幌馬車之歌

在充滿回憶的小山上，遙望他國的天空，
憶起在夢中消逝的一年，淚水忍不住流了下來。
馬車的聲音，令人懷念，
去年送走你的馬車，竟是永別。
──幌馬車之歌

十年修訂版本
新增近二百幅珍貴照片與手稿，包括鍾理和日記手稿、
鍾浩東最後的家書、鍾浩東等人叛亂罪重要文件
--訊問筆錄、會審筆錄、財產清單、死刑判決書等等。

小說家 陳映真
小說家 陳建功
電影導演 侯孝賢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趙剛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系主任 須文蔚
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董事長 詹宏志
前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會長 林書揚
──專文推薦

《幌馬車之歌》是描述台灣白色恐怖與政治迫害的報導文學經典之作，曾獲一九八八年洪醒夫小說獎、一九九一年《聯合文學》十大好書作家票選第一名。書中描述基隆中學前校長鍾浩東與妻子蔣碧玉相識相戀、患難與共、尋訪原鄉、加入抗戰等等，在一九五○年代的政治撲殺運動中，鍾浩東結束短暫而熾熱的生命。本書作者藍博洲集史料、記錄與文學於一體，將冰冷的歷史還原重現，讓我們能以全新的視野，貼近這些即將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反芻那段傷痛與遙遠的記憶。相關情節曾被侯孝賢導演放入電影《悲情城市》，並改編為電影《好男好女》。本次改版作者增加近二百幅珍貴照片與手稿，包括鍾理和日記手稿、
鍾浩東最後的家書、鍾浩東等人叛亂罪等歷史文件。

侯孝賢提到：「歷史就是要有像藍博洲這般一旦咬住就不鬆口的牛頭犬。在追蹤，在記錄，在釘孤隻。凡記下的就存在。 凡記下的，是活口，是證人，不要以為可以篡改或抹殺，這不就是歷史之眼嗎。我無法想像，沒有這雙眼睛的世界，會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 」

小說家陳映真指出：「在這『冷戰—內戰』雙重體制的衰亡歷史中，如果沒有台灣內部有意識地在歷史學、社會科學、文藝和文化上對荒廢、黑暗、充滿歪扭、暴力、謊言與恐怖的台灣戰後史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清算，則冷戰與內戰的幽靈、美國扈從主義和次法西斯蒂的亡靈，就不會自動消失。在這意義上，藍博洲這本《幌馬車之歌》的出版，便是激烈地刺向冷戰和內戰歷史的惡魂厲鬼的桃花木劍，值得喝彩。」

作者藍博洲表示：「我的「尋找鍾浩東」之旅並沒有因為〈幌馬車之歌〉的發表而停止。相反地，隨著兩岸關係的相對緩和，我的尋訪足跡得以跨越海峽，深入廣東惠陽、梅縣、蕉嶺、韶關、南雄、始興、羅浮山區，以及桂林、北京等地，進行歷史現場核實與進一步採集史料的工作。隨著島內政治禁忌的相對寬鬆，一些受訪者也才有空間就原本有所保留的內容作出更全面的證言；而一些原本尋訪不到或不便露面的歷史見證人及加害者也通過不同的方式，就他們親歷或所知的歷史作了直得重視的補充。」

藍博洲

一九六○年生於台灣苗栗。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曾任職《人間》雜誌，時報出版公司特約主編，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TVBS《台灣思想起》製作人，東華大學駐校作家，現專事寫作。一九八三年開始寫小說。一九八五年以短篇小說〈喪逝〉獲時報文學獎。一九九八年以〈幌馬車之歌〉獲洪醒夫小說獎。一九八九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旅行者》。二○○二年出版長篇小說《藤纏樹》，獲當年《中國時報》年度十大好書獎、《聯合報》年度最佳書獎。

出版作品：長篇小說《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藤纏樹》，報導文學《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幌馬車之歌》等，歷史報導《紅色客家人》、《台灣好女人》、《麥浪歌詠隊》、《共產青年李登輝》、《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一九一三─一九四五年》、《白色恐怖》、《沉屍、流亡、二二八》、《紅色客家庄》、《消逝在二二八迷霧中的王添灯》、《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尋找祖國三千里》、《老紅帽》、《台共黨人的悲歌》，散文《戰風車──一個作家的選戰記事》、《你是什麼派》 等。

