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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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 商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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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是吳相湘教授生平回憶錄的第一冊。個人生活瑣事和經過的時代大事連串在一起,並有很多圖片。具可讀性和親切感。

  •  吳相湘

    1914年生
    湖南常德人
    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
    現專事撰述
  •  自 序

    不論是英雄造時勢,或者是時勢造英雄;人的活動是歷史紀錄的中心卻是無可爭論的。太史公司馬遷創紀傳體,將天子以至庶人的重要言行,分門別類加以記錄,真可說是把握歷史學的要點。同時更難得的是:在史記一百三十篇中特別有「太史公自序」一卷,將他個人家世背景和治學著書的源流也據實寫出,使讀史記的人可以詳知史記作者的生平,不僅不會有太史公「率爾操觚」的邪念,更會確信史記的崇高價值。司馬遷之被後人尊為中國史學鼻祖,實非偶然。
     
    自史記以下,紀傳體成為中國正史的標準典範;從表面看這是太史公的幸運:「吾道不孤」了。但比較深刻的觀察卻將發現:司馬遷於此是會極不滿意的。因唐代以後正史是官方修纂史書,內容形態既流於公式化的官樣文章,更沒有一股「發憤之所為作」的熱情洋溢簡端,名同而實不符了。尤其是咫尺天威之下,或者是勝利者為亡國之君修前朝之史,為五斗米折腰的史臣那個敢「自序」身世呢?因之,在中國史學領域中,紀傳體雖有二千年的歷史,「自序」或是自傳卻是非常貧乏的。
     
    就近代來說:「白傳」更稀少得可憐。即以自梁啟超「三十自述」、胡適之「四十自述」,以至黎東方「平凡的我」而言,更反映出一可悲的景象:由「三十」增至「四十」,以至年逾花甲「平凡」自居,這不是半世紀以來中國人才鼎盛學術發達的現象,而是中國青年舍我其誰頂天立地豪邁不羈雄偉抱負日漸喪失的警報!也是中國讀書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太史公自序語),連「發憤」寫書的興趣都沒有了的明證。
     
    相湘出生於中華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一月二十日(夏曆癸丑十二月二十五日),時值二次革命失敗,北洋軍閥氣焰益張,中華民國新生幼苗遭遇強風暴雨,從此內憂外患與時俱增。如果引用現成的俗語,真可說是「生於憂患」了。有時候齒齡相當的中年人聚會一起,大家閒話天寶故事,都歎息我們這一代人真是「生不逢辰」,但我總獨排眾議,駁斥這一「謬說」,而力言我們實在是「三生有幸」!
     
    自幼抗日欣逢勝利
     
    當我七八歲時候,在故鄉──湖南常德縣城,就曾參加抗日遊行:身穿青布學生裝──那時人稱之為「八塊衣」,因為兩袖及前襟後背是用八片布縫製,與我國傳統衣服縫製法不同──手舉小紙旗的情景猶恍惚如昨。後來父親又為我買撲滿叫我為山東膠濟鐵道贖路儲金。這些事給予我永不磨滅的印象。民國十一年隨父遷居長沙,翌年六月一日,日本砲艦伏見號水兵在長沙江岸屠殺我國同胞的慘案發生,又給予我更深印象;因為這一江岸正是我五兄相澐每逢星期日必攜帶我和胞弟相淦前往遊玩「看洋船」的地方。慘案發生以後,長沙街巿的群眾運動,以及湖南交涉員楊宣誠向群眾說話,我都曾隨五兄相澐躬逢其盛。
     
    「九一八」以後的湖南學生抗日會,「塘沽協定」以後的北平學生聯合會(有右左派兩個組織,我是屬於前者),我都曾參加其中擔任宣傳工作。「一二九」運動時,在北平長安街遊行的情景猶歷歷在目。今日著名的美國左傾記者史諾(E. snow),當時還是初出茅廬,在這一遊行中和以後時日都緊跟著我問長和問短,因為我是北大學聯會宣傳委員,北大同學動態由我隨時撰寫發佈。
     
