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與變革：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民族誌

致謝 ix

前言

未竟的經驗：

民族誌研究與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

延續與變遷 ..............................................................蔡志祥、韋錦新 xi

第一章 新界北的單姓宗族聚落

祖先的節日、子孫的節日：

香港新界粉嶺圍彭氏的洪朝、清明和太平清醮 ...................蔡志祥 3

庚午年（1990）粉嶺鄉太平清醮 .........................區達仁、張瑞威 21

1998年香港上水金錢村福德大王寶誕考察報告 ................譚思敏 29

香港新界的太平清醮與太平洪朝：

以上水丙崗村為例 .................................................................呂永昇 41

第二章 複姓村落

從喃嘸師傅到道壇經生：

香港的打醮和社區關係的演變 ..............................................蔡志祥 93

抗租與迎神：

從己卯年（1999）香港大埔林村鄉十年一度太平清醮

看清代林村與龍躍頭鄧氏之關係 ........................................卜永堅 121

對〈抗租與迎神〉一文的回應 ............................................夏思義 135

1980年西貢蠔涌太平清醮考察報告 ...................李麗梅、鄭萃群 141

第三章 單姓主導的複姓聚落：廈村鄉

1984年廈村鄉太平清醮田野筆記 .......................................蔡志祥 169

從廈村鄉約太平清醮看與醮村落間的關係：

元朗廈村鄉約甲戌年（1994）建醮考察報告 ....................馬木池 187

1994年廈村鄉約太平清醮考察報告 ...................................鄭俊德 215

2004年廈村鄉太平清醮考察紀錄 .......................呂永昇、范廣欣 241

廈村鄉建醮大事記（1974–2004） ................................................. 259

化衣：順豐圍的洪文建醮 ....................................................韋錦新 279

第四章 墟市建醮：長洲

幽靈的節日 .....................................................................W. A. Taylor 287

族群凝聚的強化：長洲醮會 ................................................蔡志祥 293

傳統再造：長洲太平清醮與「中環廟會」 ........................梁寶山 315

第五章 客家安龍

繆庚來先生訪問錄 .................................................科大衛、李麗梅 337

1981年井欄樹訪問記錄 ........................................鄭萃群、李麗梅 343

三十年前的西貢井欄樹「安龍清醮」 .................張瑞威、黎燕芬 367

安龍：香港新界客家社群的節日與儀式流變 .....................韋錦新 381

第六章 浮生與邊緣社區

轉變中的潔淨社區儀式：

佛堂門天后誕太平清醮個案研究 .........................................馬健行 413

觀音、佛祖、朱大仙：

從水面醮看香港仔的漁民信仰與組織 .................................韋錦新 439

附錄：香港建醮研究參考書目輯錄 457

作者簡介 463

前言：未竟的經驗

民族誌研究與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延續與變遷

蔡志祥、韋錦新

在香港新界，我們時常聽到一些社區以日治時代環境艱難或二次大戰後經濟困難為不再舉行清醮活動的理由；在仍然舉辦醮事的社區，更多聽到的是鄉民聲稱他們的醮從建立社區廟宇以來，歷數百年而不變。在大規模的社區節日中，我們也時常體驗到鄉民對節日安排以至成員身份的爭議、對節日的成效以及信仰的迷惑。

1981年12月，香港新界大埔區的林村鄉舉行十年一屆的太平清醮後，¹鄉中很多父老認為這樣大型的宗教節日不僅勞民傷財，而且鄉村道士的儀式接近迷信，因此應該取消清醮活動。然而，1990、1999和2008年林村鄉先後舉行了三屆的太平清醮，儀式和規模依然盛大。鄉民對持續舉辦清醮活動簡單直接的解釋是：「假如有甚麼事故發生，誰可以擔負責任？」鄉村社區是一個面對面的社會，鄉民的生活是血肉相連、關係層疊的。因此，社區節日的延續與廢止時常是社區集體的決定、集體的責任，需要社區群體的共同確認。

