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島藝術三面鏡套書：諸眾＋小說＋陀螺（共三冊）

今年高俊宏出版了《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小說：台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陀螺：創作與讓生》三本書。
《諸眾》是關於東亞藝術佔領案例的研究。「諸眾」（multitude）一詞來自於史賓諾莎（B. Spinoza），強調利維坦式的國家之外，個人的特異性如何對抗帝國主義。
該書記錄了東京、沖繩、香港、首爾、濟州島、武漢及台灣等地創作案例，包含日本市村美佐子（Misako Ichimura）、韓國金江（Kim Kang）與金潤煥（Kim Youn-hoan）、武漢「我們家青年自治實驗室」、香港「活化廳」等。這些例子對東亞日益文創化、商品化的藝術發展趨勢有著逆向思考的意義。
《小說》因緣於《廢墟影像晶體計畫》作品中的記錄對象，住在五結鄉海邊簡陋平房的主人翁張正光老先生。張正光的生命可謂東亞近代史的哀傷縮影，2013 年作者赴宜蘭採訪他，十二天後他突然驟逝，帶給作者極大的衝擊，因而嘗試創作《小說》一書，敘述「兩個東亞」的故事：其一，張正光生平經歷神風特攻隊、沖繩收容所、香港，一直到偷渡回台成為宜蘭斑節蝦大王的事跡；其二，以獨白的方式，描述作者近幾年在日本、沖繩、香港、台灣等地進行藝術田野調查的過程，並回到自己成長之地，「回不去」的樹林博愛市場。本書陳述了上個世代被舊帝國主義「判死」、及作者這個世代被新自由主義「判生」的故事。
《陀螺》蒐錄了近十年來作者作者在藝術創作上的書寫與檔案，分為〈失址〉、〈幽舟〉、〈仕紳〉三個部分。本書包含作品圖片、錄像，作者本人和他人的評論，在編輯的過程中，重新從「質」的角度，觀看作品檔案與檔案之間可能存在的潛在關係。為何是陀螺？就如傅柯（M. Foucault）在《主體解釋學》裡對「陀螺」的形容，一種錯覺般以自我為中心的旋轉物，只是這陀螺的旋轉，其實是來自無數外力的鞭打、策動，是一種「轉向自我的讓生體」，像極了創作中的自己。

《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
藝術是花，時代是土壤。相同文化圈的創作者，有如同一座花園裡的耕耘者，也是彼此對照的鏡子。
2012年起，作者持續前往日本東京、沖繩、香港、韓國首爾、濟州島、中國武漢地區，採訪並考察東亞地區在激烈的全球化處境下，一波波新類型的藝術行動主義的在地發展。這些藝術行動中，某部分也對應著近年台灣社會的轉變。
每個成熟的社會都有自己的發展命運，每個社會的藝術家也難免被他所屬社會的命題所纏繞，等待他自己來拆解、回答――土地的傷痕、歷史記憶、邊緣化的社群、歷史政治的糾葛……藝術家如何介入社會？藝術行動如何形成力量？
本書以近在隔鄰的東京、沖繩、香港、首爾、濟州島、武漢等地的藝術行動，包含日本的市村美佐子（Misako Ichimura）、韓國藝術家金江（Kim Kang）、金潤煥（Kim Youn-hoan）、武漢「我們家青年自治實驗室」、香港「活化廳」及台灣多位藝術家為例，提出第一手觀察與分享。

《小說：台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
當2013年，藝術家高俊宏遇見前台籍日本兵張正光時，並不知道，他倆的相遇已是張正光生命的最後幾天。他們談完話的十二天後，八十三歲的張正光過世了。
受訪者突然的死亡與離開，彷彿放映中的影片突然中斷，剩下大量的留白與空白；又像讀了一半而丟失的書──彷彿是為了追尋、補償那份空白，高俊宏動筆寫下《小說》。閱讀本書，也像被他的敘述與追憶吸進一個特殊時空。
《小說》如一場生命之旅，旅行者是台籍日本兵張正光，也是藝術家高俊宏。1930年代，赴日求學的台籍青年張正光，捲入了二次世界大戰，他被徵兵到日本空軍任神風特攻隊學徒兵，派至沖繩島……本書是一位台籍青年捲入帝國主義戰爭的乖謬命運史，是一段台灣原住民部落的踏查記錄，也是一位年輕藝術家與台灣歷史現場互動的荒涼、孤寂旅程。
　在這荒涼、孤寂的旅程中，年輕藝術家也重新走了一趟自己的生命之旅。

