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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賢藝術研究(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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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賢藝術研究(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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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是系統研究龔賢的著作。嘗試從龔賢思想發展的脈絡中,探討他重視格法的思想,尤其注意他在思考力方面給予文人畫的深遠影響。本書通過大量新材料的發現,對龔賢畫學核心的墨法思想、藝術教育思想、佛門問題、《自書詩稿》所見繪畫問題、交游行實等方面進行辨析,提出了值得學界重視的新見解。


作者簡介

張卉1977年3月生。現為山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美術史論。主要作品:已發表關于明清及古代美術研究的學術論文二十余篇。

名人/編輯推薦

這是一部從思想、交游、作品幾個方面對作為遺民畫家的龔賢進行研究的專著。作者深入探究了明清易代之際類似龔賢這樣的的藝術靈魂。反映出“他們對于生命的體悟,對于人生的反思,都溶進了藝術的創作。動蕩的時代,紛亂的時事,時間的斷層背后又在心靈中留下了怎樣的痕跡?易代之際的一批畫家們,藉著的心境,捍衛著精神的自由,安頓著寂寥的人生。”

書摘/試閱

章 ?龔賢遺民情感問題研究
對于半個世紀之前的明末清初遺民藝術,長期以來被貼上了種種標簽:憤怒的藝術家,藝術只是傳達抗清復明觀念的方式,畫中的形象傳達了對滿人的痛恨……這樣的思路已經被不斷地加強,導致了遺民情感問題明顯有被擴大化的傾向,影響了研究的深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攪亂了有關明清之際遺民藝術的研究格局。倘若僅僅是為了傳達民族仇恨,那么易代的有識之士,為使傳統藝術走出困境所做的種種努力,將繼續被掩蔽在我們的誤讀中。
全面清理這方面問題,需要對明清之際遺民藝術的發展脈絡有較為完整地呈現,本文只是結合有關龔賢的研究,拈出其中的一些重要的問題進行討論。試圖在其遺民思想軌跡的追蹤中,為遺民藝術研究受關注的情感問題,尋找新的入口。我試圖提示以下三個問題:一、此際遺民藝術家經歷了政治動蕩帶來的“家國之痛”,這是伴隨他們一生的思想,是導致他們壓抑中度過一生的根源所在。作品中常有的冷寂和感傷,與這樣的情感經歷有關。二、“家國之痛”因遺民而產生,也伴隨他們的遺民人生,調整和推移。藝術是對這種深層的傷痛的一種反應態度。比如,往往早年作品較幽淡含蓄,之后重直露,晚年重寄托。
本章分成兩個部分,一是將龔賢的遺民思想放到一生思想發展的過程中,從可靠的資料中嘗試還原其歷史情境,從而理出其遺民思想發展的內在脈絡;二是對龔賢研究中有關遺民情感的諸方面問題進行辨析。
一、遺民思想的發展過程
(一)早年潛志
甲申之亂后,大約1645年,龔賢離開南京,流寓于揚州、泰州和南京一帶,1655年轉揚州定居。從龔賢一生看,這段歲月,并不是他繪畫創作的主要時期,以往研究也并未關注,只限于常見材料的簡單介紹。但是,相對于晚年寧靜和自由的生活心態,清初的這十年,其實是他一生中心情變動強烈的時期。生活的遭遇以及伴隨而來的節士觀念,顯然是他后來致力于繪畫創作的一個重要原因。他研習書畫,編選中晚唐詩,并參加一些社集,其中包括一些詩會,或以詩會為名目的遺民團體。現在沒有資料證明,在這過程中他正式參加了反清復明的遺民組織如復社,但我們知道他參與了這樣的團體活動,廣泛接觸了前朝遺逸、山林節士,故國之情始終潛藏于心。龔鼎孳、鄧漢儀、方文、杜濬、曹溶等一些年輕的杰出人物,有幾個人和龔賢保持著持久的聯系。這種友誼了戰爭,了金錢,有的還延續到下一代。其晚年的很多繪畫題材都源自對這段生活的回憶。
