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論集
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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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 商品簡介
  • 作者簡介
  • 目次
  • 書摘/試閱
  • 全書由時代之界分入手,討論中國現代學術所面對之時代衝擊。作者提出,中國之進入「早期近代」,應始於明帝國之確立;進入「後期近代」,則應以中英第一次 鴉片戰爭後,啟動種種自強、改革之運動為界分點。而學術史,則應以中國傳統學術之整體性、結構性之「體」「用」觀之崩解,而逐漸為「西學」所轉化,作為「現代學術」與「傳統學術」分判之依準。在中國現代學術之形成與其發展脈絡、中國近二百年「存在思惟」中世界觀之轉變與其時代意義、中國現代「社會」概念 之重構與其所帶動之「人性」觀念之改變及其後果等章中將分別詳細闡明。
  • 戴景賢,字嘉佑,祖籍安徽合肥,一九五一年出生於臺北市。自高中時代起,即師事國學大師、名史學家錢穆,前後逾二十載。一九八二年畢業於臺 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獲國家文學博士學位。自同年起,任教於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迄今,並曾擔任該系教授兼主任。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中央研究 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香港 中文大學訪問學者。研究領域涵括學術史、思想史、美學、文學批評與中西思想比較。曾獲中山大學研究績優獎、傑出教學獎,並經遴選為該校經驗傳承教師 (mentor)。此外亦多次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特殊優秀人才」獎勵。眾多著作,編輯為《程學閣著作集》,將陸續由本社出版。
  • 《程學閣著作集》發行緣起   xi

     

    導言 中國現代學術之形成與其發展脈絡   1

    一 中國現代學術所面對之時代衝擊與其建構之思想議題   1

    二 中國現代學術發展中之史學議題與史學之改造   9

    三 中國現代語境中之義理學、哲學與宗教   13

    四 中國現代世界觀之改變及其思想之未來   17

     

    中國近二百年「存在思惟」中世界觀之轉變與其時代意義   37

    前言   37

    一 中國傳統思惟中「世界觀」之構築方式、特性及其近現代轉變之起因   38

    二 中國近二百年「世界觀」轉變之第一期:「嘉、道、咸、同」以至「光緒、宣統」   42

    三 中國近二百年「世界觀」轉變之第二期:「抗戰前之民國」與「抗戰後以至社會主義建國初期」   47

    四 中國近二百年「世界觀」轉變之第三期:「政治運動時期」   52

    五 中國近二百年「世界觀」轉變之第四期:「改革開放初期」與「當前」   54

    六 以中國思想傳統中「世間」與「出世間」之雙重性,觀察中國未來「世界觀」所可能發生之轉變   57

     

    中國現代「社會」概念之重構 與其所帶動之「人性」觀念之改變及其後果   91

    前言   91

    一 中國現代重構「社會」概念時所增入之「現代視野」   94

    二 中國現代重構「社會」概念之同時所進行之學術改造   101

    三 中國現代思惟中所潛藏之危機   105

    四 中國當代困局之緩解與中國學術發展之未來   110

    五 有關「哲學之人性觀與社會學之人性觀可否於同一學術之思惟中交互融合」之探論   114

     

    二十世紀上半世紀中國思想語境中之「啟蒙」、「反啟蒙」 與其所凸顯之中國議題之複雜性   141

    一 「啟蒙」如何成為清末民國初年以來一種思想運動之標誌   141

    二 各種「啟蒙思惟」之於中國思想語境中發生,其所共有之針對性、思想成分及可能牽涉之問題   145

    三 文化改革運動中所謂「啟蒙」之內涵、核心樣式與其反對形態   157

    四 「反對啟蒙論」思想形態中之「道德理想主義」論者,及其所提出之認識論議題   161

    五 「啟蒙宣揚論」與「反全盤西化論」爭執中所牽涉之社會思想議題   164

    六 二十世紀初中國啟蒙運動所以同時引發「反啟蒙論」思想之緣由   170

    七 「啟蒙論」與其爭議所凸顯之中國難題以及所謂「啟蒙時代」之結束   174

     

