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易學史論：《周易》在日韓越琉的傳播與影響

吳偉明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並兼任文學院副院長、日本研究學系系主任及比較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專攻日本思想史、中日文化交流史及東亞易學史。主要著作有《德川日本的中國想像：傳說、儒典及詞彙的在地化詮釋》（2015年）、《日本流行文化與香港：歷史、在地消費、文化想像、互動》（2015年）、《在日本尋找中國：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的中日互動》（2013年，編著）、《易學對德川日本的影響》（2009年）及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2000年），譯書有《日本人與孫中山》（2015年）及《德川日本》（1996年），並在歐美、日本、中港臺的學術期刊刊登論文七十多種。

自序

跟《周易》遇上純是偶然，卻成為一生的學術伴侶。我出身自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早年深受錢穆史學的影響，對中國文化抱有一份溫情與敬意。因性情所趨，令我醉心的是老莊而非孔孟。求學時在四書五經之中，最喜歡看《論語》，因為它淺白易明，而且覺得其內容充滿人生的智慧。艱澀、抽象的《周易》跟我的距離最遙遠，想不到後來竟與它結下不解緣分。始於《論語》，終於《周易》是自古學習儒典的途徑，自己的學術歷程竟與之暗合。

一九九一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修讀博士課程第二年時，選修了西方的日本佛教專家Martin Collcutt的「中世日本禪宗」導修科，發現中世日本的禪僧對《周易》似乎情有獨鍾，我開始研讀歷代日本人撰寫的易學著作，而且決定以近世日本易學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此後的四年半日以繼夜都在看德川時代（1603-1868）的易著，在閱讀與思考的過程中，從最初的大惑不解，進而略有所悟，最終是豁然開朗。

我治易學史已逾廿載，不過我並非《周易》的專家，對象數可謂一竅不通，對義理及占卜亦是一知半解。我真正的專業是日本思想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周易》成為了解日本思想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切入點。二○○○年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將博士論文出版成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後，本以為與易學史研究告一段落，想不到近年又回到起點再出發。昔日在研究德川易學時蒐集了一批日本及東亞的易著，打算日後研究。數年前心血來潮，重新整理這批在床底下封塵的資料，並補充一些近年才公開的古籍及近人論述，開始動筆撰寫一本東亞易學史的專書。為此研究，這些年間曾走訪日本、韓國、越南及沖繩的圖書館，這不但是出於個人的學術興趣，亦是一種責任，心想若我不嘗試去寫，不知何時才有人會整理東亞易學史。

本研究探討《周易》在日本、朝鮮、越南及琉球等中國文化圈內的域外之地如何被閱讀及使用。個別章節的早期版本曾刊登於《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學術月刊》、《中國學術年刊》、《域外漢籍研究集刊》、《中國漢學研究通訊》、《九州學林》、《國際易學研究》、《嶺南學報》及《國學學刊》，感謝它們讓我作大幅度修訂，編集成書。

我要特別感謝Richard Smith、鄭吉雄及近藤浩之三位易學專家。Richard Smith從全球化的角度整理《周易》、鄭吉雄對中國象數易的研究及近藤浩之整理日本中世易學都對我有很大的啟發。他們的友誼及鼓勵亦成為撰寫本書的重要動力。此外，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的專業編輯及主編與兩位匿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大大提升本書的可讀性，在此一併致謝。

從東亞視野下研究中日交流史，是從恩師Marius Jansen的學問中領會的道理。沒有他的教導，也許我只會是個鑽牛角尖的專家，像這樣跨地域、跨文化的比較研究亦不會出現。我對他的感恩及懷念，非筆墨所能形容。

自序

導論　日韓越琉的易學比較
一、前言
二、《周易》流傳域外的機制
三、日本易學比較論
四、韓國易學比較論
五、越南易學比較論
六、琉球易學比較論
七、結語

日本篇
第一章　從《百衲襖》看中世日本易學的在地化
一、前言
二、桃源瑞仙及其《百衲襖》的年代
三、《百衲襖》的佛儒合一論
四、《百衲襖》的日本宗教思想
五、《百衲襖》的歷史意義

