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一堂生活經濟課（簡體書）

梁小民，中國著名大眾經濟學家，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94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研究，現主要從事當代西方經濟學教學與研究，致力于經濟學的普及與推廣。任北京工商大學教授、國務院特邀監查員、國家價格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社科基金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家評委、北京市社科基金評委。著有《經濟學是什么》《小民談市場》《黑板上的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縱橫談》《宏觀經濟學縱橫談》等。

第一課　經濟學是一種生活態度
幸福的基礎是財富_2
幸福不僅來自GDP_5
信息不對稱未必不是福_8
美麗是個綜合指標_11
經濟學助人幸福一生_14
能力強才能上名校_17
致富不能只靠勤勞_20
為什么非當行業老大_23
不為沉沒成本后悔_26
外面的女人很精彩_29
如何判斷女士的年齡_32
道德以人性為基礎_35
財富與品德齊飛_38
圈子內的有限信任_41
金牌是玩兒出來的_45
競爭才能出精英_48
做大膽言利的企業家_51
信心來自未來預期_54
第二課　回到常識話經濟
別求實用好不好_58
人人懂點經濟學_61
微觀與宏觀分而不離_64
認識貨幣不容易_67
揭開貨幣的面紗_70
人民幣不貶值的影響_73
人均GDP不是人均收入_76
生活化的經濟指標_79
工資決定與宏觀經濟_83
失業統計與國際接軌_86
學校的規模收益遞減_89
高校不必成本核算_92
經濟學家不預測股市_95
經濟預測不是算卦_98
物價水平與總需求_101
物價水平與總供給_104
第三課　錢包里翻出經濟學
輸得起才進股市_108
刺激投資的關鍵_112
隱私可以賺錢_115
有錢了就投資藝術品_118
如何投資才有利_121
“下海”是否明智_124
大型養雞場為什么賠錢_127
消費與節約型經濟_130
客源不足的成本討論_133
汽油該漲價了_136
糧油漲價的背后_139
該提價時就提價_142
中美消費傾向比較_144
消費物價指數的缺陷_147
誰在炫耀性消費_150
中國人過洋節_153
汽車降價未必是好事_156
買空賣空求穩定_158
價格大戰面面觀_161
商品由短缺到過剩_164
先進未必是好的_167
沒有賣不出去的產品_170
創新讓市場由冷轉熱_173
是是非非話微軟_176
壟斷者也做廣告_178
定價需要頭腦靈活_181
雙贏的汽車保險_184
第四課　經世濟民改變生活
呼喚純企業家_188
民企的英雄時代_192
王永慶的成功之路_195
稅收落在誰身上_198
李達昌何以當博導_201
誰來保護國有資產_204
走出山西“煤經濟”_206
鏟除霸王條款_209
公廁不宜拍賣_211
民航價格何必聽證_213
收費是有效手段_215
薄利多銷與谷賤傷農_217
農產品保護價的利弊_220
政府需要有進有退_223
福利國家的困境_226
穩定壓倒一切_229
經濟學中的機會主義_232
激勵比懲罰更有效_235
激起致富之心_238
企業的扶貧之路_241
失業保障事與愿違_244
高等教育不是扶貧工程_247

幸福的基礎是財富
討論幸福的文章與著作越來越多，總的趨勢是傾向于否認財富和幸福之間的關系。有的甚至得出財富越多，越不幸福的結論。
有位經濟學家提出，財富在人生整個幸福中所占的比例只有不到2%。我不明白這個數字是如何算出來的。誰都知道，幸福是人的一種心理感覺。同樣的事情給不同的人帶來的幸福感覺并不一樣，如何用一個具體的數字來表示？沒有客觀的幸福指數，又如何得出財富帶來的幸福為2%？如果這個結論是可靠的，我們還創造財富做什么？
國外一家研究機構研究69個國家的“國民幸福指數”得出的結論是：尼日利亞、委內瑞拉、墨西哥、坦桑尼亞這些落后國家的幸福指數遠遠高于德國、法國、瑞典和美國。國內研究者的結論是：農村人的幸福感遠遠高于城市人。我不知道這些結論是如何得出的，但無論其調查如何認真，資料如何豐富，邏輯推理如何縝密，正常人都會看出，結論是荒謬的。如果真是財富越少越幸福，墨西哥人為什么要偷渡到美國，農村人為什么要進城工作？