對崇高志節的頌揚,對遠去故國的思念,龔賢在他的藝術中表達著這樣的家國之痛。但從他一生思想發展來看,即使是在這段較為強烈的家國之痛時期,他的遺民思想也沒有明顯的憤激之勢。這段時期的作品,渾茫中散出冷寂,便與這種情感經歷有關。
北京陷落后,南京方面反應遲鈍,原因之一是消息傳遞的困難。同時,也正是因為消息的遲滯,情感的表達受到抑制,才激起了某些更強烈的反應。龔賢選擇遠游時,南京仍籠罩在恐怖之中。劫后余波,讓時世激蕩,世人驚恐。在江南,由文人們發動的抵抗運動,大多不計成敗,在今天看來更像是在表達無奈的悲憤。而具體到個人,投身抵抗則出于極冷靜的抉擇。“知其不可而為之”這一傳統儒士的精神品格,促使文人們所選擇的各種抵抗,均出自這一頗為理性的態度,他們做著絕望的抗爭。在清初十年龔賢流亡隱居的生活中,這是難以抹去的悲傷。這一時期,龔賢大量的詩歌表達了這種家國之痛。他在去揚州之前的一首詩中寫道:“壯游雖我志,此去實悲幸。八口早辭世,一身猶傍人。”在此時,家亡即使與國破無關,其傷痛也會相關。“山河破碎”、“風雨飄搖”的感覺,無疑會將個人生活的破裂擴大化,成為混茫一片的家國身世之痛。
然而,的恐怖難以長久,作為時空的連續體,明亡清興的過程固然有崩解的故事,也有凝聚的故事。龔賢從初的驚恐中醒來,目睹家國慘狀,自知無力回天,于是選擇在流亡中潛隱,或許也是為了凝聚力量,等待希望到來。所以,此際的歷史圖景總是呈現著它豐富的層次。在山河復歸“一統”之后,文人內心的破碎感仍會久久延續。龔賢在此時作的一首詩中說:“閱歷似明鏡,人情見久長。要將身有托,自與世相忘。山果貧家飯,枯藤道士床。皆堪送吾老,何用擬行藏。”頗能反映他的心態。時世激蕩,命運飄零。經歷過的悲傷,卻更能感知人情世故的慘淡。詩中他堅定自己的信念,要相忘于塵世,隔絕干擾,自己主宰自己,這般田園的生活多少會給他帶來一些寧靜。
現在大致可知,龔賢在這個過程中,在揚州曾與流亡的南京遺老過從甚密;在泰州與隱遁的節士保持密切的關系,一生的藝術生涯出現了轉折。
一是與遺老的過從。現藏湖北省武漢市文物商店的《金陵書畫家書畫冊頁》 ,提供了龔賢早期交往的一些線索。此冊頁有龔賢、紀映鐘、張遺、樊圻等遺老節士的書畫,其中樊圻畫頁有署年“戊子”(1648),據此推斷這次諸遺民的書畫合作很可能是在1648年。而這一年,龔賢與紀映鐘、方文、顧與治、王玄度等金陵遺老,曾在揚州龔鼎孳寓齋有過一次相聚,龔鼎孳和方文均有詩記。由此推知,這套冊頁或許是在這次聚會,或者這之后的一次專門聚會上,共同完成。此期很多遺老共聚的詩會,離不開一些仕清漢官的組織。
龔鼎孳(1616-1673)是龔賢的同宗伯兄,曾是復社成員,也是當時京城的高官,入仕三朝而聲名狼藉。基本未曾北上的龔賢,應該與他來往不多。但是相近的處境,讓龔鼎孳等一部分清初官員,他們同情和保護這些江南的文人遺老,也更能欣賞此際遺民藝術的旨趣。龔氏曾為周亮工所藏半千畫題書,曰:“吾家半千處士,神韻蕭淡,所作畫高古森秀,無一點塵俗氣。從東華十丈,軟紅中對此幽林枯樹,使人意思凜然,慚愧兩龔多矣。”高古森秀,而神韻蕭淡,無一點塵俗氣,正是龔賢繪畫的氣質。對這位本家堂弟,身為高官的龔鼎孳,可謂是半千繪畫的知音。
二是在泰州遇轉折。明亡之后,受早年復社同仁徐逸的邀請,龔賢來到了泰州海安徐逸家做私塾,有近五年的時間。這段客居生活,以往不太被人提及,只是被當作一段游歷。但實際遠非如此。他與流寓到此的復社遺老相來往,進而結識了很多泰州的遺民節士,有的甚至如故知一般相熟,如曹應鷴。相對穩定的生活,讓龔賢的身心也在自然中療治。雖然此時還未致力于繪畫創作,彼此間多是詩歌往來,但這段早年流離的心路歷程,對于他一生的思想和藝術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積淀意義。對生命本身的體味,亂世中潛藏的希望,在這個時期的交游和詩篇中,已開始明晰。透過現實和個體的有限,他開始由浪漫的激情轉向對生命的反思。而這些因素,都與其晚年畫風的轉變息息相關。晚年時他作出的一生重大事件——課徒教學,很有可能也醞釀在這段教人詩畫的生活中。
