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代歷史、史學與理論比較研究（簡體書）

1．首次在亞裡士多德相關思想的基礎上，對“連續”和“斷裂”這兩個概念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並用以研究中西文明發展的連續性問題，對西方文明發展以斷裂為特徵，中國文明發展具有連續性的特點做了理論的說明。2．在悉心研讀理解原著的基礎上，揭示了黑格爾歷史哲學以自由為內容的精神發展觀與真實歷史發展過程的背離。3．系統研讀馬克思恩格斯相關著作，深入理解社會交往與歷史發展之間的辯證關係，指出人類社會橫向之間的交往決定了縱向的歷史發展，而縱向歷史發展又成為橫向的每一個社會的前提，在此基礎上，對中國歷史的連續性與統一性的辯證關係做了具有創新意義的理論闡述。4．從中西比較的角度，在歷史、史學和理論三個層次上，對論題展開論述，這是首次，因而具有創新意義。5．綜合以上諸點，在理論上對黑格爾關於中國歷史的曲解和誤解及其歐洲中心論作出了迄今為止最有理論力度的批判，把有關黑格爾歷史哲學的批判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劉家和，江蘇南京人，1928年生，1952年畢業于輔仁大學歷史系，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研究人員，美國《世界史雜誌》編委。曾任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理事長，現任名譽理事長，並曾任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北京史學會常務理事等。長期從事世界古代史與中國先秦秦漢史研究，對中外古史比較研究作了長期的艱苦努力，在國內外學術界有著重要影響。主編高校優秀教材《世界古代史》《世界史？古代史編》上卷，合編《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導論》；出版學術論文集《古代中國與世界》《史學、經學與思想》。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中西古代歷史、史學與理論比較研究》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古風時代有關希臘經濟狀況的記載十分有限，到了古典時代，記述越來越豐富，透過那一時代的詩人、歷史學家、戲劇家、哲學家的作品，我們看到，與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相似，希臘的農工商業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在色諾芬的《經濟論》中，可以知道當時的農人們已經掌握了施肥、培土等技術，并且對土壤、植被等方面有了較為系統的知識。雅典人的日常商品交換活動在“阿哥拉”（Agora）上進行，這里不僅是商業場所，還是公民們進行政治集會、宣講政治觀點和討論國家大事的地方。
阿里斯托芬的喜劇經常以雅典的市場為場景，市場上的商品琳瑯滿目，不僅有本地的特產，還有其他城邦甚至希臘境外運來的各種奢侈品和罕見商品，比雷埃佛斯和雅典的市場上，還出現了專門的貨幣兌換商，稱為“坐在桌邊的人”，他們按照一定的比例進行本邦和外邦錢幣的兌換業務，同時一般也兼營高利貸，有人稱他們為歷史上最早的銀行家。進入到古典時代，雅典在原有的大面額貨幣的基礎上，出現了小面額的銅幣，這為小商品的交換和發展提供了便利，并且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雅典商品經濟的發達。這些也說明，普通公民對市場的參與度和依賴性也日益增加。
與中國的情況相似，在這一時期，希臘的私有制和商品化程度也有了進一步的加深。土地抵押和買賣，奴隸市場的繁榮，服務業的興盛，娼妓制的流行，以及以出賣知識為業的智者的出現，種種情況表明，商品經濟和商品意識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
總之，不論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還是古風到古典時代的希臘，都經歷了一個農工商業加速發展，并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的過程，尤其是工商業活動比前一個歷史時期（即春秋戰國之于西周，古風和古典時代之于荷馬時代）有了突破性的進展，這成為中國和希臘的“本”、“末”思想得以產生的最根本的動因。
這是一個追名逐利的時代。歷史發展的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社會的進步都要付出代價，尤其是在這樣一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急劇轉型的時期，人們發現，在獲得了盼望已久的自由和財富的同時，也正在悄然地失去一些更加重要的東西，作為人的生活準則的古老的倫理依托開始變得荒謬和可笑，精神和心理上的平衡被打破，種種新的社會問題接踵而至，唯利是圖，貧富分化，人情冷漠，當時的人們感覺到經濟利益的追求與倫理道德的原則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處于一種緊張的沖突狀態當中。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中的有識之士認識到，要么對傳統的道德觀念進行徹底的改造，要么根據現實的需要創造出一種全新的道德標準，除此之外別無他途。面對道德與利益的緊張，思想家們紛紛從自己的角度出發提出救世的良方。
（三）各家學派“本”、“末”思想傾向及其理論基礎述要
在公元前8世紀到前3世紀的中國和希臘，農工商業及其相互的關系是一個得到了普遍關注的話題，這方面的資料異常豐富，同時，又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思想家們紛紛從自己的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評判。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下文僅就中國先秦和希臘古典時代有代表性的主要學派和思想家在“本”、“末”思想上的主要傾向及其理論基礎作一些概括性的評述和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