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950消失的40年代02:背後那支槍
1940-1950消失的40年代02:背後那支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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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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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書摘/試閱
  • 歷史上隻字不提,臺灣阿祖的私密故事,真實還原臺灣終戰前後庶民百姓驚恐的生命記憶……

    ◎陳婉真深入訪談,耆老現身說法,訴說1940-1950年間個人生活與當時代發生的事件。
    ◎「消失的四○年代」系列第2本著作,收錄18篇專訪紀錄,預計訪談100位耆老,還原四○年代臺灣歷史。
    ◎從第一手訪談紀錄中,補充歷史課本對當時臺灣常民生活與政局亂象的空白拼圖。
    ◎本書獲文化部贊助出版,寫出臺灣的故事。

    臺灣人為何有認同上的複雜處境?
    日本統治過50年,歷經二次世界大戰回歸中國,臺灣人在1940-50年間,究竟如何在大歷史中求生存?
    若說史書是統治的工具,那不如來聽聽老百姓自己說的臺灣史。

    知名的文史工作者陳婉真第二本百人訪談記錄出版,繼《1940-1950消失的四○年代:造飛機的小孩們》後,本書再追溯近20位受訪者從日治到終戰後被光復時那幾年的生命起伏與所見所聞,補充歷史課本上隻字不提的四○年代臺灣年輕人所處的離亂政局,再次透過阿祖們的口述故事歷史,真實還原「背後那支槍」壓在陰霾中的深深恐懼……

    「父親走時好像面臨很恐怖的境界。這讓我內心很歉疚,也很後悔,因為我們兄弟都一樣,從來沒有人好好聽他說他的過去,不知道他的人生究竟遭遇到什麼樣的痛苦經歷,竟然讓他帶著這麼大的不安離開人世,他走後我才發現我們對父親的了解,竟然那麼少,我們太不孝了……。」

    1940-1950前後10年間,處在政權交遞、二次大戰末期的臺灣人,不僅被日本人送去南洋當軍伕、到日本造飛機,而戰後來接收臺灣的中國官兵素質低落,行偷搶拐騙之事,嚴重的差別待遇與軍隊進駐戒嚴、清鄉,更讓臺灣面臨前所未有的浩劫。二二八、四六、四萬換一元等事件都發生在這10年,我們的阿祖們唯一保護子孫的方式是三緘其口。
    面對一再試圖隠瞞真相的國民黨外來政權,臺灣人被成功洗腦成不清楚、甚至不屑理解阿祖們的想法……,當被「自己人」押著走在前面,背後那支槍隨時可以扣下板機讓你斃命,那樣的驚恐經驗,很多老一輩不想、也不忍多說,因為不想讓下一代承受和他們一樣的痛苦,這樣的不忍,卻造成子女心中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這原本是許多人記憶中被迫私藏的臺灣史,陳婉真從百人訪談中拼湊史實,帶我們走入一段既驚異又感人的時空現場:

    因躲警報孕婦受驚嚇產下的嬰兒幾乎都耳聾的瘖啞村、目賭一部部卡車上軍人見人就胡亂開槍的二二八現場、想為子孫留下好土地因而投入有機種植的八旬阿婆、為祖師留下民族魂魄的三峽祖師廟國寶級解說員、在聯合國總部前把自己用鐵鍊鎖住抗議台灣被逐出聯合國的「台獨份子」、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次子賴洝與林瑞明教授談賴和、連日本人也稱之為台灣人間國寶與民族音樂第一人的郭芝苑、日本高等警察採取白色恐怖鎮壓的「東港事件」、專門負責日本在戰爭中新取得領土事務的神祕的南興公司……

    歷史真相一直存在,唯有透過一個個訪談採集,國民的記憶才能免於被任何一個統治政權控制。

  • 陳婉真
    她的人生被截成好幾段。
    25歲以前讀書升學就業一切順利。28歲成為報社小主管。年中辭職,年底在臺北市選立委,因美國和中國建交,選舉停辦。開始成為職業街頭運動者。
    29歲,前高雄縣長余登發父子被捕,黨外人士第一次在戒嚴令下的街頭遊行,與當今高雄市長手持布條走在隊伍最前面。4月,創辦戒嚴令下第一份地下報《潮流》。7月赴美,不久在美國紐約街頭絕食抗議《潮流》同事被捕。12月美麗島高雄事件爆發,開始在美國展開救援,和許信良等人成立「臺灣建國聯合陣線」。從此成為「黑名單」,流亡海外10年。
    38歲第一次闖關回臺,被成群警察以扛豬方式丟出國門;次年受自焚而死的鄭南榕感召回臺參加喪禮,成為黑名單成功返臺第一人。
    41歲為推動臺獨結社權,成立臺灣建國運動組織,公然以汽油彈和警方對峙。次年年初以10大通緝要犯首惡被捕,年中因刑法一百條廢止無償釋放,年底當選立法委員。
    49歲為陪伴罹癌老母,擔任南投縣政府社會局局長,逢九二一大地震,有幸為災民做些重建工作,是人生中最有意義的事。51歲返鄉,53歲送別母親,56歲為回饋故鄉,任職彰化縣政府兩年。
    因深感教育紮根與正確歷史觀的重要,60歲以後決定致力於被遺忘的臺灣史挖掘與重建的工作。

    「臺灣阿祖的私密故事」系列書籍,收錄陳婉真訪談100位40年代時,正當青、少年的阿祖們當年的親身見聞,希望這系列書籍的出版,重塑臺灣近代史中消失的40年代,並提供給年輕學子們,了解那一段被忽略的歷史真相。

