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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新論(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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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新論(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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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在人類文明史上,有一種不落的星辰經那是文明的胚胎,世界上各個民族豐富多彩的文化大多由此演化而來;在經濟學領域,也有一種稱之為經的東西,這就是輕重術,它是經濟學之道、國富之道!本書作者通過對中國古典經濟學輕重術的深入研究使我們看到:輕重術甚至達到了西方經濟學無法企及的理論高度。
作者以大量不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警示我們:輕重之術并沒有過時。當美國人靈活運用輕重之術“弱”中國時,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應為自己對中國古典經濟思想的無知而感到羞恥!
比如在對市場本質的認識方面,同西方經濟學一樣,中國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是商品交換、資源配置的場所,是形成價格的機制。但同時認為,市場有自組織功能,卻不具有自動實現均衡的功能,所以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去調節,以實現其動態平衡(不以增長為經濟發展目標)。也就是說,市場中除了有“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還要有“看得見的手”起作用。至于如何調節市場,輕重之術多采用商品和貨幣雙向調節的方法,比較現代西方貨幣主義幾乎僅用貨幣調控市場今天美國政府甚至通過印刷美元的野蠻掠奪方式顯然要先進得多。


作者簡介

翟玉忠,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學院產業創意研究所研究員,國學專家,財經評論家。原《中國產經新聞》國際部主任,香港中國新聞出版社《法制新聞》雜志社新聞部主任,現任新法家網站(中英文版)總編輯。

主要著作:《道法中國--二十一世紀中華文明的復興》(2008年);《國富策--中國古典經濟思想及其三十六計》(2010年);《中國拯救世界--應對人類危機的中國文化》(2010年)。

譯著:《孔門理財學》(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原書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11年出版;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

