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長大

導言 / 001

第一章 先哲的思考 / 016

可能世界 / 016

何為啟蒙？ / 025

打破枷鎖 / 038

第二章 幼年、童年、青年 / 066

出生這件事 / 066

別再被愚弄了 / 078

不滿足的心靈 / 094

第三章 成年 / 110

教育 / 110

旅行 / 126

工作 / 140

第四章 為甚麼長大？ / 159

導言（節錄）

不是只有彼得‧潘（Peter Pan）才對成年的前景感到焦慮不安。的確，我們顯然可以說彼得‧潘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符號，米高‧積遜則近乎完全是彼得‧潘的翻版。人們普遍認為成年就意味着放棄自己的希望和夢想，接受既定現實的限制，屈從於生活，儘管它遠不如起初所想像的那樣刺激、有價值或有意義。在自傳第三卷的篇末，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回想到世界上的事物她幾乎都見識過了：“京劇、韋爾瓦競技場、瓦德沙丘、普羅旺斯的拂曉、卡斯楚面對五十萬古巴民眾的演說、列寧格勒的白晝夜和比雷埃夫斯上空金黃的圓月。”她周遊世界。在她那個年代，環球旅行絕非像我們現在這樣司空見慣。不僅如此，在她身上各種愛情和友誼，各種有意義的工作以及由此而來的讚譽，都和她去過的地方一樣不勝枚舉，絢麗多彩。很難想像還有人能比她生活得更充實，更不虛度。然而，當她回顧那個曾經的自己，那個“凝視着腳下的金礦：有整整一輩子可以過”的女孩，總結她那令人羨慕的旅行清單，得出的結論卻是，她被欺騙了。有些作家說如今幾乎沒有人想要長大。但如果成年意味着在最坦誠的時刻感覺到被欺騙了，誰能指責那些不想長大的人呢？

哲學能幫我們找到一個與屈從無關的成熟模式嗎？（鄭重聲明：我手頭的《牛津同義詞詞典》〔Oxford Thesaurus〕可是把“哲學的”〔philosophical〕列為“屈從”〔resignation〕的同義詞。）我相信哲學能做到。而且，最好從康德的描述開始：在《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理性最終達到成熟。讀者如果不想理睬這個建議也是可以理解的。《純粹理性批判》（1781年）一經出版就成為現代哲學史上最重要也是寫得最糟糕的一本書。康德自己也說它過於枯燥冗長，同時不無心酸地補充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休謨那樣文筆細膩雅致，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摩西‧孟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那樣文筆深刻優美”。確實如此。伯特蘭‧羅素並非唯一一個承認讀着讀着就睡着的人。然而，堅持看完的人會發現康德的成長模式非常引人入勝。

理性在幼年期是獨斷論的。小孩子往往認為他們得到的是絕對真理。甚麼樣的視角會讓他們質疑這一點呢？遭受過父母或教父式權威虐待的人需要很多年才意識到虐待並非世界上理所當然的東西──如果他們能夠意識到的話。在較為愉快的情形下，孩子的每一步看起來都在確證他自己的能力和那個起初看起來非常神秘的世界的透明度。他認識到勺子（撥浪鼓和布丁）從手裏脫落時總是往下掉而不是往上飛，而皮球（小卡車和小貓咪）之類的東西即使跑到窗簾背後也還在那裏。他的能力與日俱增，世界變得愈來愈可理解。他為甚麼不能斷定這兩者都是無限的呢？每天他都在多認識一點事物，每天都在他的世界裏揭開一個新的秘密。在小孩子身上似乎印證了17世紀哲學家、十足的樂天派萊布尼茨提出的獨斷論形而上學：只要給我們足夠的世界和時間，就能夠弄清一切，並且能夠領悟到我們所處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不然怎麼說得通呢？

理性的下一個階段是懷疑論，雖然“青春期”這個詞不是在康德的時代出現的，但康德描述了青春期的所有症狀：隨着青少年發現世界不是它本來應該有的樣子，他們的內心交織着複雜的失望與興奮。父母和老師即便處於最佳狀態（我們鮮能如此）也會有缺點。（和其他人一樣，為人父、為人母或為人師者也經歷過青春期。）他們知道的沒有我們想像的多，能提供的解決方法也沒有我們期望的多。即使他們沒有撒謊，也不會告訴我們他們擁有的全部；他們試圖用錯誤的方式庇護我們，因此也無法用正確的方式保護我們。他們在過去時代自然而然養成的習慣和形成的信念使我們尷尬；他們批判自己不理解的事物，停留在過去，跟不上時代變化。為甚麼我們不能下這樣的結論：我們從他們那裏學到的任何真理和規則都會誤導我們，甚至關於真理和規則的觀念本身就應當消停安息？難道我們不應該從對世界的無限信任轉到無限的不信任嗎？