  • 【推薦序】
    補破網工程
    潘榮禮

    美軍於1945年8月6日、9日,分別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後,日本裕仁天皇於8月15日,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於焉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國民黨政府稱之為「抗戰勝利」。這個「抗戰勝利」也就是臺灣民間所謂的「終戰」。因為抗戰是日本和中國的事,與臺灣根本無關。那時候,臺灣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若有關係,應該只是有少部分民眾,被動員或徵召去南洋當軍伕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後,世界各洲被殖民國家,掀起獨立運動,自由世界新的龍頭──美國,也大力支持各國的獨立運動。但是美國駐太平洋區的聯軍總司令麥克阿塞,大概是被勝利沖昏了頭,竟將日本放棄主權的臺灣,交給中國暫代管理。臺灣因而落入中國手中,遭受中國國民黨政府的長期戒嚴統治。
    當然,任何統治臺灣的外來政權,都不得善終。從臺灣歷史觀察,足以證明這個魔咒的存在。我們從荷蘭占領臺灣開始看,荷蘭後來被反清復明的鄭成功驅逐出境;鄭成功也被「大清帝國」掃地出門;「大清帝國」在「日清戰爭」戰敗後,割地賠款訂立「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的主權割讓給日本,與臺灣斷絕關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接受無條件投降,不得不放棄臺灣主權,與臺灣「莎喲娜啦」。臺灣命運多舛,竟然沒在那一波獨立潮流中,獲得美國支持獨立,反而由太平洋聯軍統帥麥克阿塞,委託中國暫代管理臺灣。中國蔣家政權竟大肆慶祝「抗戰勝利」和「臺灣光復」。其實,中國並不是為了收回臺灣,而和日本抗戰。中國跟日本兵戎相見,是為了自己存亡死活而戰,絕對沒有為了收回臺灣,動用過一兵一卒。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我們臺灣同胞,對中國並非完全瞭解。有的人甚至對這個政權存有奢望,熱烈的參與歡迎中國來的接收官員和軍隊。當時稍微理性的民眾,曾提醒大家「新的未來,不知舊的要寶惜」和「灑尿換泄屎」。後來,從中國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施政,倒行逆施,凌霸民眾、摧殘人權,事實證明民眾的焦慮與不安,並非毫無根據。
    「1940-1950消失的四○年代」系列作者陳婉真,是前《中國時報》駐中興新村的省政記者。當時臺灣的政治結構,雖然有中央政府的行政院,和自稱為國會的立法院、國民代表大會、監察院,都只是行政院御用的傀儡,幾乎是政府專業背書機構。老百姓對這些毫無民意基礎的傢伙,都稱之為「老賊」。所以政治重心自然移轉到臺灣省議會,後有黨外議員林義雄、張俊宏、邱連輝、許信良、黃玉嬌、張賢東、蘇洪月嬌⋯⋯等人,開始反思國民黨統治臺灣的合法性。呂秀蓮甚至出了一本《臺灣地位未定論》,直接向國民黨挑戰。
    當時臺灣的政壇,雖然有民社黨和青年黨這兩個在野黨,卻都是國民黨從中國帶來的附屬政黨,靠國民黨補助逍遙過日。黃信介說,他們是「便所內花瓶」。反而是本土黨外新秀,陸續獲得黨外前輩的鼓勵和支持,信心和勇氣大增。全省串聯形成一股新生的力量。本來全省各縣市,雖然都有在野人士關心地方政治。但都是各自為政,孤軍奮鬥。例如臺中市陳派和彰化縣的陳派互不認識;臺南縣的陳派和高雄縣的陳派也很陌生。國民黨讓各地方都有派系,以公職人員提名為手段,採用恐怖平衡策略,讓他們互相制衡,不讓他們串聯在一起威脅到他的政權。
    此時,康寧祥的《八十年代》、蘇慶黎的《夏潮》雜誌,以及其他黨外刊物,爭相訪問,介紹全省各縣市黨外前輩,報導他們與國民黨對抗的經驗,讓這些前輩感到受尊重,很溫馨。尤其《中國時報》記者陳婉真和《臺灣日報》的採訪主任吳哲朗,對黨外人士的言行及動態報導,引起民眾的關心和熱烈的回應。因為當時臺灣還是在戒嚴統治下,記者都不敢報導黨外消息,除非負面新聞。
    陳婉真敢寫、勤寫;吳哲朗敢用、敢登。陳婉真的「中時」不登,她便把新聞轉到「台日」。民眾也都紛紛向親友轉述,聽來的或看到的黨外消息。
    後來,他們兩人甚至發行地下刊物《潮流》,直接與國民黨對幹,把林義雄說的國民黨是「叛亂團體」在《潮流》登出,有人懷疑林家滅門血案是因言惹禍,說國民黨是「叛亂團體」,對國民黨來說,孰可忍孰不可忍?文化界也幾乎把出版討論臺灣在「1947」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前後,描寫當時臺灣的政治、社會、經濟、教育、治安、甚至軍事等相關著作,成為當時文化的主流。而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著作,更是獨領風騷,鋪滿書架,作者各蹲一角,發言嗆聲。至於那個時代,甚多有關臺灣禍福的重大事件,卻鮮有人提及,民眾關心的目標,都投注在「二二八事件」上。這也難怪,這是臺灣史上最殘酷的、有計畫的屠殺。要屠殺受日本教育的臺灣精英──教授、醫師、律師、記者、學生、教師、同事、社會賢達⋯⋯等人士。
    臺灣在以1940為主軸的前後十年,除了令民眾震驚恐懼的「二二八事件」,國民黨還實施許多苛政壓搾人民。例如;「臺灣省糧食管理條例」,「糧食限期出售」,「肥料換穀」,「開徵田賦稅」,「向大糧戶徵稅」,「臺幣四萬換一元」,「發行愛國獎券」,「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苛政,剝削人民。只是大家關心的是「二二八事件」,恐怖情況,超過人民對暴政所能忍受的程度,讓民眾對當時,其他猛於虎的暴政失去感覺,成為「消失的年代」。
    「消失的年代」作者陳婉真認為臺灣不幸的歷史,可以原諒,不能遺忘,更不能成為斷代史。所以她雄心萬丈,進行全方位的補破網工程,訪問、探視在1940年代受到國民黨政府苛政傷害的當事人、家屬、親友、鄰居、師生、同事,追憶當時的風聲鶴唳,跑遍臺灣的各縣市,以及歐美、日本、東南亞各國,有瞭解事件發生原因、過程或受害者的地方,就有作者僕僕風塵前往探視、訪問的身影。陳婉真企圖重建「消失的年代」現場,一針一線,一筆一畫,綴補臺灣歷史的破網,居心之憂,可見一斑;也令人足感心。
    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遺忘,不原諒你又能怎樣?遺忘了歷史,臺灣會再遭受霸凌欺負;讀完《1940-1950消失的四○年代:背後那支槍》,我不禁想起我們臺灣有句諺語「大箍食肥豬肉──加油!加油!」陳婉真加油!我們大家都要加油,臺灣就不會再有「消失的年代」了。臺灣後世代的歷史,會像彩虹那樣璀璨美麗。