主編:《新法家說》(The New Legalist,中英雙語,與陸壽筠先生合作,美國Tri-City Press、香港東方文化出版社聯合出版)。

名人/編輯推薦

《國富新論》對于從事中國經濟理論研究的學者、實際經濟工作的領導者是不可或缺的參考書。

魂兮歸來,重返中國
百年中國,是一個文化上喪魂落魄的中國。
人無魂。行尸走肉。國無魂,國將不國。
六十年前,偉人毛澤東向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終于走出飽受西方列強掠奪欺凌的悲慘境地,贏得了國家主權獨立。
獨立,一個人和一個國家多么寶貴的站立姿勢。
六十年的和平,沒有挨揍受欺了,來之不易。眾多知識“精英”福不知福,以為和平本來自然。六十年中國人民辛勤建設,曾經如一灘爛泥任人踐踏的國度,如今已成為具有一定物質經濟實力的國家……
然而細觀當下,中國依然在文化上丟魂失魄,沒有自己的文化之魂。用時髦話語說,中國沒有自己文化的“軟實力”。政論學理,都是西方話語,一切皆以西方“普世價值”為歸依。
文化上的無魂狀態,導致了中國某些知識“精英”膜拜西方的文化迷狂。這是今日中國最兇險的禍根所在。
百年中國,何以丟魂?
鴉片戰爭,驚魂伊始。甲午戰敗,八國聯軍入侵,終于魂飛魄散。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蕩然無魂矣。
中國文化“精英”自絕于自己文化,全身心擁抱西方文化,二十多年前的一套《走向未來》叢書,還有電視片《河殤》,可謂登峰造極。西方即“現代”,西方即未來。中國的文化“精英”們西向而跪,口中念念“走向未來”,“走向世界”,癡癡然神往西方。魂迷西方。
被人打敗了就認人家文化高明,問題未必盡然如此。中國歷史上,漢家王朝兩次被外族打敗,讀書人們并無文化自卑。西方歷史上,德意志諸邦,當初被拿破侖大軍橫掃,那里的文化人也無自卑,反而激起了他們去文化尋根,喚醒他們的“民族”意識,甚至面對侵略者涌出一種文化自豪和優越感(赫爾德等人的“文化民族主義”)。因此,純粹的軍事失敗,不是造成中國讀書人在文化心理上如此潰敗的根本原因。
事實是,西歷1500年以來,西方列強對非西方民族進行軍事侵略、經濟掠奪和種族滅絕(北美澳洲)的同時,還伴隨一種“文化滅絕”政策。
這種文化滅絕,對弱勢族群是直接剝奪其語言文化,代之以西方語言和宗教。而對中國和伊斯蘭等更深厚悠久的文化,西方文化衛道士們編撰歷史,采取了美化自己、污蔑對方的策略,誘使這些民族毀棄自己的文化,轉而崇拜西方文化,心悅誠服地接受西方“普世價值”的統治。
整個一鄯我們今天在大學、圖書館和媒體讀到的西方史或世界史,是西方人虛構偽飾、然后向我們灌輸的歷史。一部幾百年充滿血腥的西方暴發史,被美化成自古就高貴、自古就理性、舉世野蠻我獨文明的歷史。
這是一部人類知識史上最大的偽史,其筆法叫“進步論”,也即人們熟知的社會進化論。西歷1780年左右,社會進化論在西方出現之時,即是西方文人編撰偽史之始。
根據社會進化的學說,西方文明上接古希臘文明,繼而文藝復興,進步最快,最先到達“現代”。全世界獨有西方歷史是文明歷史,照耀著文明、理性的光輝,其余人類,包括中國,皆處于蒙昧、野蠻、停滯的黑暗狀態,需要西方文明去“普世”。這就是西方向全世界蕓蕓眾生一直灌輸的“正史”。
百年前,在中國被西方列強百般欺凌的悲風凄雨中。嚴復將社會進化論——“天演論”引入了中國,從此社會進化論一統中國知識界天下。社會進化論衡量一個社會的標準,是物質技術、經濟基礎或生產力的水平。一個社會的物質經濟水平高,其文化就先進。物質經濟水平低,其文化也落后。中國物質既水平低,文化必“落后”,歷史也“專制”。中國讀書人開始自認愚昧、落后、劣根。
更有甚者,中國讀書人還反用了社會進化論:是中國文化的落后,才造成中國政治、軍事、物質經濟的整體落后。
百年來。正是社會進化論給中國人帶來的文化自卑感,根本地誘使中國人丟掉了自己的文化之魂。社會進化論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真正的精神鴉片,深度熏毒在朝在野的中國知識精英,致使今日中國在文化上依然沒有站起來。
對這部西方偽史,一些有正義感的西方學者早已進行批判。五十年前,法國文化人類學家克洛德·萊維一施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揭露社會進化論獨尊歐洲文化“進步”,別人“停滯不動”,實質上是歐洲“種族中心主義”(《種族與歷史》)。
最近國內出版的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霍布森(John M.Hobson)的《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也大破歐洲中心主義歷史觀。以翔實的史料告訴我們:西歷500-1800年期間,是一個“東方全球化”時期,東方文明主導世界。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在農業、工業、科技等方面長期領先于西方。