    中國現代哲學思惟中之演化論議題   211

    前言   211

    一 中國現代「演化論」議題所以成立之原由及其結構方式   212

    二 中國現代學術思惟中所討論之「社會演化」問題   218

    三 中國現代哲學論述中之「生物演化」議題及其所牽動之宇宙構成論與形而上學建構;論述之一:嚴復、譚嗣同、章炳麟   221

    四 中國現代哲學論述中之「生物演化」議題及其所牽動之宇宙構成論與形而上學建構;論述之二:歐陽漸、太虛   238

    五 中國現代哲學論述中之「生物演化」議題及其所牽動之宇宙構成論與形而上學建構;論述之三:梁漱溟、熊十力   245

    六 中國現代哲學論述中之「生物演化」議題及其所牽動之宇宙構成論與形而上學建構;論述之四:張君勱、馮友蘭、金岳霖   275

    七 總結中國現代「演化」議題所產生之學術效應與其位於思想史、學術史中之意義   284

     

    中國現代哲學思惟中之認識論議題   337

    前言   337

    一 中國現代認識論議題之結構方式與其所以涉及「哲學史」整體論述之原因   338

    二 以「哲學」觀點建構中國現代認識論;形態之一、之二:王國維、章炳麟   343

    三 以「哲學」觀點建構中國現代認識論;形態之三、之四、之五:歐陽漸、太虛、印順   349

    四 以「哲學」觀點建構中國現代認識論;形態之六:熊十力   354

    五 以「哲學」觀點建構中國現代認識論;形態之七:牟宗三   366

    六 以「哲學」觀點建構中國現代認識論;形態之八:梁漱溟   375

    七 以「哲學」觀點建構中國現代認識論;形態之九:金岳霖、馮友蘭   381

    八 以「哲學」觀點建構中國現代認識論之其餘四類形態   383

    九 以「哲學」觀點建構中國現代認識論所展示之意義   387

     

    中國現代哲學建構與宗教思惟發展中之儒釋交涉   425

    前言   425

    一 中國現代哲學建構與宗教思惟發展之需求   426

    二 中國現代哲學建構與宗教思惟發展中「價值觀」之改變   432

    三 作為中國現代哲學支撐點所重構之「氣論」及其所延伸之問題   435

    四 中國現代「新佛學」啟動下宗教發展之難題與其產生之分歧   441

    五 回溯中國現代哲學發展難題之歷史根源及探論其可有之解決途徑   445

     

    論現代「中國史研究」之雙重意義   493

    前言   493

    一 現代「中國史研究」之「世界史」視野   494

    二 關於歷史發展是否具有「主體之延續性」問題   502

    三 現代「中國史研究」之「中國史」意義   507

    四 作為「國家未來」之中國與作為「文明未來」之中國   510

     

    【附錄】

    中國前途與中國倫理思想之未來   527

    人名索引   561

    書名篇名索引   569

    語詞語句索引   586

  • 導言 中國現代學術之形成與其發展脈絡

     

    一、中國現代學術所面對之時代衝擊與其建構之思想議題

    討論中國現代學術所面對之時代衝擊,第一項須釋明者,為時代之界分。

    就一般史而言,中國之「近現代」,合理之分段,依本文作者所主張,應以中國之由其自身之「早期近代」(early modern period),經西方勢力與文明之衝擊而開啟之「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作為進入成熟之「後期近代」(late modern period),或云「現代」之關鍵。

    余前此曾有一說,主張中國之進入「早期近代」,應始於明帝國之確立。1至於進入「後期近代」,則由於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First Opium War / First Anglo-Chinese War),及其後續之發展,對於國人,產生鉅大之心理震撼,由是引發種種自強、改革之運動,「工業化」亦其中之一;故其起始之一八四零年,仍可擬定為中國進入「現代」之具有「標誌性」之界分點。

    至於學術史,則應以中國傳統學術之整體性、結構性之「體」「用」觀之崩解,而逐漸為「西學」所轉化,作為「現代學術」與「傳統學術」分判之依準。其所謂「現代」之起始,無明確之時間依據。

    設若以廖季平(平,初名登廷,字旭陔,晚號六譯,1852–1932)論經學之有所謂「初變」,2 與康南海(有為,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1858–1927)之始演「大同」之義,3 作為氣候之變徵,則或可斷以光緒九年(1883)、十年(1884)之癸未、甲申;以之為畫分時之一種方便。4

