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金銀和西方世界的興起（簡體書）

再版序言

《美洲金銀和西方世界的興起》出版至今已有12年了。當年寫這本書的主要動機，是想對諾斯和托馬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的觀點做些補充。諾斯和托馬斯得出結論說，西方世界尤其是英國與荷蘭在18和19世紀的經濟快速增長，根植於“光榮革命”等資產階級革命後逐步確立起來的一整套有利於新興階級壯大的製度安排；反過來新興階級的壯大又強化了維護自身利益的國家權力。（在該書的結尾，諾斯和托馬斯還特別提到，其實他們的主要論點馬克思早就說過了，他們所做的工作並未超越馬克思，儘管在有些問題上他們不贊同馬克思的觀點。 ）作為製度經濟學支柱之一的新經濟史理論的奠基者，諾斯和他的同事40年前得出的基本命題，即制度決定長期增長，在今天仍然被密集地討論著，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魯最近出版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被看作是諾斯命題的一種延續，一種精緻化。
如果接受“制度決定長期增長”這一命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為什麼被視為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英國“光榮革命”發生在1688年，而不是1588年或1788年，抑或更早些或更晚些。當年的諾斯和托馬斯沒有把關注點放在“時間點”上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的主要目標是提出命題。作為後來人，追問“時間點”便多少成為了一種學術責任。我們的思路很簡單，就是去查閱文獻，尋找新興階級在那個歷史時段得以產生、生長、壯大的條件。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是一個堪比“光榮革命”的歷史事件，同樣標誌著一個嶄新時代的開啟，即伴隨著巨量金銀的開採、掠奪並販運回西歐，一個新興階級或集團走上了歷史舞台。他們擁有的巨額財富一方面使舊貴族相形見絀，另一方面又時刻處於不安全的環境之中——西歐各王室政權對財富的貪婪構成了其財產的最大威脅。借助對美洲金銀與新興階級的壯大和其集體行動的形成之間關係的說明，我們力求對“光榮革命”爆發的“時間點”問題做出解釋。順帶說一句，在此把“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打上引號，是因為“發現”一詞具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或殖民主義含義。難道美洲以及印第安人是被歐洲人“發現”的嗎？
除了用貨幣財富與新階級產生來解釋重大製度變遷外，我們還得到了一個派生的，同時也是非常關鍵的製度經濟學命題：制度安排中的產權保護固然重要，但對社會中不同群體財產的保護強度至少也同等重要。中世紀的西歐封建王國同樣是保護產權的，但保護的重點是自身和貴族的財產。封建貴族階級在那個時代恰恰是最保守的集團，甚至不擇手段地攫取其他社會階層的財富。“光榮革命”的重大意義之一在於，它歧視性地給予新興階級的財產權以嚴格保護，而後者在當時用馬克思的話說恰好是“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的階級。市場規模的擴大幫助他們消除了王權對財產的威脅，接下來他們又利用國家權力來實現其追逐財富的野心，工業革命興起的製度基礎因此得以奠定，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便由此開始。在後來的發展演進中，由於自身固有的矛盾，資本主義又相繼遇到一系列重大危機，幾次到了崩潰的邊緣，現如今更是步履蹣跚、前途未卜。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儘管我們引用了一些歷史證據，但整體來看，這本篇幅不長的書給出的還只是一個分析框架和邏輯線索，提出的也只是一個理論命題。一定會有讀者以為，像西方世界興起這樣的重大歷史現象，其背後的原因應該是複雜的或多重的，任何單一化的理論解釋都會顯得蒼白無力。這類批評確實有一定道理，並且還可以得到一些經驗上的支持。但問題在於，歷史事實和理論架構之間存在差距是一種常態。最準確的地圖是1:1的地圖，可誰又整天帶著這樣的地圖出行呢？地圖之所以有用，是因為它通過省卻大量不必要的信息，突出了人們最需要最關注的信息。理論亦如此。在紛繁複雜的世界中確定少數幾個關鍵變量並說明它們之間的穩定的或帶有規律性的關係，並依此對現實世界進行描述、解釋和預測，這便是理論的基本功能。我們寫作本書的目標或野心，即在於給出一個關於經濟長期增長的更為完備同時也盡量簡潔的分析框架與基本命題。時隔12年再看這本著作，可以說我們的目標大致實現了。
本書出版後我們聽到了一些反饋，其中包括許多批評。嚴肅的批評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我們也考慮過對原版書進行訂正、補充和完善，但最後還是決定在再版時不做修改。書籍有時就像孩子，一旦出生便有自己的命運。讓讀者了解12年前我們的思想認識水平，也是再版原書的一個理由。書店售罄的同時，又經常遇到朋友、同事或學生詢問如何找到此書，則是再版此書的直接原因。據說在網上本書的拍賣價格過百，這多少讓人感到不安，因為我們實在是拿不准如此的高價是否真正物有所值。此外，此書的姊妹篇《初始製度與東方世界的停滯》也將於近期出版。在後一本書中，我們討論的主題是同時代的晚明中國，那時中國雖然也輸入了巨量的白銀並且催生了一批富商，但卻“錯過了”經濟起飛的機遇。為了解釋這一歷史現象，我們提煉出了“王亞南－費孝通命題”，並以此為硬核構建起了一個理論模型。再版此書也是為了讓讀者方便地比照著閱讀這兩本小書。
最後我們要特別感謝中信出版社的王文婷編輯。從續簽出版合同，到封面裝幀，再到版式設計，她都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沒有她的幫助本書是不可能順利再版的。當然，我們在此也要感謝中信出版社，這不僅因為它決定重印本書，也因為最近一些年它在出版嚴肅學術著作上所做的傑出貢獻。我們希望本書能夠為中信出版社的宏大志向增添一份光榮。

