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經濟制度史（簡體書）

本書是一本概述性的中國古代經濟制度通史，採用斷代專題制度講述為主、橫向制度關係對應講述為輔的不同取捨方法，將經濟制度及政治制度中涉及經濟政策部分引入其中，視角獨到，是一本集學術性和知識性的經濟史讀本，適合史學愛好者和歷史類等相關專業的學生閱讀。

王振芳，山西壺關人，中國古代史專業副教授。1983年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研究方向為隋唐史。主要講授中國古代史、中國歷史文選、唐史概論等課程。共發表論文20余篇。獨撰專著一部、合撰著作5部、參撰著作7部，共計一百余萬字。
王軼英，1977年8月生，山西太原人，2003年7月山西財經大學會計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現就職于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山西監管局。

《中國古代經濟制度史》是王振芳先生在多年古代經濟史教學基礎上完成的著作，結構清晰、由淺入深，層次分明。王軼英女士在原著的基礎上，加入了許多現代經濟制度研究的研究方法和新視角，使書更具有前瞻性。為了便于讀者閱讀，書后編制的經濟史術語清晰明了，易于查閱。可以說，《中國古代經濟制度史》既是一部具有較高學術水準的經濟史著作，又是一部工具書，更是一部易于閱讀的經濟史入門讀物，適合歷史愛好者或歷史專業的學生閱讀，也適合作大學教材使用。
該書是一部中國古代經濟制度通史之作。著重點在講述各朝代突出的經濟基礎制度。中國古代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有時區分是不明確的，如分封制既包含有政治內容，也包含經濟內容。對此，該書將其經濟部分割離出來進行論述。又如商鞅變法，也是包含有政治、經濟兩個方面的內容，該書也是將經濟制度方面的內容分割出來進行論述。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制度對當時政治的影響，進而對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的影響，是該書闡述的重點之一。如漢末以來中國陷入了長期分裂割據的狀態，就政治軍事而言，有著很多偶然的因素，但就經濟而言，卻是世家大族經濟實力發展的必然結果。又如，隋以后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個又一個大王朝，從政治軍事上看也是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但從經濟上看，卻是世家大族經濟實力衰落，并最終退出歷史舞臺的結果。隋朝以后中國歷史為什么會出現那樣多統治時間極長的王朝？王先生認為，追本溯源是北魏推行均田制的結果。均田制在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的不斷推行最終瓦解了世家大族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被瓦解了，世家大族在政治上自然也站不住了。換句話說，地方勢力強大，對中央王朝是不利的。均田制的推行使中國大地普遍出現了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而這些小農經濟是無法與中央王朝抗衡的，由于他們不能與中央王朝抗衡，中央王朝對他們有絕對的優勢，從而能在他們的基礎上建立統一而強大的王朝。
該書的基本內容著重于知識性的介紹。有些經濟基礎制度方面的名詞，如“作爰田”、“作州兵”等，在學術界是有爭議的，該書從自己的角度作了解釋。又如“井田制”，學術界主要關注其是否存在及其內容。對此，《中國古代經濟制度史》不僅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而且對“井田制”的管理形式也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又唐代是我國官員俸祿制度的成熟時期，該書對唐代官員俸祿內容和發放情況作了較詳細的闡述。
《中國古代經濟制度史》是王振芳先生在其女兒王軼英女士幫助整理下最后成書的。王軼英女士對經濟制度問題有著新的視角，這對該書的最后完成起著積極的作用。
總之，該書系統全面地概括了中國古代的經濟制度，重點突出，知識性強，有自己的創見。之外，行文流暢、清晰，章節分明，便于閱讀，還宜于作為工具書來翻檢。

