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實味到劉曉波：中國當代文字獄囚徒編年錄1947-2010年（第一卷）

六十四載文字獄 趕超歷史二千年（序）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辭書中，「文字獄」的定義一般都特意限定是 「舊時統治者」所為，從《辭源》、《辭海》到《漢語大詞典》、《現代漢語詞典》莫不如此，《中國大百科全書》更限定在「明清時」，彷彿當代已不復存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把「文字獄」定義在「君主專制時代」，也迴避了共和時代的類似現象，其重編的修訂本中才改為：「專制時代，因為文字的關係而引起的罪案。」事實上，這最後一種定義正是當代漢語文獻中使用「文字獄」的通識，因此也是本書所採用的定義。

「文字獄」詞源已知出自清代龔自珍《詠史》的詩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不過，根據以上的定義，正史中記載的文字獄，最早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西漢。

據《漢書》，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曾因功封侯至位列九卿，在遭讒言被貶為庶人後，西元前45年因〈報孫會宗書〉一封回信底稿於再遭抄家時搜出，雖其中有「聖主之恩，不可勝量」的頌辭，但仍被認為有牢騷諷刺之語，致使「宣帝見而惡之」，以「大逆不道」罪名被處以腰斬，並連累幾位好友遭害，孫會宗等數人被罷官。

北宋文學家蘇軾在文字獄受害者中盛名最著，1079年宋神宗時因其調任湖州太守的〈湖州謝上表〉中有句牢騷話，被幾位御史指控其〈山村五絕〉等諸多詩句「包藏禍心，……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被捕入獄受審近五個月，險遭處死，幸有太后、當朝和前任丞相等力保，才得以降職流放處置，受株連者包括著名文學家司馬光等各級官員二十多人，史稱「烏台詩案」。

此後各朝各代，文字獄愈演愈烈，尤以清代為盛，動輒以隻言片語斷章取義就定以死罪。清康熙親政前的「莊廷鑨明史案」，株連最廣，處置最重──只因盲人莊廷鑨生前私編的一部明史中有南明帝號，漏加官定「偽明」貶詞遭誣告，從印發該書的莊父到遭株連的涉案人及親友入獄囚徒達二千多人，其中處死七十二人，包括凌遲十八人，另充軍流放邊疆七百餘人。號稱盛世的乾隆時代，文字獄最為頻繁，從乾隆即位到去世六十四年間達一百三十多案。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興共和，開言禁，但此後文字獄仍時有發生。在北洋政府統治的十六年中，以奉系軍閥張作霖稱霸北方為僭主的四年專制最為野蠻，其治下最著名的文字獄，為1926年百日間先後槍殺著名獨立報人邵飄萍和林白水。

國民黨政府曾以「訓政」行專制，自1927年起加強言禁，主要推行書報檢查制度，雖然嚴在刪文禁書，少有言罪重懲，但也正如1930年被捕後遭判刑八年的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陳獨秀的獄中詩所諷：「感恩黨國誠寬大，並未焚書只禁書。民國也興文字獄，共和一命早嗚呼」。

那時最遭輿論非議的文字獄案有二：上海《新生週刊》主編杜重遠案，他因發表〈閒話皇帝〉遭日本政府嚴重抗議「侮辱天皇，傷害邦交」並要求嚴加查辦，竟被中國法院判刑一年兩個月；二是江蘇鎮江《江聲日報》經理兼總編輯劉煜生案，他因報導揭露江蘇省政府主席顧祝同等官員以緝毒為名公賣鴉片等貪腐惡行遭報復，被顧藉口該報副刊上刊登的幾篇小說中有些字句「宣傳赤化」、「煽惑階級鬥爭」等查禁，竟在國民黨省黨部的反對和國民政府監察院的彈劾聲中，未經法院審判就以「危害民國罪」緊急處死，而小說作者和副刊編輯卻未遭深究。

當代中國共產黨統治之嚴酷，遠遠超過歷史上所有專制者，顯然是陳獨秀等創黨人所始料不及的，以至中共開國者毛澤東也公開承認：「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者，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事實上，中共治下被迫害致死的文人早已遠不止四萬六千，而與此相關的文字獄囚徒更是難以計數。本卷編年錄所收的案例從1947年到2010年共六十四年，每年一案作為典型代表，當然遠不足以體現全貌之萬一。

中共官方公佈的1957至1959年三年所劃「右派分子」就達五十五萬人，基本為各類文字獄案，比起歷史上文字獄最頻繁的乾隆時代六十四年一百三十多案高過千百倍，而本卷選入「右派分子」包括其它文字獄的受害者也只有十二人──孫銘勳、馮雪峰、林希翎、丁玲、艾青、林昭、王若望、王造時、陳奉孝、袁昌英 、聶紺弩、劉賓雁，必然是掛一漏萬。

