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與中西思想對話

【自序】
「閱讀所有的優秀名著就像與過去時代那些最高尚的人物進行交談。而且是一種經過精心準備的談話。這些偉人在談話中向我們展示的不是別的，那都是他們思想中的精華。」這是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的經典訓示。讀羅素的書就是與一位思想偉人的交談。
羅素在訪華及與中國思想界的對話中，閃現出一個個精彩的歷史瞬間，一簇簇天才的思想火花；這些瞬間和火花，賦予人類一種燦爛的品質，更構成一種永恆的啟示。這本書作為《羅素：所有哲學的哲學家》（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一書的姐妹篇，力圖將這些品質和啟示，完整地展開在讀者面前。
歷史語境，是對偉大思想追本溯源的入口。當年那場東西方文明的撞擊與融合，正是發生在中華民族整個社會轉型的歷史拐點。著者曾在浩瀚無際的歷史文獻中浮沉遊弋。本書闡述的羅素思想大都來自英文原作。一則因為雖不少羅素著述都譯成中文，而著者手頭並沒有那些譯本；二則更因為對原文的理解與那些譯者有所不同。為撰寫本書，著者訪問了中美英加四國，包括臺灣香港兩地不少著名圖書館，查閱了那裡大量有關羅素的中英文資料；不僅讀過大部分有關羅素的英文傳記，而且還查閱了不少英文歷史文獻作為旁證。一些中華精英與羅素的來往或對其的評述與批判過去是不為常人所知的。著者還探訪了羅素活動過的不少地方，找到了不少近乎立體的感覺。不可否認也會有一些資料得自今天鋪天蓋地的網路，若根本忽略這個功能，至少有非與時俱進之嫌，但其最大弊病就是似是而非、難查出處、人云亦云，甚至以訛傳訛；因此，必須查證確實來源，方可坦然用之。
為便於讀者理解，本書先簡述羅素的生平、成就及主體思想，然後較全面深入地探討了這位大哲與中國，與當時中華各種精英以及與中華思想文化的互動關係。與同類著作相比，本書有著不同的切入點與考證成果：即在東西方思想對話的歷史語境還原中重溫羅素；分析了這位大哲之所以有濃厚中國情結的前因後果；還審視了羅素與當時中國三類精英在某種意義上的「對話」：一、文人精英，如梁啟超、蔡元培、章太炎、胡適、丁文江、魯迅、郭沫若、林語堂、徐志摩、梁實秋、趙元任、楊端六等；二、政治精英，如孫中山、譚延闓、毛澤東、陳獨秀、李大釗、張太雷、瞿秋白、周恩來、張國燾、張申府等；三、哲學精英，如梁漱溟、張東蓀、金岳霖、馮友蘭、李石岑、傅銅、張岱年、賀麟、洪謙、任華、沈有鼎、王浩、牟宗三、唐君毅、張君勱、徐復觀、方東美、殷海光等。除了上述老一代「超級精英」，本書還評述了其他一些後起知名或普通知識分子與羅素的某種「對話」，而這些散見於各種文獻中的資料也是不易挖掘的。本書探討了羅素的中華文化觀，其中包括他對道家、儒家以及佛家的評說，以及他對中國重建的看法等。很多有關這些方面的論述，並不僅表現在羅素的《中國問題》一書，而且還藏隱於其一生其他不少著述中。有一些資料鮮為人知，如當時中國佛教界著名的太虛大師，即呂沛林出國考察講學時，曾在倫敦與羅素有一次難得而絕佳的東西方直接對話。
羅素祖父，即約翰‧羅素對中國的孽債―涉及兩次鴉片戰爭的決策等，亦在本書加以考證，並以此對比來烘托羅素濃郁的中國情結―作為「崇華派」而畢生對這個文明古國的友好；而正是這一點，卻為所有羅素研究者所忽略。本書考證了馬克思與約翰‧羅素的書信來往以及對其評價；還考證了羅素較早系統地接受中國文化和思想的影響，主要是來自著名英國漢學家維爾內（E. T. C. Werner）和研究唐詩的漢學家韋利（Arthur Waley）。本書首次展示了羅素對英籍華人作家韓素音首部小說《目的地：重慶》的評價。