社區節日是週期性的、成員集體共享的活動。共享不僅是參與權的問題，節日也是成員共同分享神明或祖先賜與的福蔭。節日一方面表現社會群體的凝聚和分化，另一方面是加強或分化社會群體的元素。由於和社區群體密切相關，節日的象徵意義和社會功能，鄉民以至儀式專家對節日的實踐和詮釋也隨著社區範圍的變更，社群結構的變動以及人口流動、都市化和政府文化政策等宏觀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地加強、再定義，或重新模塑。

在這樣的宏觀考慮下，週期性的節日活動如建醮，是理解社區內在結構和外緣關係的很好的切入點。作為特定社區、特定群體在特定時間舉行的大型社區性宗教節日，建醮是社區性和常規性的地方社會活動，通過週期的實踐不斷強化社區成員的聯繫，定義社區的界線。醮是週期性的儀式活動。通過定期的儀式活動，鄉民一方面重複進行社區節日行事的必然程序，從參與的過程中重新確定地域界限和族群身份。然而，在變動的宏觀環境下，鄉民有選擇地強化、添加、減少甚至取消一些儀式和行事。因此，從週期性節日的貫時性比較，我們可以理解甚麼是社區所重視的、希望可以長期維護和實踐的；甚麼是社區可以妥協的、修正的和摒棄的。從同時性的比較，我們可以明白聯繫不同社區的中介、社區生活的共同性和差異性。

（一）社區建醮的民族誌考察與紀錄

由於是週期性的社區活動，從長期的考察和比較，我們可以明白節日的延續和變遷與社會人群的關係。因此，參與者自身的紀錄，以及研究者的觀察，是理解社區節日的重要切入點。

要瞭解鄉民的節日儀式，最有效的方法是通過鄉民自身的文獻資料和觀察者的民族誌記錄。民族誌是研究者通過參與觀察的方法，以他者的身份，系統而細緻地描繪社區活動的過程。節日時常是多方向、多角度的活動。研究者紀錄目睹耳聞的過程中，必須有所選擇。因此，閱讀者應該意識到無論多完善，民族誌是報導者通過自我選擇的過程而建構出來的記錄，是片段的。文本的不完整性時常和記錄者自身的研究取向、當代的問題意識密切相關。因此，閱讀民族誌，需要閱讀者的想像來重新組合節日的活動過程，以及研究者所掘發、申引出來的社區功能和象徵意義。

本書無意為讀者提供一個既定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編者認為民族誌是通過報導者的觀察，把行動書寫出來的記錄。配合貫時性和同時性的民族誌記錄以及相關的文字資料，研究者可以根據自身的問題意識活潑地建構理論和方法。

閱讀民族誌，需要理解貫時性的宏觀環境的變化，以及同時性的地域和人群差異。明、清以來，香港新界地區經歷了多次宏觀環境的變化。²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海盜和山賊的擾亂，使地方社會不得不增強防禦，同時結盟互保。17世紀初以來蔓延整個沿海地區的奴變，令地方的宗族社會對異姓冒宗提高了警惕。1662–1683年之間，清政府為了防範沿海居民接濟台灣的鄭成功政權，實行了遷界的政策，新界地區也難逃遷界的命運。在兩廣總督周有德和廣東巡撫王來任的力爭下，這個地區在1668年復界。復界不僅讓原來的居民回鄉，也鼓勵了新的移民湧入。重返家園的鄉民，動搖宗族社會的奴變，加上遷界和復界的事件，使得現在香港新界地區的人群組織有很大的改變。宗族的重建和移民的湧入，令到地方社會的「土客關係」漸次緊張。地方社會或以祖先祠堂或以廟宇神明為中心，分別以宗族或地域的原理，建立地域的聯盟關係。地域內部的結盟和競爭，加上18世紀末以來海盜的侵擾、地域社會功名的增加，令19世紀以來地方的鄉約、聯防和械鬥，通過英勇祠以及儀式行為等生活標記，不斷地提示當代鄉民過去的歷史。

