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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生活史:革命歲月那些事1921-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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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生活史:革命歲月那些事1921-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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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毛澤東曾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沒錢吃飯,既沒力氣談戀愛,更沒力氣搞革命。《紅色生活史──革命歲月那些事兒(1921~1949)》為您撩揭中共從創立到建政不為人知的秘史細節:盧布建黨、「打土豪」籌款,陳喬年的「一杯水主義」、毛澤東與江青的「戀曲1938」……

裴毅然教授細緻整理史料,清晰攤晾紅史細節於陽光。本書證明,中共打敗國民黨、赤化神州,所依所賴並非天意與「歷史必然」,而是一面烏托邦紅旗與伏屍千萬的「紅色烈士」。

本書特色

★蒐集梳理龐大第一手資料,還原中國共產黨的「紅色革命」過程,鉅細靡遺。
★搞革命,光靠口號無法過日子,開門七件事,一樣都少不了;以具體生活史角度,重現最真實的中共黨史。

作者簡介

裴毅然

1954年出生於杭州
1970年底上山下鄉於大興安嶺
1982年黑龍江大學中文系文學學士
1994年杭州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
2000年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名人/編輯推薦

首次完整揭露中共不為人知的革命生活史

史料詳實、追求史實、還原場境,以據立論,具體勾勒「紅色革命」過程;十分感佩作者面對史實的膽識、勇氣、良知、歷史責任感,尤其欣賞作者從生活角度具體觀察「紅色革命」,顯示了作者敏銳的學術眼光。──北京大學教授 錢理群 特別推薦

任何軍政活動都需要龐大財力支撐,軍政角力的實質是經濟能量的調動,經濟決定軍事成敗。太平天國起事,依糧聚兵。李秀成:「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各實因食而隨,此是真言也。」曾國藩剿滅太平天國,首在籌餉。清軍江南大營每丁餉銀三兩八錢/月,湘軍每丁餉銀四兩二錢,親兵四兩五錢,什長四兩八錢。湘軍用命疆場,戰鬥力何以強狠,結結實實建築在經濟基礎之上。孫中山倡共和搞革命,也必須「糧草先行」。1907年5月~1908年5月,同盟會在兩廣、雲南六次舉事,基礎可是籌到20萬港幣。1911年4月黃花崗之役,同盟會支付十八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元。舉事前,每位貧家義士發放五千元「安家費」。同盟會前後八舉事,經費共約四十七萬九千元。捐款者以越泰華僑為主,時稱「海外同志捐錢,國內同志捐命」。
再舉幾則有關辛亥革命經濟基礎的史料。

―富商子弟徐錫麟(1873~1907),1903年鄉試副榜,同年赴日結識陶成章,積極營救反清入獄的章太炎,1904年在上海參加光復會。其父恐受牽連,析產分子,以示脫離父子關係。這些錢成為徐錫麟奔走革命的經濟基礎。富商許仲卿贈銀五萬兩,為徐錫麟、陶成章等四人分別買下知府、同知,徐錫麟獲「道員」身分,這才有資格走門路當上安徽巡警學堂會辦。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第一件事就是犒賞民軍:湖北民軍五萬元、江南軍四萬元、海軍一萬元,其餘由各省都督酌情分發,以慰軍人。

―武昌首義,清廷仍雄踞北方,一時尚難撼動。廣東同盟會骨幹鄒魯(1885~1954)與同志約定,清廷未倒之前,每月只領薪50元,完全依靠道義力量克制本能慾望。「當時最好的現象,就是個個人心地純潔,大公無私,毫無利祿觀念,只想共同努力建設一個良好的中國。因之讓賢讓能,卻是常有的事,爭權奪利,毫無所聞。全國籠罩在新精神之下,可說前途無限光明。」 50元薪水,對於隨時都可能「捐軀」並肩負養家重任的革命黨人,實在不算高。辛亥研家認為:「革命陣營之不能團結,甚至於九次反滿軍事起事中的八次失敗,在諸多因素中,也可以歸咎到脆弱的財力基礎上。」

