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恆的圖書館：堅忍與剛毅之二（簡體書）

奧托?貝特曼博士（Dr.OttoBettmann）滔滔不絕地談了幾小時，詳細地回憶1935年他怎樣從阿道夫?希特勒的瘋狂魔爪中逃了出來，怎樣在美國建立了新生活，成為現代通訊工具的一位卓越的革新者。已經到了中午，該休息一下了。這位92歲的傳奇人物，幾十年來以“圖片人”著稱的老者清脆地拍拍手掌，高興地說道：“行了，你們一定餓壞了，大家吃點午飯吧。”
貝特曼博士創建了一個巨大的影像資料庫，把各種照片供應給書籍設計師、雜志發行人、報紙編輯、廣告代理商、電視制片人，因此獲得了國際聲譽。他具有多方面的興趣，還非常擅于講述；他寫過不少書談論各種消費品，談起文字的偉大力量更是精彩動聽。他又是技術高超的音樂家，長于演奏巴赫的作品。我們從他的書房出來時，我請求他為我和我妻子在客廳的小風琴上彈奏點什么。他毫不猶豫地坐到琴鍵前，彈起了巴赫大師的一段美妙的小步舞曲。
后來，在佛羅里達州比奇菲爾德海岸離他家不遠的一家海鮮餐館，貝特曼博士又詳細向我們解釋了他為什么熱愛巴赫（他和巴赫的家鄉同在德國萊比錫）：“巴赫總是把我們帶回到起點。我深信，上帝把他派遣到這個世界，是為了在混亂中建立一點兒秩序。貝多芬從來不做這類事情，他出發以后就飛速地進入了外層空間。巴赫可不一樣，局限在自己創作的樂曲范圍之內，抓住一個主題不放，一切都在奇妙的秩序之中。”
我們坐了好一會兒享用午飯，愉快地用面包屑滿足幾只停在餐館外面的桌上肆無忌憚的燕雀乞食。貝特曼博士又重新拾起剛才放下的話題：
“上帝開始創造世界的時候做什么呢？他從混亂中建立秩序。我從巴赫寫的一切里感到這種秩序。他開始一個主題，加以發展，前后音質相同，精神相同。主題向前進，上升變化為各種形式，但總是回到出發的起點。”
我與奧托?貝特曼相會，觸發點是1995年10月《紐約時報》頭版登載的一篇長文。新聞標題是：“影像檔案被微軟的億萬富翁蓋茨收購”。
這是微軟公司董事局主席威廉?H.蓋茨三世（WilliamH.GatesⅢ）的又一項壯舉。蓋茨是華盛頓州貝爾維的私營科爾比公司所有人，這個公司進行了收購談判，據說是一項“數百萬美元的交易”。由于購買了貝特曼的檔案，這個世界上主要的用來運作計算機系統的軟件供應商將獲得充足的原始材料，也變成電子圖像的主要供應商。蓋茨還會增購其他資料。到2000年，科爾比公司將掌握超過六千萬張圖片。
蓋茨獲得的資料中包括貝特曼檔案庫于1990年從國際聯合通訊社和路透社購買的1150萬張新聞圖片。《紐約時報》的文章旁邊登載了幾張樣品：棒球大王迪瑪吉奧（JoeDiMaggio）親吻瑪麗蓮?夢露（MarilynMonroe），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Churchill）亮出他標志性的V字手勢表示勝利，一只垂耳狗傾聽RCA留聲機聲音的經典圖片。圖片將要經過掃描，轉變為數字化圖像，在國際互聯網上供應給各方的商業客戶。
在這場大買賣的激動氣氛中，人們對奧托?貝特曼的關注都很有限。
他是來到美國的猶太移民，20世紀30年代就開始創建這項檔案了。上世紀每個時期的大事都對他的生活與世界觀發生過深刻影響。《紐約時報》
還在不重要的地方刊登了消息的附識，標題是“從一個觀點到1600萬張圖像”。文章記述了世界最大的圖片檔案怎樣從一個人的收藏中產生：
“收集圖片者奧托?貝特曼生于1903年，出身于萊比錫的富裕家庭。父親是矯形外科醫生，把對書籍的熱愛也傳給了兒子。奧托早在十二歲時就在家里的字紙簍中搜尋積累醫學圖表了。”
3雖然這篇人物介紹寫得很簡短，但貝特曼博士一生的主要經歷已經很清楚，這正是我在本書里想探討的問題：知識的傳授與保存，信息儲藏方式的巨大變化，更重要的是對閱讀和印刷文字的無比尊重。貝特曼接受過歷史學的陶冶，曾在柏林的普魯士國家美術圖書館擔任珍本書的保管員。
他首創使用一種新發明--用35毫米萊卡照相機來拍攝德國國家藏品里的手稿。國家社會黨掌權以后，把猶太人從重要崗位上清除下來，他就逃到美國。隨身攜帶兩大旅行袋，里面裝有25000張圖像，許多是他自己拍攝的膠卷底片。盡管他一生中拍攝了千萬張圖像，但貝特曼始終堅信書籍在文明社會中占有首要地位。就我而言，《紐約時報》里最好的消息是他還健康地活著，住在佛羅里達，和過去一樣頭腦清楚。我們在電話里互相認識了，幾周以后見面，進行了兩天難忘的交談。
