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歸：第一部‧南渡(增訂版)（簡體書）

《南渡北歸》（增訂版經典三卷本），分為《南渡》《北歸》《離別》三部，是著名作家岳南所著首部全景再現20世紀中國最後一批大師命運變遷的史詩巨著。講述的是上個世紀大批知識份子冒著抗戰的炮火由中原遷往西南之地，而後再回歸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時間跨度近一個世紀，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紀人文科學領域的大部分大師級人物，如蔡元培、王國維、梁啟超、梅貽琦、陳寅恪、錢鍾書等。作品對這些知識份子群體命運作了細緻的探查與披露，對各種因緣際會和埋藏於歷史深處的人事糾葛、愛恨情仇進行了有理有據的釋解，讀來令人心胸豁然開朗的同時，又不勝唏噓，扼腕浩歎。《南渡北歸. 南渡》（增訂版）是《南渡北歸》第一部，描述了抗戰爆發前後，中國知識份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從敵佔區流亡西南的故事。時間從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始，繼之平津淪陷，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南渡西遷，先長沙後昆明、蒙自辦學的歲月，同時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同濟大學、中國營造學社在抗戰烽火中艱難跋涉的歷程。突出地描寫了蔡元培、胡適、陳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濟、林徽因、金岳霖、梅貽琦、馮友蘭等大知識份子的生活、學術、精神與情操，搜羅巨集富，規模宏大，意旨宏遠，堪稱中國知識份子抗戰時期的群雕。

岳南：原名岳玉明，山東諸城人，1962年生，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歷任宣傳幹事、編輯、臺灣清華大學駐校作家等。著有《風雪定陵》《復活的軍團》等考古紀實文學作品十二部，有英、日、韓、法、德文出版，海外發行達百萬餘冊。另有《陳寅恪與傅斯年》等傳記作品十餘部。《南渡北歸》三部曲在海內外引起轟動，《亞洲週刊》評其為2011年全球華文十大好書之冠，稱其為首部全景再現中國最後一批大師群體命運劇烈變遷的史詩巨著。評論稱：作者的感歎深沉而悲愴，令人驚悚不已——大師遠去再無大師。岳南等作家寫出這一年的好書，展現出全球華人的軟實力及不斷“向上的力量”。

編輯推薦
▲ 本書為**增訂版，未刪節*全本，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隆重推出！增加十二萬字增訂內容，首次披露臺灣中研院大量珍貴史料、照片，增加大量親歷者採訪資料，如曾氏家族後人、劉文典等大師後人親述。
▲精細校訂，用心裝幀，附贈特製手繪大師藏書票。適宜字型大小、排版，裸背鎖線裝訂，更舒適閱讀。用紙考究，典雅護封，典藏之選。
▲ 首部全景再現20世紀中國*後一批大師命運變遷的史詩巨著。
▲ 榮獲《亞洲週刊》2011年度華文十大好書之冠，以及諸多大獎，好評如潮。
▲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楊振寧領銜，，眾多文史大家鼎力推薦；
莫言、楊振寧、俞敏洪、茅于軾、張鳴、餘世存、刑軍紀、解璽璋、張頤武、李存葆、、何亮亮、李國慶、朱向前、張志忠、徐貴祥、王久辛…… 連袂推薦；
▲《人民日報》2015世界讀書日，知名大學校長鼎力推薦圖書