張宇燕

2016年9月25日

再版序言

序

摘要

第一章引言

第二章文獻綜述及命題的提出

第三章美洲金銀流入歐洲與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
§3.1美洲地理大發現與歐洲貨幣存量的增加
§3.2 “長期貨幣非中性”命題的提出
§3.3歐洲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

第四章西歐階級結構及國家功能的變化
§4.1國家、階級與產權保護
§4.2商人階級的興起與國家政權性質的變化
§4.3財富與強權的融合：對“重商主義”貿易政策的重新回顧

第五章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和產權制度的創新
§5.1新興階級對王權的不滿和資產階級革命
§5.2產權保護的非中性與產權制度的創新

第六章西歐有效資本市場的形成
§6.1政府信譽的建立與國債制度的確立
§6.2私人信譽的建立與西歐融資市場秩序的自發擴展
§6.3低利率、大規模投資和工業革命

第七章簡要概括和補充說明

後記

附錄一：與論文相關的幾封友人間通信

附錄二：理解歷 研究

參考文獻

§3.3歐洲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

在發現美洲這一意外“寶藏”後，為了防止已經到手（或即將到手）的美洲金銀財富外流，西班牙君主一方面製定了嚴刑酷法，另一方面在其美洲殖民地實行貿易壟斷，以使殖民地出產的物品專屬西班牙，且只有西班牙才能向殖民地直接輸出商品。這樣一來，那些經濟上佔有一定分量的西歐諸國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如何與“吝嗇的”的西班牙爭奪（以及彼此間爭奪）來自美洲的金銀。在覬覦西班牙的金銀的同時，歐洲其他國家“聰明的”商人們很快摸清了把這些金銀據為己有的“門道”。
對於那些國家的商人而言，獲得美洲貴金屬的最“正當”途徑，是通過塞維利亞和安特衛普等中介城市同西班牙進行貿易。西班牙當時面臨這樣的處境：為滿足本土及其美洲殖民地的需求，它不得不依賴西歐其他國家貿易品的進口。西班牙在肉類、小麥，特別是衣料等工業製成品方面無法自給自足，而食鹽、羊毛和油脂的出口又遠不足以補償它為自己和“飢餓的”殖民地所進口的商品。貿易逆差的出現，不可避免地使西班牙獲取的美洲財富分流到西歐各個市場。隨著英國、荷蘭、法國和意大利商品的大批流入，西班牙在美洲得到的貴金屬如同漣漪般擴散開來。整個西屬美洲殖民地所消費的外來物資中，只有1/20是由西班牙生產的，其他部分幾乎全部由英國人、荷蘭人、法國人和意大利人提供。難怪當時有人評論說，一國對於西班牙的貿易越繁榮，貿易本身就會將越多的巨額金銀帶到那個國度去。
直接打入美洲市場的走私貿易，是西歐商人們獲得美洲金銀的另一種手段。當時的法國商人經常使用假商標來偽造西班牙商品，直接參與在名義上被西班牙壟斷了的大西洋貿易。英國和荷蘭的商人也“不甘示弱”，他們甚至直接冒充西班牙商人將商品拿到美洲銷售。而且，這些西歐大商人們在塞維利亞和加的斯大都能夠找尋到自己的西班牙“親友”。這些所謂的“親友”專門負責在貨船證書和發貨單上簽名，並主動向西班牙海關申報，證明這些商品是他們自己運往殖民地的。此類現像在16世紀出現後，一致持續了兩個世紀。直至18世紀初，西班牙人始終都在扮演著外國人的委託交易商的角色。據庫利舍爾的統計，菲利普二世時期（1555－1598），美洲殖民地進口的商品中有9/10都來自它與西班牙以外的西歐國家之間的直接貿易。法國打頭，英國和荷蘭緊隨其後，走私貿易在17世紀形成了自己“獨自的政治體系”。