“中國人有一種說法，認為一畫抵千言，但我并不同意，”他在第二次會晤快結束時這樣說，“我認為一詞抵千圖。圖片是作為過去的信息來到我們面前的，但是，沒有一幅圖片可以說是我真正所愛、感到滿足的，因為它總是表面的東西，缺少充足的內涵，非常膚淺，只有閱讀才使你深入了解這個世界。這就是書籍的力量。”
兩年多一點兒以后，正在我動筆寫這篇序言的那一天，消息從佛羅里達傳來，同樣登在《紐約時報》上，說奧托?貝特曼博士因腎功能衰竭在博卡?拉同醫院逝世，享年94歲，還說他是“圖片寶庫”的創建人，“寶庫的資料已滲透了美國文化”。幾星期前，我們還交換過信件，相約在佛羅里達再次見面；他說將“像親人相聚一樣愉快”，令我萬分欣喜。現在會見再也不可能了，但是這位文雅之士在1996年對我談到巴赫，說他在混亂中建立了秩序，總是不斷回歸到起點，是個藝術天才……這些話永遠在我心中產生共鳴。
從我的研究工作開始，我就想在愛書人、藏書地以及書籍文化的編年史發展中尋求某種延續不斷的東西；歷史畫面當然是不停地變化的，但是它必然要回歸到哲學的本原。我在十五年前就開始這方面的探索，企圖記錄下多少世紀以來人們對于占有和流傳某種事物的熱情：這個事物就叫“書”；我要記錄下人們怎樣千方百計把我們歷史、傳統、文學的碎片保存下來。我研究的第一個成果是《文雅的瘋狂》，主要談的是收藏圖書的激情。在本書中，書被尊奉為一種象征，理查德?德?伯里（RicharddeBury）在《書之愛》（Philobiblon）中稱之為“思想的天賜食糧”；這本書繼續研究書籍文化的綜合概念，重點講述為書籍文化獻身者的經歷與思想--不論他們是圖書館員、讀者、作家、學者、制書人、書商、編目員、保管員、檔案員，還是收藏家；講述書籍在他們生活中的重要意義。
我考察的題目也包括“書是怎樣構成的？”不論它是刻字的花崗石板，是刻上楔形文字的烘烤泥板，是紙草手卷，是棕櫚葉上抄寫的文字，是尖筆在羊皮紙上寫的文字，是金屬版面在紙上印出的文字，是激光掃描的光盤，還是把數據載入微小芯片上，再用銀幕顯示出來。然而我的注意力總是集中在書籍傳遞知識的作用上。
在大蕭條最嚴酷的日子里，紐約市喋喋不休的市長拉瓜地亞（FiorelloLaGuardia）總愛用一個激動人心的詞語來結束他星期日晚間的廣播講話，為的是鼓舞聽眾熬過尚未見到曙光的黑夜。這位被人稱為“小花”的市長常用的詞語--“堅忍”與“剛毅”，確實在市民中間敲響了希望的樂音，使這兩個詞成為紐約市公共圖書館門前兩頭石獅子的非正式名稱。
自1911年起，這兩頭用田納西粉色大理石雕成的獅子就威武地把守在第五大道圖書館的門外。不論它們是向外護衛著知識，還是向內獵取知識，在我看來，它們的形象都代表著本書的主旨。
我在旅行采訪中積累了寶貴的資料；當我的筆記超過千頁的時候，愈來愈清楚的是，我必須把這些材料寫成兩本書，而不是一本。因此，《堅忍與剛毅》特別關注我遇到的人物和地點，講述其中無比有趣的故事；下一部著作《文字的輝煌：變化世界里書的永恒》（ASplendorofLetters:ThePermanenceofBooksinanImpermanentWorld）則集中討論有關的問題，并用故事來闡明問題。
詩人麥克利希（ArchibaldMacleish）擔任過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
1940年，在他的五年任期內，他寫道：“書這個詞有兩層含義”，最基本的含義是“由某種物質材料構成的”制品，然而，更重要的含義則是“一種智力的對象，由各種材料或不用任何材料構成，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平衡與結構存在”于人們的心中。麥克利希強調：物質的書“不過是一種巧妙的密碼，通過這種密碼，智力的書才能從一個人的心中傳遞到另一個人的心中。智力的書永遠是一種想像的結構，它一度懸浮于半牛皮裝幀對開本的十分字版面之上，后來又懸浮于其他的書頁和版面之上，甚至用的是其他語言”。這種想法出現在電腦這個詞進入我們日常生活之前，是半個世紀前寫出的，在今天卻顯得更加重要，它指導著我的各項研究工作。比將來的書籍形態更緊迫的問題，是我們如何保存已有的書籍。我們今天面臨著挽救數百萬冊“易碎書籍”的艱難任務，這些書印在酸性紙上，正在加速腐朽。更艱難的問題是怎樣保證電子數據資料長壽，它的產生是我們時代的奇跡，但它比印刷書更不能持久。