  • 【作者序】
    背後那支槍

    我以20歲的精力、40歲的人脈關係為基準,設定60歲以後的工作進度--打算訪問80歲以上的長者共100位,請他們談人生中遭遇到的重大事件,結果遭遇到的困難超乎想像。
    人脈還好,還是可以透過一些老朋友老關係,找到很多願意接受採訪的對象;找出版商就碰到很大的困難,第一家出版商早已不再從事出版業務,通路也有問題,卻沒有告訴我實情;想和他們簽訂出版合約時,卻遭到「以拖待變」的對待,不得已只好從頭另找出版社自行出版,這一拖就是兩年。
    我越心急,問題就越接踵而來,也越難以平心靜氣進行訪問及整理稿件等工作,心情就越浮躁,如此惡性循環的結果,竟然發現罹患了乳癌。這一病,又拖了兩年。
    這期間,臺灣的情勢由於太陽花學運,把一些原本不抱希望的人心攪動起來,於是撥出一些時間關心時政,自己覺得差堪告慰的,是把1945年5月31日「臺北大轟炸」的歷史,透過高雄市臺籍老兵文化協會江仲驊理事長的協助,終於在終戰七十週年的2015年5月31日,由老兵協會和臺灣教授協會等團體,在臺北市合辦座談會及照片展,讓更多人知道這段歷史。
    我們「趁勝追擊」,成功說服彰化縣政府主辦「終戰七十週年照片及文物展」,獲得正面回響,並以彰化模式,陸續遊說綠色執政的縣市,共同來推動還原歷史真相的工作。
    會去推動這件事,起因於兒時母親常常講她在空襲期間的遭遇,那時她在臺大醫院當護士,臨近的總督府被炸時,她正和朋友一起吃中飯,她們躲在餐桌下逃過一劫。
    她說的時候感覺還心有餘悸,聽在我們耳裡,卻沒什麼感覺,因為戰爭離我們很遙遠,而且課本沒有教,我不認為那是重要的事。直到我進行訪問,回想母親差點被炸死當天,應當就是531,才稍能理解她的心情,而她已不在人世。
    另一個原因是,馬英九在他總統任內最後一年,竟大肆舉辦「對日抗戰」七十週年系列活動。七十年前臺灣是日本殖民地,這不是擺明故意挑起族群對立?
    我的朋友林世賢醫師,也在他父親彌留時的惶恐不安情緒中,感受到上一輩遭遇到的無處訴的無數委屈,在父親離開後,徒留無法彌補的深深懊悔。
    他的父親林瑞呈先生日本時代擔任警察,國民政府來臺後繼續留任。我曾試圖訪問他遭拒,但談啊談的,他自己越說越起勁,我也趕緊拿筆猛記,他沒有制止,想不到不久他即罹癌往生,這段訪談,竟成為他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告白,道盡他們那一代所遭逢改朝換代的無奈。
    以下是他的談話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
    我在員林分局擔任副主管時,員林派出所約有十一、__二名警員。當時第一批來接收的人員中,以福州幫人數最多,那時的治安還很亂。
    有一天,一位農民從柴頭井一帶擔菜到員林菜市場販賣,半路上被人持刀搶劫,搶匪作完案後把兇刀丟到路旁的古井裡,因為證據確鑿,嫌犯被逮捕了。
    幾天後,擔任拘留所看守的楊姓警員,將嫌犯押解到員林看守所,途經員林公園時,楊警員告訴嫌犯說要把他放走,卻從後面開了兩槍把他打死。
    事發當天我不在,第二天我去上班時楊警員告訴我說,因為嫌犯企圖逃脫,被他打死了。