此外，本書深入對比了羅素與杜威在幾乎同時訪華時的不同影響，並以此試圖理清當時思想領域中論戰的軌跡與張力。著者在羅素浩瀚的英文著述中，查閱到了這位大哲對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直接評價。本書在評析羅素訪華重大講演時，並非簡單複述，而是將中文翻譯與正式出版的英文著作作了一定的比對，並在與其整體思想的聯繫中加以把握和解讀。本書排查了自1920年以來，羅素著作中譯本的出版情況。經認真考證，除了提供羅素著作較為完整的列表和羅素生平年表之外，本書還提供了羅素有關中國的部分英文文章列表（1919-1927），羅素著作的中文譯本列表以及羅素訪華大事記等。本書英文參考文獻名稱以及所引用羅素英文著述的出處，都儘量翻譯成中文，並標明原文為英文版。本書圖文並茂，還收集了20餘張有關羅素及其訪華的圖片，其中一些十分罕見。
著者在青少年時期，印象最深的一個西方大哲就是羅素。最初是因為這個名字好記、好念。「羅素」的確是一個絕佳的中文譯名，「羅」這個姓氏，在中國歷史上叫得很響，如「羅成」等；而「素」則是一個意味很深，涵蓋頗廣的字，如「元素」、「因素」、「素質」、「素性」、「素樸」、「素材」、「素淨」等。像很多人一樣，知道他是哲學家，並非讀他的哲學著作，而是讀著他的各種散文體寫作走近了他。那時，還沒有用「陽光」來形容一類人，如時下流行的「陽光青年」；而在眼前一亮之際，就把「陽光哲學家」的桂冠加在羅素頭上。一縷縷智慧、良知與正義的陽光，沿著白紙黑字，落進著饑渴的靈魂！在迎面而來的人生路標上，總是深深刻著陽光的印記。儘管它並不能將人世間一切陰暗暴露在光天之下，也無法曬除所有黴菌與腐詬，但感到了人文信念不可扭曲的硬度。再往後，走進「學術」生涯，感到自己就像一塊毛坯，不斷為被羅素的「知識之光」所淬煉。
羅素作為客座教授，在著者所就讀和工作過的北京大學進行近一年的講學，對中國思想界產生過重大影響。羅素回憶說：「我講課的北京大學是一所十分優秀的高等學府。校長與副校長都是熱衷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人士。」當時羅素在北京的學術講演，尤其是專業性很強的講演，大多安排在北京大學；其餘較為通俗的課題，則安排在高等師範學校、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等地。在任華教授和洪謙教授指導下，著者在北大的碩士論文就是研究羅素。羅素作為訪問學者，在著者攻讀博士的美國普渡大學哲學系作過精彩講演，至今那裡的老教授還記得其中一個題目是「思維的物理條件」，其中談了他對麥卡錫和聯邦調查局的看法；此外在這之前，他還撰文抨擊了美國與普渡大學所在地印地安納州的教育制度，因而有人攻擊他為「反美主義者」。據他所說：在那裡停留的時間「剛好夠躲避私刑」。羅素作為特邀教授，在著者所研讀過的美國芝加哥大學哲學系舉辦大型研討班，吸引了卡爾納普和莫利斯等人參加；研討很成功，但羅素不喜歡芝加哥的環境和氣候，也與那個校長相處得不很愉快。羅素作為訪問學者在著者研讀過的美國西北大學哲學系作過講演，那裡產生過好幾位羅素研究專家，如主編過研究羅素最重要文獻之一《羅素的哲學》一書的謝爾普（P. Schilpp）教授以及對羅素極力推崇的英語專家內瑟考特（A. H. Nethercot）教授等。編輯過《邏輯與知識》等羅素著述的馬什（R. C. Marshi）教授說道：「1944年，西北大學的內瑟考特教授向我推薦了羅素哲學。1951年，我以研究羅素哲學的論文獲哈佛博士學位。自那時起，我有幸常同羅素勳爵探討哲學問題。」羅素在著者目前工作和居住的美國洛杉磯和南加州地區居住了兩年，他非常喜歡這個人稱天使城之地常年的陽光燦爛。在這裡的學術界，他到處留下了活動的痕跡。羅素任客座教授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哲學系是本書著者學術交流很多的地方。