如果要在這些書頁里遇見英雄人物，他們就是書的供應者和保管者。
莎士比亞在《暴風雨》中說：“剛過去的不過是序曲。”這句話我曾在《文雅的瘋狂》中多次使用，現在又用在《堅忍與剛毅》中。我不可能訪遍自古以來地球上所有的重要藏書地點，事實上很多地方已不復存在了。
但是選擇幾處許多世紀以來發揮關鍵作用的圖書館去訪問致敬，講述那里卓越人物的故事，我還是可以做到的。
為了查閱文獻資料，我在下列地點做了繁重的工作：哈佛大學懷德納圖書館（WidenerLibrary），波士頓雅典娜神殿圖書館（BostonAthenatum），波士頓公共圖書館（BostonPublicLibrary），馬薩諸塞州沃瑟斯特的圣十字架學院（theCollegeoftheHolyCross）狄南德圖書館（DinandLibrary），伍斯特克拉克大學戈達德圖書館（GoddardLibrary），還有伍斯特的美國古物學會（AmericanAntiquarianSociety）。所有這些地方有一個共同特點：常常能發現意想不到的珍貴寶物。我的研究工作常常得到電腦的協助，這是十年前無法享受的。雖然現代化的技術能節省大量時間，但我的講述總是要求我見到實物和地點，要求我面對面地采訪主要人物。
在我完成寫作計劃的親身體驗中，有一件事最能顯示本書的主旨。這件事發生在1995年4月--我可以把它描述為神靈顯現。那時我正在完成《文雅的瘋狂》寫作中的若干懸而未決的事項。為我修改文字的編輯向我提出一堆問題，我正忙于回答，以便書能按期出版。我需要確證弗蘭克?西季威克（FrankSidgwick）所編三卷本《佩皮斯圖書館描述書目》（ADescriptiveCatalogueofthePepysLibrary）中的某一個細節，該書1914年出版于英格蘭。我使用那套書的材料是英國劍橋大學麥格達倫學院佩皮斯圖書館館長盧凱特博士（Dr.RichardLuckett）給我的一張照片，具體說是第二卷的序言，討論1703年佩皮斯遺囑的附言，那遺囑把歷史上最不尋常的遺贈給了圖書館。我不曾讀到原書，需要從書的版權頁上獲得更多出版的信息。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復雜，但是我必須核對一些事實，才能把這個重要版本列入我的參考書目中。哈佛大學的懷德納圖書館過去從來不曾叫我失望，此后也不曾叫我失望，但他們只有佩皮斯書目1825年版以及1978年版，沒有1914年版。我到第二個地方--波士頓公共圖書館尋找，也沒有好運氣。失望之余，我打電話去找在英國的盧凱特博士，他又離開度假去了。最后我決定去波士頓雅典娜神殿圖書館，那是美國的卓越藏書所在地之一，著名的研究型圖書館，始建于1807年。
在那里，我不但在地下藏書庫的一個遙遠書架上找到了那套精美考究的三卷本，而且發現它還處于原始狀態，書頁沒有裁開，經過這么多年，顯然還無人閱讀過。波士頓雅典娜神殿圖書館還沒有使用掃描設備來出借圖書，當我在前臺簽名借這套書的時候，我發現書后借書卡片上是一片空白，證明它還是第一次離開圖書館。“81年了。”我搖著頭大聲說，心中既感謝又覺得奇怪。辦理出借手續的館員，白發蒼蒼的詹姆斯?菲尼（JamesP.Feeney）用眼睛瞪著我，問道：“你知道他們為誰買的這套書嗎？”他停頓了一下，說：“巴斯貝恩先生，是為你買的。”平靜地說完以后，他又接著工作去了。
他不曾說--也用不著說的是：他的前輩把書買來以后擱置了將近一百年，為的就是將來某一天某個人也許需要讀到它。幸運得很，在我之前無人借出此書，并未成為拋棄它的理由。有一陣子，許多別處的圖書館風行縮減庫存空間、緊縮經費、改訂規則，這里卻沒有照辦。仿佛有一只集體的手--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ofByzantium），彼特拉克，羅伯特?科頓（RobertCotton），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ChristineofSweden），托馬斯?杰弗遜，阿瑟?阿方索?索姆貝格（ArthurAlfonsoSchomburg）--每一位世界智慧的暫時保管者都伸出手來，穿過時光的激流漩渦，把這套寶貴的書送到了我的手中。這是一個實現信念的行動。
我們是他們的繼承人，對于第三個千禧年的讀者也負有同樣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