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一場嚴酷而漫長的國家轉型革命！

※全中國熱銷近二十萬冊
※二○一○年度大陸全國優秀圖書排行榜總榜第一名

只有把中國放到世界舞台上，我們才能看懂真正的中國！

一部融合中國史與世界史的宏大敘事，
讓我們開始思索，當中國再次興起，將為世界帶來什麼轉變？

「國家能力」是近代世界局勢消長的核心力量，
金融、軍事、社會組織則是國家能力的三個關鍵。
十九世紀的中國，在國際地緣政治，以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衝擊下，
以一個古典型態的大國，因為無法應對諸多新型國家的挑戰，
結果由盛轉衰，開始一場嚴酷而漫長的轉型革命！
經歷一百多年來的衰敗，如今，中國逐漸恢復力量，
一個重新興起的中國，將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又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找到自己的新定位呢？

「國家能力」的探討，是本書的重點特色。作者認為，中國與西方，屬於兩種不同的發展典範。當他們在歷史的長河中發生碰撞，必然引起巨大的動盪。其勝敗固然攸關一時的存亡，但風波稍定後，雙方更需藉此一歷史因緣，相互調整學習，攜手合作，努力開創新典範，讓人類歷史除了軍事結合金融的推動力量之外，仍有其他道路可走。

本書一系列的創新觀點︰諸如「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戰爭國債與資本主義體制、琉球及恰克圖貿易對於中國發展的長遠意義等，引起海內外學術界及廣大讀者熱烈回響，讓本書榮登二○一○年度中國大陸優秀圖書排行榜總榜第一名，全中國熱銷近二十萬冊。

韓毓海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曾入選中國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北京市社科理論人才、北京大學傑出青年人聞學者計畫。並獲得第九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上海文學獎等。

南方朔 （知名評論家）推薦

「韓毓海的研究證明：將貨幣政策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對時下中國改革開放的良性發展意義重大。」
——《華爾街日報》

「此書立意高遠，氣勢恢宏，並且新論迭起，融會貫通。我也寫下不少不少批評或存疑的札記，包括作者的基本思路。希望不久能拜讀下一卷、下兩卷。」
——倫敦政經學院教授 林春

【作者序 】（摘）

(一)

從中國的視野、或「以中國為本位」去觀察和描述最近五百年世界歷史的變遷，致力於探詢當代中國的「世界觀」，這是我最近這些年來學術工作努力的方向。但是，說老實話，這也僅僅是「努力的方向」而已。我自己讀書不多，尤其不是歷史系科班出身，所以這個探詢的過程，其實完全就是學習的過程。

最近五百年來，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歐美霸權的形成並橫掃世界；二是占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中華民族，由逐漸衰落而再次走向復興。有人把這段歷史歸結為資本主義的勝利，對此我不敢苟同。因為首先，究竟什麼才是「資本主義」，學術界可以稱之為「正宗」的意見，起碼就有三派，至於其他的紛紜眾說，更不必再提了。而三派主流意見中，一種將資本主義歸結為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關係的變革，特別是大機器生產和雇傭勞動關係的奠定（卡爾‧馬克思）；一種著重於「資本主義精神」的發明，說白了就是把做生意等於念經，把積累資本視為積累功德（馬克斯‧韋伯）；第三種則側重於自然經濟向金融經濟的蛻變和飛躍（費爾南‧布勞岱爾）。用這三個流派來解釋什麼是資本主義，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用它們來解釋西方之所以興起，中國之所以衰落，在我看來，則起碼是沒有抓住歷史要害，而且也不盡然符合歷史的事實。

我認為：最簡捷地解釋這五百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實際上就在於「國家能力」這一點上。在西方現代興衰的過程中發揮支配作用的，從根本上來說，是現代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十六世紀地中海地區的銀行家們投資於國家間的戰爭，最終則是金融家通過攫取「世界貨幣」的發鈔權，而讓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為他們的投資冒險買單和做擔保（這隨著一九一三年美聯儲體制的形成而達到高峰），而上述軍事─金融─國家相結合的特殊組織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真正關鍵，至於那被奉若神明，而又眾說紛紜的「資本主義」，充其量只不過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充當了「助手」的角色而已。現代民族國家的根本目標在於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間」，金融家的根本目標則在於通過債務關係攫取最大利潤，至於是否採用上述三種「資本主義」方式，那完全要看是否有利於這兩個根本目標之達成而定。