西方文明不是象孫悟空那樣從石頭縫里自己蹦出來,自生自長,而是受到了東方文明的滋養。被奉為西方歷史文化源頭的古希臘文化,也非當地原創。而是深受東方文化和古埃及文化的浸濡。畢達哥拉斯的數學和幾何學定理。溯源于古伊拉克。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馬丁·貝爾納1987年出版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之根》,更是明確指出:雅典文化不是當地愿生,而不過是古埃及文化的輝映和傳承。古埃及對于雅典的影響,就像中國對于日本的影響。
學者何新最近撰文,《沒有“古希臘哲學”,只有古中東哲學》,指出今天被認作是“古希臘哲學家”的,幾乎都屬于今日土耳其的亞洲。所以,希臘也不過是西方最靠近東方、吸收東方文明的一個窗口。
航海技術本是中華文明的發明,伊斯蘭也做出重要貢獻。伊斯蘭航海家伊本·馬吉德,早在葡萄牙人達·伽馬之前就繞過好望角,沿西非海岸進入地中海。達·伽馬去印度,也是一位伊斯蘭人做領航員。近年更有英國前海軍領航員孟席斯(G,Mermies),考證出鄭和不僅到達東非海岸,還繞過好望角,在西歷1421年到達美洲。
中國在宋代就發生了一場工業奇跡和軍事技術的革命。中國的鋼鐵產量。甚至印度的鋼鐵產量長期領先于歐洲。“1788年英國的鋼鐵產量,仍低于中國在1078年的水平。”(霍布森)西歷1600年以后,隨著西方耶穌會士來到中國,將中國發明的馬頸軛挽具、鐵制鏵犁、風車、條播機等傳回歐洲,引起了歐洲的農業革命。英國的“工業革命”,也有技術上的“中國起源”。
西歐地區長期作為世界文明圈的邊緣和后發地區,大量吸收借取了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成果和科技恩惠。意大利的“文藝復興”不只是從阿拉伯文獻中發現了古希臘文化,而是同時大量吸收阿拉伯科技知識。哥白尼的日心說,不僅古埃及著作早巳有之。伊斯蘭學者沙蒂爾(ibn al-shatir)在之前150年也已提出。許多被當作西方獨創的科技成果,其實都借取自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只是在最近兩百年,西方消化改進其他文明的科技成果,后發優勢實現科技領先,尤其靠了帝國主義軍事征服和殖民掠奪,才暴發起家。
西歷1500年前后,西方正史稱意大利發生了一場“文藝復興”運動:復興古希臘古羅馬文化。其實當時的西歐,與古希臘八竿子打不著。時間上,古希臘文化湮滅已久,典籍流落在阿拉伯的圖書館里。地理空間上,希臘地處東方的拜占庭帝國。古羅馬文化在意大利,早已覆滅于入侵的“蠻族”(今日西歐諸國的真正祖先)。基督教對古希臘古羅馬“異教文化”也長期采取嚴厲的毀滅政策。
因此,所謂的西歐“文藝復興”,實際上可謂一個文化認祖事件——指認古希臘作為自己歷史文化的始祖。其風馬牛。好比唐朝李姓皇帝因有胡人血統,硬要攀認一千余年前姓李的老子為祖宗,而把老子到李姓皇帝中間一大段空白叫“中世紀”。
文藝復興之所以從意大利開始,正是因為意大利最靠近東方,是野蠻歐洲窺望東方的一個窗口。當時的意大利人,從阿拉伯和拜占庭的文獻里。驚奇地發現古希臘文化有“以人為本”的思想,于是借古希臘來要求“以人為本”,因為當時的西歐非常不“以人為本”。
在這所謂的“中世紀”,西方教會嚴酷,邦國林立,強盜橫行,瘟疫蔓延,民不聊生。那一輪又一輪的十字軍“東征”,可謂打著宗教旗號,一次又一次西方“倭寇”到東方來燒殺搶掠,到處屠城。那些邦主國王,常常是一些強盜頭目。(直到英國伊麗莎白女王,還跟海盜合伙做生意,人稱“海盜女王”。)農民們只好依附有城堡保護的貴族領主當農奴。中世紀封建制下的農民是一些真正的奴隸。絕望之下,宗教盛興。所以當時歐洲人到處都拼命壘石塊,建造向上天飛升的哥特武教堂。
西歷1450年前后,歐洲西部幾百個野蠻小邦國,從意大利開始,借助東方阿拉伯文獻,攀認已死滅的古希臘文化,終于開始了自己的文明歷史。
把長達一千年的時間都叫做“中世紀”,是不是有點太長了?硬攀別人為始祖,究竟有些牽強。如果沒有開頭,也就無所謂“中世紀”。因此在相當意義上,西方的文明歷史,僅僅開始于西歷1450年前后向東方文明的學習,迄今不過500多年,開始于中國明朝中葉。但西方拿了別人的東西,西方人寫歷史全然不承認。
而中國文化,盡管有種種弊端,但是一個非常早熟的文化。智慧,中庸、圓融,不走極端,極其人情人性,并歷久不絕。中國的歷史,大體上是一部相當文明的歷史。中國大體上沒有西方社會長期存在的奴隸制(美國這樣的新生國家當初不僅有黑奴還有白奴),正說明中華文明的“人道”。
中國文化把“和”字推到至高無上。道家與天和,儒家與人和,佛家與己和。人與自然、與社會、與自己,天人合一,萬物“共和”。“太和”成為中國皇宮主殿的名字,意味深長。
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管理思想,早在先秦就已顯示了高度的智慧。荀子和孟子的“為民”(民本)政治學說,是人類政治文化中的奇葩,于今依然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現實。荀子把君民關系比作舟水關系,“水之載舟,水之覆舟”,千古妙喻。一部《孟子》,已把君與民、政府和百姓的政治關系說透講絕。
