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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與符號建構：重讀中國現代女性文學

系列名：中華文史專刊
ISBN13：9789888310890
出版社：香港中華書局
作者：林幸謙
裝訂／頁數：平裝／320頁
出版日：2015/06/10
適性閱讀分級：848
關鍵字：身體與符號建構：重讀中國現代女性文學、身體、符號、建構、重讀、中國、國現、現代、現代女、女性、文學、女性文學、香港中華書局、林幸謙、文學作品、中國文學、其他、香港出版品、文學與哲學、華文文學、

香港出版品：文學與哲學華文文學

中文圖書分類：女性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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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五四時期以來的女性作家群體在動盪、新舊交替的過渡大時代中，銘刻出男女人物在社會變革中有關愛情婚姻、歷史使命、政治關懷、文化觀照、社會銘刻，乃至哲學生命的反思和內在深層心理情感等課題。

本書所探討的蕭紅、張愛玲、淩叔華、廬隱、石評梅等人，各以其不同的女性敘述和身體書寫為中國現代文學敲擊出遙遠而哀寂的文化歷史迴音，為變化中的新時代留下影響深遠的敘事文學遺產，值得當代學術界重新深思。

作者簡介

林幸謙，祖籍福建永春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旅居香港多年，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著有《歷史、女性與性別政治》、《張愛玲論述》、《原詩》、《詩體的儀式》、《漂移國土》等十餘種，另編撰十餘種。曾獲台灣時報文學獎首獎及評審獎、香港中文文學雙年推薦獎、花蹤推薦獎及佳作獎、吳魯芹散文獎、香港中文文學創作散文首獎等。

書摘/試閱

緒言

五四運動中覺醒的新時代青年男女，以青春激情重建了中國的新紀元，而出走的民國「娜拉」面對前所未有的新世界與現代社會的轉變，在新文化的臨界點上，同時在五四新文學的號召下，創造出中國獨有的現代女性文學景觀。民國「娜拉」從新時代獨特的位置發聲與立言，立足於性別跨越與身體整合的交叉多元視角，重新建構現代(女性)文學的男/女性別與身體銘文。這些女性書寫隱含多重符號空間，特別對女性身體的寓言及其隱喻的探索，在敘事話語上作出具有創見性的文學建構。

這群五四以降的民國女作家無疑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主要構成體之一，然而如果和「當代」女性文學，乃至「現當代」男性作家的各種研究成果相比較，這時期女性作品的性別與身體研究，在質與量上至今仍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從性別論述與身體書寫視角而言，現代女性文學也和當代女性文學一樣富有多層次的社會、文化、政治含義，不但有多元而迂迴複雜的男/女兩性之身體與性別語境，亦有文化銘刻凝合而成的社會、文化、歷史意義的符號，是值得重視的課題。

若從國際學術視角來說，五四現代女性文學的研究思維仍然遵循較為保守、傳統的文學批評語境，未能充分回應當代性別理論與身體研究對於女性文本、女性本質及其和父權文化本質的爭論展開對話；亦未能回應當今各種學術理念的挑戰與辯證，和現當代(男/女)文學的整體研究成果不成正比。

整體而言，在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性別論述與身體書寫等課題已構成重要的學術範疇；而近二三十年來，西方女性主義和女性文學研究風潮亦深刻影響了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質量。現代女性文學研究自然不應停留在較為表層的女性形象、性別角色/裝扮、男女平等/對抗、父權體制的批判/反撥、女性沉默/反沉默及壓抑/反壓抑等主題範疇。在女性主義、性別、身體論述課題方面的探索，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有待開拓。

女性作為說話及書寫主體，把生理(身體)、文化(非身體)和符號寓言等更廣泛意義的女性自我編碼在社會、歷史、哲學和文學中隱而不顯、迂迴曲折。五四現代女性作家在革命與民族振興的集體時代召喚中，所極力開展的諸多身體書寫與創作主題都有待進一步重新思考。據此，女性作家的主體自覺意識才能在更深層的學術探研中找到發聲的立足點。本書即試圖挖掘隱匿於文學、社會、歷史、文化和集體潛意識之中的性別真相，揭開現代文學中被遮蔽與編碼的身體及其內在精神，以至於將其從被扭曲的符號系統中拯救出來。