《陀螺：創作與讓生》
高俊宏的藝術，每十年是一大步。
最早的藝術，開始於1993年進入國立藝術學院。就學時期與同輩創作者，以身體進行創作，一直持續到畢業、入伍，2000年9月退伍後進入社會。2004年他將過去十年的創作，集結出版了圖文書《Bubble Love》，以此告別第一個十年，並踏入另一個十年的創作。
作者描述自己近十年的創作狀態：「就像傅柯（M. Foucault）在《主體解釋學》裡說的『陀螺』：一種錯覺般以自我為中心的旋轉物，只是這陀螺的旋轉，其實是來自無數外力的鞭打、策動。」
在自轉著並旋轉著的狀態中，2007年他開始在廢墟創作，2011年踏入重現廢墟之旅，這段旅程後來開展出一系列波瀾壯闊的場景――2012年《湯姆生計畫》、2014年《廢墟影像晶體計畫：十個場景》，「廢墟影像晶體計畫」並獲第12屆台新藝術入選獎。
「無論高俊宏從前的作品有多無效，在真實場景與其中行動者表演之間的縫隙中，它們仍撐開了一點什麼。」
究竟高俊宏是什麼樣的藝術家？他近十年的藝術敘說了什麼、撐開了什麼？對應了哪些外力――社會力量的鞭打、策動？一位當代藝術家的創作生命，如何從作品中一步步過渡，從虛無走向飽滿？在這本藝術創作書寫與檔案的結集中，他將為讀者現身說法。

高俊宏

藝術創作、論述者，1995年起舉辦過多次國內外個展、聯展，並於香港、英國、法國等地駐村，作品亦多次獲台新藝術獎。撰有《Bubble Love》、《家計畫》、《公路計畫》、【群島藝術三面鏡】系列（《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小說：台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陀螺：創作與讓生》）等書。近年與蔡明亮導演合作過《郊遊》、《玄奘》等作，目前就讀台南藝術大學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
作品關注議題包括歷史、諸眾、空間、生命政治、新自由主義、社群、邊緣、仕紳化、東亞等。進行中的《廢墟影像晶體計畫》及《馬沙》溪洲部落拍攝工作，以身體介入歷史及都市邊緣場景，並以行動、錄像、描繪、書寫等多種藝術手法，讓台灣在新自由主義下的失能空間、失能者的印跡一一浮現。

高俊宏絕對是台灣最重要的藝術家，沒想到我竟然在廢墟裡發現他。
──蔡明亮

閱讀高俊宏，像歷經一場身體的大爆炸。他既像一部認命的在軸承上來回穿梭的古董打字機，也同時飛越在東亞不同的時空。他讓被踐踏過、變成死寂的生靈、場所，一起發出怒聲，而且不斷迴盪在當下；他以倒退引我們進入未竟之地。
──吳瑪悧

當被壓迫者、弱勢者、失敗者們不再失語，自憐於鏡中之像的歷史哀怨面貌將無比燦爛。
──姚瑞中

高俊宏紮實而深刻的田野，以身體、經驗、足跡踏查那些被掩蔽的東亞近代反抗歷史，並以此拓展可能的文化、歷史對話的頻譜。他的思索細膩，筆調綿密，關注於共振、彼此能牽動的細微歷史精神狀態，使潛流中的「諸眾」以具體的事件、言語、行動顯影。作為身體行動方式之一，高俊宏以文字潛力召喚出重省這危機時代的力量。
──鄭慧華