    三民主義新解
    為什麼?這就叫做殺雞儆猴、殺一儆百。
    當時彰化三角公園一家銀樓,因為有士兵行槍,士兵被當場槍斃在店門口!
    彰化最大尾的流氓「紅桐仔」也是一樣,警察把他押到大肚溪旁,佯稱要放他走,再從後面把他槍斃,對外宣稱嫌犯是企圖逃亡,警方只好動用槍支。
    你說這怎麼可能?事實就是這樣!你知道什麼叫做「三民主義」嗎?凡事只要他們三個人講好就算數,這就是三民主義!三個人講好把他殺掉,就殺掉。
    我說的這些都是事實,但很可能檔案都被燒掉了,無從查起。
    這就是中國政治。日本人不敢這麼做,中國人習以為常。我親自碰到才真正領會到中國人的厲害,像楊警員殺人的事情,其實圈套劇本都有人編好了,楊警員只是照著劇本演戲而已。
    所以說,你要問我對這種事有什麼看法?我是覺得身處這種政治環境,已經不是我們願意當炮灰就能左右什麼大局的時代了,不要隨便去當炮灰,要懂得明哲保身。
    1949年,我在二水擔任派出所主管時,二水有一位參與二二八的醫師陳篡地,日本時代就參加臺共,是一位知識份子及理想主義者,二二八事變後他曾帶頭打游擊,不久即躲起來,警方遍尋不著,我們判斷他人還在臺灣,因為二二八過後他的太太又懷孕,可見他和家裡還有聯絡。
    陳篡地是二水鄉十五庄人。有一次警方要抓陳篡地,由刑警隊一位名叫陳內的隊長,開著吉普車載了六、七名警員一起過來,騙我們說據報我們轄內有人偷印鈔票,因此前來搜索,連我叫工友出去買煙都被押回來,還在派出所外面派了四、五個人緊緊看管我們,他們一行人則開著車子到陳篡地哥哥家中搜查,但無功而返。
    後來又有幾次的搜索行動,他們都是要我和我們派出所警員走在前面,他們穿私服(便衣)跟在後面,這就是所謂「自己人也是敵人」,也要防備的意思,有功勞則是他們的。
    事後我們知道,陳篡地是躲在十五庄的防空壕連到山裡的地道裡,由他的家人送食物去給他。
    陳篡地是在1950年被抓的。陳家人在過程中很可憐,陳篡地哥哥的女兒頗有姿色,警方先吸收她為線民,並指控陳篡地一個侄子「資助匪諜」,把他殺死後通知陳家人去收屍;又利用二水鄉和陳篡地有姻親關係的陳慶全,押著他去勸降。陳篡地不得已出來投降,後來被派到新店軍人醫院去當軍醫。
    所以說,我在中國式的警察體系任職的親身經歷很多。中國人善於運用各種手段,利用各種可資利用的人去達到他們的目的,但是用完就丟,毫不手軟。謝雪紅到中國不也一樣,最後落得被清算鬥爭的下場?
    林醫師在父親過世後打電話問我,有沒有保留他父親的訪問內容。他在電話那頭一再重覆說,父親臨終前四、五天,深受惡夢所苦,不斷喃喃自語,口氣萬分驚恐;稍早意識還清醒時,則一再告誡他們兄弟,千萬不要去搞什麼政治了。
    「父親走時好像面臨很恐怖的境界。這讓我內心很歉疚,也很後悔,因為我們兄弟都一樣,從來沒有人好好聽他說他的過去,不知道他的人生究竟遭遇到什麼樣的痛苦經歷,竟然讓他帶著這麼大的不安離開人世,他走後我才發現我們對父親的了解,竟然那麼少,我們太不孝了⋯⋯。」
    林醫師的感嘆,應該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感慨,面對一再試圖隱瞞真相的國民黨外來政權,我們算是成功被他洗腦成不清楚、甚至是不屑去理解上一代的想法。
    而我們的上一代,被另一個外來政權日本教育成日本人的思維,在守法及對人性的認知上,中國人的想法與作法遠非他們所能想像。
    所以,當被「自己人」押著走在前面,背後那支槍隨時可以扣下板機讓你斃命,那種驚恐經驗,很多老一輩不想也不忍多說,因為不想讓下一代承受和他們一樣的痛苦,這樣的不忍,卻造成子女心中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和監牢約會
    我又想起訪談中另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那是柯清隆博士的故事。
    出生於1935年的柯清隆,父親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家裡從事派報業,父母都很好客,父親熟識的一位《戡亂日報》記者蔡鐵城被指是匪諜,在逃避追輯期間曾經到家裡來,說肚子很餓,父親說,我們又沒做什麼壞事,人家只是來吃個飯,不要緊,趕快讓他吃飽飯。
    蔡鐵城後來被槍斃,父親也因「知匪不報」被判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在新店軍人監獄關了12年,又在土城看守所感訓1年。坐牢後期柯清隆就讀師大,每個星期天他都由師大徒步走到新店探望父親,同學以為他到碧潭約會。
    柯清隆說,那段期間是臺灣的黑暗時期,即便是他的故鄉苑裡鄉下,也有無數白色恐怖受難者,例如他的表兄邱坤福因為參加讀書會,在綠島關了15年,出獄後大家以為他吸毒,因為被關得全身是病,不成人形。
    父親被捕時,柯清隆才15歲,母親無法繼續住在苑裡,只好把家產變賣後搬到后里,為了撫養他和兩個妹妹,曾釀造私酒販賣,家境的困苦連警察都同情,有人檢舉販賣私酒時,警察竟然跑來向母親通風報信。
    柯清隆每天由家裡步行50分鐘到后里火車站搭火車到臺中一中就讀。高中3年讀書時家中沒有電燈,只有一盞菜仔油燈;早餐泡一杯美援的奶粉,中午沒便當,即便偶而帶飯,也只能配魚餔,所以午餐時間他都跑到外邊遠遠的,不讓同學看到。
    高中畢業後,他同時考上公費的國防醫學院及師大,考量國防醫學院身家調查嚴格,只能選讀師大。那一年,他是鄰里中唯一考上大學的,原本鄰居瞧不起母親,兒子考上後,人際關係全面改觀。
    柯清隆師大畢業後曾回母校臺中一中教了一年書,隨即取得臺北榮總放射科副技師的資格,在榮總工作3年後,獲得聯合國原子能總署的獎學金赴英國留學,後轉往美國攻讀博士。聯合國的獎學金是由英國政府及榮總各支付半數。
    在榮總工作時,他發現別的同事都領有房租津貼,跑去找人事室,人事室同仁問說:「你是臺灣人喔?怎麼會到我們這裡?」又說:「房租津貼?你又沒有向我們要。」連原定出一半獎學金的部分,副院長也說:「你們臺灣人都很有錢,獎學金你自己付!」