還有一件有意思的事，著者在北大當研究生時，為練習英語，為一位訪華美國教授當臨時翻譯。聽說著者正研究羅素，這位教授便興趣盎然地談起這位大哲在其所任教學校，因受迫害而引出一場舉世聞名的大風波。原來她就是來自所謂羅素案件的發源地―紐約市立大學（當時叫紐約市立學院）。對這個案件，著者曾在《羅素：所有哲學的哲學家》一書中較為詳細地評述過。後來，著者到美國留學後，到紐約拜訪這位教授，順便到這所當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大學探視了一番。
本書是對羅素這位劃時代甚至超時代的思想大師進行閱讀、思考和評判後的結果。在著者多年的教研中，羅素是一個貫穿始終的靈魂人物，這是因為其智慧、知識、思想、閱歷以及人格的巨大張力，無論討論到什麼領域的主題，都能與他的探索與見解掛上鉤。自從早年對羅素產生興趣，著者曾涉獵了羅素大部分著作，有的是精讀，有的是通讀，有的是選讀，當然還有的只是草草的翻讀。
對著者寫這本書，有同行朋友勸阻道：在中國，有關羅素的東西已經太多，以致過濫；他名目繁雜的作品可說是翻譯最多的之一，他博大精深的思想也可說是最常引用的之一，他豐富多彩的生平更可說是為人們最津津樂道的話題之一；不但是哲學，而且另外不少領域，幾乎人人言必稱羅素；因此極難寫出精彩，寫出風格，寫出創意，再多出一本，也只會淹沒在書海中。
著者還是寫了。因為長期的積壓，若不加以釋放，是一件難以忍受的煎熬。也許寫羅素之難，就難在他寫的東西太多了，太雜了；從最技術最枯燥的，一直到最浪漫最奔放的。
在所有的思想家中，羅素恐怕是最多產的。很湊巧，1980年代初，北大碩士畢業後，留在外哲所從事研究，為了練習英語口語，著者利用暑假在國際旅行社當編外導遊時，接待過羅素的遺囑執行律師，他談了不少有關這位原當事人的著述情況。據他所掌握的數字，羅素共出版過至少80部著作以及5000多篇各類文章，此外還有大量私人信件，其中有不少遺失或毀掉。例如與羅素合著《數學原理》的著名哲學家懷特海去世後，他的夫人根據丈夫遺囑將所有羅素的來信通通焚燒了。根據著者本人的統計與收集，羅素成書的著作有97部（見本書附錄「羅素著作列表」），其中《西方哲學史》是兩卷本，《羅素自傳》是3卷本，《羅素文集》是29卷本；若全部相加就有129部。此外還有很多編者根據某種主題而編輯的羅素著作或小冊子，就難以計算了。
羅素並非聖賢，當然不會是一個完人，但基本上算是一個表裡如一的學人，而決非偽君子；他的所作所為並沒有違背自己的理論和學術良知，也從未以標榜自己的所謂道德高尚而刻意掩飾自己對人性弱點的真實體驗和揭示；即便是最為「正統」人士所詬病他的那些有關婚姻與兩性關係的主張，也在後來被證實為一種不可抗拒的社會潮流。
「思想永遠是宇宙的統治者！」柏拉圖這樣告誡世人。
「除了知識和學問之外，世上沒有其他任何力量能在人們的精神和心靈中，在人的思想、想像、見解和信仰中建立起統治和權威。」英國大哲培根大聲疾呼。
「我們所有的知識都開始於感性，然後進入到知性，最後以理性告終。沒有比理性更高的東西了」。德國大哲康德如此感歎。
自然與人文社會各種領域的任何研究上升到最高度就是思想的研究。例如自然科學觀中的相對論、量子力學、黑洞理論、大爆炸理論、反物質理論等等，最終都成了某種哲學思想的探討。所有文明和文化歷史社會傳承中的世界觀、科學觀、真理觀、審美觀、價值觀、經濟觀、政治觀、法律觀、教育觀、宗教觀、軍事觀、家庭觀等等，都是在思想的高度才得以形成與發展。文明與文明、文化與文化、國家與國家、人民與人民之間，不斷進行著撞擊與融合，最終都以各種形式和維度的「對話」得以互動、共存和發展。
