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叢說（簡體書）

本書收錄了史學大家汪榮祖先生在明清史研究領域的文章共十三篇。專題論文九篇，涉及明清帝國的諸多重要議題，如明清帝國版圖的變遷、生態危機、知識流通、英雄人物抉擇的成敗、秦淮河畔的文學想像與歷史記憶、明清之際的大變局、滿族漢化之爭、晚清自強運動失敗之因、慈禧歷史形象的形成等。書評三篇，犀利地剖析了三部明清史研究的專著，直陳其得與失。另有一篇短文解讀圓明園的西洋樓。本書為讀者展示了一個極其開闊的研究視野，集中表達了作者對明清史的重要見解，也是作者在明清史壇辛苦耕耘的心得，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原籍徽州，1940年生於上海，長於臺灣。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在美國執教31年。現長住臺灣，為“中央”大學講座教授兼人文中心主任。著作有《史傳通說》等中英文專著17種，散文集2種，學術論文80餘篇，書評40餘篇。

《明清史叢說》編輯推薦：近些年來，明清史研究一直是國際漢學界、中國史學界的熱門領域之一，廣大讀者也對這一領域的諸多話題頗感興趣，如廣袤的中國版圖在明清時期有什么變化？嚴重的生態危機對明清政權有何影響？明清時期圖書如何流通？多爾袞、李自成、吳三桂等英雄人物的個人選擇與明清之際的歷史走向到底有什么關系？作為征服者的少數民族政權——清朝如何面對文明程度較高的漢學文化？慈禧的惡相是怎樣形成的？……史學大家汪榮祖教授在海內外現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之上，重新檢視相關研究，探討這些重大話題，展示了一個更加清晰的歷史大變局圖景。史學大家汪榮祖教授借國際視野、中西學識重新檢視明清歷史中的重大話題。

弁言
最近十年來，我曾寫了一些有關明清史的文章，原想寫一部論述明清社會文化史的大書，終因其他方面的研究與寫作一時未能完成，無力分心，難任“艱巨”。這本叢說收錄的十三篇文章，可分兩類，一類是論文，一共九篇；另一類是評說，一共四篇，多半是書評。這些文字只能說是我研讀明清史的一點小收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主動征稿，愿意出版，殊感幸慰。
歷史研究固然要重視時間，但空間并非一成不變，隨著時間的進展，滄海桑田，空間也在變化。明清帝國的擴張尤其顯著，從東亞大陸一直延伸到中亞。《明清帝國的空間》一文即在論述帝國開疆辟土的經過，點出帝國景觀的分布，以及龐大空間的聯系。明清五百年的可觀發展也在環境方面造成了嚴重的后果，《明清帝國的生態危機》就在于檢視這幾百年中的環境變遷，包括森林面積的迅速減少，以及發生在十六七世紀小冰期的影響，探討危機之由來，何以環境日趨惡化。一言以蔽之，人為的破壞與氣候的異變形成生態危機。明清時代的有識之士雖一再警告必須善用自然資源，但積重難返，畢竟利用資源求生勝過保護自然。所謂中國文化講究天人合一，不像西方文化要征服自然，而與自然為友，證諸明清史并非實情。中國一如其他文明，也為發展付出了深重的代價。不過，明清帝國的成長，不僅是開發資源，提升經濟，而且在文化上也有不可磨滅的成果，知識借由書籍的大量流通而傳播，雖未能達到現代的普及程度，但無疑出現了堅碩的知識階層以及市民讀者群，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活動，《明清帝國的知識制作與傳布》一文就是敘述此一相關問題的。