高俊宏發明了一具安那其身體，以行走為方法，像一隻莫比斯環上爬行的螞蟻，在反覆穿梭東亞現代的長時過程中，一點一滴硬是將它們拼接了起來。
──龔卓軍

推薦序

一具安那其身體，穿越惡所……
文／龔卓軍

走進高俊宏的作品中。是的，我常常是走在他的作品中，走入他的作品計畫指向的惡所，走在那些世界邊緣，鐵籬後方，渺無人煙的路徑中。像做夢一般，穿過一片荒塚野墳，翻過畫著「禁入待拆」的鐵圍籬，走進一間無人的破屋，我打開電視，螢幕一片沙沙沙的雜訊，接收不到任何訊息。但是，盯著了無內容的螢幕，有一瞬間，我突然明瞭，那些沙沙的、黑白相間、互相滲入的雜訊，就是他要給我的訊息。轉眼間，這些沒有意義的影音又消失了。
然後，似乎像夢境那樣理所當然的，我跨入了塔可夫斯基（A. Tarkovsky）《鏡子》（The Mirror）一片的開頭，場景轉為黑白，我變成了一個羞澀、口吃嚴重的青少年，面對著一位女性催眠治療師，我呀呀呀地口吃著，講不出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地。直到最後，這位女性催眠治療師，將我的能量流，由頭部引導到手部，再引流至腳部。她說：「你的能量不通，導致你的口吃，導通這些能量到你的手和腳之後，你會永遠身口合一，講話再也不會口吃了。」於是， 我感受到手部、腳部依次充血，突然充滿張力。她用手指按住，釋放了我阻塞在太陽穴的能量，讓這種常常讓我頭部緊張的能量，往下流通。最後，她要我大聲跟著她說：「我能說話了！」我漲紅著臉，大聲喊出：「我能說話了！」我醒了。醒來後，發現臉頰上佈滿了淚痕。對醒著的我而言，高俊宏是一位艱難的藝術家。從榮格（C. G. Jung）的分析觀點來看，他如同一位意志堅定，但如水樣般身心通適溫柔的女性催眠治療師，而我，是那位口吃少年，常常因此誤事，被人疏遠，連自己名字和出生地都講不清楚的那種口吃者。對醒著的我而言，書寫著理論與評論文字的我，高俊宏仍然是一位深度叵測的藝術家，甚至，有時候很難用一般意義的「藝術家」來品評他。想過這個問題不少次，為何自己如此難以下筆，很有可能是背後這樣的原因：他其實在教我講話，而且，是透過一具不停穿越廢島荒徑的安那其身體，在教我。然而，望著高俊宏消失在無名小路的盡頭的背影，不行，我實在無法一一抵達那些到不了的地方。於是，我回到書桌前面，坐下來，開始書寫。
《小說：台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簡稱《小說》）中，佈滿了高俊宏安那其身體的行走路線。這條路線，走踏在帝國邊緣的惡性場所之間，虛實交替，讓這些無間迷宮串起成一張枉死城寨的地圖。張正光死了，卻宛如鬼魂，復活在這部小說裡，開始行走，走向那無人能夠抵達的死蔭山谷、暗黑海洋、監牢囚所、鄉野僻村。這位受命運捉弄，曾在二戰末期赴日受訓，擔任零式戰機副手機械員，在美軍炮火網羅中設法自救，讓自殺戰機墜海後，登上如地獄般的沖繩戰場收容所，不僅目睹鐵雨砲彈屠戮之廢島，還得到了特異功能，像游魂般出入戰俘死者、地獄囚船的魂魄夢境。之後，再經過二二八事件清鄉亡魂，香港雙十暴動冤魂、警總殺手香江追殺，終至回歸宜蘭季新村的養蝦事業。
《小說》的第一張地圖，由張正光2013年的死亡事件展開，敘說他1929年至2013年的離奇生命歷程。疊合在這張充滿無數亡魂城寨、早已人跡罕至的地圖上。同時，也接續著張正光遊走東亞地獄圖之上的，正是在1980年代中期成長、一直到2014年開始寫小說的高俊宏自己遊走東亞的生命地圖。既疊合又接續的兩張地圖，以惡性場所為交錯侵越的甬道：噶瑪蘭、東京、九州、沖繩、溪洲、香港、廈門。在無法串接，只能蒙太奇式地疊合起兩個特異生命的敘事輿圖背後，其實藏著作者亟欲突顯的一個悲哀：被歷史所遺忘的鬼魂惡所，只能斷裂封存於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冤魂、從不曾被命名過的荒塚內裡。