    此因廖氏論學之由初分「今」、「古」,而五易其義,5 影響不在變,而在所以變。康氏承季平〈知聖〉、〈辟劉〉6 之初見,造為「新學偽經」、「孔子改制」之論,7 恣肆其說,於是「經」不經、「史」不史,學術之舊軌為之蕩然;雖云尊孔,其流則「子」亦將不子。二人之變經學,而為一種「子學化」之發展,又視其前之龔定庵(自珍,字璱人,1792–1841)、魏默深(源,1794–1851)不同。8

    至於康氏之倡議「大同」,則更不惜以「毀滅家族」為其立義之關鍵,9 以為推波。凡此,皆顯示中國於此一刻,雖屬必變,尚未達於速變、全變如康氏所期;10中國之學術,則已因時局之鼓煽,而有其「即將大變」之先兆。固不待嚴又陵(復,字幾道,1854–1921)、梁任公之後起,唱為西學,乃有動因。11

    唯就「中國現代學術史」可否依此建立,如何建立而言,則其事,較之釐清何為「中國現代學術」之內容,遠為複雜。

    蓋因「學術」內容之詮釋,無論於「議題」、「方法」、「主張」、「批評」,皆有可藉由「脈絡」之比較與分析,而得之檢視標準;差異僅在於操作時之精、粗。「學術史」之詮釋,就「詮釋對象」而言,則須先確立建構學術之「主體」;而以「詮釋」之結果論,亦須先釐清「詮釋者」所依據之觀點。否則相互差異之「學術史詮釋」,難有真正之對話。

    對於中國之傳統學術而言,其構成「學術」概念之基礎,主要來自一種哲學思惟之突破,即是:既於「論述」之場域,區分「知識」與「實踐」,亦於「根源」處,將「知識」之真理與「實踐」之真理,合說為一;12從而將動態之學」,發展成為求取靜態之「知」之方法。13 而於其間,能使動態之「學」,不致因個人取徑之差異,以致產生「道術」之離散者,主要在於一種整體性之「體」、「用」觀之運用與約制。14「三教」之各成其學,且形成各自之條貫,此為根本之原由。至於同一「學」中之分項,則屬「術」或「科」中之殊別。15

    此種「體」、「用」觀之於學術產生約制,有利之處,在於易促動「義理思想」之深化,與面對社會現實問題時,論者之一種策略性之工具思惟;此二者,使學術之影響,逐步融入社會。中國智識階層之穩固,此為最要之因。而其不利,則主要出現於兩方面:一在使依「客觀性」(objectivity)與「確定性」(certainty)作為「知識」檢驗標準之概念,自始即未曾實質介入「學術理念史」(history of academic ideas)之發展中;16中國歷史上僅有局部之科學知識與技術知識,乃至廣義之「認識論」(epistemology),而無以嚴格義之「科學」(science proper)為基礎之「系統知識」(systematic knowledge)之觀點,亦缺乏「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之有效建構,即是源出於此。而另一,則是由於其所設立之宇宙變化之「規律」(order)觀點,於中國長期以來之哲學思惟中,多被安置於一「動態」之發展概念之下;17 無論其整體之「形而上學」(metaphysics)最終發展為「靜態的」(static),或「動態的」(dynamic)。18因此即使於其早期階段,即已出現以「義」為「法之原則」之論述,19仍無法將之提昇,形成一類近於「自然法」(lex naturalis / natural law)之完整概念;20 而僅能形塑若干具有「法理學」(jurisprudence)意義之思惟。故嚴格而論,中國以往雖非無發展出「法理之學」之基礎,且實質上,亦曾將其特有之「法之原理」之概念,融入於自身之法律系統與制度系統,卻未能於學術之規格中,形成可以確認之獨立且具體之「法理學」;21 因而亦無法產生具有現代意義之「法之科學」(the science of law)。22 一切法律、制度之制訂,主要仍是建構於「政治」與「倫理」之思惟之上;其賴以節制過度「工具化」傾向之作法,則係以「禮」之概念與「禮」之實踐,作為「調和」與「補充」。23

    以上所述兩項,相對而言不利之因素,使中國原本之學術觀點,於清末以至民國初年,承受西方近代天文學(modern astronomy)、近代物理學(modern physics)、生物演化論(biological evolutionism)與社會演化論(social evolutionism)之衝擊後,最終並其「學術概念」之建構方式,亦遭破壞。