考察中國五百年興衰的關鍵，其實又在於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組織能力下降這個矛盾現象。經濟發達的宋，反而打不過立足於軍事組織的遼、金、西夏部落，這裡的關鍵並不在經濟，而在社會組織能力。由皇權直接來面對基層馬鈴薯一般無組織的小農，這樣的國家自然也就沒有什麼組織效率可言，唐以降，基層財政、稅收、司法漸與正式之國家行政相脫離，而為民間「胥吏」階級所掌握，此即「役法」之大弊；而宋代以來的政策，又是將組織社會的任務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國家更從商業、運輸，乃至軍需供應中全盤退出，國家取「無為」和「不干涉主義」，而這就是「開中法」的弊端。不但基層沒有組織，而且上層的貨幣財政也十分混亂，貨幣短缺、「多幣制」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到了明隆慶元年（一五六七）之後，反而將貨幣出路委之於進口美洲白銀，這又是財政貨幣政策的最大失敗。而對外，所謂的「天下秩序」，於周邊藩邦採取的一向是文化治理的「朝貢」方式，完全沒有現代民族國家的「生存空間」、「地緣政治」意識，如此組織能力鬆散的帝國，無論它有利於還是不利於發展經濟，能夠或者不能夠發生「資本主義萌芽」，而一旦遭遇現代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式之打擊，其渙然瓦解卻是必然的。而國家既然已經瓦解，至於發展什麼「主義」才好，自然也都統統變成空談了。

研究中國歷史，上要看貨幣財政，下要看基層組織，同時更要能以世界大勢之變遷、聯繫和互動為背景去展開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穫。在嚴肅的歷史問題面前，任何輕薄的態度、任何教條主義的盲從都是必須杜絕的。而唯一值得自我寬慰的是，上述淺見，並不是盲從得到，而是從自己的讀書、思考和摸索中得來的。

（二）

中國改革與革命是近代落後的結果，革命當然不是近代以來中國落後的原因。而對於「中國近代何以落伍」這個大題目，則大致又有幾種回答：其一，是馬克思主義所指出的——帝國主義侵略和資本全球擴張所致；其二，則是一般地、抽象地將其歸之於中國在制度、技術，乃至文化上的落後弊端，以及西歐的先天優勢（以馬克斯‧韋伯的理論最有代表性）；而我的看法是：中國是一個以「天下」和「世界」為擔當的文明，資本主義則是自一五○○年以來從地中海地區發展起來，以金融和軍事技術為核心，向世界擴張的體系。這兩種有深刻歷史傳統的組織形式，在五百年歷史間漫長的「互動」、博弈，才構成了我們解釋五百年來世界大勢和中國「天下興亡」的關鍵。從這個角度說，那些構成中國近代衰落的因素，往往又曾是支持中國長期繁榮的因素，這正如我們文明中固有亟須變革的弊端，但其中卻同時也蘊涵著近代改革與革命，以及中國現代復興的種子。只有瞭解中國文明形成的長期性、歷史性、複雜性，同時又瞭解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的歷史性和複雜性，而不是抽象地將問題歸之於「制度」和「體制」簡單地打發掉，我們才能對於上述重大歷史課題做出真正有意義的探究。

中國當然不是從來沒有制度。自上古以來，就有以黃帝為代表的「血緣世系」以及以堯舜為代表的「名分世系」二者並存。就前一個世系而言，權力的合法性來自貴族血緣承繼；就後一個世系而言，權力始終是向平民開放的，這就是所謂：「人人皆可為堯舜」。而這裡的「平民」，更不專指士、士族、士大夫，也包括士農工商各階層——特別是包括少數民族。太宗李世民以少數民族血統者，太祖朱元璋以貧苦農民可以當皇帝，其合法性就來自於堯舜的名分世系。這兩個世系的互動沿革，就是所謂「多元一體」的制度基礎。從歷史的長時段看去，宣導「天下為公」，不斷向平民、向少數民族開放權力的堯舜世系、堯舜體制，是比導致羅馬帝國迅速崩潰、貴族院壟斷權力的「憲政」更合理、更進步、更能經受歷史考驗的制度，這已經為中國的長期統一、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所證實。

作為最後一個漢家王朝，明朝無疑處於中國制度的重要轉折期，從體制的上層看，其主要特徵表現為：它是歷史上皇權與士大夫階級衝突最激烈的王朝。太祖洪武十三年，廢除了自秦以來輔佐天子處理國政的相位，這成為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極大變動。從此天子直接面對六部，六部有建議權，而天子則獨攬決策權，另設內閣大學士，為天子襄理文墨，但內閣大學士沒有建議權，為了避免皇帝與六部之間發生直接衝突，遂設司禮監居中傳遞協調——如此多頭、側面之管理體制，自然使得行政上彼此之掣肘成為不可避免；世宗、穆宗和神宗在位期間，皇權與六部之間的衝突，終於達到不可化解的僵持階段，造成這三任皇帝幾乎不見六部官員的局面。此後，作為皇帝代言人的內閣大學士和司禮監，與士大夫的代言人六部之間的衝突更是日益加劇、不可協調。而從基層看，胥吏、豪民和生員結合為一體，甚至成為一「雖未掌握武裝，但已掌握錢糧」的空前勢力。明末置天下饑荒於不顧而放手聚斂的，就是這個全面控制基層的利益集團。可見，皇權與官僚體制之間的激烈衝突和矛盾的不可化解，上層與基層的全盤脫節，造成了明代中期以來國家行政效率、國家組織效率的迅速衰敗。

