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看客（簡體書）

最火的大學教授文字，道盡歷史壞脾氣。
最熱的知識分子心腸，深挖國人劣根性。
皇帝、太后、丞相、軍官、詩人、伶人、俘虜……筆筆勾勒冷漠看客
體制、法律、道德、把戲、交易、排場、奴性……篇篇道盡學者良心
照看客嘴臉，踢偽君子屁股，揪帝王將相小辮子
聽張鳴抖落歷史包袱 品另類教授弦外之音
本書精選了張鳴近年來最具代表性的歷史類雜文30餘篇。全書分三部分《歷史•人物》《歷史•故事》《歷史•回音》，每部分由十篇左右的雜文。如《世紀末的看客》《兩個糊塗丞相的故事》《林則徐的澳門之行》《簧聲戲影裡的西太后》等，儘量把歷史那些引人深思、可以為鏡的歷史小故事，以詼諧生動的語言表述出來，並加入作者獨特的理解，從而借古喻今，引人莞爾，又引人深思。

張鳴，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政治學博士，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主任。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作品有：《武夫治國夢》《鄉土心路八十年》《歷史的底稿》《中國人為什麼看不起中國人》《無所謂與無所畏》《辛亥：搖晃的中國》。

知識分子叢書總序
歷史．人物
　世紀末的看客
　別把詩人的話當真
　偏不說自己是俘虜
　簧聲戲影裡的西太后
　兩個糊塗丞相的故事
　老外喜歡的梅郎
　林則徐的澳門之行
　吃豬肉看豬跑
　從將軍到村長
　有關名人和辮子的故事
　詩人加能吏的仕途悲劇
　名士與老媽子之間不得不說的事
歷史．故事
　雞犬升天之後
　藉口的故事
　乾隆的威儀與英國人的半跪
　沐猴而冠的衍生故事
　脆弱的人，難免神經過敏
　吃溺與排場
　有為政府的代價
　地震、態度
　天子也得以食為天
　錢柳遺事的話外音
　進化論PK帝王權威
　“五四”傳統與軍閥余蔭
　古人的選美大賽
　當上之所好具有正面價值的時候
　神仙與皇帝
　豆腐跟革命的一點不尋常的關係
　末世貴胄的貨與色
　八國聯軍與妓女以及“女人救國論”
　土匪綁票的特別贖金
　古代的釣魚執法
歷史．回音
　“義和團藥方”為何再現江湖
　做皇帝的故事
　財富，模糊的邊界
　農民式的權力制約方案
　藝人的立場
　民意何如官意
　神不迷人官自迷
　速成病及其經濟
　私塾消失背後的黑洞
　當眾人都跪的時候
　拜金女與耀富男的搭配說明了什麼？
　為什麼總是好人倒黴？
　貴族與農民
　被權力毒化的日常生活
　言官逸事
　清末新政，改革的危局
　被格式化的“大商人”
　軍國與民國的兩套邏輯
　鄉紳與精英

世紀末的看客
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裡，凡是提到了下層老百姓，文字總是一片光明，尊稱為“人民群眾”或者“勞動群眾”。壞事自不必說，有反動派兜著，連動搖和軟弱都只屬�民族資產階級。然而魯迅卻告訴我們，令我們一向景仰的勞動人民有一個非常令我們尷尬的習慣：當看客。無論是砍頭還是槍斃，無論是殺強盜還是殺革命黨，他們都看得津津有味，魯迅先生就是因為受不了這個，因而棄醫從文。
義和團運動是上個世紀末由下層老百姓鬧出來的一件大事，曾經得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學界的最多的稱頌，老百姓的反帝愛國熱情被史家一支又一支如椽的大筆煽得紅紅
火火，恍惚就在眼前。然而，在真實的運動中，有熱情如火領頭鬧拳的，也有沒事跟著起哄的，而冷漠的看客其實不在少數。《王大點庚子日記》就給我們展示了一個看客的標本。