所謂對話，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幾乎所有人類之間任何行為的交往和溝通都是一種廣義的「對話」。而只有最終上升到思想高度的「對話」，才能真正方向明確地引領人類社會；正如孔子所勸誡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也如亞里斯多德所領悟的：「上帝所做的、勝過一切想像中的幸福行為，莫過於純粹的思考，而人的行為中最接近這種幸福的東西，也許是與思考最密切的活動。」每一種文化最高昇華的境界就是思想，因此，文化與文化交往與溝通的最高形式就是思想與思想的對話。只有對話，才可「化干戈為玉帛」，才可「相逢一笑泯恩仇」，才可「四海一家皆兄弟」！大劇作家蕭伯納笑談說：「你有一個蘋果，我有一個蘋果，互相交換，各自得到一個蘋果；你有一種思想，我有一種思想，互相交換，各自得到兩種思想」。這一比喻語調俏皮而意味深長，讓人在蘋果的清香中嗅到了思想的濃郁。思想互換的收穫與其他任何互換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讀者眼前的這本書，就是大哲羅素與中華文化所進行的一場思想與思想的互換與對話。
讀羅素一類哲學大師的意義遠遠超出哲學範疇。人類存在的所有特點，都可以從閱讀中領悟；人類全部的思想精華，都對讀者無限敞開；大師們指向的精神高度，能使我們從日常生活經驗中躍起、上升，點燃信念之燈，照亮深邃的生命。然而，在我們整個民族的文化習慣中，閱讀大哲並不普遍。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項調查顯示：全世界每年閱讀書籍排名第一的是猶太人，一年平均每人是64本。上海在中國排名第一，只有8本。而中國13億人口，扣除教科書，平均每人一年讀書一本都不到。也就是說，猶太平均讀書量是中國人的64倍。這種持久的忽視，更使著者本人在埋頭於本書寫作時感到來自內心深處的催促。但願這種催促能夠企及更多的人，能夠在閱讀的荒原上點亮星星之火。如果可能，每個試圖瞭解有關大哲的人唯讀一遍，星星之火，也就有了燎原之勢。
著者本意不想把此書寫成枯燥無味的純學術論著，也不想無原則地追求市場效應。因此，希望本書能「深者見深淺者見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或「雅者見雅俗者見俗」。但倘若羅素特定的生平與思想，讓人產生「道者見道淫者見淫」，那也是無奈之事，並非所願。基於上述考慮，本書為觀點與材料的結合，強調雅俗共賞，深入淺出，寓學術性於趣味性，達到所謂「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的雙軌功能。先將大哲羅素還原為活生生的個人，再上升到思想巨匠的高度。盡可能立體和全方位地揭示思想偉人經歷，閱歷以及精神生活發展的各個宏觀與微觀層面。順便提及，本書每一章前面所引羅素名言，必須在一定的歷史語境下才能理解，否則就有斷章取義之誤導。

丁子江　2015年11月16日於美國洛杉磯

「秀威文哲叢書」總序
自序

導言 在東西方對話的歷史語境中重溫羅素
　一、羅素的訪華語境：東西方跨文化直接對話的溝通基礎
　二、羅素的訪華語境：特定社會歷史文化的全方位還原
　三、羅素的訪華語境：跨文化的「最大公約數」與「不可翻譯性」
　四、羅素的訪華語境：跨文化「自我反思」的挑戰
　五、羅素的訪華語境：跨文化對話的橋樑設計者與構築者
第一章 亞里斯多德以來最博學的思想大師
　一、精彩紛呈的一生
　二、跨學科與跨文化的一代大哲
第二章　終生的中國情結
　一、與中國不解之緣的「暗結」
　二、熱情的「崇華派」：大哲難忘的中國之戀
第三章　羅素與中華文人精英
　一、梁啟超、蔡元培、章太炎、蔣夢麟
　二、胡適、丁文江
　三、魯迅、郭沫若、林語堂、徐志摩、梁實秋
