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滯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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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 商品簡介
  • 作者簡介
  • 目次
  • 書摘/試閱
  • 世界如今進入「新平庸狀態」,
    經濟高成長、投資高報酬的美好日子已經過去了。
    如果你曾經為了自己終日忙碌不已、拚命工作,
    卻仍不禁為未來生活煩憂,這本書能夠為你提供一些解答。
    「想要了解情況、洞察先機的人,都應該看這本書。」
    ──喬恩‧馬克曼(Jon Markman),《富比士》(Forbes)專欄作家、馬克曼資本洞見(Markman Capital Insight)總裁暨發行人
    本書作者薩特雅吉特‧達斯是國際上備受敬重的顧問和金融市場評論家,曾經預測2008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2014年榮獲彭博(Bloomberg)遴選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50位金融思想家之一。
    達斯在經濟金融領域具有超過35年的經驗,在本書以宏觀角度為我們剖析全球經濟從二戰後至今的發展。他指出,世界如今正進入一段停滯期,處於「新平庸狀態」,情況類似日本逾二十年來的低靡不振,無論傳統與非傳統的經濟政策,都無法有效刺激經濟成長。
    二戰後,全球絕大多數地區在歷經戰火洗禮後,經濟持續復甦並進入空前擴張期,產業、社會、民生不斷繁榮發展,出口所得和投資與日俱增,薪資和生活水準蒸蒸日上。二戰後的數十年間,政策重心從工業與社會轉向經濟與金融,經濟活動和經濟成長愈來愈仰賴「金融化」,消費和投資愈來愈仰賴借貸。到了2007年時,美國要增加1美元的經濟活動,必須增加5美元的新債。
    但過度負債有如龐氏騙局,繁榮假象不會持久,借來的終將要還。
    戰後的經濟榮景到了2007年告一段落,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空前的財富損失。戰後的經濟擴張,因為高負債、全球經濟嚴重失衡、過度的金融化,以及氾濫的福利支票重壓而崩潰。
    在2007年到2014年間,全球債務增加了57兆美元,企業、家庭和政府的債務全都增加了。債務有如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全球經濟上方;雖然全球多數民眾都有一些必備的最新電子玩意兒,但並無法遮掩多數人的生活水準停滯不前的事實。工作變得比較沒有保障,薪資若非縮水、便是停滯;就算是新興國家,經濟成長的速度也放緩,投資風險也可能比預期中高。
    多數人愈來愈難找到安穩的工作、賺得合理報酬、維持尚可接受的居住條件,並且為退休存夠錢。未來的世代前景黯淡,科技進步甚至加重了就業與所得的跌勢,消滅了某些工作。儘管如此,達斯認為,必要的改革其實一點也不複雜,但變革是痛苦的,必須拿出勇氣願意犧牲。
    達斯在本書最後提出一個思想實驗,說明恢復經濟、金融和社會永續性需要哪些大規模的變革。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破產的冰島已經做過這種實驗,該國在經歷艱難的調整之後,已經走上復甦之路。

    專業推薦
    「我很喜歡這本書!作者文筆熱情,提供了大量洞見和事實,清楚解釋了未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議題,以及這些問題為何難以解決。想要了解情況、洞察先機的投資人,都應該看這本書。」
    ──喬恩‧馬克曼(Jon Markman),《富比士》(Forbes)專欄作家、馬克曼資本洞見(Markman Capital Insight)總裁暨發行人
    「經濟成長與否,是當前時代的關鍵問題。本書透澈分析經濟大衰退的後續影響及根深柢固的結構因素,解釋這些因素如何令我們的未來蒙上長長的陰影。本書非常可讀,文筆機智又有風格,是刺激思考的重要著作,值得廣為推薦流傳。」
    ──魯比尼(Nouriel Roubini),魯比尼全球經濟諮詢公司(Roubini Global Economics)董事長、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教授