    唯對於學術之發展而言, 由於迄今並無真正完美之「哲學」(philosophy),亦無可為世人所共同認可之「證驗真理」(verify truth)之「判準」(criteria);故以「學術史」之詮釋而言,固可有「有利於何」、「不利於何」之比較,然止要能予以延續,對後繼者產生說服之力,並於可觀察之觀念發展上,產生效益,即可能於其建立之基礎,存在若干「或可將之付諸『檢視』之依據」;且此依據,常屬重要。無從一體推翻。24 因而即以中國之現代需求而言,於某一歷史時刻,分解「儒學思惟」原本之結構,而代之以純西方之學術概念,重新奠立學術發展之基礎,並於同時,以之規畫現代教育,視此事為必須;亦不意味,此一革命性之舉措,其中無可爭議,或所存在之爭議無重要性。因此如何於此發展中,建構一「中國現代學術史」之詮釋主軸,且將此一複雜之狀況,予以釐清,並賦予一「史」的意義,即是一涉及整體「中國學術」,與其現代處境之問題;必須同時以「思想史」之方法,將其中重要之觀念成分,乃至其背後之理念與態度,予以辨識與分析。

    以「中國現代學術史」之詮釋主軸而言,除須檢視整體「學術」概念及其方法、內容之變化而外,其與中國之「現代處境」與「發展」間之關係為何?亦係一必須關注之事。特就取徑而言,其所牽涉於學術史、思想史,乃至有關中國現代智識份子之特質與活動之各項研究,皆應分別於「議題之設定」上,先行切割,然後加以連繫;無法逕以其中之一,論斷其餘。以本書各篇論文所採取之方式而言,則是依「學術史之現象」,設定詮釋之目標,而以「思想史」研究手段所得之線索,試圖予以解答。

    而於此設定之前,有一宏觀式之鋪陳,即是有關中國現代學術發展之「概觀式」之說明。此一說明,可約分為:學術概念之哲學基礎、學術方法之建構、學術內容之充實,與不同議題間所產生之思想關連等諸項。

    首先應說明者,為中國現代學術概念之哲學基礎。

    中國現代學術概念之哲學基礎,就其發展之初階而言,係經由以「啟蒙理性」(enlightened reason)為核心之一種「文明精神」之提倡,逐步將舊有之「學術」概念,順應西方之潮流,導向依「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s)、「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與「人文學」(humanities)為三分之界域觀。

    其中屬於「自然科學」之部分,採取一種以「天文學」、「物理學」與「生物演化論」為信仰基礎之「自然主義」(naturalism)觀點;並強調「實證主義」(positivism)所秉持之「方法論」(methodology)與其「理性依據」之重要。於「社會科學」,注重分析其方法對於「中國社會研究」所應採行之「適應」(adaptation)。於「人文學」,則強調運用諸多學科中所各自發展之研究途徑,以理解「社會」作為一整體,乃至「歷史」作為一綿延之文化現象之起因,與其過程。

    於此三分之界域中, 足以貫串其間之宇宙觀(conception of the Universe)、世界觀(Weltanschauung/worldview),乃至人生觀(Lebensanschauung / view of life),以當時之中國而言,皆是以現實之「人生樣態」,與現實之「當代社會意識」(contemporary social consciousness),作為一切「理解」之基礎;於此排斥「形而上學」,乃至以「超越性信仰」(transcendental beliefs)25為基礎之宗教。一切形而上學之研究,與個人之超越性信仰,皆與學術之大趨不符,因而感受鉅大之壓力。當時屬於思想上之「連結」或「對抗」,而能透過「研究」之機制,予以展現者,主要表現於「史學」與「哲學」兩項。

    「史學」之議題性,主要之核心,在於企圖為「中國」與「中國史」,尋求一屬於「文明全體」義之「世界」(the world)與「世界史」(the world history)之定位,於其中界定「中國史」形成之基本形態、路徑,與內涵之若干「本質性因素」;並藉由此,思索中國未來發展所應有之方向,與可能存在之難題。