推薦語
「他們的名字長年來沉埋在歷史的黑暗底層，是深沉的政治企圖所致。說來也是中外階級鬥爭的無情的常態。統治者都知道，貫串一世代的濃重的恐懼會把真實虛無化，把價值無聊化。恐怖政策之恐怖所在，也許就在這裡。 這些人不是一般公式中的英雄聖賢。而是尋常有骨有肉、有血有淚的人。只不過熱愛鄉土和祖國，固執於造福全人類的真理，相信未來，更相信為了未來必須有人承擔現在的代價，而自願以生命來承擔這份代價的人。 」（林書揚/節選自本書推薦序：〈隱沒在戰雲中的星團〉）

「在這『冷戰—內戰』雙重體制的衰亡歷史中，如果沒有台灣內部有意識地在歷史學、社會科學、文藝和文化上對荒廢、黑暗、充滿歪扭、暴力、謊言與恐怖的台灣戰後史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清算，則冷戰與內戰的幽靈、美國扈從主義和次法西斯蒂的亡靈，就不會自動消失。在這意義上，藍博洲這本《幌馬車之歌》的出版，便是激烈地刺向冷戰和內戰歷史的惡魂厲鬼的桃花木劍，值得喝彩。」（陳映真/節選自本書推薦序：〈美國帝國主義和台灣反共撲殺運動〉）

「……歷史就是要有像藍博洲這般一旦咬住就不鬆口的牛頭犬。在追蹤，在記錄，在釘孤隻。凡記下的就存在。 凡記下的，是活口，是證人，不要以為可以篡改或抹殺，這不就是歷史之眼嗎。我無法想像，沒有這雙眼睛的世界，會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 （侯孝賢/節選自本書推薦序：〈凡記下的就存在〉）

「做為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作者在史料的、時代背景的、人的社會關係的……精確耙梳與考證下，屢屢綻放出那專屬於文學的人道光輝。他書寫了鍾浩東和鍾理和的兄弟之愛、蔣碧玉與她三個兒子之間的令人心疼心酸的母子之愛、鍾浩東母親至死不知其子已亡的痴痴母愛，鍾浩東與蔣碧玉之間的沒有機會卿我的夫妻之愛──但那又是什麼愛呢？也許只能說那個夫妻之愛或男女之愛已是包覆在更大的同志之愛，以及更廣闊的同胞、國族與人類之愛當中了吧！也許一個時代真的已經離我們而去了，在那個時代裡，有很多人知道愛是什麼知道生活是什麼知道他人是什麼，從而知道自己是什麼。然而，《幌馬車之歌》能夠出第三版，或許可以是希望不死的某種希望吧！」（趙剛/節選自本書推薦序：〈救贖的歷史，歷史的救贖〉）

推薦序
救贖的歷史，歷史的救贖：代序《幌馬車之歌》

藍博洲告訴我，他的《幌馬車之歌》要出第三版了，他說新版內容增加了不少這些年來他就這一主題繼續追蹤的一些重要口述證言與檔案資料。他說他想邀我寫序。我告訴他，這本書的第一版我在20多年前就讀過了，但我沒告訴他的是，內容是什麼我早已忘卻了；還記得讀過，或許只是因為這個美麗的書名還在那兒兀自地璫璫作響吧！然而，我還是勉強地答應了。「勉強」，是因為我的確對藍博洲竭半生之力所探索的這段歷史感到陌生，自覺是沒有資格寫序的。那麼為何還是答應呢？恰恰只為「勉強」故！──我得勉力克服這個奇怪的、不合理的「勉強」。於是，我就把「序」的差事，當作藍博洲期待於我的一段學習之旅。下面的文字，因此不過是我閱讀這本書的一些學習、反思，以及感觸。