而這一時期，恰恰又是世界史的大變革時期，因為一個銀行家、戰爭和國家密切結合的軍商合一、軍政合一、資本與國家合一的體制，此時正在歐洲勃然興起，而一五○○年以降的中國，國家體制的上中下結構卻開始走向脫節，以至於國家的一切改革非但不能動員官吏，反而總是被龐大的官吏集團所阻礙，國家組織效率的嚴重下降，使得一切政治經濟改革都不能真正實行。實際上，最終導致明王朝瓦解的，不但有皇權專制的原因，更有作為社會精英的士大夫階級之顢頇獨斷，以及胥吏、豪民階層控制地方。無能而顢頇的士大夫階級為了一己之私，妄圖以道學的專制壟斷社會權力，這種「士大夫階級的道學專制」，更促成了體制從內部的解體。

不過，確如錢穆指出：民權的表達和實行不能單靠一紙憲法和幾個代議士，關鍵在於形成下情上達的有效機制。他的這種看法倒是真具啟示性的。而且，毫無疑問的是，誠然如他指出：中國作為一個悠久的文明，自然不能說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制度」而只有「專制」，例如所謂均田與兼併、科舉與選舉、郡縣與封建的制度爭論，實際上就一直貫穿於中國歷史之中，並構成了近代以來中國改革與革命的真正動力。看不到這一點，自然不能說對中國的文明有起碼的瞭解，甚至會淪為錢穆所譏諷的：中國近代以來之所以一再自食「改革的惡果」，尤其是老百姓一直不得不一再承擔起「改革的後果與代價」，往往就與精英們沒有知識和眼光，只會看見私利和短期利益最有關係。

要從根本上變革社會，那就非要從基層做起、從中國人口的大多數——農民做起、從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變革社會就非要找到、找對中國社會的真正主體不可。以為單靠幾個「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爛之舌即可變革中國，這不過就是黃口小兒式的幼稚政治。因此有人說：五百年來，中國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層和精英，而精英們最大的不成熟，就在於他們總是咒罵下層民眾「不成熟」——這實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

時下人們恐怕都知道，近代以來，中國沒有科學、工業、自由和民主是不行的，但是，如果離開組織勞苦大眾，特別是農民這個中國社會主體，離開了改造土地制度這個中國經濟的最深層的基礎，如果沒有與基層現實密切聯繫的革命政黨作為社會改造的利器，那就不會有革命和改革的成功。而中國幾千年來皇權直接面對千百萬馬鈴薯一般小農、毫無動員效率可言的「一盤散沙」的社會結構，更不能得以根本改變。但是，對於這一淺顯的道理，卻不是人人都願意承認的。以為靠「個人自由」、一紙憲草、幾個「民意代表」就能解決一切中國問題，這其實就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定見、偏見和一塌糊塗的「政見」。「豈有文章驚天下，漫道書生事不成，百年一覺浮漚裡，悲欣交集說摩登」——其實，就我個人來說，真正弄明白這個道理，更不是一朝一夕的。

（三）

長期領先於世界的中國，爲什麽在十九世紀走向衰敗和落伍？長期戰亂分裂的歐洲，爲什麽會在十九世紀後超越中國、領先世界？――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在世界學術界，它被稱爲「李約瑟之謎」。而本書的基本目標之一，便是以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去回應這一課題。

許多傑出的學者已在破解這個謎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如麥迪遜（Angus Madison）的《世界經濟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關於「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論斷（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但是，他們的解釋也遭到了兩個方面的有力挑戰。一個挑戰就來自馬克思主義，而第二個挑戰則是伴隨著一九五○年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開闢，特別是一九七○年代以來，東亞經濟的持續起飛而産生的。

而本書的基本探索之一，就是對「李約瑟之謎」提出進一步的、不同的解釋。這種解釋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地緣政治性的。自西元十世紀以降，在中國的推動下，逐步形成了橫跨歐亞大陸，聯絡東洋、西洋和南洋的貿易和金融流動體系，其中，以恰克圖爲核心、貫通「內陸歐亞」的北方貿易體系，以及以琉球爲核心、聯繫西洋、東洋和南洋的海洋貿易體系，乃是以中國爲中心的世界體系的兩個重要樞紐。十六世紀中後期以降，隨著美洲白銀的輸入和帝國主義軍事擴張的加劇，隨著世界地緣政治態勢的大變動，最終導致了以中國爲核心的世界貿易和貨幣流動體系於十九世紀走向瓦解。而中國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緣政治體系變動的結果。

第二個解釋是金融性的，它基於一個簡單的事實：儘管在十世紀之後中國社會就開始進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華民國長達數百年的時間內，由於長期實行經濟、社會的放任主義，中國都沒有自己的自主貨幣，宋代經濟已經依賴南洋、西洋舶來的白銀，而明隆慶之後，從美洲大量進口白銀和銀元，更成爲解決中國經濟發展與貨幣短缺矛盾的基本國策，從而使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依賴於美洲白銀供給，這成爲阻礙中國長期發展、實現革命性發展的重要瓶頸。