幸福是一種自我感覺，不僅取決于個人的財富和生活水平，更重要的還取決于與周圍其他人的比較。窮國和農村的人與周圍更窮的人比較會感到自己幸福，富國和城市的人與周圍更富的人比較會感到自己不幸福。但不能把窮國與富國、農村與城市人的幸福進行比較，因為他們比較的對象不同。各國可以比較GDP，但不能比較幸福。由這種荒唐的比較中得出窮國的人比富國的人幸福，幸福與財富無關，顯然是錯誤的。
強調幸福不僅來自財富，還有其他因素，是正確的，但如果再往前走一步，認為財富與幸福無關，那就錯誤了。無論有多少因素影響幸福，財富仍然是第一位的，起決定作用的。對那些已經有了大量財富的人，財富也許不重要了，但對普通人而言，財富增加會帶來實實在在的幸福。對那些富國而言，增加財富也許會帶來不利于幸福的問題，但對窮國而言，增加財富是使人民幸福的人間正道。
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財富或者GDP都是整個社會幸福程度提高的基礎。有了更多的GDP，人民才有更好的生活條件，更多的物質與文化享受，更好的教育與醫療。財富的增加會引起環境污染等問題，不利于幸福，但也只有財富增加了才有能力治理環境，實現青山綠水。你比較一下窮國與富國的環境，哪個更好？財富的增加會引起收入差距擴大，但富國窮人的生活條件也比窮國富人強。而且，有了財富才能講分配，連財富都沒有，講收入平等又有什么意義？唯GDP是片面的，但不講GDP是絕對錯誤的。無論什么時候，發展經濟增加財富，都是一國的中心。
對于任何一個人，收入或財富都是個人幸福的基礎。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萊思認為，當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后，財富增加會使幸福遞減，并稱這種現象為“幸福陷阱”。這位學者“基本需求”的概念是含混的。住是基本需求，但應該是一家人住在一個小房子呢，還是住一所別墅？住在小房子中也滿足了基本需求，但財富增加換一個別墅當然會更幸福，哪里有財富增加，幸福遞減的道理呢？人們財富增加了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物質與文化生活，幸福當然是增加的。如果人滿足了基本需求后就不再創造財富，這個人會幸福嗎？應該記住，創造財富的過程也是幸福的重要來源。只要會使用，錢再多也不會不幸福。比爾.蓋茨把自己的財富用于慈善事業，他是幸福的。如果沒錢，能從幫助別人中獲得幸福嗎？
對財富的蔑視實際上是一種窮國或窮人的心態。自己沒有財富，就認為有財富的國家或人不幸福。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酸葡萄”心態。增加財富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如果一個國家或一個人怕財富增加帶來幸福遞減，這個國家或這個人能進步嗎？那些貌似清高，把財富與幸福分開的經濟學家忘記了自己的職責：為社會財富增加出謀劃策。
幸福不僅來自GDP
美國人曾普遍關注經濟增長，迷信GDP。美國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在競選總統時批評了這種風氣。他說，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們的生活有意義這種東西。也許他的話極端了一點，GDP畢竟是我們幸福的基礎。但他的話中有真理，因為GDP不是幸福的唯一來源，GDP并不等于經濟福利。
從物質意義上說，幸福來自我們經濟活動中所創造的一切產品與勞務。但按現行的統計方法，GDP中有許多遺漏。GDP衡量的是通過市場交易并有價格的東西。但經濟中許多活動屬于非市場活動，不統計在GDP之內。比如自己在家料理家務也是一種能給我們帶來幸福的經濟活動，但它不通過市場交易，不在GDP之內。市場交換越不發達，這部分活動的比例越大。