明清兩朝可視為一個整體，其間頗多相陳的關系，洋人稱之為“中華帝國的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然而也有變遷，滿族畢竟是以關外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不可能完全拋棄傳統舊制，不能不對承繼的中國有所調適。滿人何以能一統中華，其故誠多，不一而足。其中不能無視逐鹿中原的領導人物，何人勝出，似非偶然。《李自成、吳三桂、多爾袞在甲申年的選擇》一文即討論此三巨頭的成敗，關鍵在各人所選擇的策略：比較之下，多爾袞所選擇之策略，無疑要比其他兩位高明。多爾袞率滿洲鐵騎南下，明南都雖有江南之富，長江天塹，竟不能維持幾年。南明京城位于六朝故都的南京，規格不下于北京，秦淮河畔風華最盛，然而滿族入侵，頓使繁華成空，幸存者深感家國之痛，興亡之悲。當故國恢復無望，遺民們唯有懷念逝去的風月、承受故國之沉哀。收錄在本書里的《秦淮風月與南明興亡的書寫與記憶》，以幸存者余懷親見的秦淮盛況，道出風月與興亡，以及從生于清初的孔尚任經由其歷史劇《桃花扇傳奇》，刻意寫出秦淮風月與亡國悲痛的完整故事。孔氏寫的是傳奇，而非史傳。但是所撰《桃花扇》一劇的藝術創造，將秦淮風月與南明興亡的悲思極其傳神地呈現出來。由于內容的動人以及文筆的高超，受到廣大而持久的歡迎，直到民國以后，仍然有人將之改為新式的舞臺劇，或改寫為新式的長篇小說，或拍攝電影。于是明季風月與興亡悲劇性的美感，通過孔尚任的筆墨，成為難以磨滅的集體歷史記憶。但經由文筆書寫所刻畫的歷史記憶并不一定是真實的歷史，文筆并不能取代史筆，但史筆遠不如文筆之更能刻畫集體的歷史記憶。
《從明亡到清興》綜述17世紀皇朝賡續的過程，其中不無興亡的硬道理，人謀之臧否仍然是主因。統治龐大的專制國家，若無賢君能臣，必然如小孩駕大車，無從面對危機，駛向坦途，更無論應付罕見的氣候異變，以致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給關外滿族以可乘之機。滿族以少數民族而能夠一統中國，更非無故，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不僅英明且有遠略，終于在中原大地建立政權。大清帝國經過康、雍、乾三位君主的經營，雄立東方，版圖深入中亞，疆域之遼闊，前所罕見。近年不少歐美學者有鑒于帝國之龐大，種性與語言之異趣，遂謂大清帝國有異于中國，進而否認滿族漢化之事實，號稱“新清史”。此大清非中國之論，似是而非。且不說大清君臣莫不以中國自稱，清廷始終以中原為根本，北京為都城，一如19世紀之“大不列顛帝國”（the British Empire）以英倫三島為根本，豈能說日不落的大不列顛帝國非英國乎？《大清帝國的漢化爭議》一文就是回應新清史而寫。及至近代，清朝與中國更成為命運的共同體，同受列強欺凌，而圖謀富國強兵。英法聯軍焚毀圓明園、陷北京，清政府痛定思痛而有自強運動。北洋海軍的建立，可謂自強的高峰。然甲午一役，大敗虧輸，幾全軍覆滅，其故非一。《論清季自強運動成敗的一個關鍵問題》聚焦于貪污腐化，導致新政之事倍功半。此非事后之聰明，實當時人如郭嵩燾、丁日昌輩早已洞見，只是積習已深，不能改弦更張，以致敗亡。謂之“關鍵問題”，豈不宜哉？
清帝國傾覆之前的最后掌權人物為葉赫那拉氏，以慈禧太后聞名于世，實際統治大清帝國將近半個世紀。不同社會背景與意識形態的人，對同一個慈禧太后，出現形形色色甚至離奇怪誕的記憶。民國成立前后，由于國家積弱的傷痛，以及康有為、章太炎等言論界巨子的影響，在華人社會的集體記憶里，慈禧成為前朝罪惡的化身。記憶與歷史不盡相同，每一個人都有記憶，都會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一個社會的集體記憶更是社會的產物，經長期累積而成，往往真假莫辨，信以為真；歷史則要講究客觀可信，盡量澄清往事的真相。記憶是對往事的一種重演與回顧，而歷史必須解釋往事，產生歷史意識。《論葉赫那拉氏》一文以這位女主作為個案來說明記憶與歷史之異同，歷史學家憑借可靠的史料與理性考證，可以呈現比較真實的葉赫那拉氏之一生，但仍然難以取代存在于華人社會中根深蒂固的集體記憶。