    「本書利用豐富的資料,扼要討論了經濟和社會因素如何造成低成長、高負債、政治緊張的『新常態』。即使你不同意作者對全球經濟前景非常悲觀的看法,本書仍有重要價值:它質疑了媒體和政界有關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成因的錯誤論述。」
    ──克里斯多福‧惠倫(Christopher Whalen),克羅爾債券評等公司(Kroll Bond Rating Agency)研究總監、《膨脹》(Inflated)作者
    「達斯在本書以名家的清晰文筆,揭露在政經領袖無能且逃避現實的情況下,全球經濟如何走向大災難。目前零利率、銀行勢力高度集中、生產力成長乏力的情況,並非偶然現象或景氣循環的結果,而是當局有意選擇所致。已開發國家面臨負債對GDP比率超過100%和儲蓄不足的難題,開發中國家則飽受負債增加、貨幣戰爭、內部和外部不平等,以及不受約束的金融投機打擊。達斯基於明確證據熱心提出警告:如果不完成重大改革,未來除了極少數精英,所有人都將承受悲慘的後果。他的語調一如他揭露的問題那麼急迫,所有央行官員、政界人士和民眾都應該關注。」
    ──諾米‧普林思(Nomi Prins),《總統的銀行家》(All the Presidents’ Bankers)作者
    「達斯是率先預見2008年市場崩盤的人之一,也是對歐洲融合大計當前亂局最有洞見的分析師之一。他在本書集中探討全球經濟的黯淡前景,他的文筆總是活潑、清晰,這次提出的逆耳忠言,更是值得廣為流傳。」
    ──查爾斯‧莫里斯(Charles R. Morris),《兆元崩盤》(The Trillion Dollar Meltdown)作者
  • 薩特雅吉特.達斯(Satyajit Das)/著
    國際上備受敬重的金融專家,具有逾35年的經驗。2014年,榮獲彭博(Bloomberg)遴選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50位金融思想家之一。曾在花旗集團、美林證券和TNT運輸集團工作,並曾為世界各地的銀行、投資人、企業和中央銀行提供顧問服務。
    著有《極限金錢》(Extreme Money)和《交易員、槍和金錢》(Traders, Guns & Money)。2010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黑金風暴》(Inside Job)和美國公共電視網(PBS)知名深度時事節目《前線》(Frontline)2012年系列報導《金錢、權力和華爾街》(Money, Power & Wall Street)均曾訪問過他。達斯替多家媒體撰文,包括《金融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的「市場觀察」(MarketWatch)。
  • 序 言 嚴酷的現實
    第1章 遠大前程:戰後的繁榮與衰退
    第2章 借來的時光: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大衰退的起因
    第3章 逃逸速度:經濟政策的能與不能
    第4章 成長之終結:經濟長期停滯和新平庸狀態背後的因素
    第5章 無米之炊:經濟成長的資源和環境局限
    第6章 尋求自保:全球化的逆流
    第7章 從金磚國家到脆弱五國:新興市場的興衰
    第8章 經濟隔離:不平等加劇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第9章 信任之終結:民主赤字如何損害經濟活動
    第10章 連帶傷害:一般民眾承受的後果
    後 記 為盛宴買單
    謝 辭
  • 【序言】 嚴酷的現實
    世界正進入一段停滯期,也就是所謂的「新平庸狀態」(the new mediocre)。經濟成長告終、經濟狀況脆弱且波動,如今是所有社會和政治爭論的背景,雖然有時大家都沒有挑明這一點。就個人而言,這是攸關人類的希望和夢想破滅的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多數世人逐漸相信經濟可以無限成長,也相信世界可以無止境地改善下去。在樂觀精神不受約束之下,許多人認為所有經濟和社會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繁榮和生活水準進步的基礎日趨不穩,但大家卻漠視這個問題。不過,一如俄裔美國小說家暨哲學家艾茵‧蘭德(Ayn Rand)所言:「你可以逃避現實,但避不開現實的後果。」
    未來是否能有更好的生活水準?