王大點是當時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當低賤，屬�不能參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於幹的是“警察”的活計，所以日子過得還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可是挺愛動筆，每天都要記點什麼，由於沒有文人那麼好面子，所以相當的客觀，竟然連自家那點偷雞摸狗的事兒也都照記不誤。義和團運動期間，他老人家每天都出門閒逛，四處看熱鬧，義和團焚香拜神他看，清兵和義和團攻打使館也看，義和團把“二毛子”剁成肉醬他看，有人乘亂搶劫他也看，不僅看而且跟在後面順手牽羊，哪怕撈一塊木板也是好的。他看過朝中的“持不同政見者”立山、聯元和徐用儀被砍頭，也看過被義和團抓的白蓮教——實際上是無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腦袋，甚至當八國聯軍打進城來的時候，他依舊出來看熱鬧，而且趁亂大撈一把，跟著眾潑皮人等從主人逃走的店鋪裡搶得土麥子、皮衣和銅錢若干，連他看不懂的舊書也沒有放過，劃拉了一大包回家，任憑子彈亂飛，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為何物。義和團內訌打起來，他“跟蹤採訪”，洋鬼子抓中國人用辮子拴成一串牽著走，他“跟同赴爛肉胡同湖南館公所發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義和團槍斃，他還是看。他的日記裡經常可以看到掩飾不住興奮的語句：“今日看熱鬧不少。”只有八國聯軍剛破城的時候，燒殺搶掠，北京城一時間沒處買米買面了，他才感到有點恐怖，用他所知道所有的表示害怕的詞堆了一句：“由此憂慮畏害怕懼膽驚。”接下來幾天沒寫一個字，看來著實有點嚇著了。
已經刊佈的義和團期間的日記還有一些，比如《庚子記事》、《緣督廬日記》、《遇難日記》等等，這些由讀書人寫的日記，對所發生的事多多少少都會有點感慨、評價乃至義憤，可是王大點沒有，他的筆冷得驚人而且嚇人，如陳叔寶全無心肝。看無辜的婦女兒童被剁成肉醬，他沒感覺；看見人活活被燒成焦炭，他也沒感覺；看清兵和洋兵燒殺奸掠，他還是沒感覺。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慘無人道的事情都不過是場熱鬧。似乎更令人氣悶的是，此公居然毫無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開展遊擊戰爭也就罷了，連一點反抗的表示也沒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還多次為洋鬼子拉皮條找妓女，從中撈點好處。當然也不是說洋人對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顧過他的家，搶過他的東西，不知道為什麼竟然沒一點義憤。此公幹得最對不起洋人的事大概就是經常帶美國兵去找酒喝。當時美國禁酒，美國兵見了酒就像蒼蠅見了血，比見女人還親，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結果回去吃長官的責罰。對於王大點來說，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對於他來說只有兩件事有意義：看熱鬧和佔便宜。至於熱鬧從哪兒來，便宜在哪兒占，都沒要緊。只要有這兩樣存在，即使有生命之憂，他也會冒出來。一場我們教科書上講的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運動，一次慘慘烈烈的帝國主義入侵，在王大點眼裡，只不過是平添了些看熱鬧和揀便宜的機會而已。