《幌馬車之歌》是一本以報告劇為形式的報導文學作品，記錄了客家籍青年鍾浩東（1915-1950）及其夫人蔣碧玉（1921-1995），以及那個時代無數類似青年的革命事業。青年鍾浩東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九死一生潛回祖國大陸投身抗日，抗戰勝利後又迅即回到台灣，為了改革社會的理想，投身教育事業，赴基隆中學任校長。在這期間，他目睹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與反動，與內戰中的另一方──中共相比，明暗立判，於是像很多當時的知識青年一樣，思想迅速左傾，而鍾浩東更是加入了地下黨，在1949年被捕之前，為他所熱烈盼望且相信即將到來的「解放」，和國民黨政權進行殊死鬥爭。他最終，求仁得仁，為理想犧牲，成為了1950年白色恐怖的著名犧牲者之一……。

在我重新閱讀這本書稿之前，我必須誠實說，對於鍾浩東、蔣碧玉，以及那個「基隆中學案」，我是幾乎完全遺忘了。為什麼我與這段情志高蹈血跡斑斑的當代史之間，是如此陌生離異呢？為什麼替這樣一本書寫序我會感覺「勉強」呢？我想，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問題而已，應該也是當代台灣知識圈的一種普遍現象吧。我們的知識結構、我們的歷史意識一定是出了某種共同的問題。因此，不妨把我的「勉強」也當作一樁（包括著我的）當代「知識事件」來解讀。

我的「勉強」是大小兩層「怪圈」之下的產物。外層大怪圈是台灣社會在歷史意識上的全面單薄枯槁。我在大學教書，學生對「歷史」的感覺就是和自身無關的那些為考試而背誦的事件與年代，對於當代也知之甚少，而且幾近無感，這或許弔詭地說明了他們何以近兩年來會對一些政治象徵作超乎尋常的情感反映，但這是另一個話題了。歷史意識的單薄枯槁至少有兩個重要原因，其一是大眾消費社會所產生的一種「天然的」「歷史終結」感，其二則是歷史意識被狹隘政治化。第一個原因我們在這裡就不說了，關於第二個原因倒是可以稍微談談。一向以來，國民黨政權但為遮其自身之羞的緣故，把台灣歷史與中國近現當代史不是肆意切斷就是以它的不通童騃講述，別的不說，它就無法說明它何以倉皇辭廟敗退來台；不通的故事必然使人對歷史教育望之卻步。又，一向以來，國民黨因為半遮面地把自己置放於一個親美友日反共的格局之中，以致它無法真正面對日本殖民歷程，從而更談不上任何的「去殖民」。而另一方面國民黨的挑戰者民進黨，不管它對國民黨如何齜牙咧嘴，它始終忠實不二地繼承國民黨看待歷史的大架構，在反共、親美、友日的神聖三位一體下，頂多添加上一些反國民黨的、台獨的、反中的因素。當然這些因素，也是經由政治需求重新界定，例如對228的敘事凸顯放大其「分離主義」、對1945-49數年間「統一」狀態下兩岸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思想與實踐的交流合作的不聞不問、相對於228的高分貝的對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奇怪沉默，以及特別是近幾年來對日本殖民的塗粉抹脂……。

我當然和絕大多數台灣人一樣，多多少少是在這個長期怪圈之下形成了我的歷史意識，或至少，我的歷史意識一定得受到這個怪圈所影響制約。對於它的支配，不可低估，因為它並不是以一種易被感知、易被察覺的方式硬梆梆地杵在那兒，而幾乎是以一種不被人們意識得到的方式存在的──而這正是霸權之所以是霸權的所在。經過國民黨與民進黨兄弟接力的歷史編纂工程下，人們或許在這個或那個的用詞上有「藍綠」齟齬，例如表現在教科書爭議上，但對於一種更根本的、超越語言的、簡單化的、圖像化的，從而是更有支配力的歷史感覺，則是不曾有過任何撼動之效的；這些感覺包括：共產革命是暴力的、西方（美國）是自由民主的、文革是全民發瘋、日本殖民是現代的/合理性的、國民黨是一個專制落後無能的政黨、二二八是外來政權對台灣人的壓迫，以及所有殖民時期與戰後反國民黨的仁人志士都是「勇敢的台灣人」……。當歷史意識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卡通化的黑白善惡美醜皆分明的基礎上時，持這樣歷史觀的人們也同時被去政治化，而成為了權力的對象。