第三方面的解釋就是政治上的，具體說就是「國家組織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經濟和市場的不斷發展，與國家組織能力的持續下降這個矛盾現象，是我們觀察歷史得出的第三個基本結論。

中國政治史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現了國家組織能力下降的問題，其根源就在於國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自那個時候起，就已經不再能夠擔負起一個逐步近代化的國家的治理之責，即他們既沒有管理經濟、財政、稅收、司法、軍事和金融的具體能力，也不再能夠擔負起組織人民、教育人民的責任。華而不實、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階級，已日益成爲中國社會近代發展的阻礙力量，而中國基層治理，早已經落在了橫徵暴斂的胥吏手中，即從那個時候起，中國其實已經出現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機。

被列寧稱爲「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率先提出了中國面臨著嚴峻的政治危機這個重要課題。面對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和強大的外敵入侵壓力等多重難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問題並不是缺乏經濟能力，而是整體上喪失了政治能力。實際上，國家治理者的缺位，其造成的最爲深刻的弊端，尚不在困擾著王安石的「上層」，而在基層政治的瓦解，或者在於胥吏之害，它導致的結果就是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

既然儒家培養士大夫的標準如此脫離治國理政之實際，那麽標準越多、條文越細，就越不能執行，唯一的結果是行政變成了文牘，變成了以開會落實開會，以文件落實文件。實際上，是連起草文件的事，又都交給了胥吏。官員忙於奔走，更把基層的實際事務交給地方上的能人「胥吏」去操辦，這樣官員等於浮在上面，於是一切都成爲表面文章，胥吏成爲操持地方的黑社會勢力，而國家沒有了他們卻竟然無法在基層辦事。――宋代對外不能抗擊遼金，對內不能制止社會陷入無政府的江湖狀態，即使它經濟和商業搞得再好，也難以避免亡國的命運，我們所謂「弱宋」，也就是指其國家能力的衰弱。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從三皇五帝到國民黨，中國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理論與實際脫節、政治與基層民衆脫節、經濟活動與國家財政金融脫節，而歷代統治者想出來的辦法，竟是主張放棄基層，並放手讓土豪劣紳、黑社會和非正式的「包稅人」控制和魚肉基層。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更把放棄基層看作中國政治的最好傳統，即他認爲：基層靠那些土豪劣紳和黑社會去「自治」，「可以舉修齊的實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謀公衆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則有鄉校和鄉學，言賑濟則有義田和義莊。言積穀備荒則有社倉的儲蓄。言防盜緝奸則有保甲的連坐。乃至堤防溝洫，道路河川，無不由鄉社的群力從事於修築和疏浚」。蔣介石的上述內容，掩蓋了所謂「役法」，實則早於唐末便已徹底崩潰的事實，而所謂胥吏，亦自那時起，由組織基層人民從事公益事業的事務員，變成了魚肉基層和鄉里的贏利階級。他的說法，簡直是把長期由土豪劣紳和黑社會把持的中國基層說得如同天堂一般，但這恰恰暴露出國民黨政權脫離民衆、無力組織和動員基層的痼疾。而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打敗國民黨的重要社會背景之一。

（四）

本書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我們只有從生產方式的「發展」與「組織」之間的關係角度，從複雜的社會階級的角度，才能去正確分析、瞭解歷史變化發展的真實。五百年來，中國為什麼逐步衰落？不是簡單的因為生產不發展、市場不發達，更不是由於什麼「體制干預」過多，而恰恰是由於「體制」的無為、體制的「無力」和低效率。廣大的勞動階級（特別是農民）長期處於一盤散沙狀態，中國基層社會更與上層完全脫節，以至於像黃仁宇所說：經濟雖大有發展，而社會卻全無組織效率，從而無法將社會財富組織為國家能力，人民非但不能以「體制」的方式參與這種發展、保證這種發展、推動這種發展，結果反而在近代為外國和外部的金融資本和武力、為內外特權利益集團之勾結所控制。

尤其是——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的「精英」、讀書人對於什麼是社會生產組織，特別是對於社會各階級爭鬥的道理，基本上是外行，對金融組織、貨幣組織、稅收體制，更是一竅不通、一塌糊塗；既將一切簡單地歸之為「體制」，而同時對於「體制」的理解又如此茫然、膚淺，無論天下興亡多少事，永遠正確的只有他自己。這種「反體制」往最善良的地方去評價估計，也不過就是「道學家們」的「發脾氣」罷了，而自宋、明以來，這種士大夫階級的「氣功」，對於國家和人民，從來就沒有過什麼真正、切實的助益。這也就是張居正所謂「國家以高官厚祿養此輩，真犬馬不如也」，也就是曾國藩所謂「國家以此等人為學為官，與用牧豬奴何異？」

顧炎武的《精衛》，我一直很喜歡。詩曰：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在這個意義上，讀歷史、研究歷史是大有好處的，因為歷史敘述著過去，也昭示著未來。歷史本身就是由「大不平」寫就的，因此，它的方向才是「大同」。