▲ CCTV中央電視臺和北京大學聯合投資，由本書改編成的大型電視劇拍攝中。
▲ 系列電影《大師》十五部由CCTV六套與中影集團聯合改編攝製中，由**團隊製作，是中國電影首次集中表現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群像的一部史詩長卷。
▲ 歷史紀實文學**人岳南**力作，作者耗費十餘年心血，三下江南與西南邊陲實地採訪與考察，並遠赴臺灣清華大學，更兼2015年重走抗戰中大師內遷路，搜閱整理近千萬字珍貴史料及親歷者口述資料，**次全面描述了20世紀*後一批大師群體命運的劇烈變遷。
▲ 所謂“南渡北歸”，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識份子冒著抗戰的炮火由中原遷往西南之地，爾後再回歸中原的故事。
記敘抗戰年代學人的艱苦卓絕
再現國難當頭大師的風骨典範

媒體評論
《南渡北歸》有豐富的文史價值。那個時代的大師了不起，令人敬仰。
——諾貝爾獎得主莫言
這個書很不錯，寫了那麼多人，那麼多事，注釋那麼多，不容易。我經歷了那個時代，但有好多事不知道，看了這部書之後才知道。比如書中說的饒毓泰、葉企孫，他們都是我那個時侯的老師。在西南聯大大三的時候，熱學是跟葉企孫念的，光學是跟饒毓泰念的，他們兩個人後來在中國大陸生命際遇很困難的時候，有些是我不知道的。岳南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值得稱讚。
——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
《南渡北歸》三部曲全景描繪了抗日戰爭時期流亡西南的知識份子與民族精英多樣的命運和學術追求，是一部全景再現中國最後一批大師級學者群體命運劇烈變遷的史詩巨著。在那個動盪的年代，他們是中華文明的靈魂所在，是民族文化的領路人，書寫了中國的夢與希望。作家岳南先生不僅描繪了中華民族抗日戰爭那段烽火歲月，更生動鮮活地再現了大師們在那段艱苦歲月中的鬥爭、堅忍和奮進，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求真精神，處處閃耀著他們的人性光輝。《南渡北歸》中主人公之一蔣夢麟先生在他的著作《西潮》一書中試圖通過描述時代的變遷，向我們講述了對於文化道路的思考：西潮來襲，有人選擇了隨波逐流，有人選擇了墨守成規。在潮起潮落中，對傳統的堅守，對新潮的吸收，才是我們民族屹立不倒的根本。希望我們的年輕人在讀過這兩本書之後能被大師們的人格魅力和科學精神所感染，立志求學，勇攀高峰；我也相信，未來的大師一定會出現在我們現在的年輕人中間。
——上海交通大學校長 張傑
岳南的《南渡北歸》，對我影響很大。我們至今不能全面反思文革，令人尤為痛心。這套書儘量真實地從某一個角度描繪當年的歷史，文筆也好，很好看，學習歷史，政治家可以更好地治國，我們老百姓最起碼可以做個明白人。
——柳傳志
我推薦一下《南渡北歸》，寫盡了中國一代知識份子的命運和宿命性的悲涼人生。
——俞敏洪
也許是年齡與時代的原因，我讀《南渡北歸》第三部更有味道，欲哭無淚。當“南渡殘生夢獨多”和“北歸殘夢終成空”時，歷史還原了真相。同為天涯兩岸的民族各自走了一條不同的路，卻隔不斷血脈相連的相思之情。
——任志強
撰寫民國的教授，或知識份子的著作，自是很多，但民國知識份子在今天成了國人心中的某種典範、象徵，重溫他們的生活可以使我們理解個人與時代的關係，儘管社會動盪不安，他們仍能夠活得那麼堅實，甚至活得那麼陽光。《南渡北歸》，可以說是一本有趣也有益的書。
——餘世存（《非常道》作者）

這部書是一個大時代中國知識人的心靈史。我們從中看到在一個民族面臨最嚴峻挑戰的時刻，知識人的承擔、信念和期望。中國的大歷史和一個個人物的小歷史結合成為時代的真切敘述。
