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效論:在中國與西方思維之間
功效論:在中國與西方思維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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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 商品簡介
  • 作者簡介
  • 名人/編輯推薦
  • 目次
  • 書摘/試閱
  • 本書簡介
    本書主旨探討中西有關成功與效力的根本思維,並加以對照。在中國方面主要結合了《老子》、《孫子》、《鬼谷子》和《韓非子》的思想並加以貫通,找出中國上古時期以降,對於軍事、外交、政治等各面向的共通思維,對照以西方自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乃至於《君王論》、《戰爭論》中浮現的思想根柢。
      本書除了提出「功效對效力」的哲學構造企圖外,也有助於實際人生事業的運作原理理解。國際一級情報單位在閱讀此書後曾特邀作者進行講座,以深入理解中國之戰略思維。世界多位企業領袖也曾聆聽作者相關的演講。

    本書特色
    西方的時機觀發展導向比較是英雄主義而非戰略
    中國的時機觀導向則是一種暗自施展的功效思維
  • 作者簡介
    François Jullien(余蓮)
    法國當代著名漢學家及哲學家,出生於1951年。曾任法國中國研究協會會長、巴黎第七大學東亞學系系主任、國際哲學學院院長、當代思想研究院院長、法國大學協會資深會員。2010年漢娜.鄂蘭政治哲學獎得主。研究領域:一般哲學與中國思想(上古思想、新儒家、中國古典文學及美學理論)、跨文化研究。

    數十年來,余蓮所累積的大量著作,已成為世界各地爭相討論的對象。他以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解讀,重新發掘西方哲學的「未思」,進而走出一個未來哲學的道路,這個思想線索,尤其值得我們加以注意。著有《淡之頌》、《迂迴與直進》、《為道德奠基》、《本質或裸體》、《大象無形》、《默化》、《生之哲學》等二十餘部著作,作品被譯為二十五國以上文字。

    譯者簡介
    林志明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院文學藝術語言體系研究博士,目前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專任教授、臺灣大學兼任教授,並曾三度受邀至巴黎第七大學擔任訪問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影像研究、美學及法國當代思潮。同時也是許多重要歐洲當代思想家的翻譯者,譯有《布赫迪厄論電視》、《塞尚:強大而孤獨》、布希亞《物體系》、傅柯《古典時代瘋狂史》、班雅明《說故事的人》、余蓮《本質或裸體》(合譯)、《間距與之間:論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略》(合譯)等書。

  • 書評
    在這個中國蓬勃發展的年代,余蓮使我們能理解中國整體策略的基礎。──法國《策略母模紀事》)

    這不是一本企業經營的實用手冊,它提供的是使所有「經理人」都可以受到啟發的一套思想。──法國國家教育研究高等學院

    透過豐富的形象、隱喻及文本,余蓮成功地聚焦於中國的功效意念。──英文《國際中國評論》

    ※推薦文
    如何使得間距發揮效用?(代譯序)
      
       林志明,國立台北教育大學(NTUE)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
      
      「如果把差異物化或本質化,那麼這將不可挽回地是一件貧乏且無生產性的事;然而,#使得間距發揮效用(faire travailler l’écart)&,這又是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吧?我在我這些試探性論文中所作的正是如此。」余蓮在此和我們說明了他如何構想其工作的一種方式,而其目的正是為了「認識中國並且重新發動哲學」。在其中可以發現有關「差異」(la différence)和「間距」(l’écart)的概念組構,而這是他近三十年來思想路徑中的一個重大關鍵。我們有可能將差異和間距放置於一個互不相容的「對立」之中來理解它們(間距因而被視為差異的差異)。不過,如果我們觀察余蓮如何使得一個特定的間距「發揮效用」,我們便會理解差異和間距之間的關係將是更複雜的,並會使得前引余蓮的聲明顯得更為有趣。
      
