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坎南憲政經濟學思想研究（簡體書）

本書對布坎南憲政經濟學的梳理是按照該理論的發展過程來安排的。
首先，在布坎南的工作的第一階段，通過對阿羅不可能定理的批判，產生了憲政經濟學的萌芽。阿羅不可能定理的提出，不僅意味著福利經濟學的危機，也使得理解民主的正統方式面臨著困境。布坎南指出，阿羅不可能定理所秉持的“社會理性”概念和有機體哲學是荒謬的，定理的產生源于對民主本質的錯誤理解。阿羅對布坎南的批判做出了回應，認為投票悖論並不會因為引入補償原則就迎刃而解。在一定程度上，布坎南和阿羅的分歧源於各自關注點的差異：布坎南關心民主活動中個人偏好的演化，阿羅關心的是在給定偏好下，個人偏好經過民主程序會表達為何種加總結果。由於傳統和現實的差異，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是行不通的，照抄西方的民主理論是一種智力上的懶惰，這是布坎南的理論對做出中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最重要的啟示。
其次，在布坎南的工作的第二階段，他形成了“契約—憲政”的研究框架。“無知之幕”是現代契約論的代表性設置，其作用在於遮蔽理性選擇時的私人利益資訊。作為一個羅爾斯主義者，一方面，布坎南借用了羅爾斯的“無知之幕”模型，在討論契約正義理論與現實的憲法規則的再談判的關係時，布坎南把其限制在了程式正義的層面，並且考慮了非利益的憲法倫理問題。由於堅守程式正義的觀點，公平與效率這兩大轉型期最重要的價值目標在布坎南的理論體系中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協調；另一方面，布坎南在某些領域又不同于羅爾斯的範式。在收入分配問題上，布坎南與羅爾斯的分歧集中於“差別原則”。布坎南認為，差別原則存在兩個方面的弱點，一是其在哲學上代表了一種統合性的價值觀，二是其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因此，收入分配改革的可能方式不是調整事後分配，而是要改善事前的稟賦和能力的分佈。布坎南的契約主義正義理論可以為中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的關鍵啟示是：我們應該尊重市場競爭的結果，在不損害效率的情況下實現機會均等。
羅爾斯、哈薩尼和布坎南代表了無知之幕後的理性選擇理論的不同派別。從約束條件看，羅爾斯、哈薩尼和布坎南所設計的無知之幕呈現由厚到薄的漸次變化；從三者構建的代表性主體的特徵看，選擇者具有准同質性的特徵。於是符合邏輯地，選擇的結果必然存在差異，而這種差異只能源於無知之幕設計上的不同。羅爾斯、哈薩尼和布坎南的共同的研究綱領屬於正義研究中的“契約”傳統，與之相對的則是“比較”傳統，當面對阿瑪蒂亞·森所引發的對於契約傳統的新的挑戰時，布坎南的理論具有更好的強健性。同時，相較于羅爾斯、哈薩尼和現實聚焦比較的傳統，布坎南的立憲理論的局限性更少，提供了一個理解公平與效率衝突的新的視角。
再次，還是在布坎南的工作的第二階段，他從契約論的視角批判了哈耶克的演化論思路。哈耶克與布坎南均為名副其實的制度主義者，他們都認為制度是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問題。然而，哈耶克與布坎南的制度范式分別代表了制度主義的兩張不同面孔。哈耶克對於制度規則的理解採用的是一種自發演化的視角，而布坎南則稱自己的工作為“建構性的制度主義”。分歧源於方法論，布坎南的模型在本質上是以個人理性為基礎的，而哈耶克的整個體系則以人的必然無知為核心概念。實際上，兩種制度範式在分歧之外更有互補性，布坎南的憲政改革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以作為文化演化的結果的哈耶克式制度為前提條件，這意味著應該在尊重傳統習俗的限度內進行制度創新。兩種制度範式的互補性對當代中國的制度變遷有著重要的啟示。
最後，布坎南的工作的第三階段，在198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布坎南的憲法理論發生了明顯的奧地利學派化改變。他淡化了“維克塞爾模式”的內容，擴展了“哈耶克領域”的因素。布坎南將知識理論引入到自身的研究綱領之中，試圖與原有的契約論方法形成互補。契約理論與知識理論的結合產生出了一個混合的憲政經濟學研究綱領。由於布坎南堅持使用理性方法來解決立憲時的知識問題，新的研究綱領存在內在的緊張。實質上，內在的緊張源於在規則問題上兩種進路——“休謨—哈耶克”式的不可知論與“康得—羅爾斯”式的理性主義——之間的衝突。康得傳統所代表的進路強調以理性來設計規則，而休謨傳統所代表的進路則主張規則的自發演化。哈耶克和布坎南的工作都是綜合性的，相對而言，哈耶克更偏向休謨，而布坎南則更接近康得。無論是布坎南還是哈耶克，都意識到了憲法建設具有文化依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