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人文‧2015年卷

主編/樂鋼
男，1993年獲得俄勒岡大學博士學位，現為北卡大學教堂山分校亞洲學系教授，曾任該系系主任。
著有The Mouth That Begs: Hunger, Canni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Eating in Modern China, in the series of Post-Contemporary Intervensions（1999年，杜克大學出版社）。

主編/Robin Visser 魏若冰
女，文學博士，現為北卡大學教堂山分校亞洲學系主任、該系與比較文學系合聘教授。
著有Cities Surround the Countryside: Urban Aesthetic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2010年，杜克大學出版社）。

執行主編/韓晗
男，文學博士，現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卡大學教堂山分校亞洲學系訪問研究員。
著有《新文學檔案：1978-2008》（2011年，電子工業出版社）等著述。

卷首語

《東亞人文‧2015年卷》如約出刊，首先應該感謝各位作者的無私支持以及敝刊學術委員會的鼎力協助，敝刊編輯委員會謹表最誠摯的感謝。
人文研究本身就是一個艱深的課題，需要一代甚至幾代知識份子笳吹弦頌的努力才可以完成。在這一卷的作者中，既有年過古稀的前輩學者，也有年方弱冠的青年學人。一代代學人對學問執著而又熱烈的追求，是人文研究始終擁有頑強生命力的根基。
在這一期裡，現代文學、文獻學、宗教與科學史合奏而鳴，展現出異彩紛呈的東亞人文景觀。這些文章看似都屬於獨立的學科，但共同展示了東亞人文學研究的不同方面，打破學科之間的壁壘，促使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這也是我們辦刊的目的所在。
我們真切地希望，每一期刊物，都不只是對於學術問題的解答，而是蘊含著帶有人文情懷的哲思。在數百篇自然來稿中，我們編輯委員們遴選出了這十餘篇文章，當然我們要肯定這些文章自身的學術造詣，但同時我們也相信，這既是學刊與學者的邂逅，更是讀者與作者之間的緣分。

《東亞人文》編委會
二○一五年十一月

卷首語／《東亞人文》

【專題：鄭義、張煒、莫言與李渝：當代華文小說的多元視野】
熵焦慮與消失的寓言：論鄭義《老井》與張煒《古船》中的水緣烏托邦主義／米家路
莫言與山東神祕文化―兼論當代山東作家與神祕文化／樊星
論李渝小說中憂鬱與抒情之力量／黃資婷

【藝文】
生態詩學視角及其超越―後社會主義情境、打工詩歌和鄭小瓊／龔浩敏
試論20世紀中國文化的轉型―兼論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的影響力／李紅豔

【經典】
儒學轉型時期新心學的標誌性文獻―《十三經恒解校點箋解》總敘／譚繼和

【異邦】
論村上春樹小說中的「壞女人」形象／周志雄
傳統文化精神與中國近現代南洋書寫／陳桃霞

【現場】
清末民初基督新教在保定的傳播與發展／張靜
蘭安生來華初期的公共衛生教育活動（1921-1923年）／劉燁昕

【新聲】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考成錄略》的文獻價值／余福海

《東亞人文》年刊稿約

熵焦慮與消失的寓言：論鄭義《老井》與張煒《古船》中的水緣烏托邦主義

米家路
美國新澤西學院英文系和世界語言與文化系終身副教授、中文及亞洲研究學部主任

八十年代的後毛澤東中國是「烏托邦圖景」與「危機四伏」同時並存的十年，這段時期深深吸引著當代中國知識份子。近年來，從文化描繪以及社會運動的角度重訪八十年代的流行趨勢便證明瞭這一點。對為時不遠的過往之重訪在知識份子世界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這絲毫不令人驚訝：一方面，在消費主義與企業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對於主導八十年代的崇高的理想主義、烏托邦主義與理性主義來說，此種重訪懷有某種苦樂參半的懷舊情緒；另一方面，嘗試恢復八十年代的時代精神―尤其是知識份子與文化對社會現實的介入，以及對道德良知的秉持，可以作為對當代中國的道德墮落與享樂主義之生活方式的鞭笞。許多方式均可以捕捉並反映八十年代高漲的理想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如本文所示，其中之一便是考察後毛澤東時代的文學對民族河流的表徵。通過突出關於河流的話語，我打算對民族身分的社會―文化想像及其焦慮，以及在八十年代初便嵌入文化烏托邦主義的意識形態吊詭進行一番探究。
如果八十年代初的作家將民族河流設想為復興中國的精神寶藏，那麼1985年後的作家們則呈現了一幅更為不安的河流圖景。通過挑戰民族河流的拯救力量，鄭義、張煒和蘇曉康這樣的作家對民族復興的問題進行了深入地懷疑與討論。伴隨著河流的消失，以及受隨後大地乾枯之困擾，他們的探討集中於河流澈底的反典範話語。也就是說，黃河及其支流，一方面激發了對於中國可能會變為空無不毛之荒原的恐懼；另一方面，開啟了將中國從消亡中拯救出來，並澈底將中國帶向新生的集體性探尋。從力量湧現漫溢的浪漫化敘事，轉變為河流消失的熵敘事（entropic narrative），這一認識論上的轉變在鄭義的小說《老井》（1985）和張煒的小說《古船》（1986）中得到了最強有力的呈現。在我看來，河流消失的話語描繪了後毛澤東時代的一種民族寓言：即重寫中國新時期民族身分所引發的精神焦慮。
「民族寓言」是新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弗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倡發的一個術語，使用廣泛卻備受爭議。「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應該被當作……民族寓言。」依詹明信的看法，第三世界的文化中對於個人故事與私人經驗的講述，在無意識層面受到社會力比多趨力（social libidinal dynamics）的驅使，而不得不最終投射出公共與集體的政治維度：「講述私有個人命運的故事始終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公共文化和社會角逐場景的寓言。」通過反對傳統的單向度寓言觀，詹明信將「寓言精神」重新定義為「極度斷續性，充滿了分裂和異質，帶有夢景般的多種釋義，而不是對符號的單義同質表述。」正是這些破裂、斷續、缺失與空無「多種釋義」在漢語語境中的應用，使民族寓言體現為革命敘事、改革敘事與現代性敘事。文章將進一步討論對河流的反話語性（counter-discursive）呈現，它清晰地表現了作家們對後革命意識終結的極端敏感，例如把歷史的熵意識（entropic consciousness of history）視作衰落，而且最重要的是，視作一個難以抗拒的烏托邦欲望，用以重構未來主義的中國新歷史。因此，民族寓言把歷史性的危機時刻具現為河流的消失，以及在河水複流時，後歷史中國的救贖與復興。這種掙紮―生存―復興的特定敘事邏輯催生出了全民族的夢作品（dream-work），因而慨述了在重塑地方、民族與全球身分中，後毛澤東時代的民族景觀之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