面對這個悲哀的歷史斷裂，高俊宏發明了一具安那其身體，以行走為方法，像一隻莫比斯環上爬行的螞蟻，在反覆穿梭東亞現代的長時過程中，一點一滴硬是將它們拼接了起來。而我只是另外一隻跟在後面爬的小螞蟻，雖然因為速度太慢追不上，但是，對於這隻具有東亞安那其身體的莫比斯環型蟻，我很幸運在2013年策劃展覽《我們是否工作過量？》的過程中，跟著牠爬行了一段路。
那麼，為什麼對各位讀者來講，只是一隻莫比斯環型蟻的高俊宏，對我來講，會變身為塔可夫斯基《鏡子》片中的女性催眠治療師呢？我們不妨一同來看看高俊宏的工作方法，就會知道這隻螞蟻具有反覆施咒(或解咒)，讓喑啞者重生，得以開始訴說自己的名字和生命的催眠療癒力量了。
首先是特定場所的行走。我們在2013年的前半年之間，一起出動了二十四次的廢墟踏查，進行了晶體影像的素描繪製。平均每個月四次，每次大約一個工作天，也就是共同在荒野無人之殘壁破瓦間，共度一天。後來我才意識到，這種接近徐四金（P. Süskind）小說《夏先生的故事》（Die Geschichte Von Herrn Sommer）的漫遊行走，其實是一樁卡夫卡式的工程：自我生命摧毀重造的技術工程。這樁工事不僅工時長，而且沒有太明確的目的，雖說是為了展覽，但是對於身處學院、平常充滿上課與會議的我來說，無異是一種脫臼的時空，我趁著這種生命的脫垂狀態，鑽進一個巨大的生命裂縫，它儘管黑暗不知所終，卻透出一道我所不曾遇見的光，從黑暗中射出的光。
我們在小坪項、樹林、海山煤礦、利豐煤礦、總爺、金山、蘭陽、飛雁新村八個地點之間來回穿梭，平均每個地點去四次，基本的工作，就是在這些廢營區、廢維修場、廢煤區、廢糖廠、廢樂園、廢通訊指揮部的廢屋殘壁雜木之間待上一整天，野炊共食，然後選一張與地點歷史相關的老照片，畫在幾乎不可能有人看到的大面廢牆上。這種特定場所的行走，以廢墟已湮滅無名的歷史、老照片的故往影像選擇為參照，聯結上感性身體的圖繪運動，介於紀念碑、文件檔案與見證之間，重新進行自力式的圖像生產。
腳底踏觸著廢墟地面，執炭筆的手塗抹啄觸著廢墟的壁面，行走停駐之間，無意之間踢到、碰到、摸到的殘餘碎件，目光所及，皆是陳界仁所稱的「殘響世界」。我在想，一個人的自我，若不走過一遭這遍佈歷史屍身的、被死亡之手深觸過的殘響之地，恐怕很難重新看待自己的「餘生」。也就是說，其實，高俊宏的工作方法，帶著我走向了一個非我之域，經過激烈的自我解組，我彷彿感覺自己剩餘下來的生命，已不再隸屬於從前的那個自我，它已碰觸了千千百百底層無名諸眾的歷史賤命，它的餘生，已難離此諸眾之苦。老實說，走過這一遭以後，我所產生的異樣存在感，直接透過安那其身體的塑造來告訴我：原來，我過去的生命，從來沒有跟那麼廣大的無名眾生共活過。
其次是影像擷取的倫理。對我來說，《小說》、《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簡稱《諸眾》）、《陀螺：創作與讓生》（簡稱《陀螺》）三本書之間的關係，反映了高俊宏在影像擷取方面的特異倫理態度。那是碰觸到濃得化不開的黑暗後，一種無限延伸的責任、無盡後退的自我與無可再退的面對深淵後，逼顯出來的泰然情動。簡單的說，如果《小說》是一部活動影像的敘事展示的話，《諸眾》即是在點明藝術家尋它千百度的「東亞諸眾」，在歷史的此刻當下，面臨的是怎麼樣的一種全球新自由主義政經結構的綁縛。
活動影像給出的是高張力的感覺團塊，《諸眾》的諸眾論則是指陳生命政治的網羅結構和行動方針。透過這個同時以實際踏查和聯結經驗，形成的東亞網羅結構及其破洞裂縫的描述，並以親身參與的立足點，提煉出以藝術觀點為廣闊視野的突穿行動，這其實並不是時下一下般主張「權利」與「權力」論的反叛者，而是徹底投入黑暗歷史泥淖中，讓自我解組，再將「責任」與「自由」放在第一優位的安那其身體的選擇。在選擇歷史影像的重新組裝過程中，高俊宏的敘事語調之所以能夠維持某種泰然的高度，又不時給予讀者在不忍卒讀的張正光破碎身世中，產生不得已的情動，實在是因為敘事者似已透過鬼魂腔調的迴返，扛起一種他不可能扛得起來的責任。