GDP中還不包括地下經濟。地下經濟有一些是非法的（如販毒），還有一些是為了逃避稅收或其他管制的隱蔽經濟活動，如市場上無許可證的生產者或無營業許可證也不納稅的流動攤販。據經濟學家估計，即使在美國這樣法制比較健全的國家，地下經濟也要占到GDP的5%～15%。而在意大利這樣的國家，地下經濟可能占GDP的30%以上。盡管不同經濟學家估算的地下經濟大小范圍不同，但都承認這種未計入GDP的經濟活動在各國都相當大。如果把GDP用來判斷經濟周期的階段，因為GDP與未統計的經濟活動之間有一個較為固定的比例，這種失誤并不大；但如果把GDP用來判斷和比較不同國家的生活水平，因為各國的遺漏不同，這種失誤關系就大了。
GDP在統計時是根據生產出來的最終產品，但并不是這些產品都與我們的幸福相關。例如，軍火生產是GDP中重要的一部分，但許多軍火產品與我們的幸福無關。相反，多生產了軍火，使用了本來能生產消費品的資源，還會減少我們的幸福。兩個GDP相同的國家，一個實行國民經濟軍事化，另一個奉行和平中立。前一個國家的GDP中軍火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后一個國家軍火生產很少。這兩個國家人民幸福的程度肯定不同。法西斯德國和日本的GDP也曾經相當高，但人民有幸福嗎？
GDP按市場價格計算，但市場價格與產品質量和數量并沒有直接關系。人們的幸福程度與產品的質量和數量相關，而與價格關系不大。例如，電腦質量在提高，數量在增加，但價格急劇下降。按價格計算也許電腦的產值沒有增加多少，但質量與數量的提高給人們帶來的幸福是巨大的。現代社會中，許多產品的趨勢是質量提高的同時價格下降。僅僅按價格計算無法反映這種趨勢。
環境和閑暇是影響人們經濟福利和幸福程度的兩大因素，但GDP統計中無法正確反映這些因素。經濟活動會帶來環境污染，如果以環境污染為代價發展生產，GDP無疑增加了。但人們呼吸污濁的空氣，喝受污染的水，生活在嘈雜的環境中，這能有幸福嗎？經濟活動帶來污染，治理污染又增加了GDP。但這種情況下，人們的福利又增加了多少呢？閑暇是人幸福的來源，減少閑暇會增加GDP，但人們沒有或減少了閑暇，經濟福利雖然會減少，我們用閑暇去從事各種精神或沒有產值的活動，例如聽音樂、運動、與朋友聊天，都不會引起GDP增加，反而要減少GDP。但這種GDP的減少卻是幸福的重要來源。
人們的幸福程度、經濟福利的大小還取決于一個社會的收入分配狀況。無論是GDP也好，人均GDP也好，反映不出收入分配的狀況。我們考察一個社會的幸福狀況，不是看一部分人甚至少數人是否幸福，而是看所有的人是否幸福。衡量經濟福利也不是少數人的經濟福利，而是整個社會的經濟福利。一個社會如果收入懸殊過大，少數人花天酒地，多數人難以為生，即使這個社會GDP高，人均GDP高，也不能說是一個幸福的社會。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認為，社會經濟福利取決于生產率、失業率與收入分配平等程度。GDP可以反映出生產率與失業率，但完全反映不出收入分配狀況。其實收入分配差別太大、社會不安定，即使高收入的少數人也談不上“幸福”二字。
正因為GDP不能反映出社會經濟福利，美國經濟學家托賓和諾德蒙斯提出了經濟福利衡量指標，薩繆爾森提出了純經濟福利的概念，企圖對GDP進行校正。他們的基本觀點是，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是幸福或經濟福利，福利更多地取決于消費而不是生產。GDP是生產的衡量，而經濟福利衡量指標和純經濟福利是要衡量對福利有貢獻的消費。因此，這兩個指標要在GDP之上減去某些不能對福利作貢獻的項目，加上某些對福利有貢獻而未計入GDP的項目。具體來說，減去GDP中沒有對福利作貢獻的項目（如超過國防需要的軍備生產），減去對福利有副作用的項目（如污染、都市化的影響），加上不通過市場的經濟活動的價值（如家務勞動、自給性產品），加上閑暇的價值（用所放棄的生產活動的價值作為機會成本來計算）。這種思路無疑是正確的，但如何進行計算并沒有完全解決。
當然，話說回來，GDP并不是不重要。它畢竟是幸福與經濟福利的基礎。這里又用上了一句俗話：GDP不是萬能的，但沒有GDP是萬萬不能的。
信息不對稱未必不是福4
