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說民國：軍閥余蔭和五四傳統（簡體書）

陳志讓先生的《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是中國大陸改革之后，最早公開引進的西方歷史研究著作中的一本。而且引進得相當及時，香港于1979年出版，次年，已經由三聯書店推給讀者了。
陳志讓先生是加拿大的華人學者，早年在西南聯大讀書，學的是經濟學。讀何炳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的回憶，我們知道當年的西南聯大，集中了中國近代學術轉型以來最優秀的學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屬于那種有大師而無大樓的大學，這個大學又有讓學生隨便聽課選課的學風，不僅人文社科相互串門，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選課。出身經濟學的陳先生，后來居然做了歷史研究，而且做得一板一眼、立意甚高，一點都不奇怪。
陳先生的書，跟那時候為數不多的幾本西方近代史著作一樣，是我們這代學者的啟蒙之作。它第一次讓我們知道，原來近代史除了為領袖的言論作注釋，以及按這些言論所指示的路徑解釋兩大運動和三大高潮之外，還居然可以這樣寫。
“軍紳”麗個字，用來說明北洋時期的民國，實在是太傳神也太簡潔了。晚清到民國的轉變，從權力結構上來說，實際上正如陳先生所說，就是從紳軍變成軍紳的過程，軍人成了這一時期發言權最大的人。在政治體制上，軍紳政權，則表現為軍國。北洋時期，從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再到胡帥張作霖次第當家，都是軍國；到了國民黨時代，他們自稱黨國，其實也是軍國，作為黨的國民黨并沒有當家做主，當家做主的是黃埔系的軍人。而原來居于舞臺中心的紳，無論新舊，從張謇、嚴修到梁啟超、湯化龍，再到顧維鈞、曹汝霖這樣的留學精英，甚至包括跟當家的軍人領袖關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凱的楊度、段祺瑞的徐樹錚、吳佩孚的張其锽、張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原本，人們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國的，卻弄出來個軍國，被大家罵成軍閥混戰了，于是道統和法統打架了，紛系紛爭出來了，地盤和養兵問題成了政治的關鍵。一邊是戰爭和割據，一邊是外國勢力的推進、現代化的開展，一邊是傳統生活方式和環境的破壞。軍官當家說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種養家糊口的職業，秩序混亂；一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榮，一面是內地農村的真正破敗。都市有了現代的企業和市場以及大學、報社，但在鄉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時代變化的現代物件，就是漢陽造步槍。
皇帝沒有了，傳統的政治信仰三綱五常缺失了關鍵的部件，死活立不起來了，一部分上層人士，從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論，相信社會進化的大道理。可惜老百姓沒有跟得上，也沒想跟上。沒有了皇帝，對于一部分底層的人來說，就等于沒有了王法。于是鄉村秩序有點亂，社會邊緣或者叫第三社會的成員，土匪、流氓、私鹽販子統統活躍起來，鄉紳們也只好跟著武裝起來，沒有武裝的，只有靠邊站。社會在配合軍人的武力統，整個社會都呈現武化的面貌，講道理的不多，來耍橫的橫行，你殺來我殺去，不服就比較刀法、槍法。即使在軍閥內部，由于“綱紀”大亂，反叛的部下總是很多，一個軍頭混成了一省的督軍，如果不親自兼任一個主力師的師長，就立馬會被人架空，什么都說了不算。在這種困惑之下，很多軍閥當家之后，都感到有重建傳統信仰的必要，祭天祭孔，弘揚傳統道德，印十三經。但如果走到復辟帝制的地步，就會崩盤，像袁世凱洪憲帝制那樣。因為進化論的信仰，在發言權最大的上層人士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按照進化論邏輯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斷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