平心而論，王大點倒還算不上是壞人，在這場大動亂中，他沒有傷害過任何一個人，順點東西，也是在別人動手之後揀點剩的。他不幫義和團，也不幫教民，其實也不算是幫過洋兵。雖說有點好貪小便宜，但洋人占了北京之後，他熟識的街坊鄰居中有做過義和團的，嚇得不敢出門。他既沒有向洋人告發（至少可以撈幾文賞錢），也沒有借機敲詐（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顯然，此公一要比義和團興盛時，本來跟教民沒什麼仇怨，只聽說現在殺教民可以不頂罪，就跟著胡殺亂砍的人強（可參見《拳時北京教友致命》）；二要比那些洋人來了以後，“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窮褲，必表出之，矮簷白板，好署洋文，草楷雜糅，拼切舛錯，用以自附於洋”（對見《義和團》第1冊，289頁）的市民強。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道德水準甚至不比所有舞刀弄槍的義和團大師兄差（因為不少大師兄二師兄後來都投靠了洋人和洋教）。統而言之，王大點只是一個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義和團運動的前後，像這樣的老百姓其實是社會中最多的。當然，也就是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數，每每令先進的知識分子頭痛不已。當年魯迅在日本仙台學醫時看的紀錄片上，那些傻呆呆地看日本人殺中國人頭的中國人，大概就是王大點的同類。這些人如果沒有點實質性的變化，那麼任憑先知先覺們怎樣嘔心瀝血，中國的事總是難辦。

別把詩人的話當真
詩人的話當不得真，據說這是古訓，說是唐朝一位詩人做詩雲:“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司見了，很是哀憐，說，想不到君家不幸如此。不想此公答道，沒的事，我只是
做詩而已。
後人嘲笑這位仁兄，說，既然是做詩何必把兄弟全搭上，為什麼不寫“嬌妻伴僧眠，美妾入禪房”？不過，儘管如此，還是有拿詩人的話當真的。同樣是唐朝，唐宣宗時，令狐為相，推薦詩人李遠為杭州刺史，唐宣宗說，我聽說此人有詩雲“長日唯消一局棋”，這樣的人，能治理好地方嗎？令狐回答說，詩人的話，當不得真的。兩下僵持了半晌，最後唐宣宗說，先讓他上任幹著，看緊著點，以觀後效。乖乖，差點因為一句詩，丟了好大的一個肥缺。
唐朝畢竟是唐朝，皇帝雖然把詩人的話當了真，也不過是擔心詩人光顧著下棋耽誤了公事。可是到了宋朝就不一樣了。
王安石變法，大才子蘇軾寫了幾句詩發牢騷，結果被禦史摘出，說他誹謗新政，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反對改革，於是逮捕下獄，好在宋朝祖制不殺大臣，蘇軾最終得以保全小命，發往遠惡潮濕的黃州做團練副使。詩人的話，撞到了政治的槍口上，終於惹出禍來。
轉眼到了明朝，朱元璋一做了皇帝就大興文字獄，不過，倒黴的大多是些地方上的小知識分子，上書寫什麼“生民作則”之類的話拍馬屁，不幸拍在了馬腿上，朱元璋用鳳陽話把“作則”誤會成了“做賊”，結果拍的人紛紛掉了腦袋。
真格的詩人，因為做詩丟命的好像還沒有。大概是因為明朝採用特務統治，錦衣衛、東西廠特務密探神出鬼沒，詩人的詩興未免稍減，大家一哄而起寫小說去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剛剛興完大獄，殺了宰相胡惟庸並三萬余名大小官員，廢了宰相，自己既當國家元首，又做政府首腦，天天累得半死，不得已從翰林院找來幾個老儒，幫他處理公務，其中一個名叫錢宰，年事雖高，但辦事寫東西還算讓皇帝滿意，算是最得朱元璋寵愛的一個“秘書”。一天散朝回家，忽然吟詩一首:“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上朝，見過皇帝，朱元璋說:你昨天做得好詩，不過，我並沒有嫌你呀，何不改“嫌”為“憂”呢？老錢宰嚇得一個勁地磕頭，餘生估計一個字的詩也寫不出了。
到了清朝，皇帝進步了，就有愛詩如命的，像乾隆一個人做的詩傳下來的據說就有四萬餘首。不過他一愛詩不要緊，詩人的腦袋可就有點危險了，幾十上百的文字獄出來了，連
“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這樣的風月詩句，也被上綱上線為惡毒攻擊清朝皇帝的“盛世修書”。詩人的話，還就是被真真切切地當了真。
詩人的話被當真，詩也就沒了。

偏不說自己是俘虜