      差異解釋間距
      
      在余蓮的《功效論》第五章「時機的結構」中,余蓮探討了一個中國和西方思想中都共同處理的主題。這個共同的主題即是「時機」,在希臘文中為kairos一辭,而古代中文則以「機」這個字表達。在他對這個共同主題的討論中,我們很快地便會遭遇「間距」這個意念。
      「必須預先看見『時機』,這在西方和中國一致,都是戰略上最具共同性的要求。」(頁八十六)然而,第一個「間距」出現了:西方人,在此尤其是指馬基維利(Machiavel),「在構想這個預見之明的時候,只是為了防範負面的事物(而不是要以#具有承載力的事物&作為支撐)。」(同頁)這個間距是如何產生的?為何西方人無法以正面的方式看待時機,不能看到它「具承載力」的一面呢?對於時機具如此化約、受限且偏重單方面的態度是從何而來的呢(《遠遠地就看到了壞事》)?余蓮使用了一個時機觀中的「結構性」差異來提出解釋。
      余蓮的分析起始的確便存在於此一共同主題的不同思維方式。由kairos一辭的原意而言,時機在西方被思考為行動的「有利時刻」。它由偶然之中產生並為技藝所探索。(頁七十九)時機在這種思維之下被視為一種可增進效力的開放性:「因為它的協助,吾人的行動得以包容於事物的發展進程,它不再是一種強行的介入,而是得以植入其中,利用其進程中的因果關係,並受到協助。」(同頁)這樣一個「良好的」時刻,「在時間的範疇內的良善」(頁八十),應該是對於行動完全正面的事物,然而在預見它之時,為何卻只能以其負面的面向受到掌握呢?
      在解釋這個間距之前,余蓮先提出中國人對時機的不同看法來作為對照。在此,時機不再是以行動來作為考量觀點,而是以(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變動來作考量觀點。時機在此不再是由環繞行動各因素有利的聯合綜效所形成的「機會」,並因而「激發行動」,而比較是被思考為「在已經進行的過程中最適當的介入時刻」。它乃是身處於一個變化的過程之中,並且是「逐漸獲得的潛勢累積所形成的時刻,能釋放出最大的功效」。(頁八十三)
      因此,差異是結構性的。在中國式的思維中,時機實際上是雙重的:在那彷彿是即興而起的,如同機會一般的時機背後(在生自偶然中的kairos背後),出現了另一個時機,而它的位置是在時延的另一端點,也就是在已進行的過程的起始之處。(頁八十三)在這個時機的雙重性思維中,首要的重點是要能看到決定性的時刻乃是處於上游的時刻,而力要著重的是在其「胚胎」階段、「初始階段」,即能分辨出「勢態中的潛力」(先機)。(頁八十四)
      這個結構性差異於是解釋了面對時機的態度為何會形成間距。在西方,時機所屬的時間乃是「偶然的,混沌的,因而是『無法降服的』」。(頁九十)對於它的預見之明因而只能是一種對於可能的壞發展進行防範的準備,因為它基本上是無法為人主宰的。不然,就是反過來,以一種能量的突然激發,人們得以自我超越,並以勇氣來戰勝挑戰。(頁一○○)時機在此變成了「使得事功得以進行的冒險」,也就是贏得光榮的機會。(頁一○一)在中國這邊,戰略家的工作是乃是審慎地觀察形勢,進而偵測出對方的破綻。如果破綻未能出現,戰略家便只作等待。這等待「聯繫於預見之明」,「因為破綻乃銘刻於事物的邏輯之中。」(頁八十九)一旦對手的破綻逐漸加大,我們便能對他進行攻擊而不必害怕和他正面交鋒。(頁八十八)時機因此能成為程序之完成的承載者,而戰略家與聖人相似,而不是與英雄相似,因為他必須形成虛待的態度,也就是說沒有特定的注意焦點,如此才能對變化過程的整體加以體察。(頁九十一)