——張頤武（著名評論家、教授）
岳南的《南渡北歸》是一部皇皇大著，說的是民國教授與研究人員的佚史趣事，讀者品到的是一個時代的教育精神。打開它，我們很容易發現，在天才雲集的晴空裡，所有的鳥都在嗚叫、飛翔，它們巨大的羽翼給一個動盪的國度帶來了奪目的光輝。讓人驚異的是，時至今日，這些光輝還在我們的頭頂閃爍著。一代傑出人物的歷程，中華文化的傳播者和承載者。現在這樣的教授太少了，缺少了文化素養，都世俗化，金錢至上了。
——何三坡（文化批評家）

《南渡北歸》是第一部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命運折挫悲涼的史詩。非常難得的是：作家岳南將他們的命運置於國難當頭之際，這就使所有人物的情感與立場，有了讓人考量其是否言行一致的憑據。不僅一個個人物有了＂意味＂，同時也使這個時代有了更加豐厚淵深的內蘊。它所提供的經驗與教訓，不僅屬於中國，更屬於人類。作家岳南，必依此著而並列于當代最優秀作家的行列，且獨異非常，令人敬仰。
——王久辛（著名詩人、評論家）

增訂版後記
2011年4月底，《南渡北歸》的第三部《離別》簡體字本終於出版上市。5月，臺北時報出版公司一氣推出正體字版《南渡北歸》之《南渡》《北歸》《傷別離》三部曲，在臺北最著名的誠品書店和諸家大小不一的書店、電子網路平臺與讀者見面。海峽兩岸在如此接近的時間裡推出這部以抗戰時期為主軸，反映中國知識份子理想、追求與不同命運的著作，對讀者形成的衝擊與出版人、編輯、作者等此前預想的效果基本吻合。因這部著作牽涉的人物和內容有相當一部分被遮罩、湮沒於歷史的風塵之中，世人已“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一個世紀之初，突然將消失的人物與湮沒的故事發掘出土，自然使讀者眼睛一亮，並抱有一種對消失的那段往事懷念的溫情與敬意。有了這一個心靈的切合點，讀者迅速做出回應並在社會上引起反響就成為一種自然的事情。而在這個時空裡，約超過一百家報刊、電臺、電視臺、電子網站，先後以不同的方式予以報導，客觀上增加了傳播力度、廣度和深度，使更多的、不同層次的讀者給予關注、閱讀和討論。隨著2011年底《亞洲週刊》將本著評為該年度非虛構文學類作品十大好書之冠，以及臺灣出版方抓住機遇先後兩輪大規模調動媒體力量全方位進行跟蹤宣傳，使作者本人和這部著作在全球華人圈讀者中的知名度與熱度進一步提升，並在不同階級、階層和不同的地域、圈子引發了新一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師之後再無大師”“大師之後還有大師”等廣泛討論。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出版人與作者收到海內外郵件和微博私信三千余封，其中多半是讚譽，但批評者也不少，更多的是從關懷愛護的角度，對書中不恰當的觀點、提法、疏漏舛誤，特別是錯別字予以提示、指教，希望再版時加以改正。
蒙讀者朋友和出版方的雙重好意，當時已受聘為臺灣清華大學駐校作家的我，決定在完成本職工作之餘，借在台島的便利，對拙著進行全面的糾偏改錯，還原增補，添加部分以前沒有收入的內容。其間，除查閱臺灣清華大學、臺灣大學、中央大學、輔仁大學、世新大學甚至佛光大學圖書館資料，更多的是每日坐班車，由臺灣清華大學所在的新竹市到臺北市南港區“中央研究院”大院內附屬研究所，特別是聞名海內外的史語所資料室、傅斯年圖書館、近史所檔案室、胡適紀念館等查閱相關圖書、資料、檔案，在此基礎上對書中涉及的歷史史實排比考察，詳加考證，對錯訛之處予以改正，特別是對最新增加的原北大校長蔣夢麟、原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葉公超于國共易鼎之際赴臺灣，以及後半生的史實人事更是著意搜尋，並通過各種管道訪問與蔣葉二公有交往、倖存于人世的同事、同僚或下級、朋友、學生輩人物，通過現實的回憶還原本真，經過一番努力，總算把二公在台島的舊事大體構劃了出來，給世人一個較為清晰的輪廓。