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評傳（簡體書）

王必勝，湖北荊門人。武漢大學中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人民日報社高級編輯。創作以文藝評論、散文隨筆為主，著有《繆斯情結》《夢中的風景》《雪泥鴻爪》《東鱗西爪集》，《浮生札記》等；主編有散文年選多種。作品曾獲多種文學獎，曾擔任新聞出版署、中國作協和解放軍八一文學獎等獎項評委。

《鄧拓評傳》再現了人民日報社原總編輯鄧拓的生平，翔實而客觀地評價了他的人生際遇和文化貢獻。鄧拓的形象在作者（王必勝）筆下更加生動親切，于樸實中蘊含著思想者的光芒。作者秉持嚴謹的學術風格，力求掌握第一手資料，做到言之有據，征引翔實。本次再版，鄧拓之子鄧壯提供了很多照片資料，為《鄧拓評傳》增添了些許現場感。

去年《吳晗傳》出版時，我曾想過：鄧拓同志也應當有一本傳記。想不到前幾天王必勝同志來訪，談到他最近已完成了《鄧拓評傳》的書稿，即將出版。這是一件令人滿意的事。鄧拓同志離開我們快20年了，他是“文化大革命”這場災禍的最先受難者。現在大家已經知道，所謂“文化大革命”是當時黨的領導者錯誤發動，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乘機利用為他們篡黨奪權而掀起的一場災難性的動亂。林、江集團為了從北京市委打開缺口，擾亂全國，就抓住所謂“三家村的黑店”，向它開火。《三家村札記》不過是林、江反革命集團向全黨全國發動爆炸的引火線而已，爆炸的重點，并不在引火線上。但是他們這個陰謀，在1966年的4、5月——“文革”初起時，人們是絕不可能看清楚的。所以，當林、江一伙通過姚文元宣告“向三家村反黨黑店開火”時，一時之間真像是“黑云壓城城欲摧”，一切沉重的壓力都加在“三家村”的頭上，尤其是加在鄧拓同志這位“三家村的黑掌柜”的頭上，這是使人難以忍受的；再加上鄧拓同志當時本已身患多種疾病，而“革命派”的小將們卻開始“破門而人”，攪得天翻地覆，鄧拓同志受不了這種侮辱，只得以一死來表示抗爭。
我得到鄧拓同志去世的消息，是稍后一些時日，當時我雖因失去一位領導和戰友而痛心，但也為他在那樣疾風暴雨之下能自己解脫自己而慶幸。
“三家村”的另一位戰友吳晗同志則死得更加悲慘，是經受了三年的殘酷迫害之后，于1969年末死于獄中。我也被關禁著，直到1973年才聽到這個噩耗。從此以后，“三家村”三去其二，只留下我孑然一人。
在今天，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黨中央已經為十年動亂中受誣陷、受迫害的大批同志平反昭雪，20年前的漫天風雨，早已是煙消云散，現在已經是天朗氣清，海天如鏡。但是，倘有人再向我提到“三家村”冤案，提到鄧拓、吳晗兩位戰友時，我仍然感覺到摧心裂肺般的傷痛，同時也百感交集，連談話都不知道從何處談起。
幸虧關于鄧拓同志從一個愛國知識分子走上共產主義的光輝大道，他的一生革命的經歷，他作為黨的優秀的文化戰士為黨、為人民、為革命事業所作出的一切優異貢獻和成就等，都大體反映于這本《評傳》之中，用不著我再來一一加以評介了。在這里我只就我同本書作者王必勝同志交談中，聽他一再提到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問題，略談我的一點看法。
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遭受政治上的迫害，遭受精神和肉體的摧殘，這在中外歷史上不但是“古已有之”，而且是屢見不鮮。問題不在這種歷史現象的必然出現，而在它竟然出現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而且是以史無前例的規模、橫掃于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之上，這就使“文化大革命”成為歷史紀錄的一個突破點：大革文化命。
為什么會產生這樣一個破歷史紀錄的文化大災難？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這個問題有正確、詳盡的分析與論斷，除開《決議》所指出的“文革”的歷史根源、社會根源以及個別領導者的錯誤思想之外，我還從《決議》中發現我們黨在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問題上，有一條長期存在的“嚴重的左的偏差”。在這里我且引一段《決議》的原文為證：
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這里所說的“左的偏差”，是指“文革”以前就已存在，而且是長期存在，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在新中國成立以前，曾經發生過多次左傾路線的錯誤，而且在那些路線錯誤中，知識分子和教育科學文化，往往是這種左傾路線摧殘迫害的重點。這就是產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根源之一。
為什么會產生這種輕視教育科學文化和歧視知識分子的思想呢？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誤解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誤解了馬克思“勞動創造世界”的觀點中的“勞動”一詞，以為人類的生產勞動只是手的勞動，只是體力勞動。真正的革命力量只有工農業勞動者、無產階級，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既不是勞動者，也不屬于無產階級而屬于剝制階級，即使他們投身于革命陣營，也仍舊是無產階級的異己分子。
這些錯誤思想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就出現了這樣一些宣傳口號：“知識越多越反動”、“文革”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階級斗爭，一抓就靈”……