    臺灣不要的人才,美國要!
    不意外的,柯清隆的護照後來被取銷,無法回臺,理由是他向英國人說榮總不付獎學金,詆毀國家形象。他拿著無法回臺的護照跑去美國移民局訴苦,移民官看到他的學歷背景後說:「像你擁有這麼好資歷的人,我們國家求之不得,你就不要回去了,我們協助你辦理移民美國。」
    柯清隆後來在美國生活過得很好,曾任職於製作飛彈的公司。民進黨某位前主席到美國時對他說:「你有這方面的專長,正是我們臺灣最欠缺的,你趕快回臺灣,到我們中央黨部來工作吧。」他那時正值可以退休的年齡,懷著報效國家的滿腔熱忱回臺,可惜無法施展長材,只能在他太太娘家和成牌衛浴公司當顧問,終究又回到美國。
    他在臺灣的那幾年間,我曾多次建議他一定要把他父親的受難,以及他的成長故事記錄下來,可惜一方面是他客氣,一方面因為長年居住美國,中文寫作對他而言有一定難度,終究沒有留下任何文字紀錄。
    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2011年,突然聽朋友說他罹患肝癌回臺醫治,我趕緊去探望他,作了一小部分的訪問,就因體力難以勝任,約定下次再訪談,想不到兩個月後他就走了,留給我無限的遺憾。
    1940年代是極度動盪的十年,歷經戰爭及政權更迭,連臺北大轟炸總督府被炸毀這麼重大的事件,日本人死亡人數應不在少數,臺灣總督府都沒有記載!一位日本記者告訴我,他們報社看到臺灣教授協會和高雄老兵文化協會舉辦的活動之後,才知道有這回事,他們正積極追蹤,想找出更多當事人深入報導。
    五年前開始想做系列訪問時,曾經請教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這個主題值不值得深入採訪?得到的是正面的肯定。遺憾的是,他已經離開人世。
    他曾經說過:「我認為臺灣過往的歷史教育,欠缺很重要的兩個元素。一是對土地的感情,一是對真實人性的了解,這兩方面的缺乏,當然與政治文化相關,但在整個社會逐漸邁向民主自由化時,應該針對這問題來修正。」
    諷刺的是,時至今日竟還有教育部以所謂「課綱微調」,實際上是意圖掩飾某些歷史,特別是這一段臺灣人活生生有血有淚的歷史。
    掩飾傷痛真能解決問題嗎?我們看臺灣這些年來的統獨與藍綠對立,已經嚴重到國政空轉的地步,原因正是我們不肯去面對過去的傷痛與不堪的歷史,甚至不敢去面對國家正常化的問題,雙方各自執著於各自的立場,導致高中生都要以包圍教育部為反洗腦的手段。
    而這些未成年的學子所面對的竟是警察粗暴的逮捕與教育部的提告,還以私闖民宅移送,視新聞記者的採訪權,及人民的扺抗權於無物,還把為公眾服務的公署當成自宅,如此政府,簡直到了荒腔走板的地步,和七十年前拿支槍押在人民後面的行為相較之下,現在是公然在人民面前揮舞權力的大刀!
    所幸文化部這幾年積極推動「國民記憶庫-臺灣故事島」計畫。本書的出版,也獲得文化部的補助支持,讓原本可能消失的歷史記憶多少保留一些。
    本書的出版,也要感謝老友潘榮禮兄的接受採訪並應允寫序。榮禮兄近年一度為帕金森氏症所苦,令人意外的是,吃了兩年多的藥後,才發現竟然是誤診,他又找了兩家醫院重新檢查的結果,他的身體狀況除了輕微高血壓之外,一切正常。
    得知這個令人振奮的消息之後,原本日益消瘦,走路無精打采的榮禮兄,一夕之間突然變得神采奕奕。他說:「說有病不煩惱是騙人的,光是想到為家人帶來很多額外負擔,就是很大的煩惱。」
    我聯想到臺灣如果能積極推動轉型正義,趕快把一些過往歷史事件做一個總結,一定也能一夕之間變得神采奕奕,重新展現出強壯的生命力。

  • 潘序
    補破網工程/潘榮禮

    回憶「走街仔仙」賴和 賴洝
    林瑞明談賴和 林瑞明
    老大的祕密基地 白權
    名門千金 百年風雨 陳阮仁勉
    瘖啞村 陳曾錢、陳禎和
    芋仔園裡的番薯仔 曾金海、曾明財
    素人藝術家 吳如蘭
    新兵43歲 林松江
    你們要去抗議誰? 施家和
    鏽蝕的武士刀 郭芝苑、阮文池
    江湖大護法 陳錫章
    砧皮鞋補雨傘 陳讚成
    土地公廟的見證 黃路
    想為子孫留塊好土地 鄧鮮
    祖師廟與總督魂 鄭有財、鄭李麗月
    意樓滄桑 陳平權、陳仰止
    鎖在聯合國大門外 鄭紹良、黃美玲
    送報伕的祖國溫馨 潘榮禮

    後記 背後那支槍

    附錄
    1.1940年代臺灣歷史大事紀
    2.臺灣阿祖的私密故事(1)
    《1940-1950消失的四○年代:造飛機的小孩們》目錄
  • 鏽蝕的武士刀

    受訪者背景
    受訪人:郭芝苑、阮文池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21年12月5日(2013年4月12日逝世)
    訪問時間:2011/7/15;7/21
    地點:苗栗縣苑里鎮郭宅
    訪問人:陳婉真、張宏久、林雀薇

    背景說明:他的作品傳唱華人世界,作品的型式有歌劇、管弦樂、協奏曲、鋼琴曲、室內樂、合唱曲、藝術歌曲、流行歌、臺灣民謠、流行歌再編、童謠⋯⋯等,可謂貫穿古今,雅俗共賞,卻又風格嚴謹,阮文池形容是「以天籟之聲,以不同的形式,記錄了由小市民至知識分子,由廟口至音樂殿堂的所有心聲」,是臺灣重量級作曲家。
    他的華文作品中很多源自唐詩或中國古典小說,如「楓橋夜泊」、「涼州詞」、「白蛇傳」,更多來自採集臺灣各民族的歌謠特色,包括南北管、歌仔戲、原住民音樂等,如「臺灣弦律」、「臺灣吉慶序曲」、「唐山過臺灣」。
    他有很多傳世作品,很多人會唱,卻很少人知道作者是他,例如:「沙漠中的紅薔薇」、「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還有被鳳飛飛唱紅的「心內事無人知」等,都是膾炙人口的經典好歌。至於「楓橋夜泊」、「涼州詞」則被歸納為中國民謠,別說版稅分文未得,連作者是誰都鮮為人知。