二○一三年六月一日於北京

【作者序】

【上篇】──漫長的十六世紀

導言
第一節 「無發展的增長」與「科學發展」
第二節 歷史與迷信
第三節 「當中國稱霸海洋」
第四節 回首射雕時，萬里暮雲平
第五節 「隆慶元年」（一五六七），世界史的大轉折
第六節 重寫《甲申三百年祭》
第七節 黃仁宇為什麼要講毛澤東的好話
第八節 中國資產階級的歷史命運
小結 「中國道路」與世界史問題

【下篇】──漫長的十九世紀

導言
第一節 重新思考十九世紀
第二節 中國為什麼被打敗？
第三節 國債與資本
第四節 從康德到列寧
第五節 作為「中國方法」的《大同書》
第六節 「出乎意料」的現代性及其後果

【上篇】──漫長的十六世紀（摘）

導言
本書的第一部分敘述了：五百年來，在「世界經濟」向「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轉化的過程中，中國由「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和「創生者」，逐步走向衰落的過程。

「東洋的近世」，本是由「京都史學派」所提出的著名論斷，其核心是：中國在西元十世紀進入近世，這比歐洲要早三個世紀左右。舉凡國內與世界交通方面的革命、貨幣經濟的普及、士大夫階級之於世襲貴族階級的戰勝和替代、儒家思想由經學向史、論方向的轉化，加之焦炭冶鐵技術的成熟、鐵器的大規模生產與出口—凡此五個方面，分別從交通變革、經濟變革、政治變革、文藝復興以及工業變革，鑄就了一個中國文明主導的「近世世界」。

而「漫長的十六世紀」的說法，來自兩位著名的歷史學家。一位是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他把西元一三五○～一六五○的三百年，稱為「漫長的十六世紀」。布勞岱爾認為：這一時期是「世界經濟」形成的時期，它大致與中國的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在時間上是重合的。另一位是當代美國歷史學家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他把西元一三五○～一八五○之間的五百年，均稱為「漫長的十六世紀」。因為彭慕蘭認為：只有當世界貨幣體系由「銀本位」向「金本位」的過渡完成之後，只有當中國在一八五○年完全被西方的軍事實力—進而是金融資本所控制和支配之後，「漫長的十六世紀」才算真正結束，而「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支配世界的時代才算完成。

通過閱讀本書的這一部分，讀者首先將會逐漸區分開兩個重要範疇之間的不同：這也就是布勞岱爾所提出的「世界經濟」與「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二者之間的不同。簡單地說，「世界經濟」是生產發展和市場交換不斷擴大的產物，物質生產的發展和市場交換的日益擴大，最終以「世界」的規模展開，於是產生了「世界經濟」，而這也就是「漫長的十六世紀」的主題。與「世界經濟」不同，所謂「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則是指以軍事和金融擴張的方式在世界範圍內攫取剩餘價值的機制，而那將是本書的下一部分—「漫長的十九世紀」所論述的主題。

當前，對於中國文明及其歷史命運，大致存在著兩種看法：一種看法是說中華文明從來輝煌燦爛， 五百年前就逐漸形成了一種以生產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之平和、平等的發展模式，只是在一八四○年之後由於西方的入侵，才突然間被打斷了發展（喬萬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另一種看法則是說這個文明從根本上「一塌糊塗」，幾千年來都是「專制」和「獨裁」，因而註定是要被「現代文明」所蕩滌和拋棄的。本書則挑戰了這兩種一般性的看法。

這一部分對最近五百年世界歷史運動的研究，能夠使讀者們看到：五百年中國歷史所經歷的大致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一方面是生產的發展、市場的擴大，另一方面卻是「制度的無為」—即國家能力的持續下降。這種「國家能力的持續下降」，既指皇權直接面對千百萬小農的基層其並無組織能力，又特別是指國家貨幣制度、稅收體制的混亂，從而最終不得不將貨幣供應委之於國外的貨幣市場，結果逐步喪失了財政金融上的自主性。

這個「雙向的過程」起碼能讓我們看到：生產的發展、市場的擴大—即我們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繁榮發展，其實並不意味著社會共同體真正和最終意義上的「強大」，如果沒有政治上有組織的推動，農業發展造成的剩餘也不會自動擴展到工業領域；這就是有學者指出的：「經濟力量在原則上固然可以轉變為軍事力量和國家力量，可是當中也必須有組織與結構。」它尤其不意味著：由於生產規模和貿易規模之龐大，其在貨幣金融方面，就能夠自動地獲得優勢和主導權。相反，隨著生產發展、市場擴大而產生的貨幣和資本短缺問題，卻有可能造成一個經濟體反而將貨幣金融問題委之於「外部」—而中國的「漫長的十六世紀」，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歷史分析的範本。