除了貿易途徑外，西班牙在金融渠道中流失的金銀貨幣量也不可小覷。運到塞維利亞交易所的貴金屬迅速疏散到西歐主要的金融市場。這些不定期的舶來金銀，通過貸款和匯兌等方式綿延不斷地外流。安特衛普成為16世紀西歐金融世界無可爭議的霸主和“超級貨幣市場”，而頻繁的商業金融活動使大量美洲金銀落戶該城市成為一種自然的結果。16世紀中葉幾乎所有的西歐國家，特別是伊麗莎白時期（1558－1603）的英國，都通過安特衛普和塞維利亞等金融中心城市參與新世界金銀的分配。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一大批成功的金融家或一個有產階級應運而生了。
為了讓西班牙人手中的美洲財富更多地落入自己腰包，西歐商人們所採取的第四個“高招”最絕也最狠，那就是直接、乾脆地進行海盜掠奪。16世紀的海盜活動通常與商人間正常的商業活動密切相連。海商與海盜往往是一對聯體兒，其間並無分明的界限。馬克思曾精闢地總結道：“占主要統治地位的商業資本，到處都代表著一種掠奪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時代的商業民族中的發展，是和暴力掠奪、海盜行徑、綁架奴隸、征服殖民地直接結合在一起的。”直接從事海上掠奪不必支付任何開採成本，甚至連商品輸出都“省”了。雖然難免遭受西班牙王權的軍事“打擊報復”，但從總體上看，海盜掠奪明顯是收益大於損失。
當時，英國、荷蘭和法國的海盜馳騁於各大洋，窺視和追逐西班牙、葡萄牙的遠洋貨船和滿載金銀的船隻，並不時襲擊其殖民地的港口。海上掠奪通常是在各該國王權明許或暗示下進行的，並成為美洲金銀在西歐實現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西歐各國王室或政府為了維護和爭奪海上霸權和增加國庫收入，競相公開支持本國海盜商人對西班牙和葡萄牙商船的掠奪活動，同時盡力保護本國商船免於遭受他國海盜的劫掠。1523年法國海盜比·弗洛林在亞速爾群島攔劫了兩艘滿載美洲金銀的西班牙貨船。當查理五世（1519－1558年在位）向弗朗西斯一世提出抗議時，這位法國國王不屑一顧地回答道：“請您給我看看，在聖經上哪處地方是把那邊的一切都分派給您陛下的呢？”被荷蘭政府授予特權的麥哲倫海峽公司，便公開以海盜掠奪作為主要目的，而荷蘭西印度公司更明目張膽地設立了走私貿易與海盜掠奪兩個業務部門。英國的海盜活動由於深受國王的縱容、支持和資助，所以最為猖獗。海盜們不但經常攔截途經英吉利海峽前往安特衛普的西班牙商船，而且還坐鎮加那利群島，持續在大西洋上巡航以等待來自美洲、滿載金銀而歸的西班牙“銀船”，並趁機劫掠。伊麗莎白女王本人甚至也公開投資這類海盜活動，分取大量虜獲物。女王的親自參與使一些私掠巡航上升為一種專業性頗強，且具有準官方性質的組織化活動。劫掠通常帶有官方的指令，採用聯合參股的方式籌集資金，最後按投資比例瓜分“戰利品”。商人階級作為其中十分重要和活躍的投資者，獲利甚多。令同時代西班牙商人“談虎色變”的傳奇海盜德雷克，其數次出航均是以女王的海軍將領的身份來指揮船隊的。其中1577年到1580年的幾次劫奪活動，僅集資了5000鎊，最終掠奪的財寶價值竟多達470萬鎊！在西班牙國王強烈抗議英國海盜洗劫其商船與殖民地之際，英國女王不但授予德雷克和另一位海盜頭目霍金斯以爵士頭銜與海軍將領稱號，而且在那次震驚歐洲的環球海盜航行之前，女王還鄭重宣布：“誰要是把德雷克準備在1577年進行遠征的事泄露給西班牙國王的話，就砍誰的頭。”在德雷克成功搶劫了巨額金銀財寶返航後，她又親自登船，為之舉行隆重的授職儀式，並分享了至少263 790英鎊的贓物。當然，海盜活動最慣常採用的方式還是商人們在貿易航行的往返途中伺機進行劫掠。倫敦商人們樂此不疲，其中的很多人身兼商人和海盜的雙重身份。這種無須事先籌集資本的私掠方式，也使商人階級獲得了數額可觀的美洲財富。拉布估算，伊麗莎白統治的最後18年，海盜掠奪的年平均所得約為15萬鎊，總共奪得270萬鎊左右。