    而「哲學」之議題性,主要之核心,則在於嘗試建構一不與科學研究之結果明顯不符之「宇宙構成論」,並同時為「價值」(value)觀之建構,尋求一可依賴之「認識論」基礎。然由於二者皆係與中國之現實處境相關,故其所承受之實質導引,多非來自「議題」之客觀性,或研究方法之成熟與嚴密,而係由論者之「當代意識」(contemporary consciousness)、與「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所牽引;所謂思想之「連結」,與其中存在之「對抗」,於是形成。學者所稱「中國啟蒙運動」(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26 與事後可標識為「反啟蒙」(counter-enlightenment)之種種立場與觀念表達,乃至「科學與玄學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等之於二十世紀初期出現,並於其後延續一種「議題深化」之發展,皆是於此思想趨向中產生。

    其次論述學術方法之建構。

    中國現代學界之引進西方學術之「方法論」概念,不僅遍及各領域,且係建構「學門」,乃至「研究領域」分項之基礎。此一屬於學術概念之衝擊,主要發生於「儒學」;對於道、釋二家,則相對較輕。

    此因道、釋二家,主要之重心,在於「信仰」與「實修」;故即使基於現代「宗教史」與「哲學史」之需求,須援入相關之新觀點與新方法,亦必先集中於局部之議題,作出嘗試性之澄清,以期待其結果或有助於建構一屬於「當代」之理解。至於其立場最終之能否於「現代」延續,關鍵則並非在於其自身「方法」之調整,或建構一種「方法論」之批判;而在信仰者所選擇之「態度」(attitude)。相對於此,儒學之傳統責任,則是須於「價值觀」之外,提供社會發展所需之「知識條件」;以是儒學中「知識觀點」之變化,意義特為重要。

    基本上,儒學之體用觀,就層次之分別言,約表現於三方面,即哲學、義理學與經學。

    屬於「哲學」之部分,於西學之觀念輸入後,主要係依「哲學史」、「思想史」與「當代中國哲學(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之發展」三種方式進行;而關鍵點,則是在:對於舊說,應如何予以正確之解讀?與是否能通過現代之批判,而將儒家之哲學立場予以延伸?此一方面,儒學所展現之體用觀,並非無可發揮,或精準說明;相較而論,困難之處,多存在於義理學與經學。

    因就義理學而言,其基礎在於「價值之信仰」與「道德生活之體驗」。其屬於「哲學基礎」之部分,可以「哲學」之方式闡明;其屬於「道德規範」(norm of morality)之部分,可依「史學」與「社會學」(sociologie/sociology)之議題加以處理。至於深厚之人文精神,以及信念、情操之培養,所謂來自於「心地工夫」者,其所內涵之「體」、「用」觀點及內容,如昔日儒學中「性理之學」所強調,則非新式觀念中之「德育及國民教育」(moral and national education),或「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所可吸納;27亦非單靠一種「儒學史」之處理方式所可奠基。因此除少數個人,尚可遵循「性理學」之舊軌,予以實踐外,儒學之義理學,實際已趨於式微。28

    至於「經學」部分,則更係傳統儒學「體」、「用」觀念表現於「學術」之統合概念時之核心;亦長久以來成為衡斷「儒學」中,學術規格與其間得失之依據。相對於是,而有所謂「子」、「史」與「集」。固就前文所敘,現代中國傳統學術之整體性、結構性「體」「用」觀之崩解,其事不僅以「經學」為論,然「經學」觀念之無法以「可操作」之概念與方法,延續其地位,仍係導致儒學之「體」「用」觀,失去其主導學術發展之關鍵。

    所謂「經學」觀念之無法以「可操作」之概念與方法,延續其地位,主要之原因有二:

    一為「經學」概念,於現代之學術觀念中,無法定性;從而亦無法確認其知識性。另一,則是原本建構「經學」核心基礎之「聖人」觀、「聖治」觀,與「聖典」觀,皆因有關「古史」與「古代學術史」之新考證,而承受極大之質疑;且於新說之推動下,逐步解構,無法維持其舊說。

    而一旦「經學」觀念,無法以「聖學」之方式,維繫儒學於「學術」論域中統合之「體」「用」觀,中國長久以來企圖將「知識之真理」與「實踐之真理」,結合為一之觀點,亦不得不拆解為二:即是將「知識」問題,歸屬為廣義之「科學」;而將人生價值之「根源」問題與「實踐」問題,保留為「哲學」。若然,則不僅「經學」與「性理之學」非復一體,「經學」與「史學」,乃至「經學」與「文學」之緊密關係,亦將鬆解判離。「儒學」之範圍與意義,自此遭受大幅限縮;僅止反映為一種「人文精神」之取向。至於歷來之所謂「經」與「經學」,前者還原為「古代之文獻」,而後者,則畫歸「學術史」之研究範圍。