康德說這一階段比睜大眼睛輕信世界的理性童年時期更加成熟，因此是必要的、有價值的。（當然，他沒有撫養過一個青春期的孩子。）但是，從無限的信任到持久的不信任，這一急劇轉變並不意味着已經成熟。毫不奇怪，康德用成熟比喻自己的哲學，它使我們有智慧在盲目接受和盲目拒絕一切我們被告知的事物之間找到一條道路。成長意味着承認貫穿於我們生命始終的不確定性；甚至成長意味着，明明生活在不確定之中，卻認識到我們必然會繼續追尋確定性。這樣的觀點容易描述，卻很難一貫地堅持，不過，誰說成長是件容易的事呢？

這些問題乍看起來不難，但很乏味。更糟糕的是，聽起來無可奈何。就像一個心懷好意的胖大叔告訴你生活不如童年時想像的那麼奇妙，也並非如青春期想像的那麼糟糕，你是時候該打起精神，儘可能地過好生活了。然而，除此之外，你還可以從這樣一套立場說辭中得到甚麼呢？它是陳腔濫調，雖然沒有錯，卻不值得為此奮爭。為甚麼不索性跳過康德去聽滾石樂隊呢？有時候，如果試一試，就會找到你所需要的。說一說心懷好意的大叔吧：康德的生活看起來可不像你所期望的成年典範。他一生從未去過離出生地四十英里以外的地方，打了一輩子光棍，甚至唯一一則與他的愛情有關的傳言也未得到證實。他成年後的生活只是日復一日地講學、鑽研學術、寫作。他的生活如此嚴格、如此規律，所以據說他的鄰居會根據他每天為保養自己虛弱的身體而出門散步的時間調校時鐘。詩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甚至誇張地說，康德的生活史三言兩語就講完了，因為他沒有生活，也沒有歷史。

然而，海涅也說康德是一位反叛者，他所掀起的滔天風暴讓法國革命家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也黯然失色。不僅海涅，比康德稍晚的同時代人大都這麼認為。如果我們看一看康德關於成熟最有名的討論，就知道為甚麼他得到了如此高的評價。這是啟蒙時代早期最著名的論文了。在《何為啟蒙？》（1784年）裏，康德把成熟定義為理性將自己從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狀態中解放出來。我們選擇不成熟是因為我們既懶惰又害怕：讓別人替你作決定要舒服得多！“如果有一本書照顧我的理解力，一位牧師照顧我的良心，一位醫生規定我的飲食，我絲毫不用自己費勁。只要我能付錢，我就不需要思考，別人會幫我打理一切事務。”（沒錯，康德為《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相當於18世紀的《紐約書評》──撰稿時居然也採用了直白的語句。）康德這個沒有孩子的男人討論了孩子是如何學會走路的。他對此的熟悉程度令人吃驚。要學會走路，孩子們必須跌跌撞撞、摸爬滾打，但是如果為了避免他們碰傷而把他們放在嬰兒車裏只會使他們停留在嬰兒狀態。康德所批判的，不是對孩子過度保護的母親，而是有意阻止公民自己獨立思考的獨裁國家。國家的控制慾與我們對舒適的渴望使社會避免了衝突，但這樣的社會並非成年人的社會。

成長更多地關乎勇氣而非知識：世界上所有的知識都無法代替你運用你自己的判斷力的勇氣。而判斷力是可以學到的──主要通過觀察他人如何很好地運用判斷力而為自己積攢經驗，但我們無法教會一個人如何運用判斷力。判斷力至關重要，因為真正觸動我們的問題不可能通過遵循某一規則找到答案。我們需要勇氣去學會相信自己的判斷力，而不是依賴國家、鄰居，或者喜愛的電影明星他們的判斷力。（當然，國家、鄰居和喜愛的電影明星也可能是對的，好的判斷力要求你識別對錯。）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有勇氣去接納始終貫穿我們生命的裂縫，因為不管生活多麼美好，裂縫總是存在：理性的理想告訴我們世界應該是甚麼樣子；經驗卻告訴我們現實往往不是理想的樣子。長大需要我們面對兩者之間的鴻溝──兩者都不放棄。

我們大多數人容易放棄這個或那個。堅持童年時想法的人一生都在否認世界與他們恪守的信念不一致。這樣的例子很多（我們會想到某些傳教士和政治家），但時下更常見的還是深陷青春期困境的人。這個世界呈現出來的樣子不符合他們的理解或理想？和理想世界之間的落差更大。在一個理想無用的世界裏，堅持理想成了失望甚至恥辱的根源。徹底放棄理想遠比遭受希望破滅的痛苦要好得多；直面深度腐朽的現實比沉湎於幻想要勇敢得多。