    經濟空前擴張的年代不光彩地告一段落,是多股力量匯聚的結果。自1980年代初期以來,經濟活動和經濟成長愈來愈仰賴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所謂金融化,是指以金融交易取代工業活動,而且消費和投資愈來愈仰賴借貸。到了2007年時,美國要增加1美元的經濟活動,必須增加5美元的新債,而這個比率是1950年代的五倍。結果是債台高築,借款人無力償債,觸發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隨後的經濟大衰退。但是,整個世界借錢成癮的情況,看來卻絲毫未有改善。如今,債務日增已成為拖慢經濟成長的一個因素。
    除了這些金融問題外,另一些因素也加重了經濟困難,包括人口成長放緩和人口老化;生產力成長和創新的速度放慢;一些關鍵的資源,例如水、食物和能源,即將出現短缺的情況;以及人為的氣候變遷和極端天氣。國際貿易量和資本流動量成長放緩,是拖累經濟成長的另一項因素。新興市場受惠於全球經濟成長,近年也支撐全球經濟成長,但如今也出現了成長放緩的情況。不平等加劇,也影響經濟活動。
    當局因應全球金融危機的政策是「延續和假裝」(extend and pretend),掌權者選擇忽略和掩蓋根本問題,採取「以拖待變」的策略。他們假定,增加政府支出、壓低利率和為貨幣市場挹注流動資金,將可創造經濟成長。他們假定,這些措施將可推高通膨、壓低債務的實質價值,藉此減輕債務負擔。但經濟活動對這些傳統政策措施反應冷淡,多數國家的通膨欲振乏力,持續偏低。當局被迫訴諸未經考驗的政策,力求藉此爭取時間,讓經濟能像以前那樣,達成可自我維持的復甦。這些空前的政策突破了經濟學的界限,可惜至今仍未成功。結果,我們浪費了以高昂代價爭取到的時間,必要變革至今仍未發生。
    在那些已經復甦的國家,金融市場多數回到了危機前的水準,甚至已經再創新高。但是,實體經濟狀況並未恢復正常狀態。雖然多數民眾都有一些必備的最新電子玩意兒,但並無法遮掩多數人的生活水準停滯不前的事實。工作變得比較沒有保障,薪資若非縮水、便是停滯。在已開發國家,公認的必要生活條件,例如教育、房屋、醫療、老人照護、儲蓄和退休,如今愈來愈難實現。相較於父母輩,未來的世代可能不會有那麼多機會,生活水準也可能降低。
    美國的復甦情形雖然優於其他先進國家,但國內的中產階層正日趨脆弱。所得屬中間20%的美國家庭如今收入不如全球金融危機之前,資產淨值也有所萎縮。在2014年,44%的美國人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層,顯著低於2008年的53%。同樣在2014年,18歲到29歲的美國人有49%認為自己屬於社會下層,遠高於2008年的25%。德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的情況也類似。
    在受創較為嚴重的國家,情況惡劣得多。雖然有人說希臘經濟已恢復成長,但該國經濟規模萎縮了四分之一。受薪資和退休金縮水影響,希臘人的支出減少了40%。官方數據顯示,26%的希臘勞動人口失業,年輕人失業率更是超過50%。一名評論者甚至指出,政府可以節省教育支出,因為既然有些工作根本就不存在,花那麼多錢在教育上是多餘的。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3年在39個國家做了一項調查,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自己的孩子將能享有更好的生活水準,結果33%的美國人、28%的德國人、17%的英國人和14%的義大利人認為可以,而認為下一代生活將會更好的法國人只有9%。
    永遠學不會教訓
    央行壓低利率、政府增加支出的結果,是全球債務不減反增。2008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之後,多數人認為銀行已經大到危險的程度,但此後銀行變得更大,市場勢力也更加集中。在美國,目前最大的六家銀行控制美國金融體系近70%的資產,所占比例增加了約40%。美國最大的銀行摩根大通(JP Morgan)總資產超過2.4兆美元,資產規模比多數國家還大。許多國家的政府至今仍然認為,銀行大到不能倒。
