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的陌生人：英國是如何成為現代國家的（簡體書）

王朝政治邁向全民公投

陌生人天堂取代熟人社會

從英國的現代轉型，探尋當下生活的起源

本書可能是近年來視角最獨特的英國現代史。作者一反主流史學的觀點，認為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並非促成現代社會誕生的主要因素，“陌生人社會”以及隨之而來的政府管理與經濟交易模式才是背後動因。本書見解獨到，能讓讀者從全新的角度觀察19—20世紀英國社會的變革歷程。

本書語言通俗易懂，篇幅短小，但論據充分，完整覆蓋了19世紀下半葉英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是英國現代史入門的首選。作者引用數據、圖表、地圖、19世紀的報刊插畫等，直觀地向讀者展示了現代英國的人口增長、流動性加速、城市化進程等，也使閱讀更具趣味性。

本書是對“宏大歷史敘述”的一次回歸。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言，在這個各種領域被不斷細分、專業化的年代，本書是他為歷史學科重尋信心和想像的一次嘗試。

【作者簡介】

詹姆斯•弗農（James Vernon），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教授，“伯克利英國研究系列”叢書聯合主編，研究領域包括：現代英國史、大英帝國史、帝國史與全球化的比較研究，另著有：《政治與人民：1815—1867年的英國政治文化研究》《再讀憲法：19世紀英國政治史的新解讀》《饑餓：一部現代史》《大英帝國古怪的自由現代性》《英國劍橋史：1750年至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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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簡介】

張祝馨，英國里茲大學英語文學系碩士，現為圖書編輯，另譯有《鄰人：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中猶太群體的滅亡》等。

【學者推薦】

這本書沒有為英國19世紀的偉業高唱頌歌，而是旨在為世界史語境中的現代性研究提供一種分析模式，也為英國的現代化過程提出了一種全新的闡釋。

——菲利帕•萊文（美國南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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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弗農不僅發起了一場關於英國現代化的再辯論，更重新喚起了歷史學的信心與想像。

——傑夫•艾利（密西根大學歷史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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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本書作者一反主流史學的觀點，認為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並非促成現代社會誕生的主要因素，“陌生人社會”以及隨之而來的政府管理與經濟交易模式才是背後動因。

2、本書包含豐富的資料、圖表、地圖、19世紀的報刊插畫等，短小的篇幅內完整覆蓋了19世紀下半葉英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是瞭解英國現代史的入門首選。

3、本書是對“宏大歷史敍述”的一次回歸。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言，在這個各種領域被不斷細分、專業化的年代，本書是他為歷史學科重尋信心和想像的一次嘗試。

插圖目錄

前言

第一章　什麼是現代性？

第二章　陌生人社會

第三章　統治陌生人

第四章　與陌生人結盟

第五章　陌生人經濟

結論

注釋

索引

前言（節選）

本書討論了過去三個世紀——甚至整個人類文明進程——中最偉大的歷史轉型。它試圖解釋我們是如何成為現代人的，並考察了會被稱為“現代性”（modernity）的現代生活的特徵。本書揭示了在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晚期這段時間內，出現在英國的全新的、現代的社會境況。英國人口的急劇擴增，及其在更廣範圍內日益增加的流動性，創造了一個充斥著陌生人的社會。這就引出了一系列關於如何管理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問題。

權威、聯盟、交易，這些植根於個人和本地關係的舊有關係模式漸漸變得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難以為繼。另外，許多抽象的、官僚化的體制不斷湧現，以支持遠方的陌生人之間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關係，從而逐漸替代了那些舊式機關。然而，這並未導致人們對現代世界期待的幻滅，因為這些代表了官僚主義抽象化的新體制，因個人和本地關係的衰落而興起，卻也促進了後者的復蘇。因而，現代境況不僅僅是一種在陌生人社會中的全新生活體驗，還是一個辯證的過程，權威、聯盟、交易這些舊模式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重塑。

我們有理由認為，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經歷這種轉型，並進入現代化的國家。然而，相比英國是否是第一個現代社會，或是否創造了現代世界（如數不勝數的書籍和大學課程所指出的），我更感興趣的問題是，此種意義上的現代性是否也適用於其他社會？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和其他社會科學家一樣，歷史學家們漸漸認識到，每個社會都能以其獨有的方式成為現代社會；現代性經驗的數量和種類是無限的。我的觀點是：這種解釋會使“現代性”這個術語失去意義或分析上的用途。因此，本書的真正目的，以及本書可能會吸引那些對英國毫無興趣的讀者之原因，是證明如下論點：如果想要“現代性”這個範疇仍有分析上的意義，就必須找到所有社會都會經歷的那種特有的情境或過程，即便其形式可能多種多樣。

這個論點非常小眾，因此我必須從得出這個結論的原因開始解釋。過去一個世代以來，歷史學家們費盡心思，一再強調如今發生的事件已越來越少，他們試圖通過這種做法讓過去的歷史看上去更有趣一些。可以肯定的是，通過將全球的事件，將更多的人、動物甚至是物體納入歷史，我們已使其變得更民主了，但我們對歷史變遷愈加複雜化的解釋，容易賦予歷史一種平靜的必然性。

在對待歐洲史時，這種情況尤為明顯。從19世紀晚期開始，為了解釋歐洲的過去，歷史學分支下的現代學科興起，對現代世界的構成（在美國或被稱為西方文明的崛起）做了一次清晰的敘述。敘述包含了一系列有著奠基和轉型作用的事件，如文藝復興、法國大革命、啟蒙運動、工業革命，以及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崛起。史家漸漸對這個敘述產生懷疑，並開始注意到那些被排斥在外的歐洲民族，以及歷史上其他文明對此的完全不同的解釋。

在這個過程中，史家修正了這段敘述。他們相信，所有曾經被認為具有奠基意義的事件，其實都有著更為複雜的歷史背景。他們開始認為，在社會進程中，這些事件並不那麼具有轉型意義，它們只是幾個世紀以來漫長卻不均衡的轉變過程和逐漸擴張的地理版圖所造成的後果。過去對不斷發生的革命性激烈轉型的歷史敘述，如今要讓位給一個充滿了連續性和不確定性的相對平淡的歷史。

作為工業革命的起源地，在後一種“平淡的”歷史階段，英國通常都佔有一席之地，因此成為歷史編纂的重要陣地。這個勢頭在20世紀30年代逐漸顯露：塞拉（W. C. Sellar）和伊特曼（R. J. Yeatman）在《1066及一切》（1066 and All That）中戲仿了學校中教授的勝利主義“鼓吹式”（drums and trumpet）英國史；克萊彭（J. H. Clapham）在其巨著《現代英國經濟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中探索了英國工業革命的節奏和規模。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現代化理論開始力捧英國的快速工業化與其政治及社會穩定的完美結合，又掀起了一股編史的風潮。20世紀70年代以前，很少有史家接受這種觀點，他們都傾向於強調，在根深蒂固的舊制度（ancien regime）和長期（long duree）的經濟轉型面前，英國產生了許多社會及政治衝突。社會變化的“大爆炸”模型逐漸讓位給長久的、不齊整的哀訴。對於一些人而言，英國不僅沒有創造現代世界，而且從來都不曾成為現代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