但他畢竟已做勢扛起。高俊宏以一種行走遍歷的方法，構造出這些歷史黯黑處的幽光。《諸眾》就是在闡述這種史賓諾莎式的倫理學，那不是苦行，而是為了內在平面的生靈充滿而自由選擇的倫理責任。這種影像擷取的倫理，首要的訴求並不是政治權力上的鬥爭，它少了一份目下過度興盛的肅殺躁動之氣，而代之以一種朝向他者、弱者、病者、死者的存在，而不斷自我解組的倫理技術。對我來說，這就是高俊宏2010年以來，《廢墟影像晶體計畫》的倫理意涵。實際上，它是一個「倫理─美學」的藝術滲透計畫，圍繞著早已成為幽靈的場所、地景與歷史影像，重新賦予生機。這就是蔡明亮的電影《郊遊》最後十四分鐘的場景誕生的契機。或許我們都不懂得等待。高俊宏卻是一位深深懂得倫理即是無盡的等待、影像終將在藝術行動自尋出口的藝術家，他竭盡所能，祈請與召喚影像之魂，然後泰任等待它的意義自行浮現。
最後是安那其的身體。檔案熱（archive）與安那其身體（An-archist corps）具有一種自我技術學上的反向關係。高俊宏的創作，從早年學院虛無主式的安那其身體，在《社會化無聊》系列中，進行純粹藝術反社會的躁動式反叛，漸漸轉向《家計畫》和《台北工作檔案考古學》，高俊宏感染了檔案熱的菌種，滋生著對歷史與當下社會的話語政濟結構的自我衍義式攻擊。最後，在《小巴巴羅薩行動》對台北花卉博覽會、文化局、華光社區都市更新與新自由主義的一連串自嘲式的逆襲，2012年展開的《湯姆生》、《廢墟影像晶體計畫》系列，安那其身體終於轉化蔓生為一具穿透檔案，並將之逆向安置於當下的考現學，既以此對抗天真的檔案熱紀念碑，轉向殖民帝國影像檔案背面的黑暗，亦迂迴伏擊當下新自由主義「學院―美術館―畫廊―展覽會」美學政體下的話語慣習，以行走東亞惡所，去除一般意義的「藝術家」語藝，去除一般作品的「作品化」路徑，構造出一具「非藝術家」的安那其身體。
曾經，高俊宏和我秘密籌劃著安那其空間與組織；曾經，多次的討論終結於不知所終的空間場所屬性。但畢竟，我們在身體行走的共同實踐歷程中，似乎早已編織出一張潦草混亂、外人難以卒睹的東亞安那其地圖。安那其身體的場所特性，不再只是安於賤命、做喝酒共同體的混蛋、到處去不明空間駐村，或者上街頭與底層市民站在一起，向新自由主義全球體制下的管理者丟石頭、潑漆與抗議。在那張外人讀不出所以然的草圖上，高俊宏的晶體影像事件，併合著他高速運轉的鍵盤書寫，成為一系列的「論述事件」，這兩種平行相照的事件所炸開的空間黑洞，才是屬於安那其身體真正行走運思的場所。這就是《陀螺》一書中，所欲交錯呈現的「影像―論述」雙事件操作結構，以及其陀螺般藉域外之力鞭打而生的高速旋轉生命，所開展出來的另類生命政治與創作。
我必須承認，高俊宏這位溫柔如水的催眠治療師，辛辛苦苦，把我帶上了一幢巨大的爛尾樓，像《風櫃來的人》裡面的哥兒們，赫然發現一個居高臨下的巨大景框下，高雄愛河周邊來來去去的小螞蟻們，被我們當成來自歐洲的彩色電影那樣去觀看。我必須承認，有的時候，在暗黑無人的廢地角落裡，我不禁要自問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
有一次去宜蘭空軍機堡踏查的路上，我們在暗黑一片的雪山隧道中，高俊宏講起了他的父親，一位聰穎反叛的建築工人，常常載著全家人在全省的工地廢墟中宿營，只為了不願愚忠臣服於旅館消費的旅遊空間政治的邏輯，「這些房屋是我們蓋起來的，為什麼要花錢住那種地方？」一把開山刀，一個指南針，自備的方便鍋碗瓢盆，一只相機，即足以四處為家。如此簡單有力的生命政治，高俊宏的父親卻用一種自怨自艾、憤世嫉俗過一生的態度，漸次葬送了自己的身體。我覺得，那只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學會，如何觀賞那一部愛河眾生的彩色電影，愉快而充滿力量的看；我們還沒有學會，如何書寫與敘說賤命人眼下殘破不堪，其實仍是一片美麗的碎片山河。《陀螺》，其實是送給我們父親那一代的口吃者，送給父親──失語者。
於是，我打開扉頁，在大雨滂沱的夜裡，在溼答答到處滴水的荒野無人處，停下日間喧囂與憤怒的一切，點上一盞野營燈，開始閱讀我們這一代的發話者。高俊宏，讀他的創作生命。彷彿在無盡的黑暗洞窟深處，尋找著一絲絲的光。這光來自我們已適應黑暗的瞳孔自身，尋找著沒有出口，也不再需要虛幻出口的安置生命之所。我於是懂得，這是安那其身體在惡所鎮日行走後，僅有的恬美時刻。