    日本人譽為人間國寶

    他也創作日文歌曲。他在2007年雖已屆86高齡,還到日本福岡舉辦發表會,日本人稱他為臺灣的人間國寶與民族音樂第一人。
    他是臺灣第一位完成正歌劇的編曲者(「許仙與白娘娘」,1984年)、第一位發表管弦樂曲(交響變奏曲「臺灣土風交響變奏曲」,1955年)、第一位發表鋼琴協奏曲(1973年完成,1974年發表,由李泰祥指揮)的作曲家。
    他並以交響曲「唐山過臺灣」作為感念他的祖先移民臺灣,奠定郭家經濟基礎,讓他得以無後顧之憂從事音樂創作的獻禮;也曾創作「前進!臺灣人」,及二二八受難家屬阮美姝思念父親的「啊!父親」藝術歌曲。
    他對音樂的執著與努力不懈,令很多後生晚輩至為敬佩。他的好學不倦,喜歡買書讀書的習慣始終不變,家中藏書豐富而多元,經常發表各種音樂介紹及樂評等論述,一如阮文池老師所說,音樂界像芝苑先這麼愛讀書又涉獵廣泛的人很少。
    直到90高齡的今日,他依然每天埋首案前創作新的作品;有感於臺灣兒童歌曲的欠缺,他近年加緊創作許多童謠,因此,他的創作時間之長,已在臺灣創下空前紀錄。
    郭芝苑先生一生得獎無數,他曾於1938年得到全日本學生口琴比賽第一名;1987年榮獲金曲獎作曲獎;並分別於1993、94年,獲得吳三連藝術獎音樂類、國家文藝獎音樂類等殊榮。
    早年因為戰爭及戰後的長期戒嚴等因素,郭芝苑先生的成就長期被埋沒,連他周遭的人也不認同他的孤獨創作方式,頻遭冷落,他卻始終堅定前進,創作不輟,並在1966年第三度赴日研讀音樂。直到90年代他的成就才得到遲來的掌聲,並於80歲生日當天,獲靜宜大學頒予榮譽博士學位。
    他的人生雖因為戰亂及政權更迭而充滿荊棘,他的音樂卻是輕快優雅,幽默風趣,充分詮釋斯土與斯民的形象與心聲。
    在兩次訪談中,靜宜大學講師阮文池老師全程陪訪。主修聲樂的阮老師在1 9 9 3 年重
    新認識同鄉的芝苑先,首次發現原來日治時期臺灣就有很多優秀的人才,而非如國民黨宣傳的:他們帶來一批優秀的人才,臺灣才能有今日的繁榮。
    他因為認同芝苑先「本土性就是世界性,民族性就是國際性」的理念,1994件起即自願追隨芝苑先,兩人合力巡迴各地演出推廣,介紹芝苑先的作品及臺灣本土音樂之美。
    他們在苑裡及鄰近鄉鎮召集一些在地人士,組成合唱團,團員中有來自菜市場小販,也有家庭主婦、退休老師等,絕大多數沒有受過正規音樂教育,經過芝苑先及阮老師的細心調教,不但在全臺各地舉辦多場大型演唱會,也曾遠赴日本;就在訪問過不久,他們還飄洋過海,到美國夏威夷演唱。
    他們不執著於廟堂的演出,反而更重視到窮鄉僻壤去推廣臺灣音樂之美;平日的例行練習時,除了在芝苑先的自宅,阮老師也常在他家中,讓合唱團成員們每人帶一樣菜,先用過餐後,即展開練唱,練唱期間,90高齡的芝苑先雖然必需佩帶助聽器,仍然經常親臨現場督軍,仔細聆聽團員的表現,稍有走調或音量大小未符合者,立刻糾正,要團員們重來,他的嚴厲程度令團員們不敢稍有懈怠。


    訪談內容大要:
    恐怖的日本警察
    我是孤獨的人,每天都在家裡寫作,和社會並沒有溝通。日本時代臺灣是殖民地,到臺灣來的日本人大多是一
    些官僚、警察等,和地方上一些有志人士(意見領袖)例如里長、鎮長等,溝通沒有問題;對於一般人民,他們就比較有優越感。所以日本時代一般人很怕警察,小孩子哭的時候,只要哄說警察來了,他馬上停止哭泣;從警察局經過,常會聽到有人被警察打得哀號呻吟的聲音,其實被打的人也不是犯什麼罪,不過是環境不衛生等小問題而已;我曾看到一個女人因為愛賭博,警察一罵,她就哭出來了。那時光是經過警察局,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我到日本讀書時,情形完全不一樣,他們對待我們很平等,對臺灣人很看重。因為臺灣人到日本的,以讀書或是做生意的居多。
    日本人對朝鮮人就不一樣,那個時代朝鮮的經濟遠不如臺灣,到日本的朝鮮人通常是做粗工的,像從前的廁所還沒有抽水設備,肥水是用人工掏的,那樣的工作多數是朝鮮人在做。臺灣人經濟狀況比較好,所以臺灣人在臺灣受到日本人的不平等待遇,在日本本國反而不會。
    同樣是殖民地,朝鮮人性格比較強烈,他們又比較貧窮,比較讓日本人看不起。我曾看到朝鮮人和日本人打架,旁邊3、4個朝鮮人立刻就聚集過來一起反抗。臺灣人比較順服。
    我先在長榮中學讀了兩年後,1936年到日本讀高中。
    第二年日本開始攻打中國。
    1941年,我中學校畢業剛進入東洋音樂學院,暑假曾回臺灣,返日本不久卻接到父親病逝的消息,再度返鄉處理後事。不久發生珍珠港事變,親戚都勸說時局不安,我又是長子,有責任管理家業,勸我不要再去了,唯恐去得了回不了。
    所幸第二年我一個外甥要回日本繼續學業,找我一起去,他說:「你家又不是做生意,只是收租。」他認為我母親就可以管理得很好,因此說服母親,我又到日本繼續讀書。我沒有回到東洋音樂學院,改讀日本大學的作曲科。
    因為在東洋主修小提琴時,發現我的無名指天生彎曲無力,不能拉小提琴,右手也不能彈鋼琴。讀音樂卻無法彈鋼琴,心情非常沮喪。
    我父親對音樂很有興趣。我在1941年暑假回來時,帶回一些西洋音樂的唱片和他一起欣賞,他聽到大提琴演奏曲很感動,要我學大提琴,我不敢講,他不知道我連小提琴都沒辦法拉,何況大提琴?
    因為這個原因,重回學校後,聽了很多蘇聯的現代音樂,我決定轉修作曲。