再如「反黨小說〈劉志丹〉案」，一萬多人遭追究，為有史以來株連最廣的文字獄。又如「王申酉情書案」，其信稿未發出就已撕碎，並無絲毫傳播，後被逼重新寫出，竟被以此思想「腹誹」入罪處死。凡此種種，足見中共當代文字獄之登峰造極。

本卷編年錄是基於2010年響應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成立五十周年活動所發佈的文獻資料。對應於國際筆會獄委會發佈的全世界《因作家暢所欲言：五十年五十案例》，獨立中文筆會獄委會也在筆會網站發佈了中國作家的五十案例共五十八人的小傳，現經重新調整、補充、修訂，編撰成本卷，共收六十四案，包括七十一位受害者的小傳。

本卷編年錄以中共統治下各時期政治運動和著名個案為主線，從眾多受害者中挑選出最具有文字獄特徵的典型案例及其有影響的代表人物。因此，儘管「延安整風運動」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但由於它是目前已知的中共統治區首次大規模的文字獄，其最著名的受害者王實味被處死就選為第一案。

不過，由於那時其他知名遭批判者如蕭軍、丁玲、艾青等，主要都在以後的其它運動中遭文字獄追究，而另一些同期被害者的經歷及具體案情不明，在王實味於1942年開始被監禁到1947年被處死之間各年度暫未找到其它案例，因此他處死那年就作為本卷編年錄的起點，但實際起源應更早在那五年之前。

有些大規模的文字獄，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反右運動」等，主要受害者眾多，或諸多有影響的個案集中在一年，那麼除了其中最主要或最有影響的受害者在案發當年選錄以外，其他所選囚徒代表的年度或在開始遭文字批判追究時，或在被捕、審判、勞動改造、囚禁致死或被釋放之時，比如「胡風集團骨幹分子」阿壠、路翎、耿庸、張中曉、梅志、綠原就按此收錄。

另外有些針對文學作品開始的思想政治大批判運動，比如「批判電影《武訓傳》」和「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當時並沒有導致作者、編者、發行者等淪為文字獄囚徒，因此就收錄主要受株連的當時或以後文字獄受害者，如孫銘勳和馮雪峰，但所有人涉案在世者也都難逃過十多年後的「文化大革命」。

此外，沈從文的個案本不屬於狹義的文字獄，他實際並沒有因文字遭受當權者問罪囚禁，只是在中共掌權前被即將登臺者以文論罪批判，屬於文字獄精神囚徒之典型，因此作特殊案例收錄以為對照。

自古以來，文字獄囚徒固然不少有意以文犯禁的仁人志士、以言載道的思想家，但大量還是無意得罪當局的蒙冤者，如魯迅曾化名「杜得機」發表雜文〈隔膜〉所說：「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有的是鹵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諱忌；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真以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討好去了。

他哪裡要這被征服者做兒子呢？於是乎殺掉。」雖然此文是魯迅基於成見對沈從文等獨立作家遭打壓幸災樂禍的譏諷，但對史實的歸納卻是不錯的。本卷中所收錄的知名文字獄囚徒中，也確有一些 「忠而獲咎」者，其中至少十人原本忠貞的共產黨員，超過一半曾是親共人士，不少至死未改。

其中尤以吳晗最為典型，其獲罪作品本就是「奉旨而為」。惟其如此，才更顯文字獄的荒謬絕倫，反智反文明。不過，本卷編年錄為文字獄囚徒傳略，儘量只述不評，不作政治、道德、文章高下的判斷或分類。

本卷所收文字獄在世囚徒之小傳，都已儘量尋求傳主或親友審閱定稿，編撰者特表衷心感謝。諸多案例資料承蒙獨立中文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現任協調人李劍虹女士收集整理，並蒙筆會同仁提供修改及參考意見，也在此一併致謝。