這個屬於廣義歷史編纂所造成的「無意識」是有巨大宰制力量的，甚至宰制了自以為是的反對者、異議者、批判者，乃至逃逸者。要說明這個怪現象並不難，可以透過我所謂的第二層的、也就是內層的「小怪圈」來進行；而以我自己的例子來說明也許還更有說服力。是這樣，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在1980年代到美國唸書，習得了那時歐美學術圈的比較批判性的「新左派」理論與政治話語，並在1980年代下半陸續回台，之後，基本上憑藉著這套話語進行所謂的「介入」。我們標榜不統不獨、關切市民社會的民主生機、反抗國家暴力與宰制、反對族群民族主義的偏狹，並支持草根的、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在操作這套話語的同時，我們的自我認同是「左派」，是根植於台灣這個特定空間與發展階段的左派。但如今反省起來，這樣的「左派」在某種自我標榜的道德正義感與知識優越感的後頭，是有某些不自明的從而是意識型態的前提的。我們的知識或社運的干預的前提是：一、西方知識圈所界定的平等、正義、公共、多元等……是「普世價值」；二、必需是在一個資本主義與民主憲政的現代社會中。於是，儘管我們不喜歡「歷史終結」這個講法，並常作態調侃它，但實際上我們已接受了這個講法，並以它作為前提──我們是在一個後革命年代中，以社運為方式，對這個社會作「改良」。而當「戰鬥」、「反抗」或「異議」的我們，在如此想像歷史時，我們其實已經是默認了第一層大怪圈，或至少是不（或無法）挑戰它的。因此，我們就有了一種對待歷史的實際方式，而這和我們所批評的當代年輕人的去歷史化並無重大不同，也就是我們的歷史敘事經常是從「1987年解嚴」開始，或「1950年代的進口替代」開始，或最多是從「戰後國民黨撤退來台」開始。於是，這樣的「左派」不只是無視於整個近現當代中國的乃至區域的歷史──於是，台灣的歷史，更是無視於左翼自身的歷史；它把日據時期台灣左翼抗日志士的反抗在歷史敘事中勾消了，把1945-1949年之間大陸與台灣的左翼的或進步知識分子的連結合作給取消了，把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給淡化模糊化了，把1970-1的保釣運動給邊緣化了，也大致把1977-8的鄉土文學運動給遺忘了。是建立在這些勾消或遺忘上，1980年代末出現於台灣的「新左」定義他們自身的「左」。但如今看來，這個「左」其實甚至並非「新左」，因為他們並不曾相對於「老左」定義他們的「新」，這個「新」是一個無「老」無「舊」作為指涉對象的一種無意義修辭，所謂新以為新──於此，甚至並不同於西方的新左。因此，這個左翼事實上僅能是「洋左」。而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又殘酷地展現了它已經成功地收編了這個「洋左」的所有論述能量，從公共化、後殖民到反全球化這些概念或理論，到歷史終結的歷史觀與世界觀，到那在知識方法上劃台灣為牢的「方法論台獨」。

透過指認出這個雙層怪圈，我得以解解釋我的知識構成圖譜，以及，更具體地，我何以對「鍾浩東們」是如此的隔膜、疏離、無情，以及我何以對日據以來的台灣左翼運動史是如此的無知，雖然相對而言，也許我還蠻熟悉1960年代的美國，我是老早就知道湯姆海頓、勞夫耐德、馬丁路德金恩、艾倫金斯堡，以及麥爾侃X的。這樣偏枯的、深具殖民風的知識風貌，難道還不曾自我指認出問題之所在嗎？