因此，本書這一部分的敘述，告訴我們的就是另外一幅文明演進的圖景：一方面，中國文明毫無疑問是輝煌燦爛的，這種輝煌燦爛使得中國在五百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保持著世界生產大國和貿易大國的地位， 這一點當然是不可否定、毋庸置疑的。但是，另一方面，從組織與結構上看，在「漫長的十六世紀」裡， 中國行政體制卻深陷「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痼疾之中，商與農、沿海與內地、中央與邊疆的分裂、脫節日益嚴重，國家更一直沒有解決由生產發展和市場的擴大所帶來的貨幣金融問題。由於中國的貨幣制度一直是雜亂的「多種幣制」，國家的稅收制度因此也就不能不是混亂的，加上國家財政與稅收實際上是操持在基層和地方的「胥吏」之手，這種狀況長期得不到治理和解決，這樣一來，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國家能力、行政能力和財政能力，反而就是逐步下降的。與此同時，由於一直沒有解決經濟的發展與貨幣短缺、信用制度不發達之間的矛盾，結果在一五六七年（明隆慶元年）之後，中國轉而通過大規模進口美洲白銀來解決內部的貨幣短缺問題，這種將貨幣金融委之於外國的舉措，最終逐步造成了近代以來中國的經濟、財政和社會完全為歐美金融資本所控制的局面。

正是從五百年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一方面中國經濟、文化的輝煌燦爛是值得驕傲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國的近代衰落卻也並不是突然、偶然發生的，而恰恰正是因為「發展」帶來了新的問題，包括伊懋可（Mark Elvin）所提出的市場的「高度平衡陷阱」問題，也正是由於沒有自覺和有力地應對發展帶來的問題，中國文明的輝煌、中國經濟的發展才變得不可持續，而其近代衰落則不可避免。

因此，本書的這一部分在結構上，由彼此聯繫的兩大塊構成：第一節到第四節，集中論述了「漫長的十六世紀」中國經濟和文化的輝煌，以此去追尋一個已經消失的「中國文明主導的世界」。第五到第九節，則集中探究「中國文明主導的世界」走向瓦解和衰落的內部和外部原因。

第一節從中國現實出發展開話題和引起討論。我們所身處的世界為「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支配，這是一個不平等的世界。它的基本特徵是核心地區從周邊榨取剩餘用於自身的發展，正是這種不平等的支配和剝削關係，.造成了世界各國以及中國各區域和地域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從這個意義上去解釋「科學發展觀」，我們才會發現它真正的革命性所在：不僅是致力於一般地消除中國內部的社會矛盾，更是致力於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不平衡發展結構。

第二節的主題是在「世界史」敘述中，追尋已經消失了的「輝煌的中國世界」，重新去發現、發掘在西方主導的「世界史」敘述中，消失和被掩埋了的「中國引導世界經濟」時代。這一部分用相當的篇幅， 介紹了費爾南．布勞岱爾關於「世界經濟」與「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間的重要區分，同時介紹了中國文明對於「世界經濟」的創生發揮的火車頭作用，同時，集中反思了以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為代表的現代西方思想家對於「資本主義」和「世界經濟」的混淆。

第三節和第四節，集中從海洋和大陸兩個方向上，敘述了「中國主導的世界」為什麼是和平的、非掠奪（他人剩餘）性的。這在海洋方向上是指海洋朝貢貿易體系的形成，而大陸方面則是指以經濟，而非戰爭原則支配的大陸條約體系的締結。這兩節的敘述重點，又分別圍繞著琉球和蒙古（北元）地區與中國長期交往的關係史展開。

第三節的論述重點是朝貢體系。指出：海洋朝貢貿易體系曾是中國應對生態問題、區域安全（打擊海盜）和貨幣資源短缺而設置的有效制度，它以中繼貿易的方式將中國與世界聯繫起來，第三節中還著力描述了朝貢體系是如何隨著新的帝國主義海洋時代的到來逐步被瓦解的，同時指出了這種瓦解對於近代以來中國命運的重要影響。

世界古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亞各民族不斷發動戰爭的征服史，這種征服活動經匈奴、突厥到元帝國的形成時期達到高峰。而第四節的敘述表明：正是五百年來中國所造成的「長途貿易」和多元化的主權關係體系—即所謂「多主制」（hierarchical inclusion），扭轉了這種「中亞民族征服史」。這一節集中描述了中國如何以「大陸條約體制」，通過經濟貿易的原則，改變並扭轉中亞「征服史」的過程。

第五節是本書第一部分敘述的轉捩點，從這一節開始，敘述了「中國主導的世界」是怎樣走向瓦解的，並且致力於探索這種瓦解的內外原因：「漫長的十六世紀」和中國命運的大轉折發生在一五六七年（明隆慶元年）前後，.從此中國開始通過大規模引進白銀來解決內部的貨幣短缺問題，從而放任內部的幣制、稅制混亂不加以治理，放棄自主的貨幣財政制度建設，而將金融命脈委之於外國。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制度原因在於：中國式的封建主義在宋明清時期的發展，皇權與士大夫的對立（道學與朋黨），基層事務漸歸胥吏壟斷，造成統治效率迅速下降，其中最集中的表現就是所謂「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封建主義嵌入並落實到中國的最基層和地方，並與稅收、幣制、行政、司法密切聯繫。