管子的“輕重”之術,旨在國家的經濟管理,是“政治經濟學”的瑰寶。政府儲備糧食的“常平倉”制度,堪稱一項偉大的經濟管理的創舉。秦朝就完成的中央集權政制(郡縣制),本是非常“現代”的社會管理形式。西方只是到了現代民族國家才告完成。選賢與能的科舉制,摧毀了貴族世襲,平民也能進入社會高層,使得中國社會長期享有廣泛的社會平等。明朝內閣,是西方現代內閣政府的模仿原型。西方現代公務員制起源于模仿中國科舉制,更是為西方學界所公認。
中國的詩文之豐富,漢語之精妙,無與倫比。中國藝術之精雅,絲綢陶瓷之高貴,園林建筑之優美,都是人類智慧的杰作。
西歷18世紀,西歐諸國盛行“中國風”。中國是整個西歐社會神往的人間天堂,就像今天蕓蕓國人神往美國一樣。不僅中國的茶、絲綢、陶瓷、中國式“花園”風靡英法,而且中國社會的“開明君主”、文人當政、社會平等、宗教寬容等,也對西方啟蒙運動提出“理性”的概念,批判宗教不寬容和君主專制,發生重大影響。法國哲人伏爾泰崇拜孔子,把孔子像供于書房。另一法國哲人魁奈,人稱“歐洲孔夫子”,尤其崇尚中國“無為而治”的思想,將“無為”翻譯為“放任”(laissez-faire),后來該詞風行英語世界,成為英國亞當·斯密和邊沁的“自由主義”的直接來源。
在西歷1780年之前,西方人一直崇拜中國文化。只是在西歷1780年之后,西方文人逐漸生起西方文明優越感,拋出各種版本的歐洲中心主義。進步論(社會進化論)宗師孔多爾塞,明確把英法兩國作為人類最“進步”的文明。進步論的另一重要人物黑格爾,也把中國說成是在“歷史”之外,沒有進步,一個“停滯的帝國”。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也把中國描述成落后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歸入“東方專制主義”。
整個西歷19世紀,西方一片歐洲中心主義論調,全世界只有西方“進步”、“文明”,其余世界,伊斯蘭、中國、印度、日本等地,都是蒙昧野蠻。中國被描繪成停滯、封閉、專制,中國人也是一副愚昧、迷信、邪惡、劣根的形象。
可悲的是,近代某些中國知識精英,全盤接受了西方灌輸的西方“文明”、東方“專制”的偽史說法,痛感中國文化的“劣根性”,全面否定中國文化,要求全盤西化。
西方帝國主義新秀美國,為了在文化上影響控制中國,深謀遠慮在中國大辦教育,并用庚子賠款的一半來培養中國留學生,一百多年來在中國培養了一代又一代親美知識精英。這些精英把美國看作人類正義、道德的化身,全然不知美國在世界上好話說盡、壞事干絕。美國當年對印第安人搞種族滅絕,蠶食墨西哥,侵占菲律賓,甲午戰爭美國幫助日本打敗中國,抗戰初四年美國也向日本出口鋼鐵和航空汽油,援助日本侵略中國,如今又打伊拉克占阿富汗,在南海挑事……去看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喬姆斯基(N.Chomski)對美國累累惡行、斑斑劣跡的揭露吧!只是這些惡行劣跡絕少出現于世界和中國的主流媒體。
二戰以后,西方(美國)主流媒體,延續了西方中心主義老調,換成西方“自由民主”、東方“專制獨裁”的冷戰說法。中國的親美知識精英,只會重復西方主流媒體顛覆蘇聯、中國的文化戰輿論,對中華民族偉大的民族英雄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建設成就百般造謠抹黑。對抗美援朝這場中華民族第一次主要憑自身力量打敗西方列強的偉大立國戰爭,長期實施媒體靜音,不許紀念和贊揚,唯恐得罪了美國。
這些知識“精英”,親美國之所親,仇美國之所仇,一如既往地文化自卑,文化自虐,只會幾十年如一日叨叨西方“民主”中國“專制”的陳詞濫調,無視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巨大的文化歷史差異。這些宣稱要對中國百姓啟蒙的知識“精英”,自以為“獨立思想”,其實是被美國顛覆中國的文化戰輿論所洗腦,陷于一種真正的新蒙昧主義。
中國文化并不落后,更不“劣根”“專制”。中國文化的核心概念——仁、義、為民,可以對等西方文化的核心概念——人權、自由、民主,雙方并無高下優劣之分。“為民”和“公天下”的中國式大一統中央集權,是中國政制的根本鐵則,善莫大焉。簡單將其等同于“專制”、“極權”,并無理論和事實的根據。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一個在文化上自侮的民族,是永遠沒有希望的。中國人再也不應該無知地輕賤自己文化,膜拜西方文化。如果今天的中國人還不能真正反省百年中國的文化自卑,反省百年中國在文化精神上喪魂落魄,那將是我們的失責和罪過。
整個我們對西方“正史”、對,中國自己歷史的知識體系,應當推倒重來。
新中國已過了60年一個甲子,應該有一個歷史的轉折了。
面對新蒙昧主義籠罩的中國知識界,本叢書試圖重新肯定中國文化的價值,重新發現中國文化的智慧,同時揭示西方歷史和社會的真相。
魂兮歸來,重返中國!只有重返中國文化的源流,在文化上站起來,中華民族才能真正復興。
中國被西方教化日久,重歸自己的精神家園、重續自己的文化根脈,一定充滿困難曲折。但歸故鄉之路,必定親切,充滿了驚喜……
河清庚寅仲夏于杭州