現在回憶起來，如果不是本人親到“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傅斯年圖書館等民國文獻、史料、檔案豐富浩瀚之地加以稽考鉤沉，探賾索隱，尋尋覓覓，訪問與之相關聯者，要構劃出這樣一個輪廓是不太可能的。那麼，蔣葉二公的本事與他們那個時代隱藏的秘史，或許就永遠埋入塵土中不為世人所知了。今天，讀者在看過蔣夢麟、葉公超晚年的際遇之後，或許會生髮出上述感想並和我一樣為二公的命運扼腕、唏噓吧。

本次增補修訂，得到了海峽兩岸學術界、教育界、文學界、企業界朋友們的大力支持幫助，由於人數眾多，實在無法一一舉出，權且在這裡一併表示感謝吧。

岳南 2015.7.12

序 章 烽火照京都
第一章 往事再回首
◎ 慌亂大逃亡_
◎ 別了，北總布胡同三號
◎ 大師雲集清華園
◎ 梁啟超與李濟的友誼
第二章 英雄輩出的時代
◎ 波滾浪湧的北大校園
◎ 從北大到柏林
◎ 狹路相逢
第三章 通往歷史隧道的深處
◎ 四巨頭聚會
◎ 從殷墟到龍山
◎ 人類星光閃耀時
◎ 胡適在搖擺中前行
第四章 流亡歲月
◎ 戰爭催生的中央博物院
◎ 華北淪陷
◎ 炸彈落到梁家
◎ 清溪閣醉別
第五章 弦誦在山城
◎ 遙遙長路，到聯合大學
◎ 跑警報的日子
◎ 觀音殿、尼姑庵的學者們
◎ 九州遍灑黎元血
第六章 又成別離
◎ 小酒館奇遇
◎ 胡福林神秘出走
◎ 挺起中國人的脊樑
◎ 滇川道上的行旅
第七章 陶孟和逼上“梁山”
◎ 與毛澤東北大結緣
◎ 自立山頭的甘苦
◎ 何處覓安居
第八章 揚子江頭的來客
◎ 廟堂之困
◎ 梅貽琦在李莊
◎ 一場特殊的考試
第九章 似水流年
◎ 人生若只如初見
◎ 林徽因與冰心成為仇敵
◎ 老金千里走單騎
第十章 大愛無言
◎ 狀元府走出的才子
◎ 梁思永患病之因
◎ 在困境中突圍
第十一章 歸去來兮
◎ 李濟的哀傷
◎ 吳金鼎與城子崖遺址
◎ 考古界兩隻學術大鼎
第十二章 三隻新生代“海龜”
◎ 一代才女曾昭燏
◎ 倫敦大學的中國學生
◎ 發掘彭山漢墓
第十三章 三千里地山河
◎ 三百年來一大師
◎ 天涯涕淚一身遙
◎ 由長沙到蒙自
第十四章 南渡自應思往事
◎ 對花還憶去年人
◎ 北歸端恐待來生
◎ 別了，蒙自
第十五章 國破花開濺淚流
◎ 炸彈下的書生們
◎ 雞犬飛升送逝波
◎ 殘剩河山行旅倦

第五章
弦誦在山城
◎遙遙長路，到聯合大學
1938年1月中旬，根據國民政府指令，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另行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當時中共駐長沙辦事處的徐特立等幾位書生聞訊，急速來到長沙臨時大學講演，堅決反對西遷，鼓動學生抵制國民政府與學校當局的號令。無奈形勢比人強，歷史選擇的只能是順應時代潮流為民族大義而前行的人。國難當頭，大局已定，臨時大學師生打點行裝，昂頭挺胸，以悲壯的豪氣英姿，毅然邁出了西遷的步伐。
幾乎與此同時，中央研究院在長沙各研究所，經過一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爭論後，決定即刻向重慶、桂林、昆明等不同的地區撤退轉移。中研院總辦事處于重慶發出指示，電令在長沙的史語所與社會科學研究所、天文研究所等設法向昆明轉移。
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在長沙各所陸續向昆明進發。據《史語所大事記》1937年12月條：“議遷昆明，圖書標本遷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運重慶者三百箱，運桂林者三十四箱，待運漢口者兩箱，等運香港者五十二箱，其餘六十多箱且封存于長沙。”[1]