葉名琛在歷史上已經被定位為帶有強烈貶義的“怪人”。洋人打上門來，只管關起門來扶乩請神，在僚屬面前，裝得什麼事都沒有，學謝安以示“鎮定”。可惜，等不來“小兒輩破賊”，等來的卻是鬼子進村，洋人打破了大門，把他抓了去。當時人就說他“不死，不降，不走；不戰，不和，不守。古之所無，今之罕有”。
然而，換了我們，如果處在葉名琛的地位，又能怎麼樣呢？戰，沒有本錢，和，沒有授權，守，自然是守不住。走（逃）的話，清朝法度，地方官守土有責，如果棄城而走，日後是要掉腦袋的。一介縣令尚且不能逃，何況堂堂的兩廣總督？走尚不可，降就更不行了，自己丟人不說，家族的臉面都沒了，多少年多少輩抬不起頭來。當然，死是可以的，只是一來，洋人的炮彈沒長眼睛打到總督大人，二來葉名琛自許名臣，有“疆臣抱負”，要為朝廷分憂，國家外患未了，不能死。
再說，如果說葉名琛表現不好，那麼當時有誰表現好呢？廣東巡撫柏貴，在洋人據城之後，依然開衙視事，按洋人的旨意行事。僧格林沁倒是戰了，冒充土匪攻擊人家使團在先，在八裡莊的平原上擺好隊伍跟洋槍洋炮對陣在後，換來的，不過是自家士兵的屠戮和京師的淪陷。
廣州城破之後，葉名琛做了俘虜。洋人還算“文明”，沒有給我們的總督大人五花大綁，上銬戴鐐，甚至連碰都沒碰他，還讓他帶上日用品，甚至食用的糧食並若干僕人，因為葉大人既不打算吃洋人的飯，也不打算用洋人的東西，當然更不用說使喚印度人了。就這樣，葉名琛被帶到了船上，一路漂泊，到了印度的加爾各答。在那裡，葉被關在一棟小樓裡，每天寫字作畫，以海上蘇武自許。據說，他的鈐有“海上蘇武”印章的字畫，大半都送給了洋人（這成為日後國人鄙夷他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否真確，不好說，可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老人家只吃自己帶去的糧食，一年後糧食吃光了，他便不食而死。這時候中國和英法聯軍的戰事尚未結束，國內的反叛遍地烽火，朝廷上下焦頭爛額，自然沒人想起這位海上的蘇武。按說，死在加爾各答的葉名琛，如果非要類比哪個古人的話，往好一點說，倒更像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因為他真的不食“洋”粟死掉了。雖然同在異域，蘇武是漢朝的使節，被扣押在匈奴，放了十九年的羊，葉名琛是清朝的疆臣，城破做了俘虜，兩人的境遇好像根本挨不上。不過，仔細想想，葉的自許也不無道理。按清朝的制度，雖然總督實際上是疆臣，但名義上卻是上面派下來的中央官員，而兩廣總督，一向是負有跟洋人打交道辦交涉的使命的，在鴉片戰爭之後，這種職責更是明確，所以，葉也可以說是具有使臣的身份。作為使臣辦交涉而交涉不明白，進而被野蠻的洋鬼子扣押，所以，他當然是蘇武，為了不辱使命，打定主意不食洋粟，可是加爾各答沒有羊可牧，帶來的米又不夠多，只好不食而死了。
葉名琛的“怪”，事實上是兩個文化差異巨大的世界碰撞之初很容易產生的現象。當時的中國人，實在不知道該怎樣跟洋人打交道，“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人家軟硬不吃。打又打不過，談吧，又不是一種話語體系，自己很是放不下天朝上國的架子，心裡總是拿洋人當本該給自家進貢的蠻夷。就是在葉名琛被俘的同一場戰爭中，英法聯軍派出的使者同樣被文明的大清扣了，關在天牢裡，罪名一項居然寫的是“叛逆”，分明是人家都兵臨城下了，還拿人家當自己的屬國。當時的皇帝和滿朝文武，其實沒有一個比葉名琛更明白，更有章法。從這個意義上說，真正可笑的算不上不戰不和不守，後來又以海上蘇武自居的葉名琛，而是那個咸豐皇帝和那個看起來十分強悍的蒙古親王僧格林沁。葉名琛之所以看起來可笑，僅僅是因為他的處境。他不幸的是一個特別有抱負的舊式士大夫（科門高第，翰林出身），卻撞上了新時代的門檻，他絕非貪生怕死之徒，但卻遭際了比死還屈辱千百倍的難堪，換來了百多年的笑駡（早知如此，還不如城破時一刀抹了脖子，這個膽子，我想葉名琛是有的）。雖然算是清朝大員中第一個坐過洋船的人，又在洋人的地盤上生活了一年有餘，但是他到死也沒有明白他的對手是些什麼人，只有按照古書上的古人模樣行事，學伯夷叔齊，自許蘇武，即使是把字畫給洋人，其實也算不得失節，因為那畢竟是洋人自己來討的：在洋人看來是好奇，在葉名琛則是教化——讓這些蠻夷見識點中華文化。