    「七七」抗戰發生後,北大母校遷設長沙,姚從吾師等發起組織「中日戰爭史料徵輯會」,我當時已在北大畢業,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沙工作站校勘明實錄工作。但由於這一工作站和長沙臨時大學都設立在聖經學院,因之,我有興趣和時間去與聞中日戰爭史料徵輯工作。後來,中央研究院和北大母校都遷移昆明,我因父親逝世,大兄身體肥胖,老母多病,沒有隨同前往。民國三十年冬,遂執筆從戎,入薛岳上將主持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參謀處編譯股擔任編纂戰史工作,身歷幾次重要會戰,親至戰區最前線大雲山區。現在臺灣商務印書館再版印行的「抗戰紀實」四冊,即相湘和十餘同仁在戰時工作的成績,這是此時此地有關抗戰史實記錄的稀見珍籍。
     
    當民國二十七年,長沙大火時,全城十分之九都成灰燼,但座落在東門捷徑(街名)的我家卻竟沒有被焚及,一切無恙。民國三十二年常德會戰,我守軍尺土必爭(東門激戰最烈),日軍用火攻,城廂內外房屋,燬損程度更甚於長沙,當時統計完好房屋不過一百所,而我家在東門外百勝巷房屋巍然無恙。這豈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我們真是三生有幸了。
     
    民國三十三年夏秋,日軍打通粵漢鐵路的行動,第九戰區戰局逆轉,我隨軍轉移至湘南郴縣宜章,旋奉命隨鄧寧午學長繞奧北、新贛南、贛東(經過共匪盤踞多年之蘇區,目睹十室十空慘狀),以至湖南瀏陽,在敵人後方重組行政機構組織民眾以牽制敵軍。我在當時利用挺進軍設法自敵人佔領地取得的一部四開鉛印機和不完全的鉛字,再加美國空軍配置的一部報話兩用機由我自己收聽重慶新聞廣播,創辦一四開「民治報」,在當時湘北鄂南贛東是惟一的鉛印報紙。美軍在太平洋的勝利、羅斯福總統之死、德國投降等等都是這一「民治報」傳播給敵後民眾。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九月初旬(即九月九日我國在南京受降後數日,確實日期記不清了),我急於趕回長沙,就攜帶眷屬自瀏陽東鄉起程,妻兒子女分乘肩輿,我穿著國軍制服掛著上校領章浩浩蕩蕩經過長沙永安巿、郎梨巿一帶,只見沿途日軍垂頭喪氣,看見我家一群人來,特別是我身穿軍裝,都起立向我敬禮,這時,我們一家人都興奮異常:何幸而為這一時代的中華民國的大國民!這實在不是我們深受國恥家恨的祖父輩所能想像的。
     
    同年(三十四年)十一月,我隨同教育部武漢區特派員辛樹幟先生在湘鄂贛辦理教育復員工作。在九江日本軍醫院──這是日軍在長江中流最大的軍醫院──視察,準備將這一醫院設備接收撥作國立中正大學之用。當我們到達該院時,醫院院長日本陸軍少將已率屬排立門前恭迎,我們入門後,一聲立正敬禮聲音,全院近萬的傷兵除病重者外都跪在榻榻米或病床上。我們巡視時,憐憫之心而外,自然也有這一情景人生難得幾回逢的感覺。
     
    但最難得的是:民國四十九年七八月,我有機會進入日本防衛廳編修所戰史室去閱讀日本軍方檔案。這一機構所在即日本士官學校原址,也是戰後遠東戰犯法庭的所在,我被安排閱讀的房間窗口,正可一眼望到對面的「一號樓」即是戰犯東條、土肥原被審訊及被判死刑的所在。在我閱讀檔案疲倦,尤其是每天中午在那裡午餐休息的時候,舉目四顧,我真是心花怒放,那時的心情比較漢高祖唱「大風歌」的高興程度還有過之。因為我是全中國億萬人中進入日本軍部閱讀他們侵略紀錄的第一人!這難道不是三生有幸嗎?
     