美洲金銀通過上述途徑流入英國、荷蘭、法國和意大利等國的商人手中，最後只留給“可憐的”西班牙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西班牙人哀嘆自己從西印度群島“經過長距離的、長時期的和危險的航行之後帶回的它所獲得的一切，以及他們用鮮血和勞動收穫的一切，都被外國人毫不費力地和舒舒服服地運到他們本國去了”。那個時代的見證人拉蒙·卡蘭多不禁生出這樣一番感慨：“西班牙就像一張嘴，填進食物、咀嚼食物，僅僅為了把它送進別的器官，除了經過的氣味和偶爾粘在牙齒上的一點碎屑外，沒有留下任何東西。”西班牙人似乎只是成功地為“養在深閨”的美洲財寶做了一次嫁衣——而真正憑藉這樁婚姻“飛黃騰達”的男主角卻是以英國為主的西歐其他國家的商人階級。
雖然把貴金屬和其他商品帶回本國存在著風險，但對於一個幸運的商人來說，百分之一千甚至更高的回報率並不罕見。當時，西歐主要國家的大商人，特別是那些大批發商、貿易公司的大股東、金融業主、交易所的經紀人們可謂腰纏萬貫，人人稱羨。商人的事業和社會地位蒸蒸日上。到了17世紀，英國商人已開始收紳士子弟為學徒。那種視經商為下等職業、牟利為不道德之舉的經院說教，已經被視為迂腐之言而不再為人們提及。托馬斯·孟甚至稱商人為“國家最好、最有益的成員”，認為其理應“受到一切優渥”。其中英國的情況具有代表性。根據塞拉普提供的數據，15世紀初，倫敦商人的中等富裕標準是動產300鎊左右。但時至16世紀50到70年代間，一個倫敦商人死時留下動產3000鎊以上已經不算什麼稀罕事了。根據喬丹的估算，伊麗莎白時代倫敦商人平均擁有7780鎊的動產。即便考慮到16世紀價格上漲的影響，西歐商人所擁有的平均動產價值也是15世紀中等富裕商人的10多倍。當時的作家托馬斯·威爾遜（約1560－1629）做瞭如下描述：“倫敦有的商人財富多達10萬鎊，那些不足5萬鎊的就不能算是富有。”倘若再將不動產的價值也估算在內，則整個商人階級的財富數額更為可觀。不僅如此，這種財富積累速度日益加快。
大量美洲金銀的意外供給在16世紀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價格革命”。這場“革命”首先在西班牙爆發，隨後波及西歐主要國家。就歐洲物價總水平而言，1600年比1500年增長了2－3倍。16世紀末西班牙物價比該世紀初上漲了4.2倍。在此之後，黃金和白銀通過貿易和走私等渠道流入鄰國，英、法、荷等歐洲主要國家也出現了價格波動。其中法國物價指數比世紀初高2.2倍，英國高2.6倍，荷蘭的主要城市高3倍，阿爾薩斯、意大利和瑞典高將近2倍。按現代價格指數標準，這只是一種溫和的通貨膨脹，根本不配叫什麼“價格革命”。但在貴金屬通貨時代，價格結構通常是高度穩定的。根據布朗和霍普金斯的生活物價指數，14世紀初到15世紀末，歐洲物價總水平基本保持不變。對於長期享受價格“超穩定”的歐洲人來說，如此的物價上漲幅度足以引起廣泛的社會動盪。博丁（又譯作博丹）是第一個明確指出這種因果關係的學者。他認為金銀的豐足是當時導致物價上漲的“主要且幾乎是唯獨的原因”。這一結論不但得到了大量經驗的證實，更為後來的貨幣數量理論所充分證明。
“價格革命”的深遠後果之一，在於進一步分化了西歐各國的原有財富和新增財富所有者階級。在整個“價格革命”過程中，商人集團仍是最受眷顧的群體。一方面，西班牙的價格革命在時間上要早於歐洲他國，且程度也要激烈得多。劇烈的通貨膨脹使其國內物品相對他國而言更為昂貴。英、法、荷蘭等國的商人們通過向西班牙市場提供商品和勞務，以更加低廉的成本獲得了大量的貴金屬。另一方面，由於物價脫離了生產成本的約束，從而使那些依靠生產和銷售貨物以牟利的階級獲得了額外利潤。隨著通貨膨脹時間的持續和程度的加深，西歐社會的原有均衡發生了變化：土地所有者和那些靠工資為生的人蒙受重大經濟損失;而他們所損失的財富則流向商人和企業主們的口袋。這也就是所謂的“利潤膨脹”。這種狀況在西歐主要國家一直持續到18世紀。