0. 序言
1. 王實味黨慶碎身
2. 阿壠引馬陷歪批
3. 銘勳受株武訓傳
4. 路翎被賣公開信
5. 耿庸論阿Q惹嫌
6. 雪峰紅樓夢落井
7. 胡風萬言書系獄
8. 中曉編者按定性
9. 希翎欽定極右派
10. 丁玲流放北大荒
11. 艾青舉家遷邊疆
12. 林昭隻身赴刑場
13. 梅志伴夫入牢房
14. 綠原舊信成罪狀
15. 李建彤小說反黨
16. 孫冶方學術遭殃
17. 吳晗史學影射倒
18. 田漢戲劇諷今亡
19. 劉文輝死反文革
20. 王若望生咒毛林
21. 楊曦光判何處去
22. 遇羅克遺出身論
23. 王造時魂追魏征
24. 陳奉孝夢斷未名
25. 蕭軍反蘇入另冊
26. 沈從文除夕封筆
27. 袁昌英靈存珞珈
28. 聶紺弩詩罪北京
29. 張揚險死手抄本
30. 軍濤倖存廣場詩
31. 王申酉情書遇難
32. 李一哲壁報犯事
33. 魏京生警鄧重判
34. 王輔臣謗毛拖審
35. 劉青發手記加刑
36. 永敏聯民刊追懲
37. 張先梁舊賬嚴打
38. 何永全責任清算
39. 徐文立申辯單押
40. 薛德雲演講犯案
41. 賓雁自由化查禁
42. 黃翔詩吼誦擾亂
43. 包遵信民運黑手
44. 廖亦武詩作罪狀
45. 任畹町無悔抗議
46. 胡康劉有志組黨
47. 高瑜報導涉洩密
48. 張林維權定流氓
49. 子明收監連署信
50. 哈達重刑自決權
51. 陳衛抗爭終不懈
52. 常青競選首煽顛
53. 在野黨編刊違法
54. 拓和提輯史進監
55. 徐澤榮挖料犯禁
56. 姜維平揭惡遇險
57. 導斌網文判三載
58. 師濤電郵囚十年
59. 亞辛野鴿子分裂
60. 天水天鵝絨失陷
61. 力虹愛琴海獻身
62. 胡佳自由城禁閉
63. 譚作人紀實有罪
64. 劉曉波諾獎無敵

第一案（1947）
王實味黨慶碎身

王實味（1906年4月5日－1947年7月1日），原名王思韋，字叔翰，筆名詩微、實薇、詩味、石味、石巍等，作家、翻譯家、評論家；在因文獲罪遭監禁近五年後，於1947年7月1日中共二十六週年黨慶日當晚，以「反革命托派 奸細分子」等罪名被祕密處死。

早年生涯──從小說到翻譯

王實味於清光緒三十二年農曆三月十二日出生在河南省光州（今潢川縣）樊城鋪，父親是曾考中舉人的私塾教師，母親在他四歲時病逝，他由繼母和姐姐撫養。
1923年，王實味十七歲中學畢業，考入開封市的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河南大學前身），次年因家貧無力支付學費中斷學業，考取郵務生，被分配到駐馬店郵局。

1925年夏，王實味考取了北京大學文預科，與後來同為文字獄犧牲的張光人（胡風）同班同學，年底發表處女作──書信體中篇小說〈休息〉。
1926年1月，王實味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相繼在報刊上發表短篇小說〈楊五奶奶〉、中篇小說〈毀滅的精神〉等作品。

1927年夏，王實味因初戀不果且經濟困難，離開北京大學南下謀生，也由此脫離了中共，先後經人介紹擔任南京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小職員、山東泰安中學語文教師，其間又相繼發表短篇小說〈陳老四的故事〉、〈小長兒與罐頭荔枝〉等。

1930年，王實味在上海與前北大中共支部的同學劉瑩結婚，又遇當時正與中共創黨領袖陳獨秀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托派）的北大校友王文元（凡西），幫助翻譯了〈列寧遺囑〉和《托洛茨基傳》中的兩章，並發表第一部譯著──霍普特曼（Gerhart Johann Robert Hauptmann, 1862-1946）的《珊拿的邪教徒》（The Heretic of Soana），由此開始翻譯生涯。

在夫妻倆輾轉各地教書謀生的六年中，他先後翻譯了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1897）的《薩芙》（Sapho）、金斯萊（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的《水孩子》(The Water Babies)、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 1867-1933）的《資本家》（The Forsrte Saga，又譯為《福爾賽世家》）、奧尼爾（Eugene O'Neill, 1888-1953）的《奇異的插曲》（Strange Interlude）、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的《還鄉記》（The Return of the Native）等世界文學名著共一百餘萬字。

1936年夏，王實味回河南老家，任開封省立女中英文教員。次年5月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10月，他在鄭州與妻子兒女告別，隻身經西安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入陝北公學學習，並任第七隊隊長，次年2月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出版局從事翻譯，不久又調到馬列學院（後改名中共中央研究院）編譯室任研究員，參與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其後四年裡，王實味單獨或與人合作譯稿共達二百萬字，包括：《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雇傭勞動與資本》、《價值、價格與利潤》等和《列寧選集》十八卷本中的兩卷半。