《仿董巨山水圖》軸大概是現存早的龔賢畫作。此軸據龔賢庚戌(1670)所作題跋言為“二十年前舊作”,故推算應創作在1650年客居泰州之時。這幅畫的跋文很重要,表達了他對傳統的理解。
畫家董巨實開南宗,既無剛很之氣,復無刻畫之跡。后之作者,或以才見,
或以法稱,唯董巨則幾乎道矣。然恃才則離法,泥法則叛道,至道無可道,說者
謂即斂才就法之謂道,問之董巨,而董巨不知,當乎微矣。此幅余二十年前舊作,
藏之新安吳氏,吳君晉明寶此若家珍,后攜至金陵,命余題識。余因與晉明論畫
及此,并記之,非敢曰此效法董巨而得焉者也。庚戌冬抄,半畝居人龔賢。
這段跋文批評了北派筆墨“剛很刻畫”的匠氣,以及將筆墨形式視為繪畫之本的錯誤觀念,正是在重境界體悟這一根本上,他肯定南宗,提出了“至道無可道”的觀點。大道就是無道,大法就是無法,一切形式,一切成法,無道即大道,無法即大法,所以藝術的至道就是無道,它不是技能的高超,而是心靈的,董巨的靈魂以及藝術之道的要義,都在于此。這也是半千藝術的精髓。由此可以看出,他很早對傳統就懷有一種反思的態度。
從龔賢一生的繪畫經歷看,這十年屬于他臨習傳統的早期。傳統繪畫之理,每個人理解未必相同,到底何為創作靈感的源泉,這是在晚明變遷的文化氛圍下,藝術家都曾面臨的問題。傳統既是要繼承的遺產,是靈感的來源,同時也是焦慮的來源。對活在大師陰影之下而有的焦慮,使他們對待傳統,不再僅僅懷有敬畏,而是思考著將如何在傳統中顯示自我,這是每一個時代下藝術共同的問題。龔賢在他幾十年的繪畫創作中,其實都在傳統的繼承和改變中,對創造力的真正源泉,尋找著自己的解答。
我們對龔賢早期流亡生活的情況了解不多。綜合一些零星資料,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面對家國之難,龔賢選擇做流亡的遺民,雖沒有以的方式自明其志,但他的“殉明前史”不與新朝同列之心,更有其沉重性。左右他選擇的,是人生義務、道德律令、社會責任等志節思想,在當時的遺民圈中他為人所重,也與此有關。正如龔賢《贈曹僧白》詩云:“半生自作客,里掩掩雙扉。失國不曾死,有家何必歸。胸襟觀海大,童仆食魚肥。反笑崇真樸,聲名老漸微。”龔賢以“胸襟海大,崇尚真樸”來形容這位半世流離的詩人,何嘗不是他一生追求的精神氣質。這段時期節士之間深厚的體恤慰藉,也正是對自我心靈的關懷。但沒有資料證明,他曾經參加過反清復明的組織,更無法證明曾有過具體的反抗行動。
(二)中年現志
1655年到1665年,龔賢轉到揚州定居,這段時間他的遺民思想有所變化,從前期潛藏的節士之志到故國情懷的躍動。我將這一時期劃出予以專門討論。
導致其思想變化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續娶成家,生活的重建有助于內心的修復和重構。二是揚州文化復興的氛圍,對他的思想有所沖擊。
1645年后,游宦的支持和推動,使揚州成為眾多遺民和平民的逃難之地。在清初的個十年,龔賢盡管只是偶爾居住在揚州,但他積極參與了揚州的社交和文化活動。這個帶有極強區域性的活動,也因為眾多遺民的聚集參與,得以與同時代文化有了更多交流。清初,文化藝術領域中抒情風格的凸顯,也是當時漸已成熟起來的跨區域精英文化的一個產物。此期聚集在揚州的遺民文人在這場文化復興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龔賢在此頃遺民中已有盛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們對一種讀書人的精神價值和人格的認可。與眾遺民交往,龔賢的故國思想與他們相互激蕩,故國情感漸趨強烈,為其后思想的爆發打下了基礎。
一、諸元鼎、胡介是他此期結交的兩位摯友。從諸元鼎的記載看,龔賢思想中的遺民傾向頗為濃厚。現藏蘇州博物館的龔賢《山水冊》(十二開)(圖1),此冊無款印,末頁諸九鼎1664年所作題跋說:
龔柴丈棲寄高邈,壁立寡偶,能詩、能書、能畫,其近作七律,可與翁山頡