回顧現今研究五四時期女性作家/文學的學術專書，基本上為較一般性的關於生平和作品的傳統詮釋。上世紀初女性文學的奠基研究專著如謝無量等人所合著的《中國婦女文學史》(1916)，是其中較為重要的中國古今女性文學研究的探索；而後黃英所編《現代中國女作家》(1931)，黃人影《當代中國女作家論》(1933)，以及賀玉波《中國現代女作家》(1936)等專書，可視為對現代女性作家初期的基礎導讀與研究。對現代女性作家的整體探討，自此後繼無力出現斷層現象，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才有譚正璧的《中國女性文學史話》(1984)和陸文采的《中國現代文學女性形象初探》(1987)出版。孟悅與戴錦華合著的《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1989)，和劉思謙的《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性作家心路紀程》(1993)等現代女性文學專著的出版，較大地推動了當代學術界對五四現代女性作家/文學的研究，在女性作家的生平、作品解讀和女性主義批評的建構方面作了相當可觀的研究工作。而自九十年代開始，在女性主義批評的熱潮下，現當代女性文學研究的興盛期開始湧現，兩岸三地的學術期刊也刊載了不少相關的論文，擴大了研究主題及其深度，可視為從女性主義過渡到性別批評的研究成果。

在身體論述上，臺灣學者楊儒賓的《儒家身體觀》(1996)為當代學界引進中國儒家身體理論的建講，而黃金麟的《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2001)，則梳理了晚清民初的身體形構、轉變與發展，為文學上的身體語境提供學理依據。然現當代女性文學仍未有較為整體性研究的身體論述的專著，除了少數幾位學者如劉劍梅和李自芬等人有相關的研究外，現代女性文學領域中的身體研究仍有不足。性別體現和身體銘刻事實上有其內在深層文化與符號的互動聯繫，在充滿變異的五四時代，文學中的身體與性別書寫和符號學可進行多元交叉綜合的研究，而非各自分離，理應有跨度較大的主題綜合梳理、文本系統的整合研究，以期創造跨課題的學術格局。

這裏通過女性主義/性別理論視角重構現代女性小說的身體與性別書寫，審視兩性意識、身體、主體、國體、身份認同和人性慾望等相關課題，加以系統性的整體綜合研究，試圖探討女性敘事話語的身體與家庭、性別與文化、社會與國家、公/私領域與公/私身體等問題。從作家個案分析到整體綜合闡釋，再到重新結合兩者作出交叉跨越的系統研究考察，進行深層而多元的學術論證與歷史評價。

五四時期以來這些女性作家筆下的男/女人物銘刻，實質上包含了文化和社會意義上的身體書寫，甚至有族群和家國的啟蒙與救亡、政治與革命的符號記印。這些女性作家筆下男/女人物的身體書寫，在寓言上含有隱喻化的身體：是身體的寓言，也是寓言化的身體。

這些女性身體書寫，在傳統中國宗法父權社會/男性中心的社會文化體制中，被不同的形式侵佔、利用，甚至暴力地加以開發、殖民和生產/再生產。事實上，性別和文化壓制的問題不只是出現在女性群體之中，同樣出現在男性群體中；而女性作家筆下的男性身體的複雜性亦不比女性身體來得簡單，兩者都受到整體宗法父權體制深層結構的影響，日後都同樣需要較為系統性地重新加以研究。

五四時期以來的女性作家群體在動盪、新舊交替的過渡大時代中，銘刻出男/女人物在社會變革中有關愛情婚姻、歷史使命、政治關懷、文化觀照、社會銘刻，乃至哲學生命的反思和內在深層心理情感等課題。這裏所探討的蕭紅、張愛玲、凌叔華、廬隱、石評梅等人，各以其不同的女性敘述和身體書寫為中國現代文學敲擊出遙遠而哀寂的文化歷史迴音，為變化中的新時代留下影響深遠的敘事文學遺產，值得當代學術界重新深思。