第二章　海保漁村《周易校勘記舉正》與德川校勘學
一、前言
二、阮元版《周易正義》的問題
三、海保漁村對阮元版的訂正
四、海保漁村的校勘法
五、結語

第三章　高島吞象《高島易斷》與明治政治
一、前言
二、高島吞象在日本易占史上的地位
三、易占與明治政治意識形態
四、易占與明治軍事外交
五、結語

第四章　內藤湖南的《周易》成立史研究
一、前言
二、十翼非出孔子論的形成背景
三、〈易疑〉的《周易》成立史論述
四、〈易疑〉在東亞易學的地位及其影響

第五章　根本通明《周易象義辯正》與明治天皇制
一、前言
二、易學淵源及特色
三、《周易象義辯正》與天皇制
四、結語

東亞及東南亞篇
第六章　李氏朝鮮後期的易學思想
一、前言
二、朝鮮朱子學與易學
三、朝鮮實學與易學
四、結語

第七章　丁茶山的中國易學史論
一、前言
二、評論中國易學的標準
三、論三代《周易》的形成
四、論漢至唐的注釋
五、論宋至清的注釋
六、結語

第八章　易學在越南的發展與特色
一、前言
二、草創期（郡縣時期至陳朝）
三、成熟期（黎朝至阮朝前期）
四、轉變期（阮朝後期）
五、衰落期（戰後至現在）
六、越南易學的特色

第九章　黎文敔《周易究原》與阮朝後期易學
一、前言
二、《周易究原》與晚阮易學
三、《周易究原》與晚阮西學
四、結語

第十章　《周易》在近世琉球的流傳概述
一、前言
二、《周易》在琉球的傳播途徑
三、《周易》在琉球各地的滲透
四、琉球儒者與《周易》
五、琉球風俗與陰陽思想
六、結語

結論

參考書目
名詞索引
人名索引
人名列表

導論　

日韓越琉的易學比較（摘錄）

一、前言

從宏觀的歷史角度而言，《周易》並非單純是中國的儒家經典，它亦是東亞地域的共同智慧，其影響絕不局限中國及儒家。日本、韓國及越南等域外的易學都有可觀的發展，而且建立出自己的特色，對易學有所貢獻。《周易》亦在琉球傳播，雖然一直停留在初級的學習階段，未能發展成一門學問，但易理卻滲透琉球文化。要全面及有系統地整理易學史，不能將中國文化圈內的域外易學置之度外。要整理東亞易學史，不能不從互動及比較的觀點出發。

二、《周易》流傳域外的機制

《周易》流傳域外是中國歷代文化外交政策，及鄰邦政治與文教所需的兩種力量合流所致。中國的制度、文物及書籍透過朝貢貿易、使節、僧侶、留學生、商人及移民流傳海外，唐宋以來域外諸國吸納中國文化愈來愈具規模及制度化，《周易》的影響力亦隨之與日俱增。科舉及學校對普及《周易》影響至巨。朝鮮在高麗時期（918-1392）仿唐制引進科舉，越南在陳朝（1225-1400）推行科舉及設置國學院。日本及琉球並無正式引進科舉，但在官方、地方及民間均有組織及學校傳授四書五經。作為科舉或學習教材，《周易》在中世的東亞已被廣泛傳播，在近世開花結果。日、韓、越的易學均在近世達高峰。

《周易》在近鄰的影響力取決於東亞諸國與中國的交往，及各自政治與文化的需要。跟中國外交關係密切（如朝鮮及越南）或文化交流頻繁（如日本）比以商貿為主（如琉球）及非接壤（如暹羅、真臘）的國家，更能吸納中國文化及成為漢字文化圈的核心成員。域外鄰邦的政治及文化程度亦影響《周易》的普及與應用。政治及文化程度愈高，《周易》藉其實用性及可塑性，愈能大派用場。日、韓、越便是例子。相反，政治及文化程度不高之地（如琉球），背誦童蒙之書（如《小學》、《三字經》及《二十四孝》）已經足夠，艱深的《周易》實難大受歡迎。

三、日本易學比較論

中國本土之外，論《周易》的受歡迎程度及影響力，日本應列首位。根據文獻記載，《周易》在八世紀透過韓國正式傳入日本，比韓國遲四個世紀。跟韓國及越南不同，日本並沒有從中國引進科舉制度，熟讀四書五經並非為了入仕。雖然如此，自古以來日本人學習《周易》相當認真，發展出具個性的易學。

古代朝廷的大學寮及陰陽寮都將《周易》列作指定讀物。中世易學興盛，禪僧及公卿都熱衷對中國歷代易著作注釋、標點及抄錄，其中以禪僧桃源瑞仙的《百衲襖》為代表作。瑞仙在抄錄新舊注之餘，提出頗具創意及禪味的解釋。中世日本易學重視實用性，沒有像中國及韓國般將精力用於抽象的理學討論，而是將易理運用於政治、曆法、醫學、軍事等與生活相關的事情上。