    這種幸運,實在是國家領袖和全國軍民奮鬥的結果,我只不過是在餘蔭之下分享一點而已。我現在寫下這些,絲毫沒有自我誇張的用心,只不過是因為我自己是專治我國近代現代史的一人,我深刻體認:我們實在沒有辜負這多災多難的五十餘年的光陰,殷憂啟聖,多難興邦,這六十年來,青年體力智力的進步──尤其婦女同胞們體力智力的進步,實是強種強國的新基礙。因之,我滿懷對國家民族前途的信心和熱情,來寫這一「三生有幸」,記錄我親身經歷和見聞。我想拋磚引玉,使我們這一代的人都將自己的經歷從「三生有幸」的觀點去回憶,而不在「生不逢辰」心理下而頹喪,國家社會都會呈現活力和新氣象了。
     
    家庭教育重要影響
     
    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三者之間的輕重,今日論者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但就我親身的體驗:家庭教育比較其他兩者都顯得重要,就比例來說不應該是按三分法,而應該是家庭教育佔百分之五十,其餘兩者同佔其餘的百分之五十。甚至可以說:必須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才可以有機會接受良好的學校教育。
     
    我深受家庭教育的重要影饗,是和我的家世有密切關係的。
     
    我的祖父名諱金棠,別號愛亭(一八四七──一九三七),常德城鄉人士稱他老人家「愛亭先生」而不名。抗戰後我看到偽滿影印的清德宗實錄(光緒朝卷三九五)有一件寄常德府知府的上諭中提到我的祖父也是用「愛亭」兩字,可見鄉里對他老人家的稱號竟「上達天聽」了。(湖南巡撫吳大澂曾篆書「自求多福」四字匾贈我祖父。)
     
    我祖父是經營桐油出口商業,這是我國國際貿易重要出口品之一。他老人家主持的「立成和油行」設在常德大河街仁智橋。這一牌號在商務印書館刊行的第一回中國年鑑中有記錄。當生意鼎盛時,適吳相湘出生,特命乳名「成和」,仰見父母之喜悅。我母徐太夫人(一八七七──一九四五)更是疼愛異常,因我出生上距大兄相洋(一九○○──一九四六)有十二年了。
     
    常德是條約開放的商埠,英商太古輪船和日商日清輪船在漲水時期都有輪船來載運桐油出口,時有外國商人來往,我的祖父和大伯二伯三伯五伯們和他們交際。我的祖父更經常東下漢口上海去探討行情並購置檢驗油質的儀器等等。因之,他老人家養成了外遊旅行的習慣。直到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他老人家壽登九十,還自常德故鄉乘坐公路局破舊的大汽車在碎石路上顛簸一百八十餘公里,再渡過湘江到長沙省垣,稍一休息,即可大嚼著名的馬明德堂的醬肘及徐長興烤鴨。
     
    我的父親名諱其林,別號原是翰聲(一八七八──一九三七),一九○六年攜大堂兄相治遊學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後就將「翰」字改作「漢」字,就是表示他老人家放棄了「翰苑蜚聲」的懷抱而以「揚大漢天聲」自任了。他老人家沒有和我的幾位伯父一樣繼承祖父經商的衣缽,但卻深受祖父遠遊旅行習慣的影響而於一九○六年負笈東遊日本,常德府人士在那裡的有宋教仁、梅馨、余欽翼諸先生等是經常和我父來往,我父的日記和宋先生日記「我之歷史」都有記載。
     
    我父在東京入弘文師範,和胡子靖(元倓)、陳夙荒(潤霖)諸先生是先後同學。因之,我父歸國經過長沙看見胡先生創辦的明德經正學堂和陳先生創立的楚怡小學以後,返回常德故鄉即在東門外東林寺內創辦一小學,後來發展很快。當明德學堂遭遇困難,胡子靖先生欲以身殉的時候,譚組菴(延闓)先生曾幾次手函我父邀請到長沙去主持明德小學,其中一函有云:「望公之來如望歲」!
     
    民國初年,各縣成立勸學所(相當今日之教育局),我父經地方士紳推舉出任常德縣勸學所所長。馮玉祥駐軍常德,薛篤弼任常德縣知事,和我父及士紳們合作推行擴展教育改良習俗運動,其中倡導過陽曆新年,是其中大端,直至我父逝世那一年,在我們家裡過陽曆年的禮節比陰曆年要隆重。
     
    歐戰發生以後,國內工商界提倡設紡織廠,我父一方面役資於聶其杰(雲臺)先生的上海大中華紡織廠。同時更體認常德和洞庭湖濱各縣是國內重要產棉地區,必須推廣優良品種加強種植。因之,他老人家和士紳們倡議在德山農業試驗場特別增設植棉場,經馮玉祥邀請沈宗瀚先生(現任農復會主任委員,見「克難苦學記」),南來主持。
     