新界在1898年租借予英國之後，同樣經歷了一系列影響鄉民生活的變化。從抗英到抗日、從戰後和新中國成立後新移民的湧入到1960年代大量新界人口移民英國和歐洲、從殖民政府的土地登記政策到1970年代維繫新界原居民權益得的丁屋政策、從衛星城市以及鄉鎮的發展到大量城市人口移住新界地區、從父系繼承的社會到男女平權的申訴、從海外成員帶回現代西方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到戀懷傳統強調傳統文化等等的宏觀環境變化下，鄉民的生活方式以至對生活的解析也隨之而異。鄉村之間的差異因之強化，鄉村之間的模仿也因之而頻密。要明白急促都市化的過程中、文化的延續和變遷的歷史發展過程，我們必須依賴過去的研究，以作追蹤的、跨域的比較。

宗族和族群關係是戰後研究香港地方歷史的重心。³一方面，羅香林、林天蔚、蕭國健、科大衛、James Hayes等收集族譜、碑刻和口述歷史，從檔案和民間文獻入手，嘗試重建香港新界的歷史發展軌跡。⁴另一方面，外國的人類學者如M. Freedman、B. E. Ward、James and Rubie Watson、Hugh Baker、John A. Brim、瀨川昌久等以鄉村為中心，透過參與觀察，討論地方宗族、族群和近代化的問題。⁵他們很早便注意到節日，尤其是醮對瞭解鄉村社會的重要性。然而，節日和民間宗教的深度研究，要到1970年代中期以後才出現。

香港打醮的研究並不如台灣般豐富。除了一些傳教士的記錄以及V. R. Burkhardt在南華早報發表的系列報導外，⁶ 1953年Taylor有關長洲打醮的文章，可能是關於香港打醮最早的研究（收錄在本書第四章）；直至1980年代初，這篇文章一再地在每年長洲打醮時出版的特刊中刊載。1960年代中期日本學者可兒弘明在其香港的蛋家研究中，認為長洲的打醮就好像盂蘭節一樣，其目的是為了祭祀孤魂野鬼。⁷在1980年鐵路電氣化以前，關於週期性的醮的綜合觀察，除了John Mathias沒有出版的關於1975年錦田打醮的博士論文外，⁸主要集中在一些交通易達的地方，如徐烺光及大淵忍爾考察1975年沙田九約的醮，⁹和吉原和男考察1977年沙田大圍的醮。¹⁰ Mathias的論文可以說是最早關於醮的綜合研究，可惜並沒有出版。大淵的研究主要是透過1975年沙田打醮時，喃嘸師傅陳華所進行的儀式來探討道教儀式的象徵意義。徐烺光通過翔實的民族誌記錄，討論科學和儀式如何嵌入文化的深層。1979年開始，田仲一成和瀨川昌久開始積極地搜集打醮的資料。田仲一成在1979年開始其大規模的香港研究，在其三部巨著中，最少記錄了香港14個不同地方的打醮。¹¹瀨川由1983–1985年間在香港進行田野調查，並發表了有關打醮的文章。¹²瀨川主要關注鄉村社會結構，而田仲則意在討論地方社會的儒家化過程。

1980年代以後，本地的研究機構和學者對打醮的研究興趣逐漸增加。1980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科大衛（David Faure）及其學生、社會學系的華德英（Barbara Ward）、人類學系的王崧興和音樂系的呂炳川等，同時開始研究新界的打醮。除了科大衛在1986年出版的《中國鄉村社會結構》一書中觸及打醮和新界地方社會結構外，1980年代關於醮的論著主要是民族誌的記錄，如王崧興根據1980年關於濠涌打醮的民族誌報告而作成、討論文化差異性的文章，¹³以及陳永海關於石澳和錦田打醮的論文。¹⁴1990年代中至今，尤其是21世紀以來，因為本土化運動以及對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無論是學術論文、學生作業或民間網誌，出現了不少關於地方節日文化的討論。讀者可以參考本書末的書目輯錄。

醮的研究從學科的面向如戲劇（陳守仁）、音樂（曹本冶）、宗教（黎志添）、人類學（廖迪生）、歷史（何佩然、張瑞威），或研究取向的層面如社會結構、象徵意義等事實上，仍有待跨域的、跨時的比較。