從性別論述視角而言，以小說為中心的中國現代女性文學，含有許多意義深刻的沉默、空隙與簡缺之詞，亦有許多矛盾銘刻的特質，處於非完整統一的狀態。這裏對中國五四時期以來的現代女性小說進行考察，重新探討現代女性文學中的身體書寫，女性之間複雜的文化社會關係、男女兩性現象、女性意識/慾望、主體意識、身份認同，以及女性作家筆下陽性/男性化的女性形象等中心課題。

基本上，本書立足於整體中國現代小說發展史的位置，為文學史中有關女性文學和男性文學的敘事模式的轉變及其異同，試圖提出創新的學術理據，樹立現代小說的新里程碑。這對兩岸三地的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與接受史觀，以及以女性敘事為中心的現當代文學研究和文學類型等問題，試圖作出更多元化的學術考察，為五四現代(女性)文學開創新的學術資源，也為五四女性文學中有關女性主義、身體論述、性別理論相關的課題，加強跨學科的文學—文化研究聯結之效，為現當代文學研究提供綜合性的學理依據。

此外，在中文學界裏，專門研究女性文學，特別是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的男性學者確實比較少。本人身為男性讀者進行女性文學研究，和身為女性的女性文學研究者乃有其獨特與不同的視角。在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乃至於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一般女性主義研究者都是女性，很少有男性的女性主義和性別理論學者。女性學者雖然在女性主義理論上有所專長，然而她們大都從自身的視角來關注女性文本的研究。

同樣的，一般現當代男性學者中雖不乏關心女性文學者，卻較少有女性主義理論的學術專業背景，或者沒有這方面的學術興趣。因此，拋開女性學者的性別包袱，或許更能在學術研判中實現性別「越界」。事實上，不少女性主義論者如卡勒(Jonathan Culler)、雅各布斯(Mary Jacobus)、肖沃爾特(Elaine Showalter)等人，皆曾針對男性的女性主義批評觀點提出新的思考，指出男性作為女性文本的讀者可填補女性讀者的盲點與灰色議題之可能空間。

因此，「性別」作為社會文化的一種建構，此一革命性見解與「階級」、「種族」、「民主」等觀念的發展一樣，已成為開放性的主導論述。相關研究不但重新思考性別，也試圖重整文本與性別、性別與典律的關係。性別理論（gender theory）亦成為重新定義女性自我和主體性的方法與途徑之一，而隨着性別理論批評模式的建立，女性主義批評所探討的對象和主題，全方位推展到歷史、人類學、哲學、符號學、心理學和自然科學等領域。在性別理論中，一切著作都具有性別，徹底開放了(女性)文本的領域，同時也開放性別的領域。這無疑是重要的理論拓展，使「性別」此一術語指稱着生物學/性別差異上的社會、文化與心理學的建構；「性別」也就像「民主」、「自由」、「人權」、「種族」或「階級」等概念一樣，被視為人類經驗的有機整體。

據此，以一個男性學者身份去討論女性文學，或可在「越界」乃至跨學科的理念中佔有一個更獨特的據點。本書正是以一種較為超越的視野、開放的姿態和理念，在文本與文化荒野中尋求適合的方法及視角去建構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結構的新藍圖。

最後，這裏也要特別感謝幾位學界友人的協助，尤其是郭淑梅教授、于閩梅教授和王艷芳教授等人，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邀請來港作短期訪學與研究，協助本書取得更豐富的資料與見解，實為榮幸。

上編 文化身體與符號書寫：蕭紅的女性敘事想像與建構

第一章 重讀《呼蘭河傳》和《生死場》：女性文化符號與鄉土空間想像

第一節女性身體與文化符號敘事

這裏對蕭紅文本中有關女性身體及其相關的文化空間建構與鄉土想像敘述等課題，嘗試以新視野加以重讀。從中探討蕭紅如何為中國現代（女性）文學拓展出一種以土地與身體互寫/互涉的書寫模式，通過這種獨特的女性書寫模式可看出蕭紅乃以新的文化視角重新書寫/詮釋了傳統農鄉女性和土地的密切關係。現實世界與文學世界中的女性身體所隱含的文化意義透過女性作家的身體/鄉土符號空間的想像敘事縫隙找到獨特的立足點。