自序

群島藝術三面鏡：諸眾、小說與陀螺

今年我出版了《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小說：台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陀螺：創作與讓生》三本書。《諸眾》是關於東亞藝術佔領案例的研究。「諸眾」（multitude）一詞來自於史賓諾莎（B. Spinoza），強調利維坦式的國家之外，個人的特異性如何對抗帝國主義。該書記錄了東京、沖繩、香港、首爾、濟州島、武漢及台灣等地創作案例，包含日本市村美佐子（Misako Ichimura）、韓國金江（Kim Kang）及金潤煥（Kim Youn-hoan）、武漢「我們家青年自治實驗室」、香港「活化廳」等。這些例子對東亞日益文創化、商品化的藝術發展趨勢有著逆向思考的意義。
《小說》則因緣於《廢墟影像晶體計畫》裡，住在五結鄉海邊簡陋平房的主人翁張正光老先生。張正光的生命可謂東亞近代史的哀傷縮影，2013 年我赴宜蘭採訪他，十二天後身體硬朗的他卻忽然驟逝，給我極大的衝擊。我嘗試在《小說》敘述「兩個東亞」的故事：其一，張正光生平經歷神風特攻隊、沖繩收容所、香港，一直到偷渡回台成為宜蘭斑節蝦大王的事跡；其次，以獨白的方式，描述我這幾年在日本、沖繩、香港及台灣進行藝術田野調查的過程，並回到自己所成長「回不去」的樹林博愛市場。本書陳述了上個世代被舊帝國主義「判死」、以及我這個世代被新自由主義「判生」的故事。
《陀螺》則蒐錄了近十年來藝術創作的書寫與檔案。十年前我曾出版一本《Bubble Love》創作集，今日再度集結近十年的創作文件，並命名為「陀螺」。為何是陀螺？就如傅柯（M. Foucault）在《主體解釋學》裡對「陀螺」的形容，一種錯覺般以自我為中心的旋轉物，只是這陀螺的旋轉，其實是來自無數外力的鞭打、策動。是一種「轉向自我的讓生體」。這顆陀螺像極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