    我父富於向外發展的胸襟,更不願子女們耽於安土重遷的積習,他老人家特將我大姊出嫁長沙俞家,二姊出嫁湘潭錢家(錢歌川兄稱我姊「二嫂」),三姊出嫁沉陵馮家,祇有第四姊丈是常德人卻是在長沙結婚的。大嫂是湘潭何特循翁的次女(何浩若兄之胞妹)。對於我和胞弟相淦的教育更是特別注意,民國十一年冬即舉家遷居長沙,直到我們讀完了大學一年級才讓回常德故鄉去看望一次。
     
    當我幼年時我父鼓勵並指導我向醫學這一方向去。這由於我自幼多病,是教會設立常德廣德醫院美籍羅醫生的經常病人。他老人家很希望我受之於人能施之於人,同時最重要的是他老人家體認惟有醫生這一行業是被人找上門求診,而其本身是不求人的。不幸我在長沙楚怡小學玩滑梯失慎折骨又脫臼,以致身體康健欠佳,不可能習醫學,致他老人家不得不改弦更張,又誘導我走另一方向。
     
    我在楚怡小學四年級時,級任老師王廷闓先生看到我的作文好,要我投稿郵寄上海中華書局呂伯攸主編的「小朋友」週刊,被採取登載了 。我父從此鼓勵我讀書作文。後來並且經常要我練習寫信,閱讀他老人家和朋友的通信並加以解說,有一次我發現他老人家記信中將一「警」字誤寫作「驚」字,使他老人家歡喜,曾向俞?華姻丈面前提及。民國十六年春,俞?華姻丈和葉德輝被共匪在長沙教育會坪公審大會場殺害時,我眼見粘貼的「罪狀」竟將俞姻丈的名字「誥慶」寫成他五兄「德慶」。我將這一事實指出時,我父驚詫之餘更認為我可向文史方面發展。每日課餘,在規定的作業完畢以後,他老就親自點讀講解左傳給我聽。我清楚的記得這一部的書根次序不是用一二三數目字,而是他老人家用兩句格言按字寫上的:「求名求利還須求己莫求人,惜衣惜食非為惜財原惜福」。這與故鄉祖宅堂前懸掛吳大澂篆書「自求多福」四字,以及我父庭訓常提到「不求人,要求己」可說是晨鐘暮鼓,對於我做人處世有很大影響的。
     
    在明德中學時,我更喜歡舞文弄墨,擔任「明德旬刊」總編輯,兩次全省運動會時我擔任明德選手隊總幹事,並與教導主任傅任敢先生等創辦如上海時報一樣以報導體育新聞為主的「導報」,當時我很有意進入燕京大學或復旦大學新聞系。
     
    但在高中二年級時,我父親帶我去拜訪他的老友李鐵星(劍農)先生。李先生在民國建元之初即主編「民國報」,後來又與聞「太平洋雜誌」編務,而為太平洋書局撰寫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更有名於世,當時正執教武漢大學歷史系。李先生將他親身經驗告訴我:一個成功的新聞記者,尤其是報館主筆是需要良好的歷史知識作基礎的;並且一個大學歷史系畢業生要從事新聞工作比較一個新聞系畢業生去致力史學研究要容易得多。這一番提示就決定了我終身的志向。
     
    當我達到學齡時,我父即使我進入湖南著名的楚怡小學,並且遷家於學校右側,家門走十步即到校門。後來要升中學了,鼓勵我考入明德中學,又遷家至學校右側,家門與學校門之間距離不過兩百步,「縮短距離以策安全」。小學、中學都是全省甚至全國著名的學校。因之,當民國二十二年夏「華北日報」刊載北京大學榜示上有我的名字的時候,同時胞弟相涂被金陵大學農學院錄取的通知也來到了,我祖父和父母都高興極了,因為我和弟弟都實現了小學中學大學都進入國內第一流學校的願望。
     
