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代史學比較(平)(修訂二版)
中西古代史學比較(平)(修訂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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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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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次
  • 中國先秦、兩漢的史學,與西方希臘、羅馬的史學,是兩個不同文化下的產品,在同一時間,出現於不同的地區,有其異亦有其同。本書從史學的起源、史學原理的創獲與史學著述的成績等方面,詳作比較。初步得到的結論,中國古代史學,領先西方古代史學。研究史學的起源,從中國最能得到令人興奮的發現;中國極早創獲了紀實、闕疑、求真、懷疑等重要的史學原理;中國早期出現的史學著述,基礎深厚,範圍廣闊,意境神遠,尤為壯觀。西方古代同樣創獲了紀實、求真、懷疑的史學原理,而闕疑的原理,則未觸及;其史學著述,以口頭傳說為材料淵藪,基礎未見深厚,範圍與意境,遂受限制;惟在問題的追蹤與闡釋上,甚為精到,非中國所能企及。比較二者,進而會通融合,學術盛事,孰大於此﹖
  • 杜維運,山東省嘉祥縣人,民國十七年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及歷史研究所畢業,英國劍橋大學進修,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教授及客座研究教授。著有《史學方法論》、《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清代史學與史家》、《趙翼傳》、《學術與世變》、《聽濤集》等書。
  • 修訂二版序
           1978年當我撰寫《史學方法論》一書的〈比較史學與世界史學〉一章時,曾主張「比較史學不作時間上的巧妙比較,不作史學家的巧妙比較。」可是十年以後,我卻寫了《中西古代史學比較》的專書!為了寫中國史學史,為了將中國史學置於世界史學之林,自己挑戰自己,以致引起史學界質疑,自己也陷於困思之中!
            歷史的發展,有大趨勢,大潮流,若有秩序,似現規律。然而歷史上有偶然,有例外,其變幻詭奇,莫可猜測,其神祕奧妙,難以縷述。這是歷史的特質,不容否認。
            中西史學各自獨立發展兩千餘年,其環境不同,其文化背景絕異,而在同一時間內,可以互作比較,像是「東方有聖人焉,西方有聖人焉」的真理出現,歷史研究的引人入勝,孰過於此?中國的司馬遷,像是西方歷史之父希羅多德,誰不欣喜驚奇?所以中西史學的比較,如時間上一致,而造詣不相懸殊,其所發明的史學真義,是無窮無盡的,是珍若球璧的。惟時間上的若合符節,應是一種偶合,而沒有必然性。中國自魏晉以後,迄於宋代,千年之中,是史學的極盛時代,寫史英才,風起雲湧,珍貴史籍,繽紛披陳。而西方時值中世紀,史學淪為神學的附庸,歷史與宗教為一,歷史的真價值不見,如此以兩者互相比較,又豈有意義?西方文藝復興以後,史學呈現復興,至十九世紀而進入鼎盛時期。中國則自明代以後,史學盛衰相乘,至晚清而蛻變,西方史學遂領先中國。時間相同,史學相異,相互比較,豈不鉏鋙?
            處於世界大通的今日,將世界兩大史學遺產的中西史學,放在一起作比較,是學術上的偉大工作之一。比較的方法,是就整體以通觀。中國的儒家文化,產生了極富人文主義色彩的史學,西方的宗教文化,則促使西方史學充滿神祕的氣氛,文化背景不同,史學遂現歧異。西元前六世紀,希臘思想界錮蔽於反歷史趨勢之中,更早幾世紀的埃及人,視記錄重要的往事,為十分痛苦之事(參見 John van Seters, In Search of History, p128)。中國則自遠古時代起,史官逐日記載天下事,數千年不絕。民族不同,重視歷史的程度,大相逕庭。所以從文化背景,從民族習性,比較中西史學,能見中西史學的分歧;擴而充之,從史學思想、史學理論、史學方法的比較,則能見中西史學的隱隱相合。二十世紀的西方史學家蒙彌葛廉諾(Arnaldo D. Momigliano, 1908-1987)主張將所有的史料分為原始史料(primary sources or original authorities)與轉手史料(secondary sources or derivative authorities)兩種(A. D. Momigliano,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p.2)。第八世紀中國史學家劉知幾則區分所有歷史作品為「當時之簡」與「後來之筆」(《史通》〈史官建置〉),兩人所見大致相同。蒙彌葛廉諾所謂「稱頌原始史料,為其真實可靠;稱頌非當代的史學家──或轉手史料──,為其對資料的解釋與評價公正」,與劉知幾所謂「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後來經始者,貴乎?識通才」,其議論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此而言,史學上的真理,中西的創獲,時間不同,其應奉為真理則一。比較中西史學,在數千年的長時段內,作整體比較,博覽通觀,如登臨世界高峰,天下史學的美富,皆在眼簾,比較史學的最高境界,應是莫過於此了。