―1923年深秋,滇桂聯軍東下、湘豫各軍南下,與陳炯明粵軍會戰穗郊,陳炯明敗走東江,孫中山由各軍聯名邀請回粵主政。孫中山電令廣州財政廳長、鹽運使鄒魯籌款二十萬,以備大元帥犒賞各軍。無法完成任務的鄒魯稱病逃往香港,避不見孫。孫中山自滬抵港,因無錢回不了廣州。孫科找到曾任中山縣長的吳鐵城捐款八萬,再找部下湊了兩萬,孫中山這才重整旗鼓回到廣州,組織大元帥府。孫科、吳鐵城籌款有功,孫科得任廣州市政廳長、吳鐵城出任廣州公安局長,形成太子黨。逃避籌款的鄒魯,孫中山只讓他當了廣東大學校長,沒再讓他過問政治。

―1943年,川籍辛亥老人吳玉章(1878~1966)參加延安整風,自傳:「我分得祖業約十餘畝地,還有一部分住宅……我妻子一人在老家,她現在已經66歲了,身體還健康,家中那點土地,僅夠她生活用,因此我也安心作革命工作。三四十年來我都在外,彼此獨立生活,毫無室家之累。我一開始作革命事業,就把家庭安置好了,這也是幾十年來我能始終不倦從事革命的一個原因。」不安置好家人,革命黨人不可能「全心全意」,吳玉章說的是大實話。毛澤東搞秋收起義,一部分經費得於章士釗所籌兩萬元。1935年底,「價廉物美」的「一‧二九」學運(張申府語),成本僅北平學聯散發傳單的一百大洋。1934年,上海中共地下黨連遭破壞,經濟陷於絕境,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2~1950)主動拿出四萬美金,幫助中共度過難關。
沒了「阿堵物」,失去經濟基礎,職業革命者生活無著,最初的隊伍無法聚集,革命活動無從展開,大規模的局面自然也無從形成,這是基本常識。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活動,當然不可能離開經濟基礎,早期經費主要源於俄共接濟。對於這一史實,1960年代以前,蘇聯要避嫌「輸出革命」、中共要避嫌「赤俄雇傭」,都不方便言說。1960年代,中蘇兩黨失和,中共仍得避諱「盧布餵大」―缺乏獨立自主,有損「萬水千山」的光輝;指說人家「蘇修」,終有「忘恩負義」之嫌。1990年代,蘇聯檔案解密,不斷飄出塵封資料。但學人勒痕猶在,餘悸存心,仍不敢沾碰這一專題。近年,專家開始整理這方面史料,研究論文見發於較冷僻的學術刊物。廣大黨員、群眾仍不知道中共革命與赤俄經援之關係。

據說蔣介石之所以有底氣發動「四‧一二」,與武漢國民政府掰斷,即在於通過江浙財閥與英美等國得到一千五百萬元,他撥出一百五十萬收買桂系與他一起清黨反共。
「四‧一二」後,中共南方十年「鬧紅」、十二年「延安時期」,以往中共黨史皆關注軍政大局,不屑具體的實際生活。但二十二年紅區不可能喊著紅色口號過日子,柴米油鹽醬醋茶,開門七件事,一樣都不能少。撩窺其間之隱,撥見史褶之幽,不惟有趣,亦甚有益,有助真切瞭解這場革命始末。
拙著撩起紅色歲月一角,引您察看具體細節,取微映宏,從歷史細褶處展示紅色革命的進行過程,以鮮活情節拼合歷史實貌,細節使歷史體現凹凸實感。

細節簡潔鮮活,一斑含全豹。試舉很能說明本質的幾例細節:
一、 1930年代,法國作家紀德訪蘇,上電報局拍電報,電文中提到「史達林」,電報員要紀德必須在史達林之前加上「偉大的」,紀德不肯加,電報就拍不出去。

二、滬上大亨杜月笙之靈通,「上海灘上掉只皮夾子都能找到」。

三、 1927年「四‧一二」前夕,蔣介石集團決定「分共」,汪精衛回國,為拉住這位黨國要人「一起幹」,吳稚暉跪阻汪精衛前去武漢。
不到百年的當代史,各路人物回憶錄龐然成陣,撮掃梳扒,工程浩大,所有「精彩細節」,點點滴滴,讀辨剔識,一路陳列赤史針腳,事實既裸,史論自明矣。