    獨立自尊學風薰陶
     
    蔣孟鄰先生手著「過渡時代之思想與教育」一書,是一位教育行政工作者記述他在這一時期「施教」的構想和用心以及若干可見的成績。但「受教」者的感受如何呢?多少年來很少有記錄。尤其此時此地看到兒女們被功課重壓的困苦,我真感覺自己的學校生活實在是「三生有幸」。
     
    楚怡小學創辦人陳夙荒先生原是留日學生,創立之初一切以日本學校為規範。但民國十一年以後他轉採美國教育作風。民國十三年當我在這一學校高小肄業時,正是實行美國道爾頓制設計教學法的時候。這是一種力求適應學生個性興趣的教學法,和現在大學生自由選課情形有些相似。當時學校內有完美的理化實驗儀器,也有充足的各種圖書。那時,我們可以圍在一大圓桌旁看見黎老師做水分解為氫氧以後,再兩人分別成組自己去實驗。這在今天即臺北著名的公立中學也不容易辦到了,何論小學?菜圃花園的種子都來自日本,尤其每年一度的菊花會,展覽學生作品數千盆,更是全省聞名的。
     
    在這一學校肄業學生大多是中產之家子弟,革命元勛黃克強先生兒子一寰,蔡松坡先生獨子端生等也都在其中,和我同班。當時,學校所需繳納的費用雖較多,家長多樂於交納。我父為密切配合學校政策,且在家中設立一家庭圖書館,讓我和弟弟可隨五兄持商務中華等書局取書摺自由記帳購書。我至今對圖書館特有興趣可說在那時養成的。
     
    學校裡實行學生自治,有小巿長、警察局長、警官、警察,和今日小學一樣,但當時是配合個性發展,和現在惡補重壓下的「學校自治」對於學生心理和行為的培養效果是不可相提並論的。
     
    胡子靖先生創辦明德中學是以日本福澤諭吉設立慶應義塾(大學)培養學生「獨立自尊」人格和風度為理想目標,完全是人才教育。學校收費比其他學校多,在當時長沙巿民對明德學生都稱之為「少爺」,因為無論衣著用品都是講究的,華盛頓大學教育頓士鄭幹于先生擔任教導主任畤對於學生用品更是注意考求精美。
     
    胡子靖先生為這一學校經費四處奔走,幾次因瀕於困境而憤欲以身殉校。後來難關度過了,他特請王壬秋(闓運)先生為書「致命遂志」、「雖九死吾猶未悔」、「忍耐力、希望心」等字句裝裱成匾額懸掛學校會議室,訓導主任更時常將這些語句涵義講給我們聽。
     
    在「獨立自尊」教訓下,校方對全(湖南)省無論任何競賽項目:課業競賽、田徑球類競賽、軍訓競賽、美術音樂競賽都要求學生力爭上流,不僅要獲得第一,更要將全部錦標囊括淨盡。因之,培養了每一同學的好勝心進取心,大家都有舍我其誰氣概。尤其每逢全省運動會,更是全校總動員,即工友們也勤苦練習參加萬米賽跑。這時,我總被推為選手團的總幹事,等於「三軍司令」,為著勝利第一,鼓勵士氣,我自然更是氣概不可一世。
     
    經過楚怡小學「個性發展」的教育,再加明德中學六年「獨立自尊」的薰陶,又趕上北京大學四年的「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教訓。於是我就被塑造成一剛直不畏強禦獨來獨往的個性。
     
    明德六年的學校生活是嚴格的,全體同學都是一律住宿學校接受軍事教官管理,每逢冬季,常站立冰天雪地中二三小時而習以為常。嚴格訓練的結果使我養成嚴格要求自己和嚴格要求他人的習慣,加以史學研究著重求真認真工作,這與舉世滔滔敷衍成風的現實社會自然不同。
     
    在北京大學四年中,胡適之先生「文治勢力大都已走狗化」警語對我影響很大,加以傅斯年先生嫉惡如仇與反鄉愿作風的薰陶,和我中小學教育的基礎接合起來,就成為我處世對人的標準形態。同樣地:傅斯年先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訓示,和祖父父親「旅行」嗜好的遺傳,以及我自中小學以來喜歡圖書館的習慣融會,也就使我更追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目標。
     