本書的“評說”部分，乃是平昔閱讀明清史的若干心得，偶有所見，未敢自秘，一得之愚或亦可供讀者之參考。
汪榮祖
寫于臺灣新北市林口未來之丘
2012年11月7日
……
前言
20世紀的80年代初，“文革”余波初歇，南京城里的秦淮河畔一片荒涼，文廟與江南貢院也蕭條不堪，幾如一座遺址的殘跡；然而經過三十余年的改革與開放，秦淮河畔的景觀又已復蘇，夜間燈火通明，展現金碧輝煌的繁榮氣象。最令人矚目的，莫過于南京鈔庫街38號媚香樓的重建；此樓乃明季秦淮八艷之一、《桃花扇》劇本女主角李香君的故居。“媚香”出典《左傳》，所謂“蘭有國香，人君媚之”，以此名歌妓寓所，可見不凡。舊樓經翻修后仍具明清民居風貌，正門雕欄玉砌，高懸“媚香樓”三個大字，樓旁才是李香君三進兩院的故居，樓檐下掛著“李香君故居”的牌子，大院和后院的河廳改建為餐廳與舞臺，提供美食與古樂，中堂展示孔尚任《桃花扇小引》篆體摘句，后院憑欄可以遠眺，并備有船塢直通秦淮河，可供游人泛舟。后進建成展覽廳，展示事跡與文物，成為旅游景點，游客如織。后院有今人所書楹聯：“新世紀重建媚香樓，表復社清操，憶當時風月秦淮，應讓佳人獨步；好傳奇艷說桃花扇，演南明故事，維昔日文章雪苑，堪稱國士高才”，說出昔日的雅趣，并能喚起游人對秦淮風月與南明興亡的集體記憶。樓上則是李香君的起居廳房，布置雅致，紅衾綠枕之外，尚有古董字畫，令人幻想三百年前嬌小秀麗的佳人。媚香樓與秦淮河好像已經成為一座“紀念碑”，背負著揮之不去的集體記憶。在此集體記憶里，最纏綿難忘的就是風月與興亡，而此風月與興亡又聚焦于同一歷史時空。明季秦淮風月之盛，正如前明遺老余懷詩所寫：“六朝佳麗晚煙浮，挈阮彈箏上酒樓。小扇畫鸞乘霧去，輕帆帶雨入江流。山中夢冷依弘景，湖畔歌殘倚莫愁。吳殿金釵梁元鼓，楊花燕子共悠悠。”
凄艷與悲壯的集體記憶源自明末清初士人們的文筆，他們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記錄了親身經歷的風月與驚心動魄的興亡感嘆。蓋自明朝中葉以后，由于商業的興隆，生活比較富裕，文人學士的思想亦趨開放，享受逸樂之余，不免隨性適欲，勿受禮教拘束，于是院妓興隆。娼妓古稱倡伎或俳優，乃指從事音樂歌舞之人，與現代用語娼妓顯有落差。秦淮院妓，尤其是舊院名姬，除天生麗質外，多以才藝見稱，如成化年間的楊玉香天生麗質，而又才藝超群，且喜讀書，不與一般俗人來往，往往獨居一室；有錢的貴公子若慕名前來，即使花費千金，難以贏得一笑。所謂名妓，莫不有所擅長，或琴棋、歌詠，或書法、繪畫、詩詞，故賣藝重于賣身，絕非赤裸裸的性交易。名妓入座后，酒闌之余，皆能書寫小令。事實上，明代妓女能詩者不少，朱彝尊所編《明詩綜》，選錄妓女詩作三十四首，只是一小部分而已，連造詣頗高的柳如是的詩作都未收入。而一般文人學士吟風弄月、作章臺之詠，成為時尚；以歌妓為題材的作品，亦能登大雅之堂，作者更不避名號，如吳梅村的《圓圓曲》、侯方域（朝宗）的《李姬傳》、冒辟疆的《影梅庵憶語》、張岱的《二十四橋風月》等，不僅膾炙人口，也能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顯然與純談風月的《北里志》等作品，有天壤之別。于此可見，晚明士人到舊院狎游，并非僅僅是為了滿足肉欲，男女雙方常能在心靈上互動，兩情相悅，于沉迷逸樂、放浪形骸之余，亦追尋精神上的舒解，感情上的慰藉。舊院也因而成為一種“文化交際場所”，文士在此“妖冶之奇境，溫柔之妙鄉中會舊友、結新知、開詩會、吟詠唱和，以至品評時政，商討國事”。