遠古時期，原始人在集體勞作中，共同制造和使用勞動工具，共同使用火，共同防御野獸、獵取食物。他們群居在山洞里，共同分配、享用經過艱苦勞動得來的食物。原始人這種集體勞作、統一分配的形式，可以說是我國乃至人類經濟制度的萌芽。
進入氏族社會以后，農業和畜牧業開始出現，制陶業和磨制石器也隨之發展起來。氏族成員以血緣關系為紐帶聯結在一起，他們依賴氏族生存，共同占有一定的土地和其他物品，共同勞作，共同消費，過著和諧而平等的生活。氏族社會分母系氏族社會和父系氏族社會兩個階段。母系氏族是由“母親”所生的子女形成的社會基層組織形式，也就是以母親為核心的大家庭。在這個大家庭中，收入和分配是共同的。此外，“母親”在整個社會活動中，還起著實際上的主導作用。父系氏族是由母系氏族過渡來的，是隨著對偶婚而出現的。父系大家族的收入和分配仍然是共同的，不同的是，分配上實際起主導作用的是“父親”。
無論母系氏族社會，還是父系氏族社會，都是幾代人生活在一起。大家族的利益下還有小家族的利益，尤其是父系社會，男子要將女子娶到家中，這樣父系氏族社會內部即包含著很多獨立的小家庭，從而促使財產向私有化的發展，原有的分配形式自然也發生了動搖。
原始社會之后，人類進入了奴隸社會。就我國的歷史看，兩個歷史時期之間有一個過渡時期，這個時期大致為傳說中的黃帝、堯、舜、禹至夏代前期，約有數百年之久。當時血緣性的氏族部落經過沖突和戰爭，曲折和聯合，逐漸形成了部落聯盟，部落聯盟有著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權力。如舜繼承堯為部落聯盟首領后，通過部落聯盟議事會，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設立九官，讓“八元”管土地、伯益管山林川澤、契管人民、“八愷”管教化、皋陶作刑、伯夷管祭祀等等。這些凌駕于氏族成員之上的“官”怎么生活呢？顯然是由氏族成員供養的，其間必然伴隨著一定聚斂財物的辦法，也就有一些關于經濟的制度規定。另外，舜還通過部落聯盟議事會，來發展社會公益事業，其中最著名的是用禹治水。這種公益事業也是需要一定財力支持的，因此也應有一些相關的財政收支辦法。
禹的兒子啟建立了夏朝，中國歷史開始了“家天下”的統治，原始社會轉變為階級社會。階級社會里，人們的關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謂“強者凌弱”“智者詐愚”，所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所謂“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這其中的“奉上厚”，是要掌握一定財物的，這些收取和分配財務的辦法，就是經濟制度。如果說，此前我國經濟制度還處于萌芽狀態的話，那么隨著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和國家的產生，經濟制度也就正式產生了。

1.“必雜五種，以備災害”。所謂“五種”是指五種谷物。《周禮·夏官·職方氏》中云：“其谷宜五種。”鄭玄注：“五種，黍、稷、菽、麥、稻。”實際上，“五種”的界定不一。李悝之所以這樣規定，是怕遇到災害時種單一的糧食作物會損失慘重。
2.“力耕數耘，收獲如寇盜之至”。這指的是平時要精耕細作，收獲時要加緊搶收，如同防盜來搶、防賊來偷一樣。之所以要這樣做，是防備風雨等自然災害對成熟莊稼的損害。
3.“還（環）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音，一年生草本植物，爬蔓，夏天開白花，果實長圓形，嫩時可吃）、果菔（音，瓜類植物的果實）殖于疆場”。這指的是在住所周圍栽種桑樹，菜田要有埂，便于澆灌，并要利用埂子上的空隙種植瓜果。
此外，李悝在經濟上還實行“平糴法”。“糴”音敵，指買進糧食。李悝認為：糧價太賤，農民收入少，生活就會困難，就不能安居樂業；糧價太貴，城市居民買不起，生活困難，就會流徙遷移。也就是說，無論糧價太貴或是太賤，都要影響到一部分人的生活，最終不利于封建統治。所以，他制定了平衡糧價的“平糴法”，把好年成分為上、中、下三等，壞年成也分為上、中、下三等。好年成由官府按時價出錢買進一定數量的糧食，壞年成由官府按平價賣出一定數量的糧食。這種辦法為后來的朝代所重視和模仿，形成均輸、常平倉等。
李悝的平糴法和春秋末年計然的平糶法有所區別。計然規定國家控制糧價每石在三十錢到八十錢之間，允許糧價浮動的幅度比較大。這樣做使商人有利可圖，目的是使“農末俱利”。李悝實行的平糴法則是“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不考慮商人的利益。他主張“取有余以補不足”，做到“使民適足，價平而止”，目的是使“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8】。這樣既限制了商人對糧食的投機買賣，又制止了糧價的暴漲暴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百姓的破產和流亡，從而有利于鞏固封建經濟，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