此種女體刻畫和鄉土空間的敘事策略在蕭紅的書寫中得到互相補綴的作用，和鄉土構成交替的載體，在她的書寫中常有鄉土農村女性/非城巿知識女性的各種精神特質與情愫，十分可貴。

因此，蕭紅文本中有關女體/鄉土符號空間的想像與敘述模式，緊密地聯繫構成蕭紅文本獨特的意象空間，不但含有農鄉女性的心理、文化及歷史脈絡，同時也含有作家對自身同性角色的深厚情感，以及她對鄉土的依戀，緊密地融為一體。在文化上，蕭紅不僅對女性生死和民族興亡深寄同情，在心理層次的情感上，也對女性身體和她們所生存的鄉土有着難以割捨之情。

自《生死場》出版以來，蕭紅的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常被譽為民族國家文學（抗日文學）之代表。《生死場》之後的其他許多小說，同樣表現了蕭紅文本的開放性。在民族國家文學之外，女性文本的多元特質在蕭紅的文本書寫中進一步得到延續，成為蕭紅見證女性敘事文體的展示場/意義場，為中國現代女性文學遺產開拓出富有符號性意義的女體空間和女性鄉土想像書寫。

蕭紅筆下農鄉女性群體的身體與鄉土之間，着實存在複雜深邃的交錯脈絡。女體/鄉土的概念隱含內在的指涉意義，敘述體中層巒疊嶂的交叉罅隙映照出豐富的、富有性別意義的文化空間。當我們的閱讀視角向蕭紅文本的深層結構邁步深究的同時，讀者不難傾聽到蕭紅為上世紀上半葉傳統農業社會中有關農鄉女性群體所發出的潛匿性聲音，並以其文本的內向性資源向同時代的其他各類男女作家的文本開敞自身的符號體系。

蕭紅作品中的女性群像，在一種富有文化和政治含義的空間領域中，展示了女性生活/文化內在空間的歷史記憶。實質上，這是女性作家以其符號母性空間的敘事筆法，在現代化時代來臨前的最後時期中，為傳統農業社會中的女性歷史組構出可供現代社會凝視的女性身體的「支撐點」（anchoring point）。這些命運動人的農鄉女性，既有承載女性命運受難圖的功能，也有解讀傳統農村女性身體的文化論述。

這一位在現實生活中同樣苦難深重的女性作者，把她自身的生命圖示和她所觀察到的農鄉社會女性，描寫成生/死的符號圖示。蕭紅研究中，劉禾的〈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生死場》的啟示〉一文，對蕭紅文本的解讀可說掌握到其中的民族家國脈絡及女性身體體驗的隱喻，指出此書中有關生與死的意義乃主要體現在女性人物之上，特別是和農村女性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兩種體驗：因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殘所導致的死亡，而沒有像魯迅一樣在民族興亡的視角

中落入閱讀的盲點¹。這種閱讀避開了男性批評家如魯迅和胡風等人的觀點，不再只是把《生死場》視為民族興亡的寓言來理解。

事實上，《生死場》前十章主要以女性身體作為「生」與「死」的重要場所，體現女性經驗中「生」與「死」的特殊內蘊，而把女性身體推向小說意義生產的場所。後文從第十一章始共七章，則從女性世界轉向男性世界，大量描述國家民族主義進入村民意識的過程。由於女性身體的種種體驗集中地體現了生死內蘊，導致女性身體不能不成為小說意義生產的重要場所；而「男人」和「國家」在蕭紅文本中因而被緊密聯繫在一起：揭示出民族主體是男性空間的事實。男人和國家也就無可避免地緊密聯繫為民族主體的「男性空間」；但更重要的，女性身體不僅成為蕭紅作品中的「生死場」，而且更是小說獲得內涵和意義的根本來源。蕭紅文本所創造的「意義場」，其真義的複雜性是當時男作家所難企及的，這使蕭紅和另一位重要的西方作家伍爾芙（Virginia Woolf）發生某種文化碰撞：她們雖然生活在全然不同的環境中，但卻同樣反抗認同各自的祖國。「除了種族和文化差異之外，她們作為父權社會裏的女性這一共同身份，確實造成了她們在國家觀念上不尋常的相似」²。