    戰火下的流浪藝人

    阮文池(以下簡稱阮):所以芝苑先是全臺灣第一個主修作曲的音樂家。直到今天,臺灣學作曲科班出身還很少,在那個時代更是唯一的。陳泗治是鋼琴家;呂泉生是學聲樂的。江文也本身是學聲樂的,他的作曲完全是靠自我學習。
    郭芝苑(以下簡稱郭):回臺灣之後才知道,有一個後輩也學作曲,只是後來沒看到他有任何活動。
    阮:那是李如樟先生,他似乎離開音樂界。
    郭:因為戰爭中,學校無法正常上課,都是在做工或是軍事訓練。只有每個星期一校長在禮堂演講而已。後來學校鼓勵學生當志願兵,我心想不回來不行,先辦理退學後,到神戶等船,卻已經沒有船隻了,因為美軍潛水艇已經把日本的海域全面封鎖,沒辦法,只好疏開到九州的熊本市。
    到九州後,盛傳美軍可能在九州登陸,朋友勸我到山形比較安全,他們說東京一些藝人會到那裡演出。剛去時問題重重:想租房子沒人願租;和朋友住,又被房東干涉,說你怎麼可以再找朋友來,你多一個人住,我就要多準備糧食。日本人實在很有責任感,朋友來,房東連吃的都要幫忙準備。怎麼辦?去軍事工廠應徵又不被採用,因為鄉下人不敢信任殖民地的人,若是在東京或是大阪等大都市就
    不會。還好天無絕人之路,我看到報紙上刊登山形藝人協會徵求藝人的消息,趕緊揹起一些衣褲家當,一肩一把
    小提琴,另一肩是30幾隻口琴,形同浪人,就這樣去藝人協會應徵。負責人問說你會什麼?我當場表演22支口琴同時演奏,他很驚訝說原來口琴也能這麼奏。他告訴我說日本最強的小提琴家就是他的弟弟,後來我曾跟隨他弟弟學琴。
    阮:那個藝人協會是官營?
    郭:官營,各地都有。日本政府規定演藝人員表演者都要有「技藝證」。我沒有。技藝證要申請。我老闆幫我申請,還沒下來日本就戰敗,沒有用了。流浪藝人的生活雖然不到一年,老闆夫婦都對我很好。老闆娘曾是日本很有名的東寶歌劇團的女主角。我們這團名叫「松竹」,也很有名。頭家約是60多歲的人,老闆娘才30多歲,育有一子。我平日就和他們住在一起,有演出時我就去表演。
    阮:芝苑先那時的口琴非常強,不是普通的強。
    郭:因為口琴是很大眾化的樂器,看到我那樣吹,大家覺得很稀罕。現在的口琴有一些改良,比較不適合獨奏,需要鋼琴伴奏。

    一次吹22支口琴的真功夫

    阮:他當時的口琴功力不是普通的,而是非常複雜,猶如在表演特技一般。等於他一個人就可以全場演奏好幾聲部的改編的大部頭西洋樂曲,演奏中一直轉調,有時彷彿成為小提琴聲。他連鼻孔也可以吹奏。
    郭:沒啦,鼻孔要怎麼吹?
    阮:反正一個人一次吹好幾十支,鼻子下也夾3支,看起來好像連鼻孔也可以吹奏。
    郭:臺灣的皇民化運動時,政府鼓勵臺灣人改姓名,日本內地沒有,多數在日本的臺灣人並沒有改。我是在唸書時為了參加口琴比賽,老師建議我改個日本名字比較不會受到差別待遇,影響到名次。因此,我就用了「芝園格」,芝苑是我的名字,格是英語的郭,唸起來就是「芝苑.郭」。
    我在山形縣時天皇廣播宣布投降。我們正在表演,一聽說天皇要廣播,大家趕緊去一家不認識的洋服店一起聆聽,聲音沙沙的很不清楚,但知道是戰輸投降,女人都哭了,有些男人不服輸,說日本男人還很多,他們要繼續去打仗。和我一起表演的大提琴師私底下小聲對我說,我們是平民,誰來管都一樣。所以說日本人也一樣,有強烈愛國心的;認為無所謂的也有。
    戰爭期間我常想,日本如果戰敗,臺灣回到中國更好。所以聽到日本戰敗時我很歡喜,倒是老闆說:「你先別高興太早,我們在戰爭中輸是輸美國,不是支那,美國和蘇聯未來還會再戰,國民黨政權是一個腐敗的政權,你們臺灣人被它統治不可能會幸福。」
    老闆還告訴我說:「你不如繼續住在日本,你的所學才能有所發揮。」
    那時對中國完全不了解,在九州等船回來時,好多臺灣人都很高興終於能回歸祖國,大家紛紛學唱國歌,學習三民主義。也聘請一個中國人來教我們ㄅㄆㄇ。
    戰爭中日本實施物資統制,戰後初期物資更缺,只是有錢的人依然可以在暗地裡買賣,日本話叫闇市(やみいち)。我們在等船回臺灣期間,就到九州鄉下買豬肉,再到東京、神戶、大阪等地去賣やみいち私貨。戰後因為中華民國成為戰勝國,我們變得權力很大,一些臺灣人後來還去交涉到一台貨車,整台卡車載滿豬肉去轉賣,更方便。那一陣子日本人要搭火車,必需從晚上排隊排到天亮才買得到票,我們一去就有。日本人好羨慕我們。因為臺灣人把整台火車包下來,所以不必排隊。
    我們回臺灣的船,是在九州的臺灣人特別成立一個會去爭取的。船一到基隆,喔啊,看到那些中國兵,穿著鋪棉裘,穿草鞋,有一些民眾好奇到港口觀望,中國兵仔就拿起皮帶摔打趕人,我看到時心想,夭壽喔,那些穿鋪棉裘的哪像兵?比較像苦力,旁邊同船回來的人說:「啊,不對了,不對了,我們回來真的不對了。」