    行萬里路 讀萬卷書
     
    在北大肄業時,我曾三遊長城。綏遠戰役後參加旅行團至百靈廟,沿途經過很多名勝地,其中如王昭君墓以及明代李鳳姐執壺舊地大同「德勝居」,印象深刻。攝製相片今仍保存。綏遠毛織廠織綠呢毛毯也幾經播遷後遷來臺灣。民國二十五年,我為撰述畢業論文,蒙孟心史師指示,決定研究「威豐辛酉(一八六一年)政變」(創用「辛酉政變」,與「戊戌政變」相提,並論。糾正王闓運薛福成等人錯誤),得有機會常入故宮文獻館閱讀檔案。民國三十七年秋,姚從吾師出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我得馬院長叔平(衡)師聘為文獻館編纂。更有機會每日上下午「二進宮」,遍歷一般遊客不能到的地方。經過宮中長街永巷時常懷「驚艷」遐想。尤其在一次整理清帝遺念衣時,我因喜閱雍正乾隆帝事,曾試穿雍正帝的白鼠毛袍,測量其身高,發現長短合身。能嘗到「黃袍加身」滋味,不僅說明「三生有幸」,還是「九五之尊」的「八字」哩。
     
    對日抗戰峙,我面父喪未能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西遷。胡子靖師命回明德母校執教並擔任總務主任。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長沙大火前夕,我自交通銀行領取學校存款五萬元放在大籐包內,乘竹轎經寧鄉再轉往湘鄉霞嶺校舍。不意在往寧鄉途中,難民擁擠,沿途,居民均避走,一日夜無法得食物,腹中饑餓難忍,乃轉小路見一茅舍,向其購食,始拿出半碗冷飯。我平日最講究飲食又注意衛生,這時也祇好勉強咽下。卻體會到俗語所謂「捧著金飯碗討飯」的滋味。在那兵荒馬亂之際,我攜巨款,安全到校。這和我於民國卅七年夏,在蘇州辦理收國立河南大學
    師生,每日上午自南京領取法幣二十億往蘇州,為時約四旬。當時及事後許多友人都說是冒險,因為京滬道上行路難,尤其黃浦灘險惡,但我相信「人性善」,從未遇意外。社會上一些搶劫案應該是偶然不幸。
     
    民國三十六年,我曾在國立蘭州大學任教。在黃河乘羊皮筏子,與戰前在包頭河套登方頭木船,景象不同。包頭的鯉魚與開封鯉魚滋味不一樣。據說後者是跳躍「龍門」激流沖刷過的。至於西安蘭州途中「左公柳」、青海「河西走廊」,行經其間,都令人發思古幽思。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即北平圍城前夕,我很容易地自北平經青島飛回南京。向傅斯年、杭立武先生建議:故宮收藏軍機處檔案應運臺灣。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我帶全家乘中興輪離上海來臺灣。
     
    在臺灣二十餘年中,我曾遊歷各地,綠島、蘭嶼、金門、馬祖、澎湖都曾去過。民國四十八年六月廿一日,我離臺北經日本飛往美國參加「蘇聯與亞洲關係討論會」。再至西雅圖,訪問華盛頓大學,因為我和是校遠東與蘇俄研究所訂有合作研究計劃,我以宋教仁生平為研究主題。旋飛往紐約接受哥倫比亞大學邀請,參加其「民國人物傳記」研究工作。十月十一日,乘泛美公司波音七○七式機飛倫敦。時噴射機甫開始飛渡大西洋,乘客需增加票價美金十五元。在倫敦,我參觀倫敦塔寶藏以後,即集中時力於其公共檔案局,閱讀國父倫敦蒙難時檔卷,以及郭嵩燾、曾紀澤史料。這是國人第一次得見有關國父孫先生的英方紀錄。其後我又遊歷西班牙馬德里附近抗共堡。尤其是法國康邊森林,眼見德法在兩次大戰中的升沈。在日內瓦「國際聯盟」舊址,比較紐約「聯合國」大不相同。德國科隆附近「長城」遺址。以及克虜伯炮廠主人故居中中國大瓷瓶,顯示其與我國關係。
     