明季士人與歌妓的關系，諸如侯方域（朝宗）之與李香君、錢謙益（牧齋）之與柳如是、冒辟疆之與董小宛，皆如情人、如夫妻。誠如今人黃裳所言，在三百年前,狎妓非士大夫惡德,且為韻事。秦淮一隅,水軟香溫,流連其中者大半皆“名士”也，既有“秦淮四媛”,亦有“四公子”,“遺事皆流傳人口”。盛極一時的秦淮風月因南明的出現而更加絢爛，南北士人匯集于金陵勝地，但弘光朝猶如曇花一現，迅即敗亡，于是兒女情長融入國破家亡的氛圍中。風月引人遐想而興亡感人肺腑，兩者混而為一，最能動人情思。這種情思經過親身經歷者刻骨銘心的感受，留下記錄，行諸文字，傳之后世，后人續發隔世幽情，借藝術創作，將這一段歷史記憶深植人心，成為難以磨滅的集體記憶。然而集體記憶并不等同真實的歷史，但其來有自，有其形成的原因與過程，值得深究。歷史記憶往往由動人的文筆而非客觀的史筆所鑿造；故就影響力而言，文筆固勝于史筆，而史筆之客觀公正又不時遭到質疑，糾正錯誤記憶的史筆是否能取代不實的記憶，也不無可疑。秦淮風月與南明興亡的歷史記憶，雖常相左右，卻非盡真實的歷史，也就不足為異。
明季的秦淮風月
秦淮河流經南京城，南京古稱金陵，明初定都于此，更使此古都首次成為全國的京城。金陵的形勝雖然沒有截云斷霧的高山，然林莽綿蒙，煙容嵐氣，呈現蒼郁氣象。每極目遠眺，無論是晨曦或落暉，都令人心曠神怡。此地雖無冷泉瀑布，然河流環繞，更有大江自西而來，水勢浩淼。至于澄湖清潭，練明鏡澈，堤岸花竹，更是清秀綽約。市內云樓佛廬，屋宇相望。名勝之外，亦多古跡，諸如齊梁宮殿、晉宋庭園，足以遙想當年的絢爛。南京又有石頭城之稱，楚威王滅越后，置金陵邑于石頭而得名；群山環繞，玄武、莫愁兩湖輝映其間。玄武湖乃開城北之渠后，引水而成；莫愁湖在城西，水面廣闊，風起荷菱之香。秦淮河環城而流，與太湖水系縱橫相連，形成披山帶河的壯麗景象。

弁言
論說
一、明清帝國的空間
二、明清帝國的生態危機
三、明清帝國的知識製作與傳佈
四、李自成、吳三桂、多爾袞在甲申年的選擇
五、秦淮風月與南明興亡的書寫與記憶
六、從明亡到清興
七、大清帝國的漢化爭議
八、論清季自強運動成敗的一個關鍵問題
九、論清後葉赫那拉氏
評說
十、晚明消費革命之謎
十一、夢憶裡的夢囈
十二、《清朝征服中亞記》書後
十三、解讀圓明園西洋樓

空間的開拓
近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出現以及輿圖繪制技術之發達，才有明確的國界，或列國之間的疆域。政治國界因有關主權，必須劃得一清二楚。然而在傳統帝國時代，帝國之疆域乃兵力與國威之所至，或民族與文化融合之所至，并無劃清疆界的必要；數千年的中華帝國以天下自居，中華之天下乃中華文化之所被，文化認同甚至超過種性，即章太炎所謂中華民族屬于“歷史民族”②，以致到近代形成一個多民族的中國，漢族雖然一直占大多數，但中華民族并不等同漢族。而且居絕大多數的漢人已雜有他族的血液，而他族也大都已經漢化。
中華帝國自秦漢以降發展到明清，種族與文化已經多次征服與融合，已經成為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統一體。清帝國由滿族所建，入主中國，為了鞏固基業，大步向西邁進，征服蒙古，收新疆入版圖，勢力直達中亞，擴大了中華帝國的疆域。事實上，朱明于14世紀推翻龐大的元帝國之后的勢力范圍已經不小，不僅收復了兩宋所失去的燕、云、甘、隴，而且兵威伸入塞外。不過，元朝退回蒙古本土之后，主力猶存，明成祖永樂又五度遠征沙漠，雖成功地擊敗蒙軍，但由于糧草不濟，難以深入，終不能徹底殲滅敵人，不僅不可能完全承繼元帝國的廣袤空間，而且來自北方的威脅始終未解，只好采取防御措施，著力修建居庸關至山海關的關隘，憑借燕山而建城設防。到16世紀后期，北邊威脅日增，始大規模重建從山海關到嘉峪關的長城防線。明代長城約12，000余里，北經京師一段，依山興建，氣勢宏偉，沿線共筑九個邊防重鎮，東起鴨綠江邊的遼東，經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固原，西至甘肅，號稱“九邊”。