目次

引 言

第一章 初期經費與紅色情戀
一、最初財況
二、俄共之助
三、俄援概況
四、陳獨秀報帳
五、經費矛盾
六、到農村去
七、留蘇生
八、紅色情戀

第二章 白區幹部生活
一、經濟狀況
二、街碰‧假夫妻
三、被捕‧犧牲
四、賣稿為生
五、紅士故事

第三章 蘇區鬧紅
一、經濟是軍事的基礎
二、打土豪經濟
三、經濟政策
四、擴紅
五、紅區生活
六、花絮軼聞
七、最初貪腐
八、暴烈肅反
九、人際關係

第四章 長征
一、出發
二、一路減員
三、在遵義
四、大渡河、金沙江
五、軍需補給
六、爬雪山、過草地
七、女性與孩子
八、長征文藝
九、紅二、四方面軍
十、各種花絮
十一、悲絕西路軍
十二、三年南方遊擊

第五章 延安時期
一、延安一代
二、紅色耶路撒冷
三、延安經濟
四、延安生活
五、延安婚戀
六、文藝生活
七、整風‧搶救
八、外客眼中的延安
九、稿費‧花絮
十、延安陰影

第六章 抗戰以後
一、進入東北
二、保持艱苦
三、農村基層
四、腐敗跟來了
五、土改‧支前
六、知識分子與工農幹部的矛盾
七、各式事件
八、離婚潮
九、難回家
十、林彪回鄉

書摘/試閱

一樁是是非非的延安生意

1942年9月,延安自然科學院(北京工業學院前身)因種種原委未組織夏季燒炭。中秋將臨,隆冬已近,學院無錢買炭,於是發動群眾,動員全校師生停課一周外出「搞生產」―搞錢以購越冬木炭。

學校教員大多為來自國統區的青年知識分子,大學部與預科二十歲左右的學員總共六七十人,補習班學員占大多數,年齡14歲上下,且多為女生。除了組織一批學員上被服廠打工,生產搞錢的門路並不多。
醫訓班學生、緬甸歸僑馬興惠(1916~ )1938年底赴延,最初服務於百里外的甘谷驛第二兵站醫院,決定上那兒想想辦法。臨行前,向校總務科借了一條扁擔、兩隻草編籠子,再向新巿場貿易公司借了六萬法幣(此時延安物價亦隨全國一起上漲),加上自己的兩萬元,離開延安南門外杜甫川學校,上路了。途經鹽站,突然決定買上鹽帶去,或許能賺點錢。他用八萬元法幣買了一百斤鹽。百步無輕擔,何況百斤之擔,走出不遠就大汗淋漓,接著疲勞饑餓,最後簡直邁不動步,走一小段就得卸擔歇息。日出走到黃昏,好不容易到達甘谷驛兵站醫院。

老熟人熱情接待,可馬興惠關心的是鹽價,得到的卻是一盆從頭淋到腳的涼水:「這裡的鹽比延安還賤,你要賣給誰去?」不僅一天的拼搏付之東流,還要蝕本!醫院裡的人議論紛紛,非常同情,最後總算以原價留給醫院,保住老本。醫院上下,從首長、醫生到護士、炊事員七嘴八舌勸他休息幾天,回延安另想辦法「搞收入」,只有個別人建議他再往前趕一站,上延川縣軋軋苗頭。馬興惠不甘心空手而回,接受了這一建議。
次日清晨,大睡通宵的馬興惠醒來後,四肢疼痛,掙扎爬起,吃過早飯後沒精打埰地向延川走去。沒多遠,一中年男子挑著重擔走來,樣子比自己昨天還狼狽。兩人交會,漢子停擔,喘著粗氣哭著央求:「同志,你在幹什麼?能不能幫我把這擔鮮葡萄賣給醫院?」馬興惠回答:「八路軍的醫院,誰能有錢吃得起葡萄啊?!」但此人像抓住稻草,讓馬興惠坐下,傾訴其苦。