在黯沉的歷史舞台上，藍博洲以報告劇的形式，打著一道獨白的束光，所演出的這本《幌馬車之歌》，在一個最根本的意義上，就是在進行這樣一種歷史意識與知識政治的艱困挑戰。考察作者的撰述歷程，從《人間》時期開始，藍博洲就孤獨地、不懈怠地在這條路上顛躓前行，以他的方式書寫台灣史，一段被遺忘、扭曲、封閉，或被人作賤收編的台灣史。在藍博洲的著作裡，我們看到台灣的歷史與中國大陸的歷史的緊密關連，「打斷了骨頭連著筋」──於是他挑戰了「方法論台獨」。我們也看到他把我們對今日的理解上連1950年、戰後統一四年，以及戰前的日本殖民時期──於是他挑戰了我們的去歷史的狹小當下視界。讀這本書，我經常不勝欷噓的是：「鍾浩東們」亡於1950年代，他們是無法繼續生猛地活著、思考著、行動著了，但如果後來的人能在心中記著他們的形象與心地，以他們為一種參照，那麼台灣之後的歷史將會走出一條什麼樣的路徑？這個問題當然無法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必定和今日不同，而這也就是說，我們之所以為今日的我們，並不是歷史的必然，而部分是由於我們對歷史的忘卻，我們遺忘了無數個與我們有關的事件與人們（僅僅因為他們「失敗了」！）。藍博洲的寫作就是把這些被遺忘在歷史角落與灰燼裡的前行者給救贖出來，於是我們重又看到他們，以及看到他們身後的的無窮前行者身影，於是這將鼓舞我們意識到今天的我們也並非全然孤獨無助的，也必當是歷史長河中綿延不斷影響著未來之世的一個小小因子──於是，藍博洲也挑戰了歷史終結論。

是在這個歷史、知識與倫理的大架構下，我企圖理解藍博洲書寫的客觀意義。當然，這樣說絕對不足以窮盡這本文學創作的其他意義。做為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作者在史料的、時代背景的、人的社會關係的……精確耙梳與考證下，屢屢綻放出那專屬於文學的人道光輝。他書寫了鍾浩東和鍾理和的兄弟之愛、蔣碧玉與她三個兒子之間的令人心疼心酸的母子之愛、鍾浩東母親至死不知其子已亡的痴痴母愛，鍾浩東與蔣碧玉之間的沒有機會卿我的夫妻之愛──但那又是什麼愛呢？也許只能說那個夫妻之愛或男女之愛已是包覆在更大的同志之愛，以及更廣闊的同胞、國族與人類之愛當中了吧！也許一個時代真的已經離我們而去了，在那個時代裡，有很多人知道愛是什麼知道生活是什麼知道他人是什麼，從而知道自己是什麼。然而，《幌馬車之歌》能夠出第三版，或許可以是希望不死的某種希望吧！

這本書的書寫在每一章的起始總是安排一段鍾理和（前輩著名作家，鍾浩東同父異母的弟弟）的文字做為全章的引言，或摘自他的小說創作，或摘自他的日記雜文，而經常，如非總是，能和正文產生一些有趣的互文效果。但讓我感受最強的倒不是這些引言，而是在書的「尾聲」那兒的鍾理和的話。在那兒，我們讀到鍾理和在他1958年2月23日的日記裡如是說：

那麼，文生[註：文生‧梵谷]還有什麼可說呢，他是這樣幸福的！
畢竟他還有一個徹底瞭解、同情、和愛他的好兄弟呢！
而我？

啊啊！和鳴，你在那裡呀？

鍾理和誠然失去了一個理解他的兄弟，這或是可悲嘆的吧！但話又說回來，寫過《夾竹桃》等作品的鍾理和，又果真理解過鍾浩東嗎？但我們似乎不必因此為鍾浩東悲嘆，甚至我們要為他高興，因為多年後，他得到了一個真正理解他的異姓兄弟，也就是本書作者藍博洲，雖然這個說法若要較真起來可能不甚恰當，因為論輩份，鍾浩東是同為客家人的藍博洲的祖父輩。但我還是堅持藍博洲是鍾浩東某種理解意義下的「兄弟」──雖然異代跨時。正是：相識何必曾相逢，蕭條異代不同時。是以代序。

趙剛
2015/11/7於台中大度山

【序】
隱沒在戰雲中的星團／林書揚
美國帝國主義台灣反共撲殺運動／陳映真
凡記下的就存在／侯孝賢
救贖的歷史，歷史的救贖／趙剛
【幌馬車之歌】
序 曲：伴著腳鍊聲的大合唱
第一樂章：故鄉
第二樂章：戰雲下的戀歌
第三樂章：原鄉人的血
第四樂章：戰歌
第五樂章：歸鄉
第六樂章：二二八前後
第七樂章：白與紅
第八樂章：風暴
第九樂章：槍決前後
尾聲：和鳴！你在那裏？
【大事年表】
【誰的幌馬車之歌】
誰的〈幌馬車之歌〉
一條前行的路
讓歷史不再有禁忌，讓人民不再有悲情
【附錄】
未完的悲哀／詹宏志
重找一個閱讀《幌馬車之歌》的角度／須文蔚
《幌馬車之歌》對大陸文學的啟示／陳建功
後記（二○○四年增修版）
後記（二○一五年增修版）