幾家歡喜幾家愁。隨著大量美洲金銀的湧入，那些按照傳統方式依靠固定貨幣地租收入而“坐享其成”的舊貴族階級，日子卻愈發難過了。價格革命使一般產品價格上漲;但在租約期內，貴族地主卻只能按照協議上的既定數額收取地租。那個時代的地租期限往往很長，有的甚至長達一個世紀。這意味著貴族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能隨著物價上漲隨時對地租進行調整。物價上漲和地租黏性使得舊式土地顯貴的實際收入銳減。這個時期的基本態勢是：貴族地主和舊式家族相對沒落，一部分人開始入不敷出、變賣地產;另一部分貴族則逐漸被資產階級化; “貧窮貴族”“無產貴族”頻頻出現構成了一幕幕頗具戲劇性的場景。根據斯通的統計，1558年12月，63戶大貴族共佔有3390個莊園，平均每戶佔有54個;1602年時，57戶大貴族共佔有莊園2220個，平均佔有數量降到39個;到了斯圖亞特時期，情況繼續惡化，121個上院大貴族共佔有莊園3080個，平均每戶僅佔25個。從1559年到1620年，英國占有40座莊園以上的土地顯貴由原來的39家銳減至19家。1600年時，大約2/3的英國舊貴族在財政上不僅入不敷出，甚至瀕臨破產。斯通認為，到都鐸王朝（1485－1603）末期，由舊貴族組成的上層結構似乎已接近解體的邊緣。在美洲金銀流入後的幾個世紀中，法國貴族也在不斷貧困化。1750年，一位法國總督對他的繼任者說：“這個地方的貴族非常貧窮。同他們過去的境遇相比，他們受到莫大的侮辱。”一位法國貴族成員在1755年不禁感嘆道：“貴族每天都在破產、消亡，第三等級卻佔有財富。”就在貴族家道敗落和權力喪失的同時，商人階級開始集中財富並靠近統治者。他們在舊貴族的“廢墟上崛起”，並呈現咄咄逼人之勢。法國舊貴族階級經歷了雙重失敗：他們變得“絕對地和相對地虛弱”。舊貴族階級逐漸貧困化的現象，在同時期的歐洲其他國家均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可見，美洲貴金屬的注入雖然在總量上增加了歐洲國家的財富積累，但財富的增加並沒有實現在社會各個階級間的平均分配。蛋糕雖然做大了，結果卻並非“皆大歡喜”。富者彌富而窮者愈窮的兩極分化，展現出社會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側面。馬克思對由此引起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與鬥爭極為關注。而我們這裡更關心的是有產階級內部的損益及後果：舊貴族階級昔日的榮耀不再，而商人階級作為新的利益集團“異軍突起”了。托馬斯·威爾遜在16世紀末期這樣寫道：“一些人（舊貴族）一天天衰落下去，另一些人（新興商人階級）按照世界的發展進程而發展起來。”歷史學家肖尼講的一段話可謂真知灼見。數量空前的美洲金銀的突然湧入“促進和加快了規模無法估量的社會大變動：商人和金融資產階級富裕起來，上升到王公貴族的地位，……像寄生蟲一樣靠剝削才能維持自己地位和榮耀的貴族一天天腐朽衰敗”。
美洲金銀供給的增加在西歐貨幣史上引起的爭論激烈而龐雜，其中最為搶眼的理論自然是貨幣數量論。他們爭論的焦點在於“價格革命”的起因和通過國際收支效應完成的傳遞範圍與速度，以及對美洲金銀間歇式流入與價格波動水平和方向等問題的解釋。由此引出的論題包括金銀數量、流通速度、市場化（國民收入中交易量的增長）、伴隨人口增長而來的城市化、分工與專業化。毋庸諱言，尤其是在貴金屬鑄幣時代，貨幣數量論在處理歷史的短期問題時無疑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同時，市場化、城市化以及與此緊密相連的分工深化，在回答價格長期波動問題時均有相當的功效。不過我們還是認為，美洲金銀對於西歐更重大的意義，則在於它作為初始動力在長期中改變了財富分配狀況和階級結構，從而為打破制度的均衡狀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迴避圍繞貨幣數量論的種種爭議和糾纏，有助於我們把目光放在製度變遷對西歐市場化（貨幣化）、城市化的促進之上。歸根結底，實現這一制度轉換的前提，是新興商人階級和現代國家被推上了歷史的舞台並扮演主角。