原來,他是離此三十里延長縣的農民,家在延河邊,院中有兩株葡萄樹,沒捨得上當地集巿,想等中秋節挑到延安賣個好價錢。今天八月十四,夫婦清晨即起,小心翼翼剪下葡萄,就在夫妻倆抬著馱筐往驢背上放時,不小心碰著驢屁股,驢子受驚跑了,夫婦放下馱筐追驢,不見驢影。於是,由老婆央鄰尋驢,由他揣幾個饃饃挑擔上路,生怕葡萄爛掉。他說這挑擔子足有一百二十多斤,自己從未挑過這麼重的東西走長路,看看太陽,估摸已走了四小時,才走了三十里,已是苦不堪言,可距離延安還有百里之遙,實在挑不動了,也惦著驢子跑丟,又擔心這擔葡萄賣不出去爛掉,苦苦哀求眼前的八路替他想想辦法。最後說:「不行,我情願不要葡萄了,也得回去找驢子。你能不能把這些葡萄買下?」
馬興惠:「八路軍沒錢,買不起這麼多。」
農民說:「這也沒過秤,集上沒貨也沒個價,你到醫院裡去看看,借著多少錢都行。」
馬興惠:「借不著的,我昨晚送了一擔鹽來,醫院裡許多人費了好大勁才湊給我八萬塊。都給了你,我今兒一天的飯錢也沒有了。」
農民一聽他有八萬元,高興了,追著說:「好同志,多少就八萬元吧!我還有幾個幹饃,你帶去路上吃。」
馬興惠:「這東西值多少錢我也不懂,看你急成這個樣子,我就幫個忙,要下試試吧。」
於是,兩人換了筐擔,「八路」馬興惠再次負擔上路,當然是回頭向延安。為了趕中秋市場,也怕葡萄爛,他沒進兵站醫院,直接趕路。這挑葡萄加上筐,足有一百三十斤,比昨天的百斤鹽擔重得多。也是一開始還行,越走越重,及至中午,太陽當頭,大汗淋漓,實在走不動了。幸運在延河邊,找個陰涼處,睡了一大覺。醒來就延河水啃完那幾個幹饃,檢查一下葡萄筐,捨不得吃整串葡萄,只吃了碰掉的幾粒,哇!真甜!咬牙挑起擔再上路。

上午走了四十里,下午體力更差,每約走二里就得歇擔大喘一陣,走十里則要「大休」一陣。「大休」之時,他趴在路邊,給自己「充電」―掏出隨身日記本掙扎著寫一段,用得最多的詞兒是「堅持」、「拼搏」之類,最起作用也是最後一句:「堅決完成學校任務!」
終於,馬興惠頑強到達杜甫川,肚子餓癟、汗已出盡、力已衰竭、渾身發抖。此時,天已烏黑,窯洞燈光多數已滅。幸好一位同學外出歸校,替他挑擔上山回宿舍。不過一里多山路,這位同學歇擔數次,馬興惠:「而我實在沒有本事再客氣地說一聲『讓我挑吧』!」
學校晚飯時間早過,馬興惠只得空著肚皮一頭倒下,立即昏睡過去。第二天醒來已是上午,宿舍空空蕩蕩,同學們都外出了,早飯已過。馬興惠餓著肚子咬牙忍痛挑擔上街,勉強挨到新市場溝口,喘息未定,一位穿著地方制服的中年男子走過來:「你這葡萄是賣的嗎?」馬興惠點頭。「多少錢一斤?」馬興惠:「沒價,多少錢都它,獨一份!」來人親切地說:「好好說,我都要了!」馬興惠:「你看值多少?這是我從兩百里外的延川縣擔來的。」他悄悄多說了一些里程。
中年男子:「這東西確實沒價,延安多年都沒見過了。我是邊區交際處的,來了外面客人(可能國民黨方面客人),咱們商量作個價,好不?」
馬興惠也老實交底:「好吧!我是杜甫川自然科學院的學生,幹這事是領導動員搞生產,為買過冬木炭的。」
對方:「時下一斤豬肉2.7萬元,這一斤算兩斤肉錢,怎麼樣?」
這麼高的價,大大出於預料,馬興惠有點懵了,卻故作鎮靜:「太少,幾百里路擔來,你雇個毛驢,也得給來回四天的運費!」
對方:「那就一斤給你六萬元,再貴我也不敢買了。」
馬興惠見好就收:「你是給公家買的,我是給公家賣的,我們是給公家辦的事,同意你說的了。」
那人轉身向商店借來一杆大秤,果然一百三十餘斤,兩個筐算十斤,按一百二十斤成交,馬興惠挑到交際處。開收據時,那人說:「你太辛苦了,又給送到門上,條子就寫七百三十萬元(即多給十萬)吧!」然後,領出七八捆嶄新法幣付給馬興惠。

