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道：中國商人的長生久富之道（簡體書）

世界上有兩個被公認為聰明的民族，同時也是最善于經商的民族，一個是猶太人，一個是中國人。
——德國地理學家，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1833—1905)
科學管理是文化的產兒，反過來又使其文明成為一個在工業、社會和政治方面充滿活力的成人。
——美國當代管理思想史學家，伊利諾大學教授丹尼爾·雷恩(Daniel A.Wren)
兩千多年前，中華大地上出現了與諸子百家并立的商家(亦稱“治生者”或“貨殖家”)。兩千多年來，他們的經營思想成為中國商業文明的活水源頭。從春秋戰國時的范蠡、白圭到明清各大商幫，再至近代民族實業家，從先秦古書《范子計然》到明清諸多商書，中華商道一脈相承，造就了無數商業奇跡，成就了無數商業巨子。
然而，在商戰日益激烈的近代，中國本土被實踐檢驗了數千年的商業思想卻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了。清末民初著名實業家、思想家鄭觀應(1842～1921)甚至慨嘆說：“中國襲崇本抑末之說，從古無商政專書。”他不知道，中國上有富國輕重之術，下有富家計然之策。中國古典商業思想被後人遺忘，究其原因：
漢以後，直到唐宋時期，政府的抑制商業政策和民間的賤商思想相對嚴重，阻礙了商業文明的進一步發展，集中表現在這一時期在商業理論上沒有多大建樹。
史載神農氏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虞舜曾販貨于頓丘，運鹽于傳虛。殷人重賈，其祖王亥駕車服牛作遠程貿易。由此觀之，中國商人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
商業事業繁榮、商人階層崛起的前提條件是專業化經濟區域的形成，它使遠途貿易成為可能和必然。至少從周代開始，中國境內已經形成幾大經濟區域，并有了繁榮的商業活動。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先秦的經濟區域時說：“太行山以西盛產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東多有魚、鹽、漆、絲、美女；江南出產楠木、梓樹、生姜、桂花、金、錫、鉛、朱砂、犀牛、玳瑁、珠子、象牙獸皮；龍門、碣石山以北地區盛產馬、牛、羊、氈裘、獸筋獸角；銅和鐵則分布在周圍千里遠近，山中到處都是，有如棋子滿布。這是關于各地物產分布的大致情況。這些都是中國人民所喜好的，習用的穿著、飲食、養生、送死之物。所以，人們要靠農民耕種，取得食物，要靠虞人進山開采、漁夫下水捕捉，獲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取得器具，要靠商人貿易，流通貨物。”(原文：夫山西饒材、竹、谷、縫、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至秦漢，地區間的經濟分工越來越細，《史記·貨殖列傳》寫了北至燕、代，南至儋耳的諸多經濟區域，并說當時“富商大賈周流天下”。
在上述歷史大背景下，豐富的商業實踐活動成就了范蠡、白圭這樣的大商人及其經商理念——中國商道應運而生，代表作就是中華商業原典《范子計然》。
在先秦，中國人并沒有明顯的輕商抑商思想。大工“大農”大商乃國之三寶，無先後之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葉坦教授認為，是秦漢統一戰爭，需要集中一切力量用于耕戰的客觀需要強化了“重農抑末”的思想，這種看法很有見地。她在《富國富民論——立足宋代的考察》一書的注中提到：“‘重本抑末’思想的提出，主要是為滿足統一戰爭所需要的糧食和兵源，要求通過農戰一途實現富國強兵。因此限制工商業，驅使百姓歸農成為基本政策。最初的‘末’主要指奢侈品生產，如李悝提出‘禁技巧’以發展農業，‘農傷則國’。商鞅提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他所謂的‘末’主要指商賈，要求加重征收商賈賦稅，使人們‘壹務’于農。韓非則明確把工商業者列為‘五蠹’之一，在當除之列，要求‘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務而外末作。’”
另據《史記·平準書》，漢初，“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後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不過這類政策談不上任何成功。漢文帝時號稱“智囊”的晁錯就曾感嘆：“那些商人們，大的囤積貨物獲取加倍的利息；小的開設店鋪販賣貨物，牟取利潤。他們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貨物的機會，所賣物品的價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養蠶織布，穿的必定是華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沒有農夫的勞苦，卻占有農桑的收獲。