  • 代譯序:如何使得間距發揮效用?
    敬告讀者
    寫作目標與文獻版本
    第一章 將目光固定在模型上
    第二章 或者,乘勢而為
    第三章 目標或結果
    第四章 行動或轉化
    第五章 時機的結構
    第六章 無為(而無所不為)
    第七章 功效自成
    第八章 由效力到功效作用
    第九章 操縱的邏輯
    第十章 操縱對比說服
    第十一章 水的意象
    第十二章 易之頌
    譯名對照表
  • 第二章   或者,乘勢而為

      根據這些古老的兵書,中國式戰略的核心就在於利用情境中既有的勢態,並且藉由它在事物的變化之中承載自己,既然如此,就會排除在事先構想計畫來預先決定事件的發展過程,並把那當作一個彷彿即將實現,且或多或少已經決斷的理想(如同克勞塞維茨所謂的「戰略計畫」,「由它來決定戰鬥中的軍事力量何時、何地、及透過何種戰鬥力來投入戰爭」)。中國的戰略家克制自己不向事態發展投射任何他個人的構思或意願應該如此的想法,因為他正是想由這個邏輯上會自行演變的事態本身中,找到可以獲益的方式。如果說在進行戰鬥之前仍必須進行某個操作(在「祖廟」之中進行,如同我們是在「會議室」中進行),那麼這行動不應該是計畫而是「估量」(「校」的意念),或者更精確地說是「計算」(「計」的意念:事先以計算的方式進行評量):戰略家應精密地評估作戰中各方的力量,計算出對於不同陣營有利或不利的因素,甚或是勝利所由出的因素。我們開始閱讀的這本古代的兵書,其起始即系統性地說明如何嚴謹地進行事先評估(而且這也是不可或缺的;《孫子》,卷一,〈計篇〉):其中有五個基本的標準(精神狀態〔道〕、氣象狀態〔天〕、地形狀況〔地〕、領導指揮〔將〕、組織系統〔法〕),並以它們來提出一組固定的問題:1. 那一方的君王能使得軍隊達到最佳的精神狀態〔主孰有道〕?2. 那一方將領最有才能〔將孰有能〕?3. 那一方最能受益於氣象及地形的條件〔天地孰得〕?4. 那一方的命令最能受到執行〔法令孰行〕?5. 那一方的裝備最好〔兵眾孰強〕?6. 那一方的官兵受到最好的訓練〔士卒孰練〕?7. 最後,那一方的紀律最好〔賞罰孰明〕?戰略專家在此可以結論:「由這些問題的解答,我即知道誰輸誰贏」〔吾以此知勝負矣〕。因為這一組問題對敵對情境的各個層面加以估量,而由其中會發展出一個態勢,只要加以運用就足夠了。
      實際上,便是在由估量到勢態利用的過程中出現成敗的關鍵。要細讀這部古老兵法的文句:「既然已瞭解並運用前述七個用以計算情境對何者有利的項目,我們乃創造出一種情勢,可以由外部來協助」〔計利以聽,乃之為勢,以佐其外〕(意即這是在估量的規則之外,因而是在戰場上)。於是便有了以下的定義:勢態即「以利益來決定情境因素」〔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在這樣的瞭解之下,情境便不再是因為其特殊而不可預期的決定,而磨蝕投於其上的計畫者;反之,正好因為它的可變性,情境逐漸地被情境中發展出的勢態所影響,並使得受期待的利益可以來臨。我們如此便離開了一個模塑(modelage)的邏輯(以一個計畫─模型來形塑事物的邏輯),也離開道成肉身(incarnation)的邏輯(理念-計畫在時間之中具體化),進入到一個演變發展(déroulement)的邏輯:讓其中含帶的功效受已進行的變化過程影響並自行發展。由此開始,所謂的環境因素就不只是──甚至完全不是──那「位於周邊者」(circum-stare),像是附屬品或細節(陪伴著情境或事件中的核心事物──並由此指向一本質的形上學);勢態乃是透過它而來──因為它即是情境中的勢態。結論:勢態是屬於情境的──只存在於情境之中──而且情境也是屬於勢態的(因此就是要由情境中的勢態裡取得利益)。