　四、趙元任、楊端六
　五、其他文人精英
第四章　羅素與中華政治精英
　一、孫中山、譚延闓
　二、毛澤東、陳獨秀、李大釗
　三、周恩來、張太雷、瞿秋白、惲代英、張國燾
　四、張申府
第五章　羅素與中華哲學精英
　一、梁漱溟
　二、張東蓀、金岳霖、馮友蘭、湯用彤、李石岑、傅銅
　三、張岱年、賀麟
　四、洪謙、任華、沈有鼎、王浩
　五、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方東美
　六、其他哲學精英
第六章　羅素的重大講演及其影響
　一、第一大演講《哲學問題》
　二、第二大演講《心之分析》
　三、第三大演講《物之分析》
　四、第四大演講《社會結構學》
　五、第五大演講《數理邏輯》
　六、《臨別講演：中國的到自由之路》
第七章 羅素：一位瞭解中華文化的大哲
　一、羅素的中華文化觀
　二、羅素的中國重建觀
第八章 1920年代中國的羅素化與杜威化
　一、「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區別
　二、「羅素化」與「杜威化」的「失利」與「復興」
第九章　悲情歷史的承載：羅素祖孫與中國的不同「對話」
　一、約翰‧羅素：兩次鴉片戰爭的重要決策者
　二、伯特蘭‧羅素對鴉片戰爭的批判
第十章 羅素非凡的寫作及其著作中譯本
　一、因思想著述和優美寫作而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哲
　二、羅素著作中譯本的出版概況

後記　在大師遨遊的歷史時空穿越

參考文獻
羅素著作列表
羅素有關中國的部分英文文章列表（1919~1927）
羅素著作中文譯本列表
羅素訪華大事記
羅素生平年表

（以下摘引自本書「第六章　羅素的重大講演及其影響」之「六、《臨別講演：中國的到自由之路》」）

講學會、羅素學說研究會於7月6日在教育部會場舉行歡送大會，並請羅素和勃拉克作最後一次演講作為臨別贈言。羅素以其在華一年的觀察印象作了《中國的到自由之路》的演講。他熱情洋溢而又文采飛揚地說道：一個外國的人，在華時候不久，中國文語完全不懂，有如他的樣子，要對於中國的各種問題，個個發點議論，實在冒著鬧笑話的極大危險。中國有極占極繁複的文化，在現在世界當中，老的資格，真可稱最。中國的習尚，和歐洲完全不同；中國從前在哲學上、美術上、音樂上，有過極大的貢獻；但這種藝術，全然獨立於歐洲影響之外，和古希臘文化各不相沽。以中國的社會道德宗教的基礎，全不相同於基督教的社會，要教一個歐洲人去瞭解它的狀況，已經要費多少的勁；何況再加以中國近代的事實，宜乎歐洲人想定出一個方式來改造中國，常常要走入歧途了。因此之故，「我嘗勸有心改革的中國人，去自立方式，不要全然依賴在外人知識的幫助上。話雖如此，我現在終敢大膽的把我對於中國情形，及其改進的方法的感想，擺在諸君面前。這種感想，是我和諸君相處之間，漸漸得來，並非初跨上岸的時候，就到我腦筋裡面的。有兩件極普通的事情，我覺得非常明白：第一，中國不應統括的採用歐洲文化；第二，中國傳統的文化，已不能適應新需求，不得不對嶄新的讓步。
他坦誠地說，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不是應當改造的，中國不過是其中之一。改造的重大責任，自然有賴青年負擔。中國學生極富進取精神，前途很可樂觀。因此，中國有志改革的人們，頂好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切莫完全依靠外人。就中國的實際看，有兩件應該注意的事情，一是中國不要盲目地採用歐洲文化，千萬不要好壞齊收；二是中國舊文明之不適於新人生需求者，應該割愛。中國既不要盲從西方的文明，也不要保存中國殘留的古化。將來的中國，和過去的一樣，對於文明之創造，將有一特異的貢獻。