籌組抗戰醫療服務團
楊基銓：鍾（和鳴）君有濃厚的民族意識，為人熱情，意識形態略偏左傾，他對於前一輩的人士所做的民族社會運動，相當有認識。有一次，他問起我當時擔任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之負責人，而向日本政府爭取地方自治的堂叔楊肇嘉的思想。鍾君關心臺灣關懷社會實在難能可貴。
蕭道應：一九三○年八月，台灣民眾黨內林獻堂、楊肇嘉等一部份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因為不同意蔣渭水一派重視勞工運動的傾向，於台中市醉月樓正式成立以「確立臺灣地方自治」為目的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並選出顧問林獻堂、常務理事楊肇嘉等主要幹部。楊肇嘉出身清水（舊稱牛罵頭）首屈一指的大地主家庭，前後主持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六年，曾經兩次攜帶改革台灣地方制度建議書，上東京請願。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殖民地台灣舉行改正地方自治制度第一次選舉，楊肇嘉領導聯盟在各地積極參選；選後並於台中市樂舞臺召開選舉報告演講會，頗呈盛況。但自此以後，自治聯盟的存在就似有似無，竟不聞有任何活動消息了。
楊基銓：鍾和鳴於二年級暑假後就突然失蹤，不再來校，我雖感意外，但由他個性來看，我想必有其原因。
黃素貞：我是汐止人。四五歲時，隨養父遷居福州。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當局強制台灣人撤出福州。我們一家五口只好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搭船返台。當時，學北京話竟然成為台北的風尚。我於是通過一位朋友介紹，成為幾個台北高等學校和帝國大學醫學部學生的北京話老師。這些學生包括在日本留學回來渡暑假的鍾和鳴，以及鍾九河、蕭道應等客家人；另外，還有不是客家人的許強。他們的民族意識強烈，熱愛祖國。
蕭道應：許強是台南佳里人，先後畢業於台南二中、台北高等學校，然後與我同時進入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台灣光復後，擔任台大醫學院副教授兼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一九五○年五月被捕，十一月廿八日槍決。
蔣蘊瑜：七七事變後，通過在白線寮認識的許強的分析，我知道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真相。有一次，我們一起參加不得不參加的慶祝「勝利」的提燈遊行，當隊伍走到西門町圓環時，他指著噴水池中四個噴水的水牛銅像對我說：「你看，我們台灣人民就像那四隻水牛。」我不解地問怎麼說呢？他就說，我們辛勤勞動的收穫，就像水一樣，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榨剝削下，統統都吐出來了。當隊伍經過總督府時，他又故意讓燈燒掉，以示抗議。我也跟著這樣做。
黃素貞：我除了教他們北京話之外，也教他們唱《總理紀念歌》，以及抗戰歌曲，例如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這是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歌，描寫九一八事變後大批革命青年流亡到上海和全國各地，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因為大家年紀差不多，下了課，大家就會討論思想問題，以及中日戰爭的最新局勢。
蕭道應：那時候，我們在認識事物的觀念上都認為：觀察世上的一切事物與現象要採取「運動」的觀點——因為今日之我並非明日之我，今日之友並非明日之友；世界上沒有一概不動、一成不變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有發生、發展和滅亡的歷史，都要經歷一個運動過程。運動是物質的存在形式和根本屬性，靜止則是物質運動的特殊形態。世界上沒有絕對靜止的東西，任何事物都在變。「變」是絕對的、永恆的、無條件的，而「靜止」則是相對的、暫時的、有條件的。
我們日常所討論的主要思想問題包括：如何通過互相排除「排外的動物本能」，而摒棄閩客之間狹窄的族群意識。