（二）章節與主題

1950年代以來已有的民族誌研究所留存下來的資料記錄，是學者重要的累積成果，也是當代地方社會的變化實錄、解讀社區組織與文化傳統的重要載體。由於和社區群體息息相關，建醮活動也隨著社區歷史的變遷，以及地方社群對儀式附帶和產生的社會、文化價值的定義而不斷改變。因此，除了共同的象徵意義和社會功能，由於地域社會的組織方式不同，醮也體現出特定的主題。

不同的社會群體，對建醮活動有不同的看法，地域社會對醮會的延續和醮儀的影響與否，也有其選擇性。本書的章節編排，便是依據這些不同的主題展開。全書主要按舉辦建醮及類似節日儀式活動的不同主體，劃分為單姓宗族聚落、複姓村落、單姓主導的複姓聚落、墟市、客家，及浮生與邊緣社區等六章，以不同的地方社會組織形態為主題，集中反映了社區歷史的沿革，不同群體的普同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認同，及特定時空的世界觀。

在單姓宗族主導的社區，如蔡志祥、張瑞威等在粉嶺的研究，以及呂永昇對丙崗、譚思敏對上水金錢村的田野紀錄，通過對建醮、調朝活動觀察，側面思考了對神、鬼的祭祀與祖先崇拜之間的互動關係；而在複姓社區，卜永堅與夏思義對林村的討論，和李麗梅在西貢蠔涌的觀察，凸顯了鄉約組織的作用和村落聯盟的發展和變遷；相對而言，作為單姓主導的複姓社區，廈村鄉的例子則展示了地方政治的影響，以及習俗傳統在鄉村社會的象徵和意義如何被頻繁創造和重新詮釋；墟市的建醮如長洲，體現的則是一個商業主導的地域社會裏，不同族群在節日的話語下共存而相互競爭，使到地域範圍和社群身份界線不斷轉變的過程。

除了不同的場域，宏觀環境的變遷，以及儀式執行者的改變對社區建醮傳統的影響，也是研究者的思考方向，在不同的主題中都有跡可尋。

宏觀環境轉變的主要體現，一個是都市化對新界鄉村社會的影響。新界地區在1970年代以前，市鎮化的影響已經很明顯。在丁屋政策推出以後，都市範圍仍然不斷擴展，加速了城鄉融合的進程；而原居民群體通過節日和自身傳統文化的展演，強化身份認同和爭取丁權。與此同時，對原居民傳統權益的保障，城市人口壓力的轉移，以及政府對新界地方事務的干預，一定程度上造成都市與鄉村社會之間新的隔閡與界線，這些都是都市化過程引致的衝突。

體現在節日儀式中，一方面傳統鄉村社區的居民生活方式急劇轉變；再者，部份節日和儀式的象徵意義和功能，從以往照顧農業社會生活的需要，逐漸轉變為地方社群展現傳統文化和自身身份認同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另一方面，地方的發展需求以及政府的行政控制，為傳統文化活動的組織和展演帶來新的衝擊。梁寶山對長洲的研究，便生動地表述了旅遊業發展與地方文化保育之間的複雜關係。

在這樣的社會發展背景下，在建醮活動中，一個具體的表現是儀式內容的改變。傳統並非一成不變，在特定時空的社會變遷過程中，隨著社區人群的身份界線與族群關係轉變，傳統亦不斷地被調整和改變。面對地方社會發展的訴求，作為主辦者的社區不斷調整節日與儀式的細節。許多儀式的細節被簡化，但更多的是創新——儀式的文化內涵及象徵意義得以重新詮釋和解讀。