近世是東亞易學的全盛期，日、韓、越均出現重要學者及著作。德川學者所著易學書籍逾千，在義理、象數、占卜及文字訓詁方面都有貢獻。當中代表作有伊藤東涯《周易經翼通解》（1728年）、太宰春臺《周易反正》（1746年）、中井履軒《周易逢原》、佐藤一齋《周易欄外書》及海保漁村《周易校勘記舉正》（1850年）等。德川易學有濃厚的折衷主義及本土主義色彩。德川儒者注解《周易》時沒有如韓國及越南儒者般過分偏重程朱的宋注，漢注仍有相當影響力。清儒治《周易》重文獻及歷史研究，李氏朝鮮及黎元朝越南學者重象數及易圖。德川易學折衷義理、象數及占卜。此外，德川學者喜歡使用《周易》解說神道及應用易理於政治、經濟、科學、醫學及軍事等領域。

近代日本易學呈現有特色及個性的新發展方向。其中一派利用易學服務政治。根本通明在《周易象義辯正》（1901年）強調日本天皇萬世一系的獨特國體，否定易姓革命及鼓吹武士道精神。高島吞象在《高島易斷》（1901年）記錄其如何為明治政府提供政治及軍事占卜。另一派用實證主義及疑古精神整理《周易》成立史。當中內藤湖南〈易疑〉（1923年）、本田成之〈作易年代考〉（1920年）、山下靜雄《周易十翼の成立と展開》（1974年）及本田濟《易学—成立と展開》（1960年）均有頗高的學術價值。

戰後以來，《周易》在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北海道大學及早稻田大學等著名學府仍有學者進行相關研究。他們主要從經文解說、語言文字、考古學、歷史、民族學等角度探討易學，在《易》的起源、《易傳》的歷史及中國易學史的研究上都取得豐碩成果。例如鈴木由次郎及小澤文四郎有關漢代易學的研究為日本及中國學界所重視。在民間社會的層次，人們對《周易》的興趣以占卜及家相（家宅風水）為主，這亦是一般日人對《周易》的印象。民眾重視《易》的實用性，坊間不少講運程、處世之道、養生的書籍都以易理作原則或包裝。

四、韓國易學比較論

朝鮮是日本以外東亞易學的另一重鎮。《周易》自四世紀正式傳入朝鮮半島以來，在學術、思想、政治、經濟、倫理、宗教、藝術、科學及醫學等多方面都帶來影響。跟日本相似，易學在韓國很早便制度化。朝廷設五經博士，而且將易學傳入日本。《周易》在官校列為教科書，並納入科舉考試課程之內。

易學在李氏朝鮮（1392-1910）達高峰。朱子學成為官學，學者偏重宋注，朱熹的《易學啟蒙》及《周易本義》特別獲得重視，在科舉及學校均被列作教材。對朱子的過分推崇令學者創意不足。除忠於朱子外，李氏朝鮮易學非常重視象數及理學討論。朱子學者喜歡引用《周易》的象數討論理氣、四端及七情等理學課題。不論主理派或主氣派均引用《周易》以支持自己的觀點。在以朱子學為官學的氣氛下，李氏朝鮮易學熱鬧但欠創意。李退溪是少數對東亞易學產生影響的韓國儒者，其《易學啟蒙傳疑》（1557年）是韓國易學代表作，對日本易學亦帶來衝擊。

十八及十九世紀重經世致用及合理主義的實學興起，為易學注入一股新動力。此派學者以考證學方法研究《周易》，比朱子學者更具創意及參考價值。丁茶山在《周易四箋》（1808年）及《易學緒言》（1820年）利用文字學及音韻學研究《周易》，其學問代表李氏朝鮮易學的高峰。整體而言，李氏朝鮮的易學雖達全盛，但仍不及清中國及德川日本，這從易著數量、創意及多元化亦可窺見。

近代韓國易學反映強烈民族主義及實用主義。金恒《正易》（1855年）及李炳憲《易經今文考》（1928年）均以《周易》提倡民族主義及政治、社會改革。易學在日治時期停滯不前，戰後南韓易學復興，不再以朱子易學為重心，顯示幾個嶄新的方向：一是討論李退溪、丁茶山及李栗谷等大儒的易學；二是研究《周易》的思想及象數；三是從考證及文字學審視《周易》的成立史。6近年《周易》相關的學術著作、不論是專書、論文及博士論文均有明顯增加的趨勢。7