頏,畫筆遂稱獨步,然非所至好,不輕為捉筆。嘗為予畫古樹荒祠,題云:“老樹
迷夕陽,煙波漲南浦,古廟祠阿誰,詩人唐杜甫。”又曾為旅堂畫菰蒲艇子,亦題云:“此路不通京與都,此舟不入江與湖,此人但諳稼與穡,此洲但長菰與蒲。”其高趣如此。此冊雜畫水石云煙,是其得意之筆,嘗指冊內第十幅示予曰:“作畫一年政得此幅,其自重之如此。”畫窗梅樹下,偶出此冊,展看一過,卻如與柴丈握手談笑,始知我輩契合,自不在尋常往來形跡間耳。甲辰六月十二日鐵堂鼎。
諸元鼎對龔賢在詩書畫方面的至性過人處,有很高的贊譽。獨步遺世畫壇,不在尋常往來形跡間求高趣,這是他被遺民們為認可的為人為藝的原則。這也說明此時龔賢已不是一個浪跡落魄的詩人,他的故國情感已為人們所知。他選擇的這條遠離社會的道路,不同于市井,是指向深山的一個寂寞的世界,那里是他心靈的故國。
二、定居揚州的十年,龔賢與胡介、呂潛、黃生、費密等遺民交往,還與龔鼎孳、王士禎、周亮工、施閏章等出仕清初的官員交往,他的故國思想與這些有相似經歷的文人相互激蕩,思想處于沖突期。
王士禎從1660年到1665年在揚州任官,期間組織了紅橋詩會等多次遺民的聚會,借此把晚明的文化名人、清初官員以及名勝納入到一個網絡之中,各自的聲譽都在其中得到加強。17世紀后半葉,這類比較大型的詩人聚會,又給動蕩年代的文人們提供了共同的舞臺,以公開的身份加強聯系。雖然這是長久以來文人交往的習慣模式,但在此易代之際特具意義。 他們是在有意識地模糊政治立場,援用傳統以保持精神上的純粹,這是其交往的一個重要基礎。
當時發生在揚州的重要的遺民活動,對于此時定居揚州且已頗有盛名的龔賢來說,不可能沒有參加。事實上,我們也看到了相關的畫作和詩作流傳下來。現藏于美國高居翰先生景元齋(Ching Yüan Chai)的龔賢《贈王士禎山水》軸,題款:“畫呈阮亭先生”。
龔賢與王士禎的過從,明確的記載較少,但是王士禎與當時眾多遺民的交游史實卻極為豐富,可以為龔賢此期故國情懷的轉變,提供一個較為可靠的文化氛圍。貧窮、孤僻,天賦極高,是明清之際遺民隱士的特性。王士禎充當了他們的資助者和保護者。這里,我不想做文化身份認同的考量,在遺民思想的發展過程中,這并不是一個必須的條件。從當時揚州遺民社會的形成看,文人能成為“遺民”的條件,包括了來自王士禎一路人物的支持。而“遺民思想和遺民藝術”得以發展的條件,也在能不能遇到這類有力的支持。可見,在此頃文人意識中,政治和文化尚沒有明確的分野。遺民、名士、官員,不同的身份角色常常兼于一身。在很多有關王士禎和遺民友人的作品中,常充滿了思鄉的情感,以及對晚明這個他并沒有經歷過的時代的向往,表現了一位興朝的官員自視遺士的自我表達。他們都希望用詩畫藝術的力量和友誼去內心的蕭瑟和悲傷。這是促使此際遺民思想和藝術得以發展不可或缺的一個因素。故國、故園、王孫、遺士,在此期龔賢的胸中躍動,他可以公開自己的身份,可以在詩作中流露出對于身世和命運的慨嘆,可以直接表達自己特立獨行的精神旨趣,諸類狀況,變得易于被理解和接納。
三、此時頗具盛名的龔賢,現實生活依舊艱辛,也推動了對身世的嘆息和對命運的體悟。關于龔賢在流寓揚州期間的生活處境,周亮工曾有詩描寫,為我們了解這段心路提供了直接的資料。《賴古堂集》卷六有五律《半千移家》兩首:“倦鳥無高翼,卑飛又一林。小心過逆旅,大意失黃金。硯亦移將破,山猶入未深。空聞買字者,曲巷費追尋。”“久客憑人譴,衡茅一再遷。虛堂開舊雨,短褐擁殘年。粗糲貧家橐,冰霜老仆肩。杯深間失笑,壁立幾桑田。”詩沒有署年,但就內容看,描寫的是龔賢流離時期的生活境遇。不斷的遷居,生計難以維持,正是他揚州生活的真實寫照。漂泊無所依的現實,也加深著他對命運的慨嘆。
龔賢此頃故國情感漸趨強烈,他可以公開自己遺民的身份,詩作中有對身世的嘆息,也有對于命運不可控制的憂慮,情懷的表達有時更加細膩,這和我們所見早期流亡時期的作品風格是有差異的。這表明,遺民情懷并非根于仇恨,使人為之動情的,應當更是一種人格和生命的境界。龔賢思想中的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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