            晚清以降,中國學者在西方勢力的衝擊下,對中國史學紛紛作激烈的批評。如徐仁鑄云:「西人之史,皆記國政及民間事,故讀者可考其世焉。中國正史,僅記一姓所以經營天下保守疆土之術,及其臣僕翼戴褒榮之陳?,而民間之事,悉置不記載。然則不過十七姓家譜耳,安得謂之史哉?」(《湘學新報》第三十期)
        這是批評中國歷史為帝王家譜而不記載民事。聲譽滿全國的梁啟超亦云:「試一繙四庫之書,其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者,非史學書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堅,下至畢秋帆、趙甌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數百。茲學之發達,二千年於茲矣。然而陳陳相因,一邱之貉,未聞有能為史界闢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於國民者。」(〈新史學〉,載於《飲冰室文集》第四冊)
            這是批評中國史學的不能創新,陳陳相因二千年,於是進一步就批評中國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了。
            洶洶之論盈天下,就當時的情勢而言,為以開闊的胸襟,接受新學,去除了排外的屏障;就客觀的事實而言,則為虛妄之言,過激之論。中國的歷史,正史雖以帝王為中心,而非帝王家譜。禮樂、律歷、食貨、選舉、天文、地理、藝文、經籍等志,朝章國典以外,遍載與民間相關之事;儒林、文苑、循吏、酷吏、游俠、貨殖、獨行、逸民、列女、孝友、忠義等傳,縷述名公巨卿以外的各類人物;政治、軍事、社會、經濟、學術、文化,各種事件,一一出現於正史之中,誰說中國的正史,是十七姓帝王家譜呢?太史公司馬遷以降,各類史學家群出,班固、杜佑、劉知幾、司馬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錢大昕、章學誠、趙翼,各有新創,非一邱之貉;編年、紀傳體以外,典章制度通史競作,學案體學術史並陳,史論不絕,史考作品相望,二千年中,中國史學趨新不已,陳陳相因,又豈盡然?虛妄之言,過激之論,百年之後,丞待修正!
            比較中西史學,呈現異同優劣,仍然是消極的。雙方以誠懇的態度,恢宏的胸襟,接納對方不同的史學,以與自己固有的史學,相切磋,相綜合,而冶兩者於一爐,史學上的不朽盛事,才真正出現。近百年來,西方史學東來,中國傾慕其學之情,人人共見,而瞭解的程度,未至透徹、全面。西方的情況,尤令人感覺中西史學,猶如隔世。西方史學家極少關心西方以外的史學,中國的艱深文字,更使他們望中國史學而興歎!當今之時,國人以英文等外國文字,寫成論中國史學的專書,是溝通中西史學的大業。讓西方史學家鑽入中國史籍之中,以瞭解中國史學,是奢求,也是夢幻!
            猶憶學博而度量寬宏的張曉峰(其昀)先生,在教育部長任內,曾對我說:「你用英文寫一部論中國史學的書。」當時我尚在英年,所以曉峰先生如此勉勵。數十年來,我廣讀英文論史學之書,而不敢以英文馳騁筆墨。「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中外皆然。英國史學家柯靈烏(R. G. Collingwood, 1889-1943)的《歷史思想》(The Idea of History)一書,其中的學說,每受英國史學界批評,而其文章的優美,人人讚譽,其學說遂隨之而廣傳。卡耳(E. H. Carr, 1892-1982)的《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一書,內容並不豐富,論見多待商榷(歐美史學界批評之者甚多,此有待以專文討論),而於1961年問世後,暢銷全球。所以能如此,文章的雅潔,應是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歷史須託文字以傳。以外文生花之文筆,傳中國博大精深之史學,這項重任,祇有留待年輕的史學家去完成了。
            三民書局欲為《中西古代史學比較》一書動手術,董事長劉振強先生囑我寫新序,並作增刪。維運感其盛意,寫此冗長新序,並增〈從雙方的比較論中國古代史學的世界地位〉一章。細節處亦略作變動。三民書局屹立於飄搖世局中近六十年,保持清流形象,肩負學術重任,功在社稷,惠及學林,人人共睹。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誰說舉世昏濁?

  • 修訂二版序



    第一章 概論

    第二章 史學的起源比較

    第三章 史學原理的創獲比較

    第四章 史學著述的成績比較(上)

    第五章 史學著述的成績比較(中)

    第六章 史學著述的成績比較(下)

    第七章 從雙方的比較論中國古代史學的世界地位

    第八章 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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