    趕人像趕狗的中國兵

    日本警察很有威嚴,一聲令下,大家都很守規矩。中國兵趕人像在趕狗。那些中國兵不知道臺灣人已經相當守規矩,不必用中國那種方式趕人。所以對他們印象很壞,不只我如此,大家都說回來是錯誤的。
    陳婉真(以下簡稱陳):您覺得回來對嗎?
    郭:我如果繼續留在日本,當然對我在音樂方面的成就應該是比較好的。日本沒多久就復興起來,臺灣在接下來的20年可以說是文化的沙漠期。
    陳:據我所知,日本在戰爭中也禁止美國的音樂。
    郭:因為禁止英美的音樂,他們就大力獎勵本國的作品,獎勵日本人創作,增加日本作曲家演奏的機會,反而是很好的事情。
    陳:但日本很多都是學習英美。
    郭:大部分學習自德、法、義大利等先進國家。
    陳:美國有些如爵士樂等,好像在日本也很受歡迎?
    郭:那些也都禁止。後來連舞廳也禁。
    陳:您回來後對您來說,怎麼說⋯⋯。
    郭:對我來說天地整個反轉過來! 一切要從「壓壹仔」開始。
    阮:這是我們苑裡人做草蓆特別的形容詞。「壓壹仔」是藺草編織的第一道手續,也就是最基礎的意思......。
    郭:從頭開始啦。所以我一輩子沒去當老師,也沒當官,話語不通,都在家裡創作。話說回來,有這樣的創作環境也不錯,只是無法出頭天。
    阮:新竹那一段要說。
    郭:我回來大概5、6年後的事,那時新竹師範的校長,和李遠哲的爸爸,以及一位音樂老師,3個人來找我,請我去擔任他們學校的音樂老師,原本當老師我就不喜歡,加上言語不通,我說我不會講北京話,怎麼當老師?我也沒有當老師的經驗。李遠哲的爸爸說:「言語的問題比較快,我現在說北京話,外省人不知道我是本省人。」我說:「我沒辦法和你一樣。」


    埋沒鄉間50冬

    臺灣在日人時代已經很現代化,陳儀來後都是一些拉雜兵仔,臺灣人因此看輕他們,發現咱們比他們優秀,所以看不起外省人。這方面的笑話很多,例如看到自來水,以為到五金行搶個水龍頭來,插到牆壁上,水就會自然流出來。
    這種由文化水平低的,來管理我們文化水平高的現象,導致臺灣人覺得讀書沒路用,像他們這麼差勁的都可以當官,還是賺錢卡要緊。他們(指阮文池老師)那一代沒看過的不知道,以為外省人地位高,很高尚。我們不是,我們看過中國人落伍的實況,自有我們的看法。尤其日本時代很重視品格教育,國民政府到臺灣之後,沒有人格教育,只能培養一些有學歷的土人,甚或是有學歷沒品格的人。
    阮:我從小以為外省人很了不起,因為學校教我們,外省人都是所謂「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們臺灣人和他們沒得比。我從小是如此感覺。
    陳:我的上一代也看不起中國人。
    阮:我以前的確相信他們教的那一套,覺得他們很高尚,臺灣的藝人了不起就是像豬哥亮那種人而已。總之就是要讓你以為,他們連歌星都比我們臺灣人高尚。
    陳:這是他們營造出來的一種整體氛圍。像郭先生這種人才就只能被埋沒在這樣的鄉間。
    阮:對,郭先生既是戰爭的犧牲者,又被中國人統治而成為「失聲的一代」。其實,和他同時代的中國,找不出半個像郭先生這種人才咧。
    20世紀的音樂,簡單說就是那種「無調性音樂」,這麼前衛的東西中國沒有,所以江文也到中國,他們中國人非常歡迎,因為江文也讓中國音樂走向現代化。我後來才知道,當時中國的音樂界很落伍,不像芝苑先他們學的那麼進步,然而,我在大學時讀音樂史,介紹郭芝苑2分鐘就過去了,只說有這個人,會吹口琴,如此而已;反過來介紹黃自等人就一大篇。
    事實是,在那個時代,全中國及臺灣,正港音樂家只有江文也和芝苑先兩人。黃自只會寫歌,只有芝苑先會寫管弦樂、室內樂,歌舞劇等。要當個作曲家,就是管弦樂、室內樂都要會寫,才夠格。
    我在美國只知道要反對國民黨而已,那時只知道賴和、楊逵等文學家,我不知道咱有大牌的音樂家。我在1993年才碰到芝苑先,翻他的作品才知道原來他的地位是如此高。
    陳:所以芝苑先被國民黨耽誤50年。50年後阮老師才發現臺灣的人才在此。
    郭:因為我沒去學校教書。
    陳:但您的作品像「紅薔薇」、「楓橋夜泊」等,我們從小就會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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