這一趟買賣淨賺九十一倍還多,短短一天,八萬成了七百三十萬!出了交際處大門,馬興惠高興得忘乎所以,臨近中午,兩頓沒吃了,路過新市場,決定好好犒勞一下自己,買了一斤粘糕、一大碗羊雜碎湯(公家人一般都吃不起這兩大件),美餐一頓。回到學校,放心鬆體納頭再睡,又是一晝夜!醒來時,同學們又都外出了。馬興惠獨自在鋪上思量,雖說大大超額完成任務,但還有五天時間,似乎還可「發展成果」。四下無人,只能大主意自己拿,擔上筐又上路了。

畢竟二十來歲的青年,兩頓飽飯加上勝利喜悅,渾身是勁。肩腿還有點疼,已不在話下,行走如飛,當天就過了甘谷驛、翻過雁門關山,趕到石頭河時,已是農村入睡時刻。他叫開騾馬店投宿,次日黎明上路,下半晌趕到延川縣拐昴村趙老二家,1939年他收傷兵時住過。老房東說你上次給老侯家閨女治過病,如今她招了個綏德養老女婿,開了油坊,榨磨香油、做些綠豆粉絲。那閨女總說忘不了你的救命之恩咧,明早我就去叫她來看你。

第二天上午,老侯一家男女老少五口人來了,一陣親熱後,打問這次來意,馬興惠實話相告「搞生產」,老侯便說那拿些咱家的油和粉絲。四十斤小磨香油、四十斤打好捆的綠豆粉絲,說這些是他們家感謝馬醫生的救命之恩。馬興惠說八路軍有紀律,再說送這麼大的禮也不敢收,至少得給成本價,這都已是極大支持了。最後,硬塞給八十萬,老侯勉強收下。

他挑著八十斤擔子上路,比前兩次的擔子輕鬆多了。兩百里路,不到兩天就到了。進延安時,太陽還在西山頂上。他挑擔徑直走進邊區交際處,找到那位買葡萄的同志:「我是個醫生,兩年前救活了這家病得快死的獨生女,這是他家為感恩而送我的『搞生產』,我象徵性地硬丟下八十萬原料錢,你看看作個價留下吧。」
此人是交際處專搞物品的大內行,一看便說:「這兩樣東西都是延安的高檔缺貨,多年都見不到了,且品質特別好。邊區乾旱,不種芝麻,芝麻都是從河東運來,香油貴賤買不到哩!這樣吧,油每斤給你按四斤肉錢算,粉絲作油的半價,斤量就你說的數算帳。我不能拿公款送禮,但也不能虧坑什麼人,尤其像你這樣好的大學生。」如此這般,馬興惠又捧著650萬元出門。

650萬+730萬=1380萬!扣除本錢、伙食費、路上所丟同學的鋼筆(賠款十萬),馬興惠上繳1300萬元―五頭大肥豬之價,據說這次全校「搞生產」總收入亦未達此數。
然而,好心沒好報。正當馬興惠慶倖斬獲時,校內傳出閒言碎語,說他的錢來路不正!怎麼就他一人能耐?短短一周能搞這麼多錢?馬興惠便在正式上交錢款時給院長徐特立寫了「情況彙報」,簡述自己「搞生產」過程,信和錢款一併由黨支部轉呈。
馬興惠所在支委正式開會討論馬興惠「搞了大錢」的問題,有人認為「方向」不對。支委在上繳錢款與馬興惠給徐老的信時,附上支委的這一討論意見。學校領導層也有議論,馬興惠的班主任與總務科長將他叫到辦公室核實情況,「我自然感到壓力,勝利的喜悅被一掃而光。」