這樣的立場並沒有你想像得那麼勇敢，因為它只要求得到一點點文雅體面的樣子。懂得理想和經驗對我們有同等的要求，則需要更大的勇氣。成長意味着尊重並盡自己最大的努力達到這些要求。儘管知道自己永遠不可能完全成功，但不會屈從於教條，也不會絕望。只要你活的時間足夠長，教條與絕望總會誘惑你。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使周遭的世界更貼近應然，但也不忽視它的真實面目，這是成年人應該做的事。如果碰巧有個胖大叔告訴你這些，你就非常幸運。

關於理性，暫且就先談到這裏。現代西方哲學有少量珍貴的共識，其中之一就是理性與經驗在知識的學習中都很重要。這裏康德又是關鍵性的人物。理性主義者如笛卡兒指出我們的感官如何矇騙我們，認為唯有理性才是可靠的，才會告訴我們世界真實的樣子。難道物理學沒有發現諸如顏色之類的東西只是事物的屬性而非本質的一部分? 難道數學沒有公佈宇宙的深層次奧秘？相反，經驗論者如洛克把心靈叫做“tabula rasa”，即等待書寫經驗的白板。洛克的繼承者休謨甚至進而宣稱理性是缺乏動力的。今天大多數哲學家都認為，康德證明了理性與經驗都是知識需要的，從而結束了長達兩個世紀的爭論。正如他所說，概念無經驗則空，經驗無概念則盲。理性與經驗之爭會一直存在，而且已經再度興起，但有意思的是當代神經系統科學即使不是直接支持康德觀點，也大都支持康德觀點的精神。實驗證明某些經驗實際上會改變大腦的形狀，而內在的心智框架則是經驗形成的關鍵。理性和經驗以何種方式影響我們長大成年將是貫穿本書的主題。

甚麼樣的經歷是成長的關鍵？為了與世界相調和，你得先看清它的某些方面。儘管巴斯卡和老子這樣的哲學家都認為足不出戶你就可以學到你需要的所有知識，但很多哲學家都認為旅行至關重要。例如，康德的人類學講座就告訴我們，如果已經事先了解自己國家的民俗，旅行便是了解人類的極佳途徑。

也許你會問，等一等，你剛才不是說他從未去過哥尼斯堡（Königsberg）四十英里以外的地方嗎？

不要忘記，那個年代的旅行和現在截然不同。道路泥濘崎嶇，人在馬車裏顛簸前行，豎起耳朵監聽土匪和強盜的腳步聲，住在沒有安全感的旅舍裏一週復一週。僅僅從威瑪到西西里島就已經是歌德非常了不起的旅程了。他和康德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國家，但比康德富有冒險精神，也更幸運更年輕。然而，即便是歌德，走得更遠也只能是夢想。

第一章 先哲的思考

可能世界

我們完全可以問：像成長這樣複雜多樣的過程，哲學究竟能說多少？哲學家探討一般真理，有些哲學家仍在探索必要或普遍的真理，但是，我們只要有一丁點經驗就可以知道，成長是一件非常具體的事。薩摩亞人的成長與南安普敦人的成長不同，甚至在一種文化內部，過幾十年也會不一樣，過幾百年更是面目全非了。法國歷史學家菲力浦A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認為，中世紀早期歐洲人沒有童年的概念。直到12世紀，兒童的受關注程度提升，才有資格進入畫作，但即便如此，他們也只是被畫成小大人，他們的特徵或表情完全是大人的樣子。後來的歷史學家批評阿利埃斯過於草率地從肖像研究得出概念性結論，但他最重要的洞見依然是站得住腳的：不管中世紀的歐洲人有甚麼樣的兒童概念，它一定和我們的不一樣。如果我們仔細觀察畫作，甚至可以問阿利埃斯的兒童概念是否與我們現在的兒童概念一致。他在1960 年撰寫極具原創性的著作《兒童的世紀》（Centuries of Childhood），當時他是否會想到我們今天悠然自得地錄製並分享着大量的嬰兒視頻？除了少數社會科學家以外，這些視頻大概只對孩子的祖父母或者他將來的未婚妻有意義吧？

這樣做之所以可能，當然是因為很多事情已經發生改變，但最大的改變莫過於，在關於童年的看法上，現在人們開始想當然地認為孩子會活過嬰兒期。17 世紀的法國孩子熟悉生死，就像他們熟悉性一樣。這種情形不是只發生在全家只能在一個房間裏生活的農舍。御醫艾羅阿爾（Héroard）的日記有這樣一則觀察記錄：未來的路易士十三世一歲時，“保姆用手指撥動他的小雞雞，他笑得喘不過氣來。如此玩弄頗具誘惑力，小孩毫不遲疑地就自己學着做了。他叫住一位侍者：‘嘿，過來！’然後撩起衣裳展示自己的小雞雞……他興高采烈地讓每個人親他的小雞雞”（《兒童的世紀》，第100頁）。