另一方面，儀式的執行者主動或被動地增減儀式的內容，以配合地方社會的變遷，同時亦通過不同的話語，重塑自身的權威性。與此同時，原本由正一派道士主導的鄉村社會傳統儀式市場，在不同宗教團體的競爭和參與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本書論及的儀式專家，稱謂或異，有「喃嘸」、「喃巫」、「法師」、「師公」、「道士」、「經生」等，除自稱外，亦反映不同社區與其成員對儀式執行人的身份的理解和宗教訴求。對儀式活動的不同稱謂，如「太平清醮」、「酬恩建醮」、「洪朝」、「安龍（清醮）」、「洪文清醮」，側面體現了新界地方社會的儀式傳統產生、轉變過程的差異性，以及儀式執行人的組織、市場和儀程規範。

蔡志祥的研究表明，1970年代中期開始，全真教派的道堂以圓玄學院開始從都市進入鄉村，在新界鄉村社區執行清醮儀式。到2004、2005年，青松觀以投標的方式取得廈村鄉和錦田的醮事合約。這些宗教團體對道教正統的堅持，與不同地方社會對自身傳統的強調和要求，產生的角力不僅帶來了地域社區儀式行為的轉變，亦不同程度影響了鄉民從來的信仰。

戰後香港不少道堂相繼成立，當中不少為供奉呂祖的道堂，並習全真的經懺。部份道堂建立在市區，相比部份大型宮觀，他們的組織規模和社會服務參與等也有所差別。除了大型宮觀外，這些規模較小的全真道堂也開始進入地方社會承辦太平清醮儀式，他們所面對的既不是宗族主導社區，也不是鄉村正一派儀式專家的傳統市場。馬健行通過考察西貢佛堂門天后廟在農曆三月舉行的太平清醮，嘗試分析當代全真道堂如何通過其地方網絡和調整醮儀，回應值理會的訴求和布袋澳社區的變遷。

研究者亦將注意力轉移到不同的地域群體。安龍是新界地區在太平清醮之外又一項社區大型建醮活動，主要在客家人主導的社區進行。科大衛及韋錦新等的田野紀錄表明，在西貢井欄樹和上水坑頭等地，以安龍法事為例，1980年代時仍由自稱「客家壇」的儀式專家固守之局面難以為繼，取而代之的是俗稱「圍頭喃嘸」的東莞、寶安系統正一派儀式專家。安龍的目的和意義，在不同的儀式內容安排中如何詮釋，又如何配合社區的需求發生轉變，都有待進一步的觀察和考證。

對漁民群體及其水面建醮活動的研究亦處在摸索的階段。漁業雖然是港澳地區一項主要的經濟活動，眾多與漁民社群的發展歷史密切相關的傳統習俗亦得到保留，但鮮為外人所知。歷年在香港仔海面、由合勝堂組織和發展的朱大仙醮，其背後體現了港澳漁民社群的流動，以及香港漁業的轉型過程。

（三）未竟的經驗

本書所收錄的民族誌紀錄，除了部份已有的文章，許多是從未發表、甚或未竟的田野經驗。上述學者的研究並不止於此，如本書在每章開始部份的引言中所展示的，對香港不同社區與主題建醮活動的紀錄與研究，仍有許多成果未被包括進來。我們希望在資料性和研究的取向兩方面，使部份成果和細微的積累得以展示，從而繼續幫助和推動香港本土社會歷史和文化的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僅僅考察建醮活動、追蹤儀式內容的轉變，並不足以窺探相關地方社群組織的常態和社區歷史變遷的全貌。首先，早期儀式專家在香港的流動和組織，更加倚賴家庭和地方里社的宗教訴求，對這一類儀式活動的研究，仍然未受重視；其次，醮儀內容的編排，雖然部份配合了地方社會的組織形態與習俗傳統的延續和改變，也只集中反映了20世紀後半期以降，尤其是1980年代以後的變化。

都市化對新界鄉村社會以及不同的宗教團體對香港社區建醮傳統帶來的具體影響與衝擊，因時而異。雖然通過觀察醮儀在地方社會的展演，對宗教組織和儀式的研究，其與社區日常生活如何聯繫，已漸漸深入；而另一方面，如何通過長時段的研究，如追溯建醮起源和早期儀式專家的網絡建構，進而理解王朝禮儀在其中的影響，都有待持續的研究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