依仗自己富厚的錢財交接王侯，其勢力甚至超過官吏，憑借資產相互傾軋。他們遨游各地，車乘絡繹不絕，乘著堅固的車，趕著壯實的馬，腳穿絲鞋，身披綢衣。這就是商人兼并農民土地，農民流亡在外的原因。當今雖然法律輕視商人，而商人實際上已經富貴了；法律尊重農民，而農民事實上卻已貧賤了。”(《漢書·食貨志》原文：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到司馬遷寫《史記·貨殖列傳》的時代，社會上已經出現了許多巨商，漢武帝時期長期主管財政的桑弘羊本人就是“洛陽賈人子”。用司馬遷自己的話說，當時那些致力于農業、畜牧、手工、山林、漁獵或經商的人，憑籍權勢和財利而成為富人，大者壓倒一郡，中者壓倒一縣，小者壓倒鄉里，多得不可勝數。(《史記·貨殖列傳》原文：“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中國真正的“賤商”大約始于魏晉時期。當時不僅在政策上壓制商業，有時還對商人進行人身侮辱。比如西晉初年，政府就規定：“儈賣者，皆為著巾，白帖額，題所儈賣者及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
至唐代，有市籍者仍被嚴重歧視，規定：“工商雜類，不得預于士伍。”“有市籍者不得官，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亦不得官。”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中國商業文化的衰落是必然的。
至宋代，中國商業文化逐步興起，商人的地位逐步受到重視。北宋學者鄭至道提出“工商皆本”，這在當時可以說是具有革命性的思想。他說：“古有四民：日士、日農、日工、日商。士勤于學業，則可以即爵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穡。工勤于技巧，則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貿易，則可以積財貨。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
南宋葉適(1150～1223)也明確指出，只有士、農、工、商四民共同發揮作用，國家才會富強，壓制商業的政策是不對的。他說：“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
清人沈垚(1798～1840，“垚”古同“堯”)認為，是宋太祖將晚唐散落在藩鎮的財政大權收回後，才使士大夫有了商品經濟觀念，這顯然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人們對商業的態度。他指出，宋太祖盡收天下的利權歸于政府，從此士大夫起家之初就必須兼而從事農桑之業才能養家糊口，這完全與古代不同。為官者都要與普通百姓爭利，沒有作官的士大夫也要先有一份農桑之業才能維持生計，然後再專事于讀書走人仕途，因此經營致富之心十分迫切，商人的勢力也越來越強大。如果沒有家人經營致富以維持生計，其子弟就無法安心讀書，進而為官顯達。所以古時候有士、農、工、商的分別，後世的士、農、工、商四民無法分別。古時候士大夫的子弟永遠是士大夫，而後世商人之子才能成為士大夫，這是宋、元、明以來社會變遷的大趨勢。(《落帆樓文集》卷二十四，原文：宋太祖乃盡收天下之利權歸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農桑之業，方得贍家，一切與古異矣。仕者既與小民爭利，未仕者又必先有農桑之業方得給朝夕，以專事進取，于是貨殖之事益急，商賈之事益重。非父兄先營事業于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是故古者四民分，後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為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
但中國商業文化的真正復興卻是在16～18世紀中國商業革命之時，中國商道因此有了重新復興的社會基礎，主要標志是世人對商人態度的根本性改變以及明清諸多商書問世。
明清時對商業和商人的重新評價已經成了歷史的潮流，我們僅列出有代表性的幾位學者的評論。
明神宗時內閣首輔、大政治家張居正提出了“厚商”的觀點，他說：“商人致力于交易有無，農民致力于稼穡耕耘，如果商人不能互通有無、調劑余缺以方便農民生活，那么農民的日常生活就會變得困難；如果農民不努力種田為商人提供貨物來源，那么商人的經營活動就無法進行。所以說商與農的關系就如同秤與秤錘的關系，二者必須保持平衡。所以我認為，要想使天下財貨豐足，最好是減輕賦稅方便農民，以展農業使特產豐饒，給商人提供充足的貨源；要想使百姓日用不匱乏，最好是減輕關市商稅，優待商人，以方便農民的生活。”(《張文忠公全集》卷八，原文：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故余以為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征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