一切安排完畢，史語所人員押送三百餘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經越南海防轉道抵達昆明，暫租賃雲南大學隔壁青雲街靛花巷三號一處樓房居住。此時梁思成一家已先期抵達昆明，並在翠湖邊一個大宅院裡落腳。可謂有緣千里來相會，史語所同人與梁家在這個陌生的邊陲春城再度相會了，大家相互傾訴路途的艱辛。
關於梁家由長沙至昆明的逃難經過，許多年後，梁從誡曾有過這樣的回憶：“汽車曉行夜宿，幾天以後，在一個陰雨的傍晚，到達一處破敗的小城——湘黔交界處的晃縣。泥濘的公路兩側，錯落著幾排板房鋪面，星星地閃出昏暗的燭火。為了投宿，父母抱著我們姐弟，攙著外婆，沿街探問旅店。媽媽不停地咳嗽，走不了幾步，就把我放在地上喘息。但是我們走完了幾條街巷，也沒有找到一個床位。原來前面公路坍方，這裡已滯留了幾班旅客，到處住滿了人。媽媽打起了寒戰，闖進一個茶館，再也走不動了。她兩頰緋紅，額頭燒得燙人。但是茶鋪老闆連打個地鋪都不讓。全家人圍著母親，不知怎麼辦才好。”[2]
後來，多虧遇上了一群空軍飛行學院的學員，才在他們的住處擠了個房間住了下來。此時的林徽因患急性肺炎已發燒40度，一進門就昏迷不醒，多虧同車一位曾留學日本的女醫生給開了幾味中藥治療，兩個星期後才見好轉。
經歷了40餘天的顛簸動盪，梁氏一家穿山越嶺，歷盡艱難困苦，終於在1938年1月到達昆明。幾個月後，史語所人員接踵而至，相見之後的驚喜可想而知。
待一口氣喘過，原中國營造學社的劉致平、莫宗江、陳明達等人，在與梁思成取得聯繫後，從不同的地方先後趕到了昆明。儘管前線依然炮聲隆隆，戰火不絕，但此時的梁思成感到有必要把已解體的中國營造學社重新組織起來，對西南地區的古建築進行一次大規模調查，唯如此，方不辜負自己與同事的青春年華，以及老社長朱啟鈐的臨別囑託。他開始給營造學社的原資助機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發函，說明大致情況並詢問如果在昆明恢復學社的工作，對方是否樂意繼續給予資助。中基會很快給予答覆：只要梁思成與劉敦楨在一起工作，就承認是中國營造學社並給予資助。梁思成迅速寫信與在湖南新甯老家的劉敦楨取得聯繫，並得到對方樂意來昆明共事的許諾。於是，中國營造學社的牌子又在風雨迷蒙的西南之地掛了起來。
就在中研院史語所等學術機構向昆明撤退的同時，長沙臨時大學也開始了遷徙行動，師生們分成三路趕赴昆明。據《西南聯大校史》載：
第一批走水路，由樊際昌、梅關德和鐘書箴教授率領，成員包括教師及眷屬，體弱不適於步行的男生和全體女生，共計600多人，分批經粵漢鐵路至廣州，取道香港，坐海船到安南（越南）海防，由滇越鐵路到蒙自、昆明。
第二批由陳岱孫、朱自清、馮友蘭、鄭昕、錢穆等10余名教授帶領，乘汽車，經桂林、柳州、南寧，取道鎮南關（今友誼關）進入河內，轉乘滇越鐵路火車抵達蒙自、昆明。
第三批為“湘黔滇旅行團”，由290名學生和11名教師組成。隨隊的11名教師組成輔導團，由黃鈺生教授領導，成員包括中文系教授聞一多，教員許維遹，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繼侗，助教吳征鎰、毛應鬥、郭海峰；化學系教授曾昭掄；地質系教授袁複禮，助教王鐘山等人。
…………
◎跑警報的日子
1939年4月，按梁林夫婦的設計，新校舍在一片荒山野地裡建起來了，其景觀是：所有校舍均為平房，除圖書館和東西兩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的屋頂用白鐵皮覆蓋，學生宿舍、各類辦公室全部都是茅草蓋頂。儘管如此，畢竟有了教室、宿舍、圖書館、餐廳等設施，用馮友蘭的話說就是：“肝膽俱全，有了這座校舍，聯大可以說是在昆明定居了。”[14]