這邊正「核實情況」,那邊徐特立捏著馬興惠的信來了,班主任還未彙報完畢,徐老就搖手打斷他:
我派去邊區交際處的同志回來了,情況和這信上寫的完全一致,人家十分誇讚學校和這個學生,感謝給他們解決了招待貴賓的困難。而我們自己有些人則說長道短,全校學工人員,在這次生產中,誰曾爬山走過幾百里路?誰曾出過那麼大的力,流過那多麼大的汗?誰曾上交這麼多的錢?這是為公還是為私?是好事還是壞事?難道還不清楚嗎?!古人都主張「是是非非」,我們共產黨人更要是非分明,要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觀察和處理問題。

馬興惠站在一旁,感動得熱淚直流,徐老用衣袖替他擦拭。「我趕緊躲過,並且深深一鞠躬之後離開了。」
這則資料出自馬興惠五十多年後的回憶〈徐老斷是非〉,當事人在乎的還是五十年前的「是非」。筆者感慨甚烈,分述如下:
一、 當年延安自然科學院之所以會發生這場「方向」之爭,根柢還是對商業對資產階級的鄙視,對「暴利」難以接受。質疑者看來,這不是「投機倒把」麼?「搞買賣」能等於「搞生產」麼?不靠自身生產得來的「利潤」,除了剝削,豈有它哉?!可見,當時延安思想界已對商業有了本質上的謬見。「方向」之爭實為此後全國禁商之先徵。徐特立能斷一事之是非,卻無力阻止「方向」之是非。

二、 農民賤賣葡萄、老鄉低送油粉、交際處感謝購得稀罕貨,掙了大錢的馬興惠除了大苦大累,也是瞎貓碰死耗,撞大運撞出來的「利潤」。於鄉農於學校於交際處,三方各得其利,皆大歡喜,何以會有「方向」問題?「方向」哪來的?根據何在?符合誰人利益?還不是根據教條、根據那些來自書本上的名詞―「剝削」、「投機倒把」?2009年8月24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從法典中摘去「投機倒把」。 六十七年才從集體認識上邁出這一小步,不易呵!

三、 就算馬興惠「搞生產」手段有問題,但他將利潤全部上繳,按說也能證明「無私」,不說撈好得表揚,至少不應受懷疑吃批評吧?吃了大苦、賺了大錢,竟要流大淚,好人傷身又傷心,說明延安邏輯已出了問題,只是當時延安人難以發現。而且,五十年後的馬興惠,憶文中也不明白悖謬何在。這些都說明赤左思潮嚴重擰歪了人們的判斷力,連常識都弄不清楚了。徐老為小馬的辯護,僅僅根據「無私」,而非認識到「手段」本身其實也沒問題。這是後來會出現「投機倒把」一詞的價值基礎。

四、 延安當時物流極其不暢,生意太好做了,百里之遙,商利至少五倍。一個學生,手持八萬,不過六天,來往兩趟,獲利162.5倍,今日商人羡慕煞!自然再次證明:要想富,走商路。只要趕上了,真正空手套白狼。後來,全國無商,無商不活,鄉農倒是不被剝削,但他們栽種出來的農副產品也無法變現,不能上市場去賣,割資本主義尾巴呵!日子越過越窮,權衡利弊,當然寧可「受剝削」也要賣出去。這不是最簡單的道理麼?要求商人不計個人利益不計成本,幾個人受得了?更不用說長年堅持了?何況運輸銷售都要成本,虧本生意誰做得起?要求商人無利,不也是對商人的剝削麼?而沒了商人,各地之間如何互通有無?如何物流其暢?
馬興惠好心無好報的這則延安故事,凝聚了十分典型的延安風味,可咂出許多來自革命源頭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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