      因為,就像一位注釋者(杜牧)沒忘記提到的,即使可以透過事先的計算來斷定勝負,情境中的潛勢,卻不能「事先看到」〔夫勢者不可先見〕。這裡的事先指的是在動作之先,勢不得見,只能探測,因為它是不斷地變化的。在一個相互對抗的過程裡,互動實際上是持續的:它在每一個時刻發生,「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相對地,「因敵之利而見我之害」。這也就意謂著「情境中的潛勢便是在變化中獲利者」〔勢者乘其變者也〕(王皙)。勢的想法因此在此論著中建立起一個連繫,它可以連結原先以固定規則進行的計算衡量,以及後來在過程展開後,對情境所作的利用。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行動過程中要不斷地欺騙敵人,要不斷地適應他:如果他受利益誘惑,我便加「引誘」〔利而誘之〕;如他陷入混亂,我便加以「奪取」〔亂而取之〕;如果他很完實,我便增加準備〔實而備之〕等。或者,如果他盛怒沖天,我便「使其屈撓」〔怒而撓之〕;如果他僅慎地採取低姿態,我便「使其驕傲」〔卑而驕之〕;如果他狀態良好,我便使他勞累疲乏〔佚而勞之〕等。由於面臨敵人,我是不斷變化的,因而不能事先宣佈要如何戰勝他〔兵家之勝,不可先傳〕。換句話說,這便是(李筌)所謂:「戰略無法預先決定」,只是「依情勢而得以成形」〔兵無定法,惟因勢而成〕。
      讓我們回到歐洲這邊。當克勞塞維茨總結戰爭理論家所遭遇的失敗時,他將它們歸結為三點(《戰爭論》,II, 2):第一、這些(西方)理論家追求的是「定量」,「然而在戰爭中所有的計算都要用變量來進行」;第二、他們只考慮「物質的量」,「然而戰爭行動是完全為精神和德性的力量及其效果所穿透」;第三、他們只考慮交戰的一方的活動,「然而戰爭的基礎卻是由兩方面互相作用所不斷產生的行動」。相對地,我們觀察到,中國古代兵書所精煉的戰略構想,乃是由此一主導的情勢理念出發,也同樣地擺脫這三個批評(我們由外部檢視可發現這三個理由同源並行,出自同一個邏輯):第一、中國思考情勢時是將它當作變量,它不能被事先決定,因為它來自持續的適應;第二、潛勢所源出的校計無困難地結合精神和物理的因素(同時考慮使得軍隊團結的士氣問題及物質面的組織和軍備);第三、相互性這個層面即存在於情勢構成者的核心(對他人不利者即因此對我有利),而在中國,戰爭就像其它過程一樣,是以兩極間的互動來思考的。
      結果是,中國的兵法不必通過理論─實踐的關係(勢的意念以它自己的方式連繫了初期的計算和環境的變化)。這麼一來,它便能擺脫西方理論至今仍必然無可避免要承受的消耗(就理論來看實踐必然產生的消耗)──克氏自己也無法避免。簡言之,它不會遇到「磨擦」;這是因為,即使出現在眼前而且不斷變化的情境,雖然會威脅到所有事先設立的計畫,但相反地卻是它使得情境中所含帶的潛勢得以發生及展開。以西方所特有的思考工具,即其帶有形式化及技術性的思考特質,當它在思考戰爭行為時卻是奇怪地匱乏,只能談及其周邊事物(其準備或物質條件),但就是錯過了現象本身(而克氏其實已經確認了它:即一個「活生生且會反應」的事物)。如此一來,克氏從未完全放棄的唯一出路,便是提出偶然或天才。對照於此,中國思想中的智性所發展出來的,卻是充滿了策略的特性。自上古末期開始(西元四至五世紀的三國時代),中國的兵書即已對這一點提出邏輯一致的說明,而且由此一時代起,這個思想特質還深入了人類活動的其他部門,比如外交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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