有些遺憾的是，因學校經費奇缺，所建教室及宿舍容量，尚不及全校所需的一半，只能勉敷文、理、法商三個學院之用。工學院只好留在原租住的拓東路三個會館開課，其後設立的師範學院則租用昆華工校部分校舍，教職員工原則上均在昆明城內自行覓房屋租住。只有幾位校領導因職務關係，辦公室設在新校區，房舍仍需在城裡租住，條件同樣局促簡陋。幾年後，梅貽琦曾在日記中描述了自己居住條件的尷尬：“屋中瓦頂未加承塵，數日來，灰沙、雜屑、乾草、亂葉，每次風起，便由瓦縫千百細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無論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間，便又滿布一層，湯裡飯裡隨吃隨落。每頓飯時，咽下灰土不知多少。”[15]
在這種情況下，梅貽琦一家又搬到了龍院村一幢小土樓一層居住，時在聯大圖書館任職的唐冠芳一家住在樓上，小樓因年久失修，同樣簡陋不堪。許多年後，唐冠芳的兒子還記得這樣一幕情景：有一天中午吃完飯，母親照例收拾桌椅，掃地。正在這時，只聽見樓下的梅家三姑娘高聲喊道：“唐太太，你別掃地了，我們在吃飯！”原來，土砟與灰塵隨著掃帚起伏順著樓板的裂隙撒了下去，成為梅家飯菜的“胡椒麵”了。
住瓦屋的梅貽琦嘗了不少雲南的灰土，而平時在鐵皮屋教室教課與上課的師生，同樣深為苦惱。教室內除了黑板、講桌、課椅（右邊扶手上有木板，便於記筆記），別無他物。在多雨的雲南，除了潮濕與悶熱使北方來的師生難以忍受，一旦遇到颳風下雨，鐵皮便開始在屋頂發情似的抖動搖晃起來，並伴有稀裡嘩啦、叮叮咚咚的叫喊聲。其聲之大、之刺耳，早已壓過了面呈菜色的教授的講課聲。有苦中求樂者，把這一獨特風景寫成對聯在校園貼出，謂：“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既是自嘲，也藉以激勵聯大師生在新的艱苦環境中，按照“剛毅堅卓”的校訓克服困難，邁出堅實的步伐。許多年後，在此就讀過的楊振寧對這段特殊生活，仍記憶猶新：“那時聯大的教室是鐵皮頂的房子，下雨的時候，叮噹之聲不停。地面是泥土壓成，幾年之後，滿是泥垢；窗戶沒有玻璃，風吹時必須用東西把紙張壓住，否則就會被吹掉……”[16]這位後來的諾貝爾獎得主，連同與他一道獲獎的李政道等一流學者，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教室條件如此糟糕，學生宿舍更是簡陋不堪。在所建的36座茅屋宿舍中（東西向12座，南北向24座），兩端安有雙扇木門，兩側土牆上各有幾個方口，嵌上幾根木棍就是窗子。每間宿舍放20張雙層木床，學生們用床單或掛上帳子把緊靠的兩床隔開，以減少干擾，便於自讀。有學生因而開玩笑道：“蔣校長大概認為住宿條件不錯，可以把他的孩子送到這宿舍裡住了。”此語暗含了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典故。在長沙臨大時，學生們住在一個清朝時期留下的破營房內。某日上午，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三常委由秘書主任陪同巡視宿舍。蔣看到宿舍破敗不堪，一派風雨飄搖的樣子，大為不滿，認為此處會影響學生的身心健康，不宜居住。老成持重的張伯苓則認為國難方殷，政府在極度困難中仍能顧及青年學生的學業，已屬難能可貴，而且學生正應該接受鍛煉，有這樣的宿舍安身就很不錯了，於是二人爭執起來。梅貽琦乃張伯苓在南開時的學生，生性寡言，此時不便表示態度。爭執中，蔣夢麟突然有些怒氣地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這個宿舍裡！”張伯苓聽罷，臉一沉，不甘示弱地反擊道：“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這裡！”見二人皆面露慍色，梅貽琦不得不出面打圓場，說：“如果有條件住大樓自然要住，不必放棄大樓去住破房；如果沒有條件那就該適應環境，因為大學並不是有大樓，而是有大師的學校。”[17]梅氏一語雙關的勸說，使一場爭執才算平息。未久，學校搬遷，此事不了了之。
