱傷,幼稚可笑。不過北平臺灣學生主張把臺灣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連在一起,依靠祖國以收復臺灣,認為參加祖國的建國工作,纔是救援臺灣之道的見解,卻頗正確,因此除了學文的以外,也有轉而學武的,像蘇紹文、王民寧幾位從北大轉業的臺灣軍人,也都在祖國的抗日軍事上,表現過相當的貢獻。
以上所說的這些陳芝麻、爛穀子的瑣事,原是不值得一提的,不過還可以用它來表示海外各地的臺灣學生,行動雖不一樣,其要努力去從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手中,把臺灣解救出來的熱誠,卻沒有二致;也證明了肇嘉兄在回憶錄的〈前記〉所說的「五十年間,我們一心念念不忘的是祖國。……我敢斷言,臺灣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祖國,永遠不會丟棄民族文化。在日本人強暴統治之下,度過了艱辛苦難的五十年之後,我們全體臺灣人民,終以純潔的中華血統歸還給祖國,以純潔的愛國心奉獻給祖國,作為臺灣省一分子的我,禁不住深深感到由衷的愉快。」這一段話,確實可以表達我們一般臺灣人的心聲。因此拉雜把這一些故事寫出,以作肇嘉兄的回憶錄的一點補充,兼代序文。
民國五十六年元月
前 記
三百多年以來,臺灣曾數度淪陷於異族之手,做過荷蘭、西班牙、日本的殖民地。尤其在日本人占據的五十年間,他們為了便於統治與剝削,把我們與大陸各省隔離了,要我們忘記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要我們丟棄我們的民族文化,甚至想污辱我們的婦女、企圖消滅我們的種族。
在這鐵籠裡,受盡了武力的威脅和甘言的誘惑。五十年間,我們一直過著牛馬還不如的奴隸生活。
然而處此困境之下,我們忘記了沒有?我們丟棄了沒有?我們被污辱了沒有?
我敢肯定地說一句:沒有!
五十年間,我們一心念念不忘的是我們的祖國,給我們開拓和建置基業的祖先。我們一直保存著我們固有的民族文化,我們的婦女也堅拒了異族的蹂躪和誘惑。我們的祖先不僅用武器和強敵血戰了多年,並且即使在一切武器被搜出沒收以後,我們的兄弟姐妹們仍繼續堅強地展開了文化、經濟、政治的全面鬥爭,一直到臺灣光復為止。
三百多年前的臺灣,是一片山林曠野的蠻荒之地。明末清初大動亂時,我們的祖先避難到這裡,用一把柴刀一把鋤頭,在艱難中披荊斬棘,把荒地開拓為沃土;我們的祖先,一面要防備毒蛇猛獸與山地民族的侵害,一面又要不斷與病魔搏鬥,辛勤努力,最後纔得到了收穫。
我們絕對不會忘記我們祖先的辛勞!我們的祖先不知費了多少苦心,流了多少血汗,犧牲奮鬥拚了命為我們開拓建置起來的基業──美麗的寶島,怎能任令別人來蹂躪,來搜刮?
一五八三年荷蘭人占據赤崁,一六五二年郭懷一起義驅逐荷蘭人未成,一六五八年荷蘭人鞭打放逐不信基督者……,到一六六一年鄭成功一舉光復臺灣時,臺灣人民都群起響應,荷蘭人終於倉皇敗退。
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滿清政府把臺灣、澎湖割讓給日本的消息傳來時,臺灣人民群情激憤,立即採取行動,衝開兵械庫,把自己武裝起來,迫使唐景崧抗戰到底,以保衛我們祖先用血與汗給我們開拓的基業。不幸於六月五日,唐景崧等無能官僚,私搭德國輪船逃跑了。日軍乘此混亂纔得於六月十日占領臺北城,乘勢用鐵蹄蹂躪遍及全島,占領了各城市。
可是,同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本人在其總督府召開全島平定祝賀會後,僅四十天,即十二月三十日,臺灣義民反攻的第一砲就響了。原被趕入山邊海隅的各地義民,重整旗鼓,一體響應,戰得日軍疲於奔命。
這樣的武力抗戰,彼落此起,生生不息,一直繼續到一九一五年發生「?吧哖事變」方止。
一九二○年,新民會及臺灣青年會在東京成立後,島內各抗日團體便紛紛組織起來,在文化、經濟、政治各方面向敵展開全面鬥爭。在這連綿不絕的整個抗日史中,臺灣人民一直繼承著祖先那種刻苦耐勞、勤儉踏實、臥薪嘗膽的拓荒精神,枕戈待旦,一刻都不敢倦怠。
在經濟上,日本人曾在花蓮、臺東以及西部海岸各地創設了移民村。這些日本移民,不論土地、房屋、車輛、犁具、耕牛、種子,甚至連伙食在內都是官給的,但他們卻仍無法與勤儉耐勞的臺灣農民相競爭,結果還是一個個跑光了。
在當時的臺灣唯一吃香的是日本官僚資本家,他們憑藉雄厚的資金和總督府的保護,獨占了臺灣各大產業。這些都是搜刮臺灣人民血汗建築而成的金字塔,雖然在表面上美輪美奐,實際裡它們的基礎全是滿懷仇恨的臺灣人民,這基礎是極不穩定的。
日本人在臺灣設有一所臺北帝國大學及幾所專門學校,著重於收容日人子弟;臺灣人的子弟如想求學,不得不遠涉重洋,跑到祖國或日本去進修。但即使學成歸來,具有同等以上的學歷及才能,仍都不獲起用。結果當然是更加強了大家的反日思想,醞釀激發起政治鬥爭,最後失敗的還不仍是始作俑者的日人?
臺灣曾經出版過幾種中文報刊,到一九三六年日本侵華計劃達到高潮時,都一律被禁刊了,教中文的書房、義塾也全被封閉。但民族精神是壓抑不了的,不信,且看臺灣人民一直在使用著自己的語言和文字,很多詩社都在繼續活動,很多不公開的書房、義塾也依舊在維持著,各地仍存在有南管、北管等音樂團體,甚至酒館的藝妓也仍在唱著中國歌曲,她們並且表示賣藝不賣身,不願被日本人污辱。極少數賺日本人錢的,都被稱為「番仔雞」;極少數嫁給日本人為妻的,都被稱為「番仔酒矸」,為人所輕視不齒,在臺灣是沒有立足之地的。我曾從戶口簿上搜集材料,做了一個概略的統計,發現在整整五十年間,臺灣婦女嫁給日本人為妻的,為數竟還不能屈滿兩手之指;這與美軍進駐日本後沒有幾年,就生下了十幾萬個混血兒相比,實有天壤之別。
再看光復那一天,整個臺灣,無論城市與鄉村,大家都張燈結綵,真誠地慶祝重返祖國懷抱。這種民意的具體表現,確切地證明了臺灣人民對祖國的嚮往與熱愛。
看到以上許多事實後,我敢斷言,臺灣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祖國,也永遠不會丟棄民族文化!在日本人強暴統治之下,度過了艱辛苦難的五十年之後,我們全體臺灣人民終以純潔的中華血統歸還給祖國,以純潔的愛國心奉獻給祖國。作為臺灣省一分子的我,禁不住深深感到由衷的愉快!這本回憶錄,就是要以我個人一生的經歷和所參預的奮鬥為例子,來把臺灣人民的這種心情,表現一斑。
民國五十六年元月楊肇嘉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