五、越南易學比較論

《周易》傳入越南比韓日更早，但發展卻有所不及，在中世及近世為日韓所超越。《周易》最初傳入越南應在東漢與西晉之間，主要是由中國學者帶去，但學習之風未開。李朝佛教大盛，不少禪僧研習《周易》及主張佛儒一致論，情況跟中世日本相似。陳朝時從中國引進科舉制度，並重印四書五經以作科舉及官校教材。不過越南仍未出現易學專家及相關著述。

黎朝（1428-1789）至阮朝前期（1802-1885）是越南易學的成熟期。黎朝儒者致力將中國易學名著譯作喃文及注解。鄧泰滂的《周易國音解義》（1743年）將《周易》的正文及六十四卦的卦辭與爻辭翻譯為喃文，並加入朱熹與程頤的解說。黎貴惇是黎朝易學的代表人物，其《易經膚說》（1752年）討論易圖及象數，以朱子的《易學啟蒙》為主要參考。越南易學在阮朝前期達最高峰，儒者熱衷注解《周易》，代表作為范貴適《周易問解攝要》（1805年）及范庭琥《羲經蠡測》。這些作品大多採用問答形式，成為阮朝前期易學的一大特色。

阮朝後期（1886-1945）廢科舉及漢喃拉丁文化令儒學衰落。易學亦在亂世呈現若干變化。第一，學者將《周易》翻成用拉丁文注音的喃文，潘佩珠的《國文周易講解》（1940年）及吳必素喃譯《周易大全》（1943年）便是例子。第二，學者使用《周易》討論越南近代化。黎文敔在《周易究原》（1916年）對易學及西學提供具現代性格的解說。他透過易理評價西方天文學、物理學、基督教及政治。此外，他對西方政治甚感興趣，肯定君主立憲及議會政治，認為與《周易》的精神相通。

一九四五年以後越南易學大不如前，學者的主要精力放在將《周易》譯作現代越語，其中以寶琴的《易經索義》為代表。另外，陶唯英《周易與辯証法》（1964年）及黎文冠《周易思想考論》（2006年）運用馬列主義的唯物史觀整理《周易》，但是過於硬套及政治化，參考價值不高。

整體而言，易學在越南有逾千年的傳承，對政治、文化及風俗都有相當影響，但在東亞易學的地位卻遠不及日韓。越南易學的特色為發展未夠成熟、推崇程朱、重視實用、包容性高及與本土文化融合。

六、琉球易學比較論

即使同在漢字文化圈內，琉球的情況跟中日韓越迥然不同。琉球的儒學水準並不高。嚴格來說，琉球人有學習《周易》及易理滲透民俗，但是沒有形成真正的易學。雖然《周易》在近世已在琉球流傳，但沒有出現研究《周易》的專家及相關著作。《周易》在琉球的歷史在文獻上只可追溯至十四世紀，比朝鮮、日本及越南遲千多年。琉球學子以學習漢籍的入門書及勸善書為主，重視可讀性及實用性，艱深的《周易》在琉球不算受歡迎，影響亦非特別深遠。

《周易》主要經中日兩國傳入。易類書籍可能在明代以前已經由中國商人或日本僧侶傳入。自十四世紀琉球向中國朝貢以後，《周易》的傳播制度化。琉球長期派留學生赴中留學，明清時代亦有使節及學者乘船前往琉球。日本是《周易》傳播的另一途徑。十七世紀初薩摩藩使用武力迫使琉球朝貢，日本儒學開始從九州傳入琉球。禪僧文之玄昌的高足泊如竹在一六三二年抵琉球。他有可能將採用文之和尚標點法的《周易傳義》帶去琉球。此外，琉球曾印刷官版四書五經，琉球人亦喜好抄寫漢籍。

琉球本島有兩大儒學中心：久米村及國學。由歸化福建人組成的久米村在一六七四年建孔廟，一七一八年建明倫堂。首里亦於一七九八年建學堂（國學）。明倫堂及國學傳授《周易》時均採用朱子學派的注釋書。前者兼採漢文直讀及和文訓讀，後者用和文訓讀，可見中日對琉球儒學影響之深。琉球本島各地及離島亦有收藏漢籍，其中以中部北谷町金良家所藏易著最豐富，它們分別來自中國及日本。

琉球儒者代表程順則及蔡溫雖無撰寫《周易》的注釋書，但他們的著作中常引述《周易》的文字及包含陰陽思想。與易學相關的思想融合在當地民間風俗：琉球的創世神話包含太極及陰陽等元素；琉球本島南部有不少擅長易占的男巫；琉球人的墳墓、建築及水道均配合陰陽五行興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