我沒有為葉名琛翻案的意思，作為歷史人物，葉名琛其實無案可翻，他做的事情，沒有被歷史給添加過什麼，有過多少污蔑不實之詞。只是，在那個時代，他沒有做錯什麼，他的被人笑駡，除了他自我的不甘平庸之外，僅僅是由於暴露了在那個文化碰撞的時刻，因為隔膜所致的可笑，這種可笑，任何一個民族都在所難免，只要你趕上了那種時刻。
在葉名琛的故事發生後不久，洋人打進了北京，我們的“天朝上國”終於在刺刀下放下了架子，被人強拉進了人家的世界體系。不僅允許外國使節駐紮北京，而且成立了第一個專門應付西方的“外交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從那以後，如何跟西方打交道就成了國人長期的難題，李鴻章的“打痞子腔”和曾國藩的“以誠相待”，用在洋人身上其實都有點不合時宜。由這個難題而引出的現代性變革，波瀾起伏，起起落落。其間，葉名琛的故事一直是作為笑話存在的。不知道有沒有人想過，那其實不是一個笑話，而是一個遺傳了百多年，至今在我們身上陰魂不散的悲劇。

雞犬升天之後
中國人中被傳為得道升天的人很多，劉安是其中最為奇特的一位，據說他上天之後捨不得家裡的雞犬，成天茶飯不寧。沒奈何，安排他上天的神仙又費心將他家的雞鴨鵝狗統統帶上天。另一種說法是劉安在將升未升之際，將丹藥撒在地上，結果家中的雞犬吃了也升了上去。按前一種說法，劉安不過是個“有道”的土佬，按後一種說法，劉安就是那個漢代風流儒雅的淮南王，好客、好書，也好神仙方術，但是還是沒有能逃脫宮廷鬥爭的牽累，死於非命。顯然，人們更喜歡的還是前一個劉安，雖然土得掉渣，但的確可愛煞人。人們說起“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成語的時候，想到的其實多半是這個土佬劉安。只不過，後世的人們在引用這個成語的時候，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篡改了劉安同志的光輝事蹟，每每用它比喻一個人做了官發了財，家人親戚統統沾光的現象。
在當下的語境裡，“雞犬升天”基本上屬於貶義，安到誰頭上，都跟罵差不多。不過，話又說回來，人們在說誰家雞犬升天的時候，其實話裡話外多少是有點幾分豔羨，幾分醋意，比酸葡萄味還要重些。在一個以家庭或者家族為本位的古代社會裡，發達者照顧家族和親戚，本是理所應當之事，所以看見雞犬升天的事情，貶固然是要貶的，但骨子裡未必就不贊成，只要自家有機會，總是免不了要實踐一下雞犬升天的境界。只是在這個境界裡，發達者和他攀龍附鳳的親戚心境有所不同，想攀的人實踐雞犬升天的心情更迫切些，恨不得一步登天，而被攀的感覺相對複雜，一則有榮耀之感，二則有時也難免會被拖累得暗暗叫苦。我們自古以來推崇“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有光，親戚之間沾一點或者更多，好像歷來是理所應當的，如果有光不讓親戚沾，那倒是要有點勇氣，即使那些親戚並沒有跟你有難同當，甚至還落井下過石，到時候人家來沾光，似乎也沒什麼不應該的。顯然是只要一人得了道，那麼雞犬自然就會一擁而上，跟著升天去也。
同樣的道理，幾個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創業，共患難的時候，大家往往齊心合力（親戚自然不會沾邊），一到渡過難關發達起來，輪到同享福了，卻往往會起了分歧，最後不鬧得烏眼雞似的你死我活，就算幸事。因為一旦有福可享了，各自的身邊就有各自的親戚了，雞犬都擁了上來，時間一長，原來的患難兄弟就分成各自的親戚集團，再在一起共事，想不起意見都難。
魯迅在談到袁世凱的時候說過，中國的猛人身邊總有一批包圍者，事都壞在包圍者身上，圍垮了一個猛人，大家再圍另一個。其實，猛人最貼身的包圍者就是自己的雞犬，比如袁世凱稱帝，那個連報紙（《順天時報》）都偽造好了送給他看的人，就是他的兒子袁克定。