    許多國家致力將自身問題轉移出去,摒棄國際合作,改為奉行損人利己的策略。受制於有害的報復措施,例如亦步亦趨的降息行動、貨幣戰爭,以及限制貿易的措施,各國均很難占得決定性的優勢。
    這些政策也已經為新的金融危機創造了條件,浮濫的資金人為推高了金融資產的價格,令這些價格顯著超過資產的真實價值。這些資金有相當一部分流向新興市場,造成這些市場的動盪。全球經濟沉溺於政府和央行的支援,可能已經承受不起低利率和浮濫資金消失的打擊。當局發現自己愈陷愈深,幾乎完全失去迴旋餘地,無法輕易停止支撐經濟的措施。
    因為一些複雜和令人不滿的折中取捨,互有關係的難題,變得更加棘手。較低的經濟成長有助減少損害環境和節省資源,但我們必須為此降低生活水準,而且債務問題也將因此惡化。經濟加速成長可以提高生活水準,但如果這仰賴債務融資,我們業已沉重的負債將進一步增加,而且環境和資源壓力也將加重。
    較低的大宗商品價格,有助刺激消費和經濟成長,但這會鼓勵我們增加使用不可再生的資源,加速破壞環境。大宗商品價格偏低,也會造成通膨率下滑或通貨緊縮(物價下跌),結果所得無法成長或甚至萎縮,管理高負債這項任務,將會因此變得更加艱難。這種情況也將導致背負重債的企業和仰賴出售大宗商品的國家收入減少,影響它們的成長和償債能力。另一方面,通膨可降低實質債務負擔,但會懲罰儲蓄者,也會傷害窮國的低下階層。
    減少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或許對個別國家有所幫助,但由此造成的國際經濟戰爭,將會令所有人變窮。
    認清真相
    必要的變革其實一點也不複雜,但這種變革是痛苦的,我們必須拿出勇氣願意犧牲。生活水準將實質降低,民眾將必須增加儲蓄、減少消費。我們的工作生涯將延長,許多人將回到這種狀態:退休是相當奢侈的事。政府將加稅,政府提供的服務將提高收費以反映成本。我們必須更重視實體經濟,也就是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與銷售。金融機構將必須回歸它們支援經濟活動的本分,而非致力從事或促進投機活動。
    在各國內部,隨著不同群體致力爭奪經濟產出和各種利益,不平等程度可能進一步加劇。在各國之間,競爭將會更加激烈;有些國家會用公平的手段,有些則可能會為了占得優勢而訴諸不正當的手段。短期而言,節儉的人將發現自身儲蓄的價值有所萎縮,因為他們將被迫承受危機的部分代價。未來的世代將必須為祖先的錯誤和揮霍買單。
    必要的調整規模多大仍不清楚,確切的路徑和需要的時間也不確定。拒絕正視問題的情況相當普遍,政府普遍不願承認現實中沒有無痛的解決方案。許多國家的政府倡導撙節政策,有時也付諸實踐,但又安撫民眾,說他們的生活水準是可以維持的。政界不願接受一項事實:民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與減稅政策有著不可調解的矛盾。在國際峰會上,各國領袖經常表示擁護國際主義,但他們實際奉行的政策,卻含有強烈的國族主義。
    因為知道社會契約需要經濟成長和繁榮支持,從政者和政策制定者無論意識形態如何,都不願坦率討論生活水準下降的問題。他們宣稱危機令人疲乏,並指問題太遙遠了,不必立即因應。因為害怕在選舉中慘敗,他們屈服於渴求假確定性和「安慰劑政策」(只有安慰作用、沒有實效)的民粹情緒。但是他們這麼做,不過是在堆積問題而已。
    銀行業者和財務顧問考慮到自己的利益,會不想告訴客戶真實的經濟前景。壞消息不利於生意,而媒體和評論界也傾向強調好消息,他們認為事實太令人沮喪了。因此,優先要務是維持一切如常的表象,以便培養信心。
    一般人不願意承認自己必須有所犧牲,但愈來愈多人對現狀由衷感到不安,對未來則感到恐懼。所有人都意識到,我們最終將必須為無可避免的調整付出巨大代價。問題不僅在於經濟困境的威脅,還在於對喪失尊嚴和自豪感的恐懼,這是一種普遍的無力感。