    唯對於中國現代學術而言,凡以上所述「知識觀點」之重要變化,仍須有一建構所依之主體;此「所依」之主體,究竟為一「個體」?或係為一「群體」?亦必有其實然之走向。

    蓋如屬前者,而其視「知識」,皆屬依「學術方法」探詢「真理」(truth)時之一種「有所證驗」之結果,29而非僅是「持之有故」;30「知識」之意義,必屬於文明之「全體」,而非「群體」。

    如屬後者,而其視「知識」,乃是依「需求」而探尋之一種「解答」,具有其與群體之「價值觀」間之連結;則所謂「知識」之意義,於此層面,當屬具有此一需求之「群體」,而不必然為文明之「全體」。

    對於強調「知識」之「客觀性」(objectivity)之學者而言,凡依「需求」而探尋之「解答」,最終皆可能僅屬一種「抉擇」,而無與「知識」之「依附性」,或真實之「關連性」。因而主張「學術」之於此所論之二者,即「依需求」與「依方法」,應有所區隔;以維持學術之「批判性」。

    對於強調「知識」可有「主觀性」(subjectivity)之學者而言,依「需求」而探尋之「解答」,無論於「個體」或「群體」,雖可能屬於一種「抉擇」;然其「真理性」,可另以一種「思想史」或「社會史」之方式予以定位。故即使承認「特定知識」於特定標準,應具「客觀性」;亦無從將「知識」所能概括之性質與意義,完全抽離於其與「個人」,乃至與「社會」間,屬於「生活實踐」義上之關連。所謂「學術之批判性」,事實上,亦存在「維持知識之客觀性」以外之標準。

    今若以歷史發展之軌跡回溯,而予以觀察,則上述兩種態度,即「依需求」與「依方法」,於現代中國,皆屬事實存在。

    以民國初年漸成勢力之「唯科學主義」論者而言,31其所強調於「真知識」(authentic knowledge)之須以「科學方法」(scientific method)為其建構之唯一基礎,正是主張二者之應予區隔。然而於此同時,面對社會具體問題時,此一主張之學者,卻有時亦同意採取一種「實用主義」(pragmatism)之「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或云「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之觀點;32此一「兼取」之態度,等同承認「真理」觀念之「不周延性」,與「知識」本身之限制性。對於此輩思想家而言,「民主」(democracy)與「科學」,蓋以是而成為可「一體標榜」之「西化」(westernization)目標。

    至於其它反對「唯科學主義」之論者,於彼之認知中,「演化論」之於生物學或社會學,事實上,皆並未推導出否定「人」作為存在之「主體」(subject),或「社會」作為發展之「實體」(entity)之結論;且現代之科學,亦並未證成「知識系統」(system of knowledge)之絕對客觀性。因而無論以一種「認識論」之高度,將「知識」之存在,回歸於個人之「主體」;或以「歷史」與「社會」之觀點,將「知識」之存在,同時納入社會之「實體」;皆於理論,非屬「不能」。 

    以上「依需求」與「依方法」兩種態度之「同時存在」於現代中國學界,與其彰顯之「務實性」,乃至對於「雙重主體」之要求,顯示中國之現代智識階層,雖戮力於形塑自身之新的取向,其性格仍與中國智識份子之過往,具有不易完全切割之「關連性」。而此一「關連性」之存在,追溯其因,主要係建立於「中國」作為「國家形式」與「中國」作為「文明形式」之延續;而非僅是來自一種「現代民族主義」(modern nationalism)之複雜影響。所謂中國學術原本存在於「聖學」概念之下之多面相之「體」「用」觀與「義理」觀,其作用之方式,與所能產生之導引,於整體性、結構性之「儒學」概念於現代解構後,雖已非復舊觀,仍有部分「變相」之發展。

    至於中國現代學術,於「議題導引」下,所發展之具影響力之學術內容,乃至基於不同議題之討論,所帶動之思想關連,則分別由「史學」與「哲學」,作為其所由產生之機制,從而顯現脈絡。以下當進一步分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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