所以，中國人是相當聰明的，當年編這雞犬升天傳說的人，就已經知道這升天的結果好不了。所以，他們給劉安安排了一個啼笑皆非的結局，說是劉安升天以後，不諳禮數，“起坐不恭”，於是被人彈劾，要受懲罰，幸虧有人（仙）說情，才算放過，但仍然被安排去看廁所。有人知道這個結局之後，還寫詩質疑劉安：“身與仙人守都廁，可能雞犬得長生？”（周密：《齊東野語》卷十）大概劉安上天以後，一群雞鴨鵝狗成天跟著，四處聒噪，四下方便，弄得天界大亂，噪音超標，衛生不達標，因此才會將劉安同志發到環衛部門去，估計是讓他將功補過。劉安命運如此，那些跟上天的雞犬呢？書上沒說，不過，我想，既然連劉安都差點受到懲罰，免罰之後，還被打入另冊看廁所，這些惹禍了的雞犬，如果不趕緊逃下界來的話，那麼很可能進了仙人的廚房了。
從雞犬升天到任人唯親，再到家散人盡，這樣的三部曲，從古至今總是在演，什麼時候能換一個調調，我們也許就能有出息了。

藉口的故事
政治人物，做什麼都要有藉口，或者說提出個主張什麼的，沒有藉口蠻幹的，屬於什麼都不懂的武夫。藉口，有的時候屬於權力技術，指東打西，指南打北，虛晃一槍，發現的時候，血窟窿已經在了。有的時候，其實僅僅是為自己的行為開脫，蓋上一層紗布，薄薄的遮上點就得，因為旁邊的人，就是看見了什麼，也不敢說。
歷史最有名藉口的故事，發生在唐朝的“名相”婁師德身上。此人在歷史上，是出了名的好脾氣，他在朝中做宰相，兄弟外放地方官，臨別送行，勸弟弟千萬制怒，別惹事。弟弟也知趣，回答說，人家把吐沫啐在我臉上，我也不生氣，拿手抹去就是。婁師德說，不行，你拿手抹去，人家啐的人能高興嗎？正確的做法是等著吐沫自己幹。就這樣，我們的婁大人發明了一個成語——唾面自乾。讓後輩馬屁精們，享用不盡。
婁大人對自家兄弟高標準嚴要求，但處理政務，卻是個可人，特別通情達理。他所處的，是一個女皇帝當政的年月，主子特難伺候。武則天一改李家王朝崇尚道教的傳統，死活喜歡上了佛教，不僅大修佛寺，廣印釋典，最後乾脆愛屋及烏，把清俊的小和尚拉進宮來，作自己的面首，大家一起快活。快活可是快活，小和尚色戒開了，殺戒卻還堅持著，不僅自家堅持著，而且運動女皇帝在全國禁止屠宰。禁屠令一出，舉國譁然，要中國人不殺豬宰羊，怎麼吃肉？這大概跟要中國人命差不多。不過，譁然歸譁然，皇帝的命令還得執行，只是執行過程中，上上下下，所行與所說，多了些許周折，婁師德下去視察工作，也免不了。
宰相出行，儘管聽說婁相脾氣好，但地方官也不敢怠慢，好酒好菜必須上。賓主坐好，管弦橫吹，第一道菜上來了，是烤全羊。廚子出來說明，這個羊不是我們殺的，是豺給咬死的。於是大家放心開吃。過了一會兒，第二道菜上來了，是紅燒魚。廚子又出來說明：這魚也是豺咬死的。婁師德說，不是吧，應該是水獺咬死的。大家一片歡呼，還是領導高明，於是，魚也下肚了。魚也好，羊也好，當然都是地方官讓廚子準備下的，肯定不會趕那麼巧，豺專門趕來咬死了羊，自己不吃，留著給婁大人。又像婁大人修正那樣，水獺專門咬死了魚，獻上來湊趣。藉口就是藉口，官老爺做事，總是需要藉口，雖然當事的人心知肚明，卻一般沒有人會如此不識趣，出來說破。不過，凡是藉口，必須能說得通，因此豺咬殺的魚，必須變成獺咬殺的，因為，最後大家要一起騙皇帝，應付檢查，不會水的豺，突然變成了捕魚能手，邏輯上說不通，所以，必須修正。只是現在的人們再幹這種事的時候，早就由秘書和有關人員把藉口編圓了，用不著勞動領導的大駕親自出馬。進化論的道理，就是好，時代畢竟在進步，當年的藉口，還只是在跟法令繞彎子上做文章，現在的藉口，不僅讓法律法令都自己見了鬼，而且往往極其堂皇，極其正大。明明在違法，卻好像是嚴格執法，明明在牟利，卻好像是在奉獻，明明是在越規，卻好像是在禁欲。不明裡就的人，如果不被感動得掉眼淚，多半是有些麻木。
可惜，現在的藉口出臺得實在是過於頻繁了，一個兩個又三個，什麼把戲演多了，觀眾也就有了審美疲勞，加上回去一算帳，往往感覺自己虧了，所以也就不信了。只是，跟當年的藉口一樣，操作者只要把上級糊弄住了就行，至於做飯燒火和看著吃的人，儘管知道內情，又能怎樣呢？就像許許多多的漲價聽證會似的，大家都知道聽證是假的，假得甚至有點過火，但只要開過了，給上面一個交代，然後該幹什麼幹什麼，誰又能擋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