孔子學說和儒學，都到了自然剝落的程度，不能使個人的事業發展，不能解決中國目前的問題。對於如何改造中國，他認為應先從政治方面入手，不應當從經濟方面入手，否則其勢必歸於無用。改革中國的政治，最好是用俄國的方法，不宜用西方的平民政治。欲使現在中國國民知識普及、實業發達，而又不染資本主義的流毒，只有採用俄國共產黨的方法最為合宜。當然，他們的制度屬於初創，有某些錯處也是免不了的，正可以引為前車之鑒。解決中國問題「根本的永久的」方法是教育，然而教育無法避開經濟與政治問題的解決。中國實際上重要的唯一問題，便是實業主義之發展，僅有極少度連帶的惡弊，而有極大度國家的和文化的利益的問題；中國面臨敵國侵略的危險，最需要的是愛國心。中國人必須解決能發展實業，同時免除資本主義和它所有的惡弊的發展的難題，便須有一萬個有決心的人，為一種理想所激動，而志願冒著自己性命的危險，攫得政府的權柄，改革中國的制度。中國直接從經濟問題下手，是沒用的；政治的問題一定要先解決。改革中國必須先圖政治之改良，然後再圖各種經濟的發展。
他說，中國現在無政府狀態的軍閥極宜撲滅，這是中國改革家、激進派和緩進派的共同目標。羅素在演說中還強烈抨擊了前美國駐華公使克蘭所謂的「國際共管」的謬論。羅素指出：「我和有思想的中國人談話，常常覺得有一個問題：怎樣能夠發展中國的實業，同時又能免除資本主義的流毒？這是個難題。」現在明確了，「一定要先解決政治問題」，而中國政治改革不能走西方的道路，「俄國政策適合中國」，「最好經過俄國共產黨專政的階級。因為求國民的知識快點普及，發達實業不染資本主義的色彩，俄國式的方法是惟一的道路了。」但「國家社會主義」是有弊病的，要想使它不成為「官僚的專政」，實行這種主義的人一定要愛自由愛德謨克拉西，且於人民受有充分的教育時，鼓勵人民的努力，以求德謨克拉西和自由的實現。倫理的原動力，至少有與經濟一樣的重要，它可以使革命中的「起義人物」，在戰爭時期要有犧牲精神，在實現民主的過程中要有率先放棄財產權力的道德。實業與經濟生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人類」達到舒美愉快生活的一種手段」；人們多餘的時間不應用於「貨物的超過的生產」，而應用於科學、美術和交際。中國實含有許多實現這種理想必需的特質，特有的藝術的意識和享受文明的涵容力，這是「中國將來可引導世界」的希望。
羅對於中國文明發展的方向，在羅素看來：「歐洲文明的惡弊已為所有細心的觀察家洞見於此番大戰與其結果中了……這種機械的文明，頗難望其有絲毫價值，所以中國人要不去專事摹擬西方的方法，始可為自己的國家或世界圖謀幸福。……中國自昔相沿的文明設基於儒教之上，而又調劑以釋教，已經到了自然剝落的程度，不能鼓勵個人的成就，或解決中國現所隱伏的內外政治的問題了。」為此，羅素進一步指出：「根本的永久的解決方法，自然惟教育是賴。」不過「必不可像從前的時代一樣，只有僥倖的少數人有讀書的特惠，也不應以僅僅讀些古書，評些古書就算教育，教育必須是普遍的，是科學的，科學又不僅取理論的，必須與近代實業經濟有密切的關聯的。」
羅素最後說道：實業和經濟方面的生活，在西國過於重視它是一種目的，其實只能算是達到善良生活的一種手段。最終的人生目的，在於團體，實業僅其奴僕，而非主人。團體中間要有暇豫的生活，經濟的目的，不應是統馭的。「暇豫為美術科學友誼而存在，不應為出產過多而犧牲。中國實含有這類的性質：有藝術的意思，有享受文明的度量。缺乏這類的性質，暇豫就要變無意味，中國將來引世界于進步的階級，供給沒有休息將發狂癰以亡的西方人民以一種內部的寧靜，全賴在這點特性上。不特中國，即是世界的再興，也要依靠你們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