    目前,世人期望最好的情況,但擔心將面對最壞的情況。世界各地的人就像卡通片《海底總動員》(Finding Nemo)中的擬刺尾鯛多莉,多莉記不住最近發生的事,只知道要向前游。她漫無目的,方向完全是隨機的。
    英國作家C.S.路易斯(C. S. Lewis)曾說:「如果你尋找真理,最終或許能夠得到慰藉;如果你尋找慰藉,你將既得不到慰藉,也得不到真理,只會在起初得到一些奉承和妄想,並在最後感到絕望。」知識是變革的關鍵所在,世人必須先認清當前困境的真相。


    【內文試閱】
    第1章 遠大前程:戰後的繁榮與衰退
    「我們的民眾多數不曾經歷如此美好的日子,」1957年7月,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在一場政治集會上對英國民眾這麼說。他描繪了非常樂觀的英國戰後經濟景況,預期英國將迎來空前的繁榮期。他這句話如今被用來嘲諷政治承諾,但在當時是符合實情的說法。當年,英國的鋼鐵、煤和汽車產出不斷增加,出口所得和投資與日俱增,薪資和生活水準蒸蒸日上。
    在大西洋對岸,美國正享受比英國更快速的經濟成長,生活水準也改善得更快。1960年,美國第一位出生於20世紀的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他接受民主黨提名競逐美國總統的演講中,談到要征服新領域,而他上台後也確實推出了雄心勃勃的一系列政策。甘迺迪遭刺殺後,其政策議程獲納入繼任者詹森(Lyndon B. Johnson)的「大社會計畫」(Great Society programs)中。
    這些政策計畫抱負既大,範圍又廣,政策目標涵蓋貧窮、失業、所得、農業、教育、老人照護、醫療、房屋、交通、城市問題、文化、環境、種族不公、國際裁軍、軍備控制,以及太空計畫。這是1930年代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以「新政」(New Deal)因應大蕭條以來,美國最全面的政策計畫。根據這些計畫,國會議員、技術官僚和民眾,將利用政府資金建造一個新美國。
    我們以懷舊的眼光去看這一切,會覺得那是經濟上最美好的時代,是空前樂觀、前程遠大的時期。人們不難找到終身的好工作、經濟日益繁榮、社會流動且重視平等,但這種田園詩一般的時光早已不再,而那正是現在一般人渴望的好日子。
    二戰之後的數十年間,政策重心從工業與社會轉向經濟與金融,景氣的起伏日趨劇烈,最後釀成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玫瑰色的黃金歲月
    戰後經濟擴張的最初階段,大約為1950年至1970年代初期,這段時期被稱為「長期榮景」(Long Boom)、「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Golden Age of Capitalism)或「新鍍金時代」(New Gilded Age)。在法國,1945年到1975年間的經濟擴張期被稱為「輝煌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媲美1871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這段時期的特徵是經濟繁榮、低失業率、所得和財富成長、社會服務增加,以及人們負擔家用品、休閒活動和休假的能力上升。
    二戰結束時,有人擔心軍事支出減少將導致經濟重陷戰前的停滯狀態。但是,戰爭時期積壓的需求和戰後出生率大升,促使戰後經濟快速成長。民眾一心希望恢復正常生活,戰時物資配給、消費品供應不足,結果家庭持有的現金和流動資產增加了兩倍。在美國,光是戰時公債到期金額便高達2,000億美元,這筆資金有助支持民間支出。
