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對話錄：人與制度（簡體書）

在討論“幸福”時，亞里士多德（《尼科馬各倫理學》）和休謨（《人性論》）都將“友誼”視為幸福的三類要素之一，而且是特別重要的那一類要素的代表。亞里士多德那張表格，或許是時代久遠，我感覺不如休謨的分類明晰。休謨將幸福的來源分為三類：①只與個人天賦有關的特征，諸如健康、美貌、聰慧等；②屬于個人的社會特征，諸如友誼、身世、榮譽，等等；③外在于個人的特征，諸如財富和權利。
休謨指出，上列三類幸福來源，只有第三類是可以被轉讓給他人而不會失去其價值的，于是進一步提出了他的產權理論。我的論述，則要從“友誼”是個人的社會特征說起。
女性科學家辛格（Tania Singer）在2006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報告，受試者們看到他們喜歡的人遭受痛苦時所激活的腦區，與他們自身遭受同類痛苦時所激活的腦區，二者是重合的，而且激發的強度差異很小。她還報告說，即便是看到多行不義的人遭受痛苦，女性受試者仍有類似的腦區激發，強度遠比男性受試者顯著，后者則被激活了正義感的腦區。
辛格多年研究人類情感，她的合作者包括蘇黎世大學的費爾教授及其同事，也包括倫敦大學學院的腦科學家們。2006年快要結束時，我讀到了她發表的另一篇論文。在這篇綜述文章里，辛格提出了一項假說：人類腦內存在著一套“社會情感的共享神經元網絡”。進一步，她論證了這一共享情感網絡的兩項基本功能——社會的與認知的。
腦科學家通常還會認為，恒河猴腦內的“鏡像神經元”（約發現于十年前），是我們人類腦內的“他心理論”（theory of mind）神經元網絡在演化早期的形態。這些神經元網絡，可被統稱為“others-regarding”（關于他者的）神經元網絡。基于上述的學術見解，我將“友誼”視為社會性哺乳動物可能通有的一種基本情感。同時，這一點特別重要，我將“正義”視為社會性哺乳動物可能通有的另一種基本情感。重要之處在于，它們應當是共生演化的兩種基本情感。在幾乎泯滅了正義感的社會里，我們也看不到友誼。
哈耶克曾接著老師米賽斯的工作繼續考證“交換”的希臘文涵義，他注意到，對古代希臘人而言，交換意味著尋找朋友。或者，僅在朋友之間才發生貿易往來。某一年，布坎南特別提醒過我注意這一點。這一點，反映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與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之間的重大差異。后者只研究交換問題，不研究友誼問題。當然，交換是值得經濟學家研究的一個問題。例如，奧菲克在《第二天性》里論證，是交換，而不是火、石器或手，激發了人類大腦在過去兩百萬年里的演化。
斯密法學講稿里曾有關于“交換正義”（commutative justice）的討論，承接著中世紀末期人文主義和更悠久的自然法傳統。社會交往與正義感，確乎有一種外與內的關系。
于是，今天，新古典經濟學向著古典經濟學回歸時，經濟學家們重新發現了交換與正義之間，以及正義與友誼之間，由來已久的關聯。其實在遠古社會，個人的權利意識尚未像今天這樣復雜化，那些后來發生的正義觀念——它們對應著各種不同于交換正義的正義感，在當時，并不重要。
好了，我已經有足夠理由相信，最古老的正義觀念就是“交換正義”——它的目的是要給每一個人應得的那份（to each what belongs to him），或者，也可直譯為，給每一個人原本屬于他的那一份。違背這一古老正義觀念的行為，被認為“非義”。對于非義的行為，部族或部族領袖有義務給予懲罰。最嚴厲的懲罰，是將做了非義行為的成員永久性地驅逐。后來，教會驅逐異端份子，是這一遠古傳統的延續。斯賓諾莎被開除教籍時經歷過那種儀式——全體教眾，每人手中的蠟燭，被一一吹熄，并發誓：在永恒黑暗當中出走的那個人，我們絕不再與他有任何聯系。
友誼，就這樣被斷絕了。我曾被斯賓諾莎感動，多次被感動，每一次閱讀都被感動。一個人可能忍受真理與友誼之間如此強烈的沖突嗎？是的，斯賓諾莎，唯有他，樹立了這樣一個偉大的榜樣。那些嚴酷的冬季，他龜縮在荷蘭的一個偏僻小屋里打磨鏡片，像蛇一樣，盤踞在他的小屋里，度過漫長的時光，直到玻璃粉塵終于吞噬了他的肺。
還有一人，顧準，唯有他，樹立了斯賓諾莎那樣偉大的榜樣，他忍受了真理與友誼之間同等強烈的沖突，像斯賓諾莎那樣孤獨地死去。顧準的親友們告訴我，在黑暗時代，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太脆弱了。友誼之脆弱，是因為遠古正義不復存在。遠古正義之不在，是因為最自然的人性被普遍地閹割了。記住，這是“黑暗時代”的特征，文明借以延續的人性基礎，被普遍地閹割了。
感受到友誼的那一瞬間，我們知道最自然的人性，還延續著，于是文明還可延續。這就是友誼，我所理解的友誼。不過我給讀者留了一些作業，如果你看到了，你自然想要澄清那些關系。如果你看不到，那也無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