在迷信、命運、家庭和宗教的問題上，「反迷信」和「反宗教」都只是形式，本質是要反對封建意識。
在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課題上，我們一致反對一切以「改良主義」手段或「爭取台灣人權利」為名的合法鬥爭。
在民族的身分認同上，我們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是華僑，不是日本人。在台灣的日本人都認為台灣是他們的，所以自稱「內地人」，台灣人則是「本島人」。對此，我們最消極的態度就是稱他們為「日本人」，絕不稱呼「內地人」。當我們跟他們對話，不得不提到「日本人」時，都改用「你們」來稱呼；提到「台灣人」時，就用「我們」來稱呼。這些雖然只是生活上無關緊要的小節，可我們卻很認真地對待。整個問題的重點是，不要忘了「我們是中國人」」的事實。
這樣的思想認識，自然就規定了我們以後必走的反帝、反封建的正確道路。
黃素貞：他們認為，這次的中日戰爭實質就是關係著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戰，我們與其在台灣這樣活下去，不如回大陸參加抗戰。這也是他們學北京話的目的。後來，大家決議：既然大部分人是學醫的，那麼，就乾脆組個醫療服務團。
鍾理和：父親在大陸的生意失敗後，轉而至屏東經商；二哥也遠赴日本留學去了。第二年，七七事變發生，日本舉國騷亂；未幾，我被編入防衛團……
戰事愈演愈烈，防衛團的活動範圍愈來愈廣；送出征軍人、提燈遊行、防空演習、交通管制。四個月間，北平、天津、太原，相繼淪陷，屏東的日本人歡喜若狂，夜間燈火滿街飛，歡呼之聲通宵不歇。
就在這時候，二哥自日本匆匆回來了。看上去，他昂奮而緊張，眼睛充血，好像不曾好好睡覺。他因何返台，父親不解，他也沒有說明。他每日東奔西走，異常忙碌，幾置寢食於不顧。有一次，他領我到鄉下一家人家，有十幾個年輕人聚在一間屋子裏，好像預先有過約定。屋裏有一張大床鋪，大家隨便坐著；除開表兄（邱連球）一個，全與我面生。
他們用流利的日語彼此辯論著，他們時常提起文化協會、六十三條、中國、民族、殖民地等名詞。這些名詞一直是我不感興趣的，因而，這時聽起來半懂不懂。兩小時後討論會毫無所獲而散。二哥似乎很失望。
蕭道應：所謂六十三條，應該是指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台灣之後，於一八九六年三月卅一日對殖民地台灣施行的特別法令；也就是以法律第六十三號委任立法權於台灣總督之手的所謂「六三法」。法律第六十三號第一條規定：「台灣總督於其管轄區域內，得發佈與法律同等效力之命令」；第三條規定：「台灣總督於臨時緊急必要之時……得即時發布第一條之命令」。這就是說，台灣總督在台灣所發的緊急命令，與日本天皇公佈的緊急勅令，有同等效力。
鍾理和：同日晚上，二哥邀父親在我隔壁父親臥室中談話。起初兩人的談話聽起來似乎還和諧融洽，但是越談兩人的聲音越高，後來終於變成爭論。我聽得見二哥激昂而熱情的話聲。然後爭執戛然而止。二哥出來時怏怏不樂；兩隻眼睛仿佛兩把烈火。是夜，我睡了一覺醒來，還看見二哥一個人伏在桌上寫東西。
數日後，二哥便回日本去了。臨行，父親諄諄叮囑：你讀書人只管讀書，不要管國家大事。父親的口氣帶有愧歉和安慰的成份。但二哥情思悄然，對父親的話，充耳不聞。
李南鋒：我是鍾浩東的表弟，她母親是我的大姑媽。一九一九年，我出生於高雄州屏東郡高樹庄大路關。我爸是個漢文老師。公學校畢業後，我就進入村裡的私塾，跟隨我爸和另外請的老師讀四書、五經之類的漢文。在私塾學習漢文的這兩年，我的反日民族意識和熱愛祖國的情懷也被啟發而覺醒了。我和浩東是一起長大的玩伴。他的民族意識比我還強，讀台北高校時，經常跟日本學生打架。後來，他去日本留學，只要放假回來，我們都會聚在一起，東南西北地聊。
鍾理和：二哥再度自日本回來時，人已平靜、安詳，不再像前一次的激動了。這時國民政府已遷至重慶，時局漸成膠著狀態。二哥說日本人已在作久遠的打算；中國也似決意抗戰到底，戰事將拖延下去。他已決定要去大陸。很奇怪的，父親也不再固執己見了，但也不表高興。
李南鋒：那時候，浩東考慮到，日本帝國主義正瘋狂地侵略中國，在台灣已經很難從事反日運動了。所以他有意招募醫療團，到中國內地，為抗戰服務。後來，這個計畫因為參加的醫學生太少，無法成行。他就找我、就讀帝大醫學部的蕭道應、黃素貞和蔣碧玉，另外組團，到大陸參加抗戰。
我是不打算結婚的！
鍾理和：我和表兄（邱連球）送二哥到高雄；他已和北部的伙伴約好在台北碰頭。一路上都有新兵的送行行列。新兵肩繫紅巾，頻頻向人們點首微笑。送行的人一齊拉長了脖子在唱陸軍進行曲：