明初國力猶盛，沿長城內外而設的九邊，并非國界，而是漢蒙兩族南北對峙的防線。永樂皇帝駕崩之后，不再耗資遠征，但當時蒙族沒有雄主，草原分裂，難有作為，而明廷分化其部落，并開馬市以為羈縻，故北疆尚稱安寧。然至15世紀初葉，明宣德皇帝以后，蒙古出了新一代的強人也先，攻打并收編附從明廷的蒙族，騷擾邊城，勢力又漸漸向南擴張。當也先攻打大同時，明英宗輕聽宦官王振之言，于1449年率大軍御駕親征，結果冒進遇伏，王振被亂軍所殺，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也先挾英宗兵臨北京城下，要求迎駕，幸能臣于謙處置得宜，死守挫敵；也先屢戰不利，又聞勤王之師將至，遂大掠而歸。①
土木堡之變后，明廷易攻為守以防堵北方的蒙古人，開始筑城，于成化十年修成自清水營到花馬池長達1170里的邊墻，沿邊分布數以百計的城、堡、墩、臺，后又于16世紀的30年代重新修筑了300余里的花馬池邊墻，完成了自寧夏向東經鹽池、定邊、靖邊、橫山、榆林、神木到河曲的一段長城。到嘉靖中葉又先后動工三次，一共修筑了1930余里，完成從山西西北黃河東岸起，經過大同、宣府到居庸關的一條“外邊”，以及西由偏頭向東經寧武、雁門、平型、龍泉、倒馬、紫荊等關口，到達居庸關的一條“內邊”。直到萬歷初年，仍在修墻，然由于滿族的崛起，所筑多在東邊。遼東方面的邊墻始自正統年間，先“編木為桓”，再“易以版筑”，至嘉靖時完工，由山海關向北到廣寧，再南下跨遼河向東北而去，再經遼陽、沈陽、鐵嶺的外圍，北抵開原，再自撫順往東南，經今安東鳳城而抵達鴨綠江邊。西邊的長城較小，平均高度只有457．2厘米(15英尺)，但靠近東邊約804．67千米(500英里)的城墻平均大約有1，066．8厘米(35英尺)之高，609．6厘米(20英尺)之寬，每半英里就建有嘹望臺。
明代新建長城主要為了防守，蜿蜒萬里的邊墻像一條境內的馬其諾式的軍事防線，防線也不時隨著雙方實力的消長而移動。蒙古人曾入居河套，明人也曾在邊外設立衛所。明朝實力式微后，不得不改變早年設九邊為以攻為守的戰略，而以邊墻作退守之計。不過，長城南北并不僅僅是對峙，雙方也多有來往與交流，實際上仍然在延續秦漢以來夷夏沖突與融合的歷史，漢蒙兩族在對邊各有幾十萬的居民，漢人移往蒙古務農從商者尤多。漢蒙間的通商無論官府或民間早有歷史成例，而雙方也有互補的商品，如蒙古的馬匹與漢人的糧食和織物都是對方亟須的。然而，明廷缺少具有遠見的政治家，未能充分利用通商貿易來消弭在邊界上的對峙與沖突。
明朝曾積極經營東北邊疆，洪武時已經固定遼東守衛，永樂元年(1403)松花江流域內附，設立建州等衛，永樂七年(1409)又設奴兒干都司于黑龍江②。但國勢漸衰后，不僅未能開拓，反而退縮，然晚明仍保有遼東。朝鮮則為藩屬，洪武二年冊封為高麗王，于明始終忠順，明亦對朝鮮特別禮遇。明朝的西疆則到達黃土高原上的甘肅，開國君主朱洪武以及他的兒子朱棣曾不斷地向大西北招撫，建衛冊封，尤其想經營哈密，欲其“統領諸蕃，為西陲屏障”。不過，當蒙古勢力強盛的時候，哈密就成為蒙古的附庸，明朝的西北范圍實力只能及于肅州，退守嘉峪關。西疆自青海、西康南達喜馬拉雅山麓以及緬甸與云南之西，在西藏分設烏思藏都司與朵甘都司，和印度結鄰。藏族是中國西南最主要的少數民族，居住在西藏北邊與東邊的藏族，史稱羌人。西藏與唐朝關系最密，與蒙古也親近，雖然與明朝的政治關系冷淡，文化上的影響并未中斷。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