然而，蕭紅和伍爾芙兩者在國家認同上應是有所差異的。劉禾對蕭紅文本的閱讀盲點乃在於他把兩人的觀點同等擴展，以致把蕭紅對「家」觀念的質疑折射為蕭紅對「國家」的反抗。實際上，蕭紅在國家民族的反省中，沒有非常清楚明確的定位，而是存有某種矛盾、模糊的狀況。這可從她一方面跟隨民族主義話語的書寫而致力於試圖表現抗日和反戰的主題，另一方面又控訴戰爭、傳統社會和以男性為中心的民族興亡運動對女性各種各樣的文化、政治和社會總體壓迫中看出一二。蕭紅的敘述文體，即試圖為這些女性命運的受難圖尋找她所看到、體驗到的不同於男性書寫/經驗的答案。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難在《生死場》的農鄉女性族群身上及其和鄉土大地的關係中，印證蕭紅的鄉土文化想像乃含有一向被忽略了的性別觀點。從中可以挖掘出蕭紅具有性別意識的女性鄉土經驗書寫，除了表現農村苦況和兼容革命主題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亦道出中國（東北）農村女性在傳統農業社會中的文化迫害與性別政治，以及她試圖突顯農民權益、土地自主與民族抗日等思想內容。

因此，蕭紅文本表現了兩性關係/性別意識與民族文化歷史的雙重主題。作為一個少女時代就離家出走的女作家，蕭紅即使在窮困的時候都不願、也始終沒有回頭向家人伸手求濟。在家與國之間，她一生的文學關懷可說都消耗在女性和民族這兩個大範疇中³。其小說作品所研墨秉筆而成的敘述學觸角，構成中國現代文學中一種足以講述女性生命和整體社會結構的敘述學迷宮。

蕭紅的敘事乃以女性身體為立足點，建立了一個特殊的視角去觀察民族興亡、鄉土文化和性別政治的內在聯繫。這一角度確實使得蕭紅筆下的女性身體成為一個意義產生的場所，並和民族國家的空間構成交錯地帶，使蕭紅筆下女性身體和鄉土書寫有着緊密的內在關係。然而有關課題卻長久受到蕭紅研究界的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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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禾〈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生死場》的啟示〉，收入唐小兵編《再解讀》，香港：牛津，1993：35。

2. 蕭紅的《生死場》和《呼蘭河傳》，最大的特質即表現在女性身體的生與死之意義上，而不僅僅只是民族

興亡的主題：蕭紅眼中的女性和自我所面對的困境即是帝國強權和父權專制。她並不是不關心民族命運，更不是「缺乏」所謂的民族主義的熱烈情感，故不能將此視為蕭紅的敗筆。見劉禾〈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生死場》的啟示〉，收入唐小兵編《再解讀》，香港：牛津，1993：36—40、48。

3. 在現實生活中，蕭紅除了面對長久的貧困和疾病之外，她也面對結婚的道德義務和女性懷孕生產的十字架，像無數傳統女性踏過的荊棘路那樣，蕭紅也同樣背着十字架走過了她短暫的一生。在綠川英子的回憶中，她親眼看到蕭紅如何走在這樣一條民族自由與女性解放鬥爭的道路上，但她不曾被勝利的曙光沐浴過，卻帶着傷痕死去了，她逃過了東北故鄉的日本鐵蹄，卻又在千里之外的異鄉，在東南孤島上死於日本鐵蹄之下，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