    各種工業(例如汽車製造業)恢復生產,不再需要滿足戰爭需求,也不再受原料短缺影響。新的工業(例如航空航天和電子業)得以建立。相當一部分的農業和製造業勞工流向服務業,低薪的農工轉投所得較高的城市工作,促進了經濟成長。農業因為使用新的高產作物種子、化學肥料、殺蟲劑和重型農業機械,生產力顯著提升。製造業生產效率則因為採用自動化技術、更好的機器和先進的控制系統而大有進步。政府投資在運輸和通訊等基礎設施上,改善了物流和配銷作業,提升了生產力。
    人口從城市遷往郊區,也遷往人煙較稀、地價較低、機會較多的地區,而這種遷移也促進了經濟活動。好工作很多,所得成長支持中產階層崛起。物價因為大量生產而降低,負擔得起房屋、汽車、電視和其他財物的人口比例升至前所未見的高位。房市欣欣向榮,受惠於政府資助退役軍人的房貸。
    在社會方面,1950年代是一段強調從眾和守規矩、容易令人變笨的時期。戰後的人生夢想是找到一份好工作、結婚生子、在市郊買一棟房子,然後擁有愈來愈多的財物。這段時期許多人的生活相當狹隘,享受豐盛的物質之餘,非常缺乏自知,而且否定人的潛能。一些著作記錄了這種時代特徵,包括大衛‧黎士曼(David Riesman)的《寂寞的群眾》(The Lonely Crowd)、威廉‧懷特(William Whyte)的《組織人》(The Organization Man),以及米爾斯(C. W. Mills)的《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在那個時期的暢銷小說──史隆‧威爾森(Sloan Wilson)的《一襲灰衣萬縷情》(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中,貝西‧拉思(Betsy Rath)向她老公湯姆(Tom)抱怨:「我不知道我們是怎麼了……我們不應該總是如此不滿。」
    股市大漲、反戰與嬉皮
    在1960年代,美國股市進入了它的興盛期,儘管戰後的經濟成長有所放緩。道瓊工業指數1962年觸及536點的低位後開始大漲,1966年突破1,000點的大關。股票交易量也迅速增加;1960年,紐約證交所在交投暢旺的一天,成交量約為400萬股。到1966年,這數字已增至約1,000萬股。一如1920年代,股市再度成為一般人的熱門話題。1967年5月,證券經紀公司哈里斯艾普翰(Harris Upham)甚至發表一篇文章,將股價水準與裙子的長度聯繫起來,認為股市上漲與迷你裙流行有關。
    明星級共同基金經理人成為當時的顯要人物,他們藉由快速買賣,把握市場動能創造的機會、積極追求業績成長,地位超越了保守的投資專業人士。當時的市場榮景靠富魅力的科技股、投機活動和財務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驅動,這種形態在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代均再次重現。綜合企業集團如LTV(Ling-Temco-Vought)、國際電話電報(International Telephone & Telegraph)和海灣西方(Gulf & Western),率先做起未來的私募股權公司將會做的事,不時收購和出售各種產業的公司,涉及飛彈、飯店、房地產、汽車出租、高爾夫球用具和電影製片等業務。低利率和廉宜的融資成本,協助股票和資產價格快速上漲。
    1960年代也是反主流文化運動取得進展的時期。該運動結合維護黑人、女性和同性戀權利的運動,致力促進社會平等和流動性,同時反戰,尤其是核戰和越戰,也包括與越戰有關的徵兵制度。年輕人和大學裡的叛逆者,挑戰既有的社會規範和上一代的價值觀,他們主要是已開發國家中上階層的白人。
    當時的政治議程並不明確。美國著名社運人士湯姆‧海登(Tom Hayden)發現,窮人希望改善生活而非革命,價值觀和願望與中產階層相似,而海登認為中產階層的價值觀是沒意義的。1960年代的政治行動者得出下列結論:人們不清楚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必須有人向他們說明。在現實中,許多人關注個人甚於政治,最熱中的是性愛(受助於避孕藥普及)、心靈,以及穿著打扮的新風格。最能明確表達這種追求的是麻醉劑(毒品)和音樂,而這種活動的高潮是1969年8月的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 Festival)。但胡士托所標誌的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而非開始,因為參與活動的許多明星不久之後便死去,而反主流文化運動也逐漸衰落。