延安整風運動「掛帥」

1941年5月，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做《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批評了黨內流行的思想作風問題，拉開了此後「整風運動」（在全黨範圍內進行的普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的序幕。在此前後，延安的一些作家和知識青年也利用雜文等文學形式公開批評延安的「黑暗」面，形成了以丁玲、蕭軍、艾青等著名作家為首「暴露黑暗」的文藝思潮。

1942年2月，毛澤東又先後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會上做《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和在延安幹部會上做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正式發動了「整風運動」。延安作家尤其是「暴露派」創作出現高潮，王實味也由此響應， 3月相繼在丁玲、蕭軍、艾青主編的《解放日報》文藝欄和《穀雨》雜誌上發表〈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等雜文。3月26日，他還創辦了壁報《矢與的》，發表〈我對羅邁（即李維漢）同志在整風檢討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等短評，產生很大影響，以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都在夜裡提著馬燈 去中央研究院看壁報。

王實味在這些文章中，懷念十四年前被國民黨處死的在北大初戀不果的中共女黨員李芬，揭示出延安：
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但當前的現實──請閉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與這氣象也不太和諧。

轉達了有些青年人對其上級以至某些「大人物」的非議：
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並提出自己的相關看法：
正因為認識了「醜惡和冷淡」，他們才到延安來追求「美麗和溫暖」，他們才看到延安的「醜惡和冷淡」而「忍不住」要發「牢騷」，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這「醜惡和冷淡」減至最小限度。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

當前的革命性質，又決定我們除掉與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作同盟軍以外，更必須攜帶其他更落後的階級階層一路走，並在一定程度內向他們讓步，這就使我們更沾染上更多的骯髒與黑暗。

藝術家改造靈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艱苦、更迫切。大膽地但適當地揭破一切骯髒與黑暗，清洗它們，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

這類主張「暴露黑暗」尤其反對特權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很大反響，回應支持者甚眾，但部分高級將領賀龍、王震等對此不滿卻更受中共高層注意，以致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說：「這是王實味掛帥了，不是馬克思主義掛帥。」

1942年4月初，毛澤東在中央高級幹部整風學習會上就許多人抨擊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做最後總結說：「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此後，延安文藝界對王實味的批判鬥爭就以此政治定位急劇昇級。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明確否定了「暴露派」所提倡的「人性論」、「人類之愛」、「暴露文學」、「雜文時代」等文藝思潮和觀點，並斷言這些都屬於階級立場問題，不但裁決了「歌頌光明和刻畫黑暗」的兩派之爭，而且由此確立了將思想觀點流派之爭歸結為政治立場、敵我路線之爭的批判清算鬥爭方式。座談會期間，毛澤東的祕書胡喬木曾找王實味談過兩次話，並寫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這種錯誤的立場。」

王實味拒絕認錯，因此遭致從上到下的圍攻批判，並且轉為被追究十幾年前曾與托派中兩位前北大黨員朋友王文元、陳其昌交往過兩年的歷史問題。當時延安的中共理論界、文藝界負責人李維漢、范文瀾、周揚等相繼出面引導批判清算，而且丁玲、艾青等「暴露派」領軍人物也紛紛檢討認錯並反戈一擊，而蕭軍等極少人則因曾為王實味陳情及拒絕隨波逐流也遭批判整肅。

1942年6月下旬，以丁玲、周揚等為首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理事會決議開除王實味會籍。10月底，王實味被中共中央定性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並批准開除黨籍，年底遭關押，次年4月1日又被正式逮捕。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提及延安「整風運動」時說：「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我們承認打了敗仗，於是好好整風。」
1946年，王實味案重新審查後的結論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去掉了其他罪名。

中共文字獄第一位受難者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進攻延安，王實味被中共中央社會部轉押到晉綏公安總局在山西興縣城郊的看守所。同年6月，該看守所附近遭到國民黨軍飛機轟炸，轉移前經向中共中央社會部請示，獲部長康生和副部長李克農批准，將王實味祕密處死。

1947年7月1日，中共黨慶二十六週年紀念日，王實味被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於當夜砍殺碎屍後埋入一眼枯井，時年四十一歲，成為中共文字獄第一位受難者。
中共高層在當時顯然以文字獄殺人為恥，毛澤東聽說後也曾大怒，後多次在內部講話中提及撇清，由此將處死王實味一事長期祕而不宣。

直到1978年，與王實味別離四十一年的妻子劉瑩才從廣播中得知，丈夫早在三十一年前就被作為反革命托派分子處決，作為歷史見證人，她斷定那是政治誣陷，於次年開始為其申訴奔波。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發出〈關於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複查決定〉宣布：定王實味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不過，中共中央並沒有改正開除其黨籍的決定。
1998年12月，三聯書店上海分店出版其作品集《王實味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