經濟學家經常為信息不對稱擔憂。這絕非杞人憂天。政府與公眾信息不對稱使權力失去監督，滋生腐敗；企業委托人與代理人信息不對稱引起了機會主義行為；勞動市場上信息不對稱使雇主和求職者雙受其害；保險市場上保險公司和投保人信息不對稱帶來了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誠信喪失的根源之一；等等。所以，信息不對稱問題及其解決之道成為經濟學的熱門話題，對此做過開創性貢獻的經濟學家還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然而，這世界是不完美的，無論我們如何努力，信息不對稱依然是一種客觀存在。信息不對稱說得通俗一點就是當事人雙方并不完全了解，每一方的信息都分為雙方皆知或容易得到的公開信息，以及只有各方自己知道、對方只有花高代價才能獲得，或者根本無法獲得的私人信息。當雙方只知道對方的公開信息，不完全知道私人信息時，就稱為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引起信息多的一方欺騙另一方的可能性。這引起了道德風險，并產生對雙方都不利的逆向選擇。以上的種種現象都是信息不對稱的不良后果。
經濟學家設計了各種機制來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這些機制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的不良后果，使市場經濟正常運行，但并不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對稱：一來在許多情況下，獲得對方私人信息代價太高，不值得。二來各方私人信息是動態的，總在變，難以預測。
不過，信息不對稱也不見得完全是壞事。如果政府的什么信息公眾全知道，連國防機密也成公開信息，豈不妨害國家安全？如果夫妻雙方信息完全對稱，各自連一點隱私都沒有，生活能幸福嗎？糊里糊涂的愛，我想就是雙方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的愛，真的清醒了，什么都明白了，愛就沒了。這正是許多婚姻成為愛情墳墓的原因。結婚了，雙方神秘的私人信息公開了，愛就不存在了。其實你仔細想想，許多情況都是信息太對稱，這世界也就變得無趣了。在信息化的今天，還是給各方留點私人空間好。在奧威爾寫的《1984》中，每個人都沒有一點隱私，在“老大哥”的監督下生活、思考，讓人好害怕啊！現實世界是不完美的、殘缺的，信息不對稱也是正常的。這種不完美也正是一種美，這種信息不對稱未必不是福。幸福是一種個人的感覺，知道得太多，反而沒有幸福感。
我們沒有必要去追求完美，也沒有必要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實現信息完全對稱。當然，我們并不是說，信息不對稱好得不得了。在許多情況下，我們還要努力獲得對方更多信息。例如，政府的行為要盡可能公開化；在勞動市場上找工作還要了解企業的情況；委托人尋找代理人要進行多方面考察；買輛二手車還要請專家鑒定一下；婚姻也不能一見鐘情，三天就結婚；等等，只要我們收集對方信息所花費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為此而放棄的時間、精力的機會成本）小于所獲得的利益（包括可以用貨幣衡量的物質利益和其他利益），減少信息不對稱就是理性的，或者用經濟學的術語說，尋找更多信息增加的成本（邊際成本）小于由此增加的利益（邊際利益），尋找更多信息就是理性的。否則就是非理性的。
我們說的不必去追求完全對稱的信息就是以成本和利益的比較為標準的。你花費精力去破譯國家機密信息庫，利益只是滿足好奇心，而代價是犯罪入獄。你雇私人偵探去尋找丈夫（或妻子）的隱私，結果破壞了一個好婚姻。如此豈非愚蠢至極？
人們經常說經濟學追求最優化，其實那僅僅是一個理想。理想的東西是在現實世界之上的，把經濟學的目標確定為最優化是一種天大的誤解，經濟學只追求次優化和較完美。這正是不要總想達到信息完全對稱的原因。懂得了經濟學的這種真諦，你才能真正幸福。
美麗是個綜合指標
美國一項最新調查表明，人生際遇和長相密切相關，俊男靚女比普通人更有機會獲得高收入，這個結論是美國聯邦政府發行的“地區經濟學家”中的一項研究報告得出的。該報告發現，長相漂亮不僅收入高，升遷的機會也大。據調查，長相丑的人待遇比一般人低9%，長相漂亮的人待遇比一般人高5%。此外，身材也會影響收入。胖女人比一般人的收入平均低17%；身材高者，每高一寸，收入平均增加2%～6%。