 替天討役不義，我三軍忠勇無比……

二哥深深地埋身車座裡，表情嚴肅，緘默不語。我平日欽仰二哥，此時更意識到他的軒昂超越。我告訴他我也要去大陸。二哥微露笑意，靜靜低低地說：好，好，我歡迎你來。
鍾潤生：我因為跟鍾蕃薯合股做生意的關係，跟和鳴幾個兄弟也算熟。就我所知，鍾里虎開布店所賺的錢都被他小姨控制，不容易拿。所以，和鳴去大陸的錢都找我幫他打理。
「潤生哥，」臨行前，和鳴來向我辭行。「我什麼東西都弄好了。我要走了……可是我有一件事不知怎麼辦？」
「我幫得上忙嗎？」我直接問他。
「我不孝。」和鳴自責說。「我不放心母親。如果她已過世，也就算了。可是她還在。我放心不下……」
「你放心走吧！」我立刻向他保證。「我會給你看著的。」
後來，和鳴的母親果然思子成疾，經常失神地在路上走，見了熟人，就問人家知道和鳴去哪裡嗎？我於是專程去找她談話。我一邊安慰她，說和鳴不會有事，很快就會回來看她；同時一邊勸解她，多去老潭頭（屏東長治鄉潭頭村）大女兒家，或是大路關娘家，走走。她就說她曉得聽了。
蔣蘊瑜：寒假期間，浩東回台省親。我跟他談到有關盧溝橋事變的真相等種種事情。浩東聽了驚訝地問說：「誰告訴你這些事的？」我回答說是許強。浩東於是感慨地說：「他為什麼現在就讓你知道這些事呢？我還希望能讓你多快樂一兩年呢？」這時候，浩東才向我透露他準備的計畫：暫停學業，積極招募同志，一起奔赴祖國大陸，投入抗日戰爭。
知道了浩東的計畫後，我立即對他這項兼具嚴肅的民族主義與浪漫的革命情懷的行動，感到莫名的嚮往。有一天，他終於也來招募我了。
「你和棠華怎麼樣了？」他先是裝作無心地問說。
「什麼怎麼樣？」我回他說：「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我是不打算結婚的。」他突兀地說。
「笑話！」聽他這樣說，我忍不住不高興地回他說：「我又沒有說要嫁你。也不是因為這樣，我才拒絕他們的。」
浩東沒說什麼，只是靜靜地看著我，然後嚴肅地對我說：
「跟我一起到大陸奮鬥吧！」
當下，我竟毫不考慮就答應他了。然後就回家向生父戴旺枝稟報。
「你知道人家要走的是什麼路嗎？」父親先是以一種過來人的語氣問我，然後才又說：「一個女孩子，沒有訂婚，沒有做餅，怎可就跟著他過大陸？」
我於是把這個意見告知浩東。
「要做餅就做嘛！」浩東笑了笑說。「看要做多少？拿錢去做就是了。」
原本為了革命志業而抱獨身主義的浩東，為了我，竟在傳統的壓力下，放棄原則，同我們家下聘。
我還記得，餅做好時，浩東特地委請他的表兄弟邱連球及弟弟理和，代表鍾家，親自送到我的生身父母面前。這樣，我們就算是訂了婚。
當天，戴家父母還特地辦了兩桌酒席，宴請親朋。一方面算是喜酒，一方面則算是給我們餞行。
（摘自《幌馬車之歌 第二樂章：戰雲下的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