    民國四十九年六月,我往日本及韓國訪問研究。我很榮幸地是日本外務省霞關大廈落成後,在其中閱讀檔案的第一位中國學人,特別欣幸的是發現盟軍占領下攝製顯微影片時尚未插架的若干檔案,其中一八九七年至一九○○年有關中國革命黨活動的部份即非常珍貴,由此認識國父在庚子拳亂的種種活動,以及國父與容閎巧遇事實。這些資料均為國人前所未知,今成為拙撰「孫逸仙先生」第一冊重要內容。在韓國漢城大學見奎章閣藏書,看到朝鮮實錄雕版,比較永樂大典還要稍寬大,真令人有青出藍勝於藍之感(我國歷代實錄只有寫本,從無刻本)。許多外交文件,尤其袁世凱在韓記錄,都是國內前所未見的。我都自己動手抄錄了。板門店停火線之旅,目睹雙方會議情形,會議桌恰不偏不倚放置三十八度中間處。日俄戰前史事和第二次大戰後的演變都由此可以想像得之。
     
    民國五十一年一月,我往越南、馬來亞、新加坡等地訪問。雷震遠神父帶領去看邊和等地戰略村。眼見其附近防禦戰壕很淺,我以之比較抗日時長沙會戰的深溝高壘、西班牙馬德里抗共堡、韓國板門店,以及金門馬祖前線,相形之下,我們戰士們血汗築長城的成就實在太偉大。
     
    有所不為 吾唯知足
     
    民國五十四年五月,我奉行「有所不為」古訓,自動辭卸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翌年七月,我應聘往新加坡南洋大學擔任歷史學系主任。民國五十六年八月,我與內子同往美國參加第二十七屆東方學人會議,並看望留學彼邦的三兒女。歸途同遊京都奈良各地。在京都龍安寺,看到碎小花岡石的「石庭」,另一金錢圓形中空方孔,四邊中央各有「五、止、矢、佳」四字,配合中方孔,即成「吾唯知足」四字。(我購有複製品,懸掛臺北寓所。)我和內子都由此獲得非常重要啟示:國家社會以及國際人士給予我們的恩惠太多了,我們對國家社會貢獻了什麼呢?後來看到英國著名史學家湯恩培遊日本記,對京都龍安寺「石庭」印象深刻,認為是日本精神文明的表現,而沒有提到「吾唯知足」。這可能是他不認識中國字,更不能體會需耍拼合這四個字。我因此想到十九世紀「英國國旗無落日」,如今英國人卻要找尋太陽了,如果他們了解「吾唯知足」道理,應該不會有如此下場吧!尤其這四個字早在日本古都名剎中,如果大和民族子孫真能認識了解,又何致無條件投降呢?
     
    由於「吾唯知足」的重要啟示,加以左派份子的囂張,尤其看到大陸刊行「文史季刊」第二期章士釗撰「熱河密扎疏補」,不僅提及我,還指明是「湘人」!曹聚仁撰「中國現代通鑑」中對我有關民國史著述也大事捧場,「大華」雜誌又假藉舊金山讀者投書指陳我的「名著」。我不能不警覺「統戰」技倆了。我了解當地規定年滿五十五歲即可請返休。但我之出任南洋大學歷史系主任,是新加坡政府教育部王邦文部長當面邀請的,其文化部又聘請我擔任新加坡街道華文譯名審定會委員(星洲街名有按潮洲音、廈門音、海南音與自英文或馬來語譯為華文的,非常雜亂,星政府決心用華語即我國北平語統一譯名),使我難於啟齒。民國五十八年一月,我見到「燎原報」的攻擊文字,我即決心急流勇返,再三婉謝校方的挽留,是年三月就回到臺北。
     
    多次的遠行,使我體認「行萬里路」給人的啟示,有時超過「讀萬卷書」。太史公固早有經驗,何況今日國家更不需要關門閉戶面壁的書呆子。
     
    認識問題 解決問題
     
    為報答國家社會的恩惠於萬一,我決心以今後餘年努力研究民國史。我曾於報端公開說明:今後不再為五斗米折腰,甚至已退出公眾生活,以便專心讀書。同時更鼓勵四兒女努力求學。
     