其實這個結論經濟學家早就知道。美國經濟學家、曾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的曼昆在《經濟學原理》中有一個“案例研究”就是“漂亮的收益”。他根據勞動經濟學家丹尼爾.哈莫米斯和杰夫.比德爾的研究得出長相不同引起收入差別的結論，并給出了三種不同的解釋。香港經濟學家林行止把這種現象稱為“漂亮貼水”。
看來長相的確是引起收入差別的原因之一（盡管并不是重要的原因）。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如何應對這個現實？
工資或收入是勞動的價格。在市場經濟中，任何一種物品或生產要素的價格都取決于供求關系，因此，我們也必須從這個角度來解釋漂亮帶來高收入的原因。漂亮的需求來自企業，這種需求的大小決定了漂亮的收入有多少，而需求大小又取決于漂亮給企業帶來的效益。簡言之，漂亮能得到多少收入取決于它給雇主企業帶來的效益。應該說，漂亮的確能給企業帶來高效益。有些高效益的行業，如演藝界、電視主持、模特，只有漂亮的人才能從事。臉蛋和身材在這些行業的成功是至關重要的。在其他行業中，漂亮對成功也相當重要，例如，服務員漂亮的飯店來的客人更多，漂亮的老師更受學生歡迎，病人對漂亮醫護人員的服務更滿意，漂亮的記者更容易得到更多新聞，連領導開記者招待會，漂亮記者提問的機會也更多。在社會上漂亮是一張成功的通行證。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人們也就愿意為漂亮付費，這種付費就成為企業的效益。企業對漂亮的需求是大的。且漂亮的人畢竟是少數，供小于求，漂亮的價格高，俊男靚女收入高就正常了。
換個角度看，人的收入高低取決于他在經濟中的貢獻大小。貢獻的大小取決于能力、努力程度和機遇。能力包括先天能力和后天能力，先天能力（即天生的能力）包括智力和長相。長相好是先天能力強的一個方面，當然會有高收入。而且，漂亮還影響人的機遇。漂亮的人讓人喜愛，機遇就更多。這就是調查報告中所說的，提升的機會多。由此看來，漂亮有高收益不能算是社會歧視，是理性人經濟行為的正常結果。
這樣說來，長相普通的人也許會抱怨父母沒有給一個好臉蛋和好身材，自暴自棄。其實這大可不必，因為決定一個人成功與否的絕不僅僅是長相。你看看成功的企業家、科學家以及政治家，有幾個是俊男靚女？長相對成為名演員、名模也許更重要，但沈殿霞、潘長江、趙本山的成功并沒靠長相。至于進入福布斯排行榜的富人，漂亮者并不多，即使長得很帥，也不是成功的原因。
在各種關于漂亮與收入的調查中沒有講清楚的一點是，衡量漂亮的標準是什么。當然，有一些判斷漂亮的常識，如身高、三圍、臉蛋，等等，但更為重要的是，漂亮往往是主觀的，每個人的判斷標準并不完全相同。也許對夢露這樣的美女，絕大多數人是認同的，但對茱莉亞.羅伯茨，看法就不同了。“大嘴美人”這個稱號可以解釋為“美得有特色”，也可以解釋為“嘴大哪有美”。但這并不妨礙她成為片酬最高的女演員之一。
在各種調查中，漂亮其實是個綜合指標，包括外在的美（身材、三圍、臉蛋），也包括內在的美（氣質與修養）。而且，內在的美往往比外在的美更重要。一個外在美的姑娘可能會由于缺乏文化修養，舉止言語不得體，而不讓人喜愛，這時她很難成為得到高收入的美人。相反，一個外在普通的姑娘也會由于內在文化修養高、舉止行為得體大方而被稱為美人。如今選美已從過去單純評外形改變為內外兼顧，甚至更重視修養與氣質。
現在漂亮收入高的道理越來越為人們接受，這就是“整容熱”的經濟基礎。整容是個人的自由選擇，別人無權干預。但千萬別進入一個誤區：整容是人成功的起點。美是天生的，不是人造的，整容可以局部改變容貌，但難以根本改變。無論如何增高，一個一米六的人也長不到一米七。整容不能把無鹽女、嫫母（歷史上有名的丑女）變為西施、玉壞（歷史上有名的美女）。但是，一個長相普通，甚至有點丑的人，可以通過提高內在修養來改變自己的整體形象。更為重要的是，外在的美會很快消失，但內在的美與年齡俱進。
讓自己更漂亮是人的天性，也是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質量的重要方法。外在的美是父母給的，但內在的美是后天努力的結果。記住這一點，人人都會更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