第六節是本書第一部分的重點，通過重新解釋明朝亡國的原因和教訓，指出：國家能力的持續下降， 乃是近五百年來中國歷史的根本問題，也正是由於國家能力的持續下降，所以明朝既不能應付「外寇」，又不能應付「流寇」。同時更指出這種國家能力的下降，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五點：一，中國封建勢力的變本加厲（所謂「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二，儒學蛻化為道學，精英階層長於朋黨內訌而對於經濟財政司法一無所知，遂將基層一切財政、稅收、司法歸之於「民間精英」—胥吏和幕僚，這種行政上的失敗，阻礙了中國由宗法國家向近世財政國家，特別是向民族—人民國家的轉換；三，豪門巨富與新興外貿商人的勾結，土地兼併未能停止，市場壟斷復又加劇，造成生產者和一般小農流離失所，生產力大幅度下降；四，小農喪失土地，民兵制無所依據，國家喪失勞動力，稅收長期無著。稅收無著，則無以養兵， 故武備廢弛，軍隊不堪一擊；五，金融業委之於外國。

第七節通過對著名明史專家黃仁宇先生之研究的再解讀，重新開發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意義，即中國革命一方面是從基層改造出發，自下而上地完成了徹底反封建的任務；另一方面則是確立了國家信用，從貨幣和財政上為中國的長遠發展打下制度基礎。

第八節通過晉商的命運，集中探討中國式的—與長途貿易相聯繫的信用制度，與近代西歐式的—與戰爭投資相聯繫的資本主義戰爭金融制度之間的根本不同，從而把對「漫長的十六世紀」的追尋，引向了本書的下一部分—即「漫長的十九世紀」的討論。

第八節既是第一部分的結尾，也是第二部分的先聲。


【下篇】──漫長的十九世紀

導言
「漫長的十九世紀」，是指從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世界史。而對於中國來說，這大致就是從明亡到清亡的歷史。

對於這一段大動盪、大變革的世界史，我們的先驅者們早已有過不少極其精彩、一語中的的論斷。綜核名實，又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基本結論：

第一，「漫長的十九世紀」是「未完成的世紀」。之所以說「漫長的十九世紀」是「未完成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在「短促的二十世紀」（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蘇聯解體）結束後，人類歷史仿佛又退回到「漫長的十九世紀」。在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我們依然面臨著「死去的時代」—「漫長的十九世紀」可能復活的威脅；另一個原因則是：「漫長的十九世紀」是人類歷史發展「出乎意料之外」的結果，作為「現代性的後果」，全人類都被拋入到變動不居、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現代世界」上。一方面是軍事技術的突飛猛進、金融擴張的全球化，另一方面則是南北差距拉大，殖民地人民和世界勞動者階級的反抗此起彼伏。總之，「和平」與「發展」這兩個主題，「漫長的十九世紀」一個都沒有解決， 舊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與新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究竟誰戰勝誰的問題，依然還是沒有結論。

其次，「漫長的十九世紀」還是一個「顛倒」的世紀。這種顛倒就是指：「虛擬經濟」支配實體經濟、資本主義制約並支配物質生產和市場交換、「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制約並支配「世界經濟」。同時，這也就是投資國制約並支配生產和資源出口國、「發達國家」制約和支配「發展中國家」—也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軍事和金融霸權制約和支配全世界（世界體系理論和全球依附理論）。

第三，「漫長的十九世紀」總體上看來又是歐美列強的軍事暴力和金融壟斷支配世界的世紀，但是， 這個靠「軍事實力」和「金融財力」說話的時代，卻是一個權力運用沒有合理性與合法性的霸權主義時代，因而就不是一個「文明」的時代。也正是因為「現代性」成了一個問題，它才鼓舞和激勵了偉大的先行者們一代又一代地思索奮鬥、殫精竭慮，為創造一個合理、平等的現代世界而思考、鬥爭和犧牲。

「漫長的十九世紀」形成了人類思想的高峰期。從康德的「世界永久和平」祈願，到馬克思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從黑格爾的資產階級憲政國家，到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世界革命」，從康有為的《大同書》，到催生新中國、新世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新世紀航船的桅杆，在歷史的波濤中反復出現在舊世界的地平線上。但是，仿佛在一剎那間，它卻又轉瞬即逝，再次從我們視野裡消失。