在這樣一種錯誤思想的指導之下，一切的教育、科學、文化機關以及在這些單位工作的一切知識分子，當然大禍臨頭，成了重災區和主要的受害者。
為了徹底破除這種“左”的錯誤思想，必須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澄清這樣一些問題：什么是人類的生產勞動？什么是勞動生產力？完全不用腦力單用體力的生產勞動在人類社會中存在不存在？教育科學文化等腦力勞動算不算勞動？它們同生產勞動的關系如何？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究竟是屬于哪個階級？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不需要教育科學文化？需要不需要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
要回答這些問題，非寫一本“萬言書”不可。我現在沒有這個力量，且把它們留待我們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去作研究的課題吧。我在這里只是把偶然翻到的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的一段話摘下來，作為這篇序言的結束：
由于手、發音器官和腦髓不僅在每個人身上，而且在社會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進行愈來愈復雜的活動，提出和達到愈來愈高的目的。①
最后我還要把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的一段話抄下來，供讀者參考：
中共中央已經多次指出，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同一切輕視科學技術、輕視智力開發、輕視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作斗爭，堅決糾正許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視知識分子的狀況，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這就是我們黨中央對前面所說的那些問題十分正確、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有力的回答，也是我們懷念鄧拓、吳晗等一大批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優秀知識分子、反思“文革”歷史，引起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
去年《吳晗傳》出版時，我曾想過：鄧拓同志也應當有一本傳記。想不到前幾天王必勝同志來訪，談到他最近已完成了《鄧拓評傳》的書稿，即將出版。這是一件令人滿意的事。鄧拓同志離開我們快20年了，他是“文化大革命”這場災禍的最先受難者。現在大家已經知道，所謂“文化大革命”是當時黨的領導者錯誤發動，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乘機利用為他們篡黨奪權而掀起的一場災難性的動亂。林、江集團為了從北京市委打開缺口，擾亂全國，就抓住所謂“三家村的黑店”，向它開火。《三家村札記》不過是林、江反革命集團向全黨全國發動爆炸的引火線而已，爆炸的重點，并不在引火線上。但是他們這個陰謀，在1966年的4、5月——“文革”初起時，人們是絕不可能看清楚的。所以，當林、江一伙通過姚文元宣告“向三家村反黨黑店開火”時，一時之間真像是“黑云壓城城欲摧”，一切沉重的壓力都加在“三家村”的頭上，尤其是加在鄧拓同志這位“三家村的黑掌柜”的頭上，這是使人難以忍受的；再加上鄧拓同志當時本已身患多種疾病，而“革命派”的小將們卻開始“破門而人”，攪得天翻地覆，鄧拓同志受不了這種侮辱，只得以一死來表示抗爭。
我得到鄧拓同志去世的消息，是稍后一些時日，當時我雖因失去一位領導和戰友而痛心，但也為他在那樣疾風暴雨之下能自己解脫自己而慶幸。
“三家村”的另一位戰友吳晗同志則死得更加悲慘，是經受了三年的殘酷迫害之后，于1969年末死于獄中。我也被關禁著，直到1973年才聽到這個噩耗。從此以后，“三家村”三去其二，只留下我孑然一人。
在今天，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黨中央已經為十年動亂中受誣陷、受迫害的大批同志平反昭雪，20年前的漫天風雨，早已是煙消云散，現在已經是天朗氣清，海天如鏡。但是，倘有人再向我提到“三家村”冤案，提到鄧拓、吳晗兩位戰友時，我仍然感覺到摧心裂肺般的傷痛，同時也百感交集，連談話都不知道從何處談起。
幸虧關于鄧拓同志從一個愛國知識分子走上共產主義的光輝大道，他的一生革命的經歷，他作為黨的優秀的文化戰士為黨、為人民、為革命事業所作出的一切優異貢獻和成就等，都大體反映于這本《評傳》之中，用不著我再來一一加以評介了。在這里我只就我同本書作者王必勝同志交談中，聽他一再提到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問題，略談我的一點看法。
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遭受政治上的迫害，遭受精神和肉體的摧殘，這在中外歷史上不但是“古已有之”，而且是屢見不鮮。問題不在這種歷史現象的必然出現，而在它竟然出現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而且是以史無前例的規模、橫掃于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之上，這就使“文化大革命”成為歷史紀錄的一個突破點：大革文化命。