過去幾十年裏，性虐待一直被忽略，現在我們拼命去彌補，但最好謹記，不是所有對兒童性方面的關注都是虐待。在現代法國早期，上面提到的行為在人們看來是很正常的。孩子到了七、八歲，人們才期望他們穩重地對待性方面的事情。這完全不同於維多利亞時期人們對兒童天真無邪的期許，也完全不同於今天熱切關注的性侵或男色。我們不禁要問，在這三個時期，擁有一個孩子的身體是不是同一回事。

在一個重視教育，把孩子與大人分開，送到所謂學校的新機構的世界裏，擁有一顆孩子的心靈的意義已大不相同。在歐洲中世紀早期，大多數兒童只要長到能夠擦地板的年紀，就被吸納到成年人勞動的世界。男孩應當與成年人分開，享受或忍受一段時期的教導，這個做法始於17世紀，由此引發了“兒童期是一個漫長的階段”這種現代觀念。與被送到學校去的孩子相比，女孩與窮人家孩子的童年依然很短暫。即使對於上學的孩子，我們肯定也思考過，在學童這個年齡段為甚麼有相似的行為，即，他們經常拿起武器忤逆老師。例如，1649年在法國一個叫做迪（Die）的地方發生了一件事：

學習邏輯的學生在學校內部設置障礙，阻止老師和其他班的學生進來，用手槍射擊，弄髒第一個和第三個教室的講台，把第二個教室裏的凳子扔到窗外，撕爛課本，最後從第四個教室的窗戶爬出來。（同上書，第318頁）

阿利埃斯告訴我們，大的學校暴亂，在法國17世紀晚期就結束了，但是在英國一直持續到19世紀。當時有學童放火燒了書和課桌，退到一個小島上，當局派了軍隊才將他們制服。當時人們對兒童、青年以及隨後的成年的理解與我們不同：

取得人生的成功不是指發大財，至少這是次要的；首先要在一個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社會裏獲得榮譽和地位。（同上書，第376頁）

做一些類比總是有可能的──我們可能會想到Facebook上的某些行為方式。但是，即便從上面這幾個例子我們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現代早期的生命週期概念不同於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理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代歷史學家已經指出，無憂無慮的童年這一想法就是一個現代觀念。除了偶爾用充滿愛的字眼描寫母親以外，從希臘到中國幾乎沒有一位古典作家說過他的童年是金色的，也從未表達過對童年的懷念或渴望。1 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笛卡兒認為，人類的不幸源自我們的生命始於兒童期。

在世界的另一端，更為晚近的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針對薩摩亞青春期少女的研究表明，她們正在享受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米德想表達的意思正是如此。在她撰寫《薩摩亞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的時候，孩子們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照看嬰兒。從五、六歲開始，薩摩亞女孩常常背着一個嬰兒；男孩八、九歲之前也要幫着照顧更年幼的孩子。男孩女孩照看嬰兒的主要任務是讓嬰兒保持安靜，不要讓大人聽到嬰兒的哭鬧聲。伴隨着孩子成長的，是“燒火、點煙斗、倒飲料、點燈、哄哭鬧的嬰兒，以及大人們變化無常的差遣──這些讓孩子們從早忙到晚”（《薩摩亞人的成年》，第21頁）。

米德寫道，如果薩摩亞人的家庭小一點，這一模式會使人們分化為兩大羣體：完全犧牲自我的人和專橫跋扈的人。“但是，待孩子稍長，他的主觀意志難以克制，比他小的孩子就要接替他的活。整個過程不斷重複。每個小孩對比他年幼的小孩負有責任，由此，他就被規訓和被社會化”（同上書，第19頁）。

自從政府設立學校之後，薩摩亞人的家庭結構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我們很容易同情那些在米德研究的時代不能擺脫勞動的孩子。在我們看來，免於勞動之苦才算得上擁有童年。但是，薩摩亞孩子擁有對社區作出有意義的貢獻的經驗，這顯然是我們的孩子所欠缺的。我們的孩子模仿大人的行為，擺弄玩具娃娃和玩具茶具；薩摩亞女孩照看小弟弟，這事關重大，因為這樣她的母親就可以在尚未懷孕的時候出海打魚或在田間勞動。我們的孩子有一段很長的沒有責任的時期，而這段時期的意義在於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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