    1960年代末期的真正威脅,是日趨嚴重的暴力事件,它們衍生自舊城區和大學校園的動盪和抗爭。美國一些激進左翼團體,例如地下氣象人(Weather Underground),試圖推翻政府,發起一些炸彈攻擊。在歐洲,德國的巴德麥恩霍夫(Baader-Meinhof)和義大利的紅色旅(Brigate Rosse)從事武裝抗爭,執行了一些針對政界、商界和軍方領袖的精密暗殺計畫,遭到殺害的包括德意志銀行董事長阿爾弗雷德‧赫爾豪森(Alfred Herrhausen)和前義大利總理阿爾多‧莫羅(Aldo Moro)。日本也出現了赤軍這個極端組織。
    1969年的電影《逍遙騎士》(Easy Rider)總結了這段時期,反映一個世代迷惑的異議。在該片的高潮,主角威特〔Wyatt,由珍‧芳達的弟弟彼得‧方達(Peter Fonda)飾演〕承認:他們搞砸了,失敗了。
    大衰退結束了,但危機仍舊持續
    2007-08年這場全球金融危機,是自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其餘波被稱為「大衰退」(Great Recession)。2008年9月18日(週四),這場危機正值高潮,接替葛林斯潘掌管聯準會的柏南克,在美國國會呼籲持疑的議員支持大規模的銀行紓困方案:「如果我們不這麼做,我們的經濟體到週一時可能就不存在了。」在那三年前,柏南克曾接受財經新聞頻道CNBC訪問表示:「我們從不曾有過全國性的房價下跌……房價可能會放緩,可能會穩定下來,可能令消費支出稍微放緩。但我不認為它會導致經濟大幅偏離其充分就業走勢。」他曾一再表示,美國房價反映強健的經濟基本面。
    200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普拉卡什‧洛嘉尼(Prakash Loungani)做過一項研究,結論是經濟學家的預測往往非常不準確。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洛嘉尼和他的同事海特斯‧艾希爾(Hites Ahir)發現,2008年時沒有經濟學家預測經濟將會陷入衰退,而這個情況非常值得注意,因為當時金融危機已經開始了。這印證了心理學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的研究發現:政治和地緣政治預測,並不比猜測好多少。
    多數評論者假定,這場危機不過是規模異常大的一次修正。他們認為這場危機也是會過去的,屆時經濟將展開新的擴張期:繁榮將會再現,經濟將恢復強勁成長。各國政府和央行投入巨額資金,成功穩住經濟,但未能促成強勁復甦。借用邱吉爾對二戰中英國遠征軍從法國敦克爾克(Dunkirk)撤退的說法,各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的行動,是解危、而非勝利。
    西班牙總理馬里亞諾‧拉荷義(Mariano Rajoy)在2013年9月,曾概括描述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世界。西班牙經濟在此次危機中受到重創,此時終於恢復溫和成長。但該國經濟規模已經萎縮了約10%,失業率超過25%(年輕人失業率超過50%),房價比危機前低30%到50%,公共財政和銀行體系相當脆弱。拉荷義總理悲傷地表示,衰退結束了,但危機仍未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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