為什么會產生這樣一個破歷史紀錄的文化大災難？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這個問題有正確、詳盡的分析與論斷，除開《決議》所指出的“文革”的歷史根源、社會根源以及個別領導者的錯誤思想之外，我還從《決議》中發現我們黨在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問題上，有一條長期存在的“嚴重的左的偏差”。在這里我且引一段《決議》的原文為證：
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這里所說的“左的偏差”，是指“文革”以前就已存在，而且是長期存在，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在新中國成立以前，曾經發生過多次左傾路線的錯誤，而且在那些路線錯誤中，知識分子和教育科學文化，往往是這種左傾路線摧殘迫害的重點。這就是產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根源之一。
為什么會產生這種輕視教育科學文化和歧視知識分子的思想呢？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誤解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誤解了馬克思“勞動創造世界”的觀點中的“勞動”一詞，以為人類的生產勞動只是手的勞動，只是體力勞動。真正的革命力量只有工農業勞動者、無產階級，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既不是勞動者，也不屬于無產階級而屬于剝制階級，即使他們投身于革命陣營，也仍舊是無產階級的異己分子。
這些錯誤思想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就出現了這樣一些宣傳口號：“知識越多越反動”、“文革”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階級斗爭，一抓就靈”……
在這樣一種錯誤思想的指導之下，一切的教育、科學、文化機關以及在這些單位工作的一切知識分子，當然大禍臨頭，成了重災區和主要的受害者。
為了徹底破除這種“左”的錯誤思想，必須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澄清這樣一些問題：什么是人類的生產勞動？什么是勞動生產力？完全不用腦力單用體力的生產勞動在人類社會中存在不存在？教育科學文化等腦力勞動算不算勞動？它們同生產勞動的關系如何？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究竟是屬于哪個階級？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不需要教育科學文化？需要不需要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
要回答這些問題，非寫一本“萬言書”不可。我現在沒有這個力量，且把它們留待我們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去作研究的課題吧。我在這里只是把偶然翻到的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的一段話摘下來，作為這篇序言的結束：
由于手、發音器官和腦髓不僅在每個人身上，而且在社會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進行愈來愈復雜的活動，提出和達到愈來愈高的目的。①
最后我還要把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的一段話抄下來，供讀者參考：
中共中央已經多次指出，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同一切輕視科學技術、輕視智力開發、輕視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作斗爭，堅決糾正許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視知識分子的狀況，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這就是我們黨中央對前面所說的那些問題十分正確、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有力的回答，也是我們懷念鄧拓、吳晗等一大批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優秀知識分子、反思“文革”歷史，引起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

必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鄧拓評傳》代序
第一章 故鄉和童年
在“第一山房”
在“鳳池書院”
第二章 上海一開封時期
“補讀平生未見書”
鐵窗風雨唱高歌
哲學論戰——嶄露思想光芒
“中州客夢寒”
深入研究中國經濟歷史
一部“扛鼎”之著
第三章 晉察冀邊區十年
“奮翅越重山”
“戰史編成三干頁”
引線與號角——數百篇社論的寫作
黨的新聞事業的財富
宣傳毛澤東思想
革命友誼戰斗情
“戰歌詩思倍匆匆”
文藝理論的探求
散文和報告文學寫作
第四章 在人民日報社
“為新生活而奮斗”
社論、時評及其他——深沉思考的結晶
《人民日報》改版前前后后
關于報紙與社論、新聞與哲學
“文章 常助百家鳴”
“屈指當知功與過”
第五章 文之殤：捍衛真理的斗爭
《前線》社論和“于遂安政論”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
繪畫藝術研究和詩歌散文創作
不屈的抗爭
不能忘懷的紀念
第六章 結束語
附錄一鄧拓生平年表
附錄二鄧拓主要著述目錄
后記
修訂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