目次

總序 魏兮歸來,重返中國
第一章 中國古典經濟學之“經”——輕重之術
第一節輕重之術達到了西方政治經濟學無法企及的理論高度
一、用西學肢解中學的惡果
二、中國人如何看待和調節市場
第二節發達的市場經濟成就了高度發展的政治經濟學
一、歐洲中世紀社會“自給自足”到了什么程度
二、兩千多年前的秦漢時期我們就有了發達的市場經濟
第三節21世紀輕重之術并沒有過時
一、事物的發展總是有因有革,有常有變
二、美國長期以來仍然在用輕重之術
第二章 從古禮到西方政治經濟學——輕重之術的源與流
第一節古代禮制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經濟學理論
一、平衡有限資源與無限人欲矛盾的準繩——禮
二、調節社會內部各階層間平衡的“四民分業”理論
三、人類社會與自然間平衡的調節
第二節夢歸大漢王庭找回輕重之術
一、什么叫乘馬
二、什么叫輕重
三、什么叫九府
第三節輕重之術的沉淪與近代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崛起
一、歷史定格于公元前81年
二、鹽鐵會議的緣起
三、鹽鐵會議的始作俑者霍光
四、鹽鐵會議令人驚異的“蝴蝶效應”
第三章市場經濟本質再認識——輕重之術啟示錄
第一節市場能夠自組織,卻不能自動實現均衡
一、市場是一種資源的配置方式和價格確定機制
二、市場本身具有自組織功能,不需要政府組織
三、市場不會自動實現均衡,需要政府及時干預
第二節市場調控的目標不是增長,而是均平
一、應化之道,平衡而止
二、損有余補不足
三、輕重之術實現百姓均平的方式
第三節市場商品與貨幣雙向調節的重要性
第四章 中國古典經濟學輕重之術三原則
第一節自然原則
一、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
二、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
第二節均平原則
一、何謂均平原則
二、均平原則的具體政策
三、偉大的常平倉制度
第三節儲備原則
一、歷史上的商品儲備觀念
二、與商品直接聯系的貨幣發行
三、當代中國的貨幣理論和實踐
附錄一 翟玉忠先生的《國富策》讓那些“大師們”心愧!
附錄二《國富策》回歸中華傳統經濟智慧
附錄三 節制權力·節制資本·節制欲望(答樂由)
附錄四 中國古典學術的幽靈在學界徘徊(駁胡飛雪)
附錄五 中國古典學術體系不是落后而是先進
后記試論中國本土經濟學的建設

書摘/試閱



說:“這話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說:“國內土地的大小和土壤的肥瘠是有定數的,全年糧食的消費和剩余也有定數。主持國政的,只需經營好糧食就行。也就是說,無論某縣的土地多大,也無論某縣多小,都必須有一筆貨幣儲備,在該縣州里向農民貸放公款。到了大秋,糧價下降三分之一,國君便下令通告郡縣屬大夫管轄的里邑都來向政府交售糧食。糧價與時價相同,國家把糧食儲藏起來。結果,國內糧食如果算作三分,有二分掌握在國家手里。翌年春天,糧價成倍上漲,就是因為此法。夏天,便把糧食按市價發放民間,此時百姓正需要糧食經營農事。到了大秋,就對農民說:‘過去存在你手里的糧食是多少,現在國家要求折成錢數歸還。’百姓說:‘手里無錢只好還糧。’結果農民剩下的十分之三的糧食又歸國家了。這樣,利用糧價的上漲,掌握季節的變化,無不是國家的理財之道。君主取用大夫的存糧,是通過流通拿到國家手里的。取用百姓的糧食,是通過季節價格變化拿到手里的。囤積低價的糧食,再用高價賣出去,這都是有效的辦法。這樣做,哪里還容有自謀私利的大夫獨自囤糧食呢?至于各諸侯國的糧食,如果他們的糧價是十,我們是二十,那么各諸侯國的糧食就流歸我國了。如果他們是二十,我們是十,我們的糧食就流歸各諸侯國了。所以,善治天下者,必須嚴守高價流通政策,各諸侯國就無法泄散我國的糧食。糧食流向高價的地方,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我們國家并不是發生災荒,而是投放貨幣加以囤積,使糧價加倍提高,所以各諸侯國的糧食就來到了。這就是我們藏一分就可以吸取各諸侯國的一分。財利不致被外國所奪,大夫也不能占有糧食過多。這種‘以重藏輕’的政策,使國家可以常保十個財政年度的收入。所以諸侯服從而不會發生征戰,本國臣子也服從而盡其忠心。這就是以輕重之術駕御天下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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