    相湘謹記先父遺訓:研讀近代史,以求認識中國近代的演變與所面臨的問題,而下一代子孫即應擔負解決這些問題的一份責任。因此,我鼓勵長子邦璠習農學,他在國立臺灣大學畢業後,經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選送赴馬尼拉「國際稻米研究所」研究,又經該所選送及美國羅克菲洛基金會給予一切費用,赴美國康奈爾大學深造,主修植物生理學,已得哲學博士,今在國立臺灣大學任教。長女邦琳次女邦瓊先後在國立臺灣大學藥學系及化學系畢業後,獲美國伊利諾大學獎學金,赴該校芝加哥醫學中心研究藥用植物及藥用化學,也已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在美國繼續從事研究工作。這些科目,都是相湘恪遵先父「力行國父重農重醫」訓示,(舍弟相淦在金陵大學畢業後赴美深造,曾創製「兩向駕駛之牽引機」申請專利。民國三十七年冬回國出任金陵大學農業工程系主任。不幸陷身大陸。因相湘在台反共言行,竟被下放勞改多次,言之痛心。)希望下一代子孫在解決「食」「病」問題盡一份力量。至於次子邦琿在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畢業,亦已出國赴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習生物工程學,則是力求德頭趕上時代。
     
    相湘能專心讀書放心旅行、四兒女能專心安心求學,完全是我「家有賢妻」。內子毛淑清女士(湖南長沙人,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即壬子歲十月初六日生)。肄業湖南私立福湘女子中學,即喜練鋼琴。國立武漢大學歷史系求學時,也抽暇往華中大學繼續練鋼琴。我們自民國二十二年夏相識,分在北平武昌,每年暑假即歡聚於東湖之濱。由於她喜愛音樂,我為投其所好,在北大史學系三年級選修陳受頤教授主講之「中歐文化接觸史」課程,特注意西洋音樂,竟發現一康熙朝寫本「律呂纂要」,在陳老師與余季豫世伯指導下,居然找出「四庫全書總目」有關是書記載的錯誤,因撰一「跋」作讀書報告,未料陳老師即為送刊廣州大光報「文史周刊」。陳老師旋出國未再回校。民國五十八年三月,陳師在其美國寓邸發現刊載此文剪報(見拙撰「近代史事論叢」第三集),真使我有「返老還童」之感。祗是三十餘年外患內亂交乘,我不僅未能購一鋼琴以供夫人練習,事實上,我的夫人忙於教課及家務,也無暇及此。使我慚愧之至。
     
    剛直個性 電腦證明
     
    中學時代,看到左宗棠書聯,有「不遭人忌是庸才」句,給予我很深印象:常想天生我材必有用,既來人間走一趟,實在不應該庸碌以終。其後,傅斯年師「反鄉愿」的作風,更加強我這湖南人的特性。我的「剛直」個性是許多人知道的。最有趣的是:電腦也分析指出我這特性了。民國五十六年九月,我與內子率長次女及長婿朱守義博士同遊芝加哥舊城(Old Town),看到電腦分析個性,即在一卡片上簽名後放入電腦中,然農出十餘張有英文字卡片。我們曾在二個不同電腦「測字」。非常有趣的是分析結果竟只是文字不同而內容一樣:「你握有一些很好的原則」(You have a good group of principles)。「你有你自己思想的路線」(You have a way of thinking of youself)。「你應用自己意志力量以達成目的」(You gain your object by force of your own will)。「善於挑戰長於應戰」(Very competitive you arise to challenge ready to combat)。這與我「剛直」的個性實在是符合的。
     
    最有趣的是電腦「測字」有一句說:「你有吸引異性的磁力和優雅趣味」(Your appeal to the oppsite sex is magnetic polished interest)。我女兒看了大叫「糟糕」!但我妻卻很自然幽默地說:「這也是寫實!如果你們的父親大人沒有這樣吸引力,我們怎麼會結婚呢!」現在兒女都遠在外國,我和太太在家惟有看電視消遣,螢幕上出現一美俏女郎時,太太一定說:「這是你喜歡的佳麗啊!」事實上:我妻深知我的個性,當此舉世滔滔,我從沒有學過「公共關係」一類課程,讀寫過勞,而能「風流自賞」真是人生大樂趣。
     
    中華民國六十年一月一日於臺北巿
  • 自序
    五代同堂
    賢父恩師
    文化城讀書樂
    馬皇后豐儀絕俗
    長城──邊墻──河套
    古稀天子與香妃
    慈禧老佛爺的秘密
    聖戰行列
    勝利復員
    北雁南飛
    推薦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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