明代政治家、軍事家，大成就者王陽明主張“四民異業而同道”。但對于元代大儒許衡“學者以治生為首務”觀點，又稱之為“誤人”，弟子對此大惑不解，王陰明解釋說，此處關鍵在于經商時不失觀照工夫，使“心體無累”，應無所住，不染一塵，雖然整天從事經商之事，也不防害他成為聖賢——大商之用心可謂微妙矣！商界朋友當在此處努力參究。他說：“但言學者治生上，盡有工夫則可。若以治生為首務，使學者汲汲營利，斷不可也。且天下首務，孰有急于講學耶？雖治生亦是講學中事。但不可以之為首務，徒啟蒙營利之心。果能于此處調停得心體無累，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何妨于學？學何貳于治生？”王陽明心學泰州學派弟子何心隱(1517～1579)甚至認為商人的地位當高于農民，這在農業時代的中國可以說是極為罕見的。他說：“商賈大于農工，士大于商賈，聖賢大于士。”
明清之際，著名學者黃宗羲(1610～1695)直接批評了宋以來有些儒生將義利對立起來的觀點，認為那些儒生沒有真正理解古代聖王崇本抑末之道，就隨意排斥工商業。其實工業和商業都是聖王所支持的本業。他說：“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蓋皆本也”。
清代學者王源(1648～1710)主張重商，認為沒有商業，國將不國，他說：“本宜重，末亦不可輕。假令天下有農而無商，尚可以為國乎？”
16～18世紀的中國商業革命是由國內大宗商品的遠距離貿易和海外貿易擴張來推動的。國內大宗商品的遠距離貿易在不同經濟區域之間，由具有地方特點的商幫進行，而不是個別商人的經營活動。著名的商幫有徽商、晉商、粵商、閩商、江右商、洞庭商等等，明清商書大體皆出自這些商幫的才俊之手，由他們輯錄而成。《商家智謀全書》的作者在前言中這樣寫道：“只是隨著晚明商業大潮的涌現，才催生了一批商業書，或稱商書。這些書籍多由商人編寫，或專為商人編寫，在商業領域傳抄流播，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文化意義。明清商書，從廣義上講包括商人日用通書、商業交通路程書、商業訓誡之書等，現存約二十種。”
中國文化以大道為本，明清商人編輯諸多商書的目的，除了實用，其終極目的還是勸人修道進德，不為物欲所染。比如為明清商書廣泛收錄的《買賣機關》，這位不知名的作者就留下了自己寫作的目的是使人“不溺欲海，挽回淳厚”，上面說：“斯言淺易，無非開啟迷蒙；意義少文，惟在近情通俗。予著斯言，為目擊經商艱于獲利，漸見消替，而牙儈日坐失業，益見困憊，所以人心不古，俗習澆漓，有自來矣。然句法雖淺近無文，其中意義，亦能詳盡賓主之弊，指人循道義，履中正，不溺欲海，挽回淳厚，向化美俗。諸君不鄙而共之，俾可少補處世治家之萬一耳。”
對于明清商書的類型，學者們一般細分為如下幾種：
一是記錄各地交通地理情況的。如明代黃汴《一統路程圖記》、壯游子《水陸路程》、清代賴盛遠《示我周行》等。
二是兼具交通路線和經商之道的，典型的如明代程春宇的《士商類要》。
三是專講為商之道的，如明代有崇禎問李晉德的《客商一覽醒迷》，清代吳中孚的《商賈便覽》和王秉元的《生意世事初階》等等。
四是一些專論商業技能的書，如清後期的典當行業的專書《典業須知》、《典務必要》等等。
不幸的是，明清中國商業革命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斷了。接踵而至的便是西方商業文化排山倒海般的涌人，使得中國本土商業文明復興的勢頭再次夭折，這是中國本土商業管理思想被遺忘的另一個原因。
今天，我們所要作的主要是通過對先秦商道的還原和明清商書的闡釋，在這樣一個全球大爭的時代，讓中國的商界精英看到中華文明真正的商業思想基礎及內涵——我們不再滿足于對西方商業文明的亦步亦趨，也不再滿足于根本沒有從商經驗學者的窮諸玄辯，我們要從中國商道內在理路中重新找回中國大商的真精神！
先秦商家“樂觀時變”，清代洞庭商人席本楨(1601～1655)亦然，近代最大的民族資本企業集團榮氏企業的重要創始人榮德生(1875～1952)亦然；先秦商家“人棄我取，人取我予”，明代山西浦州商人王海峰亦然，近代最大的華僑資本企業集團永安企業的主要創始人郭樂(1874～1956)亦然；先秦商家重智、勇、仁、強這些基本道德，明代徽商程春宇編撰的《士商類要》卷四多講商人的自我修養，中華書局的主要創始人陸費逵(1886～1941)親著《實業家之修養》一書……
當西方著名經濟學家布賴恩·阿瑟(W.Brian Arthur)研究信息時代的商業經濟時(參閱附錄四)，驚訝地發現自己所宣講的竟然是老子的道家哲學，他不禁感嘆中國哲學“非常具有現代性”……
從古至今，中國大商之道一以貫之，歷久彌新，其源遠而流長、博大而精深！
概括起來，中華商道有如下三個要點：
大道惟一，商道不二——道家是中國商家的思想基礎。
上則富國，下則富家——中華商道與中國古典經濟思想輕重術同源。
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中國古典政治軍事思想與企業管理殊途同歸。
相信，讀者在閱讀本書過程中將會對上述這些要點有更深的體悟——我們期待符合中國現實特點的商業文化的復興，而中華商道的再生是這一偉大復興之路的起點……
翟玉忠 2012年2月干北京琉璃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