現在，我們勇敢的前人已經把追求新文明、新的發展道路的大任交給了我們，我們要努力奮鬥和工作，為的就是去完成他們的遺願。

第一節的敘述告訴我們：十九世紀的大轉折或者「大分流」—即由世界經濟向「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轉變，實際上如同一場大地震一樣，事先既沒有得到預見，事後也沒有得到真正合理及令人滿意的有效解釋。例如，直到一七七六年《國富論》發表，歐洲最傑出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依然還在讚美「中國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富強」，即他起碼沒有預見到中國經濟和社會即將走向大衰落和大崩潰。而迄今為止，關於西方所代表的「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崛起之原因的論斷，恐怕也只有尼采的說法最為直截了當、擊中要害—這種「西方的勝利」，乃是強力意志（尤其是軍事強權）的勝利，而這也意味著：「漫長的十九世紀」是一個靠「軍事實力」和「金融財力」說話的世紀，而與此同時，也正如尼采所指出的：在這種崛起的背後，是人類「道德譜系」的大崩潰和大轉型。

第二節從三個方面解釋了「中國為什麼會被打敗」。一，「文化帝國」的弊端：政治上依賴地方社會自治、經濟上依賴社會自助、邊疆和藩屬治理主要依靠鬆散的文化認同，於是國家不知何為，社會結構上下脫節、內外不通，國家能力自然持續下降。二，貨幣—財政體系混亂，貨幣金融既然長期依賴外國貨幣市場，而當一八三○～一八五○年世界金融體系由「銀本位」向「金本位」轉化的歷史關鍵時刻，清王朝貨幣體系卻一朝崩潰，財政體系亦隨之瓦解。三，兵農分離，中央與基層脫節，從而顧此失彼，「市場發展的高度平衡」反而導致了積累的下降、軍餉的缺乏，如此兵制必不能對抗英國的軍商合一。而國家與社會脫節、中央與地方（特別是邊疆）脫節、生產與軍事脫節，如此「帝國」，自然也不能對抗西歐民族國家。

第三節從「戰爭」和「債務」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解釋了什麼是歐洲現代民族國家，特別是現代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式為什麼會在歐洲興起。這一節的論述，緊扣綿延千年的歐洲統治者之「三大基本任務」 展開，這「三大任務」就是：積極發動和準備戰爭、籌措戰爭經費、彌補戰爭虧空。在這一節中，讀者同時會思考這樣幾個問題：一，為什麼最早的銀行家階級會在一五七○年代的地中海地區產生？二，為什麼說資本的原始積累，最初是來自銀行家所放戰爭款的巨額利息，而不是我們慣常所理解的「榨取雇傭勞動的剩餘價值」？三，為什麼說「市民社會」其實就是指「納稅人社會」？四，為什麼說「民族主義」的基礎是一種戰爭—財政動員機制，而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宣傳？為什麼說現代民族國家的真正基礎是戰爭—財政體制，而不是抽象的「民族精神」？

第四節是本書第二部分的轉捩點。這一節轉而去敘述我們的前人，是如何殫精竭慮，力圖要把人類從歐洲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體制所帶來的頻繁戰亂、金融危機中解放出來。誇張一點說，這一節其實就是縮略版的「西方現代思想史」。儘管縮略，但由於立足於現代世界的根本問題，所以對絕大多數無暇、也無必要去咀嚼艱深晦澀的歐洲思想著作的讀者來說，縮略的敘述可能是需要的。簡而言之，這一節指出了：我們的前人那些殫精竭慮的工作是如何前赴後繼地聯繫起來的—它的核心是追問：「漫長的十九世紀」在什麼意義上可以被稱作「文明」？

本節的主要論點也可以用幾句簡短的話來概括說明：一，康德所說的「啟蒙」之根本目標，就是要把歐洲從戰亂和戰爭金融體制中解放出來。二，黑格爾把世界歷史的動力、資本主義體制的動力，解釋為擴張主義的國家所保障的市民階級的「個人自由」，因此，他是至今依然支配世界的一種經濟學理論的真正開創者—根據這種經濟學理論：是市民社會的「需求和欲望」創造了「生產和供給」，進而—是資產階級的「欲望和需求」養活了勞動者階級的生存。三，馬克思顛倒了黑格爾，但又不是簡單地顛倒，馬克思認為是「勞動」創造「世界」，但是勞動和勞動者又為資本和資產階級的「需求」所束縛和控制。四， 列寧（和隨後的毛澤東）指出：要改造這個由軍事和金融霸權支配的「顛倒的世界」，僅僅靠馬克思所說的歐美的產業工人是不夠的，而真正的出路在於：在帝國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外部」，創造並生長出一種新的發展模式、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生產方式。

第五節通過評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先驅者康有為及其《大同書》，來追溯「中國現代道路」的興起。如果最簡單地概括這一節的內容，那就是它回答了：為什麼現代中國道路是「改造中國與世界」，而不僅是「尋求富強」。

第六節是本書第一卷的結尾，它為重新思考「漫長的十九世紀」打開了一個開放的空間，這一節以簡捷的方式批判了形形色色的歷史決定論，從而把「漫長的十九世紀」—進而就是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視為「歷史耦合」的結果，而不僅僅是現代性「出乎意料之外」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漫長的十九世紀」不僅僅是「未完成的」，而且它也應該、並且能夠被新的發展模式、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生產方式所替代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