想不到學生們的一句戲言，竟真的成為事實。到昆明不久，蔣夢麟兒子真的由上海輾轉來到聯大茅屋宿舍住了下來。當年蔣、張之爭與梅貽琦打圓場的典故，隨著西南聯大校史一同流傳了下來。
無論三校是在長沙還是遷往昆明，總有一些淪陷區的學生不斷投奔而來，對這一特殊而又易被戰時文化史家忽略的過程，蔣夢麟本人在昆明地下防空洞中所撰寫自傳《西潮與新潮》中曾專門提及。蔣說，三校到了昆明之後，除招收的新生，還有為數不少的學生是從淪陷區輾轉投奔而來，他們不止穿越一道火線才能到達自由區，途中受盡艱難險阻，有的甚至在到達大後方以前就喪失了性命。對此，蔣夢麟特以他兒子為例說道：“我的兒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學讀書，戰事發生後他也趕到昆明來跟我一起住。他在途中就曾遭遇到好幾次意外，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坐一條小船，企圖在黑夜中偷渡一座由敵人把守的橋樑，結果被敵人發現而遭射擊。另一次，一群走在他們前頭的學生被敵人發現，其中一人被捕，日人還砍了他的頭懸掛樹上示眾。”[18]
不只是外地、外校學生有如此遭遇，即使是本校學生亦有此例。北平淪陷後，北京大學許多未能及時逃出來的學生，被日軍逮捕並關進了北大紅樓（校辦與文學院所在地，又稱一院）地下室，接受灌辣椒水、殺威棒與扇耳光的“招待”。囚在牢內的人不准講話，如被發現就要遭到毒打。即使在夜間，日本憲兵也要躡手躡腳地在過道裡巡視，通過柵欄窺視室內的動靜。被囚的學生深夜聽到受刑的鞭笞聲、喊叫聲，裂人肺腑。一個被關了兩年終於逃出來的北大老學生，輾轉數千里抵昆明後對校長蔣夢麟泣訴道，他被關的文學院地下室已成為活地獄，日軍把辣椒水灌到他鼻子裡，終致使他暈過去。他醒來時，有一個叫上村的日本憲兵告訴他，北大應該對這場使日本蒙受重大損害的戰爭負責，所以他理應吃到這種苦頭。這位老學生連續三天都受到這種特殊“招待”，每次都被灌得死去活來，他在那個地牢裡還看到過其他的酷刑，殘酷的程度不忍追述。女生的尖叫和男生的呻吟，已使中國這座歷史最悠久的學府變成撒旦統治的地獄。不少學生就在這樣的“招待”中被活活灌死，或在“殺威棒”下暴斃而亡。
環境如此酷烈，西南聯大在昆明落地生根後，仍不斷發展壯大。1938年5月聯大初開課時，所屬四個學院的學生總數在1300人左右。同年9月，文學院和法商學院由最初落腳的雲南蒙自遷往昆明，聯大由原來的文、理、工、法商四學院擴大到五院二十六系（內含師範學院），學生人數也增至2000餘人。1939年9月，聯大規模再度擴充，學生人數達3000之眾，教授、助教也增至500名左右。與此同時，西南聯大又利用自己的師資力量和畢業生，創辦了聯大附屬中學、附屬小學，形成了極為可觀的教育基地。而新建的師範學院主要招收雲南省內的學生，為地方培養人才，成為繼雲南大學之後第二所綜合性高校，此舉受到當地政府和民眾的稱許（南按：抗戰結束後，一批自願留滇的聯大教師，在聯大師範學院的基礎上，組建了昆明師範學院，1988年改為雲南師範大學）。
可惜好景不長，住在昆明茅屋中上課的聯大學生，平靜的書桌未安放多久，兇悍的日軍飛機又帶著一肚子“亮晶晶的傢伙”主動找上門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