§3.3歐洲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

在發現美洲這一意外“寶藏”後，為了防止已經到手（或即將到手）的美洲金銀財富外流，西班牙君主一方面製定了嚴刑酷法，另一方面在其美洲殖民地實行貿易壟斷，以使殖民地出產的物品專屬西班牙，且只有西班牙才能向殖民地直接輸出商品。這樣一來，那些經濟上佔有一定分量的西歐諸國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如何與“吝嗇的”的西班牙爭奪（以及彼此間爭奪）來自美洲的金銀。在覬覦西班牙的金銀的同時，歐洲其他國家“聰明的”商人們很快摸清了把這些金銀據為己有的“門道”。
對於那些國家的商人而言，獲得美洲貴金屬的最“正當”途徑，是通過塞維利亞和安特衛普等中介城市同西班牙進行貿易。西班牙當時面臨這樣的處境：為滿足本土及其美洲殖民地的需求，它不得不依賴西歐其他國家貿易品的進口。西班牙在肉類、小麥，特別是衣料等工業製成品方面無法自給自足，而食鹽、羊毛和油脂的出口又遠不足以補償它為自己和“飢餓的”殖民地所進口的商品。貿易逆差的出現，不可避免地使西班牙獲取的美洲財富分流到西歐各個市場。隨著英國、荷蘭、法國和意大利商品的大批流入，西班牙在美洲得到的貴金屬如同漣漪般擴散開來。整個西屬美洲殖民地所消費的外來物資中，只有1/20是由西班牙生產的，其他部分幾乎全部由英國人、荷蘭人、法國人和意大利人提供。難怪當時有人評論說，一國對於西班牙的貿易越繁榮，貿易本身就會將越多的巨額金銀帶到那個國度去。
直接打入美洲市場的走私貿易，是西歐商人們獲得美洲金銀的另一種手段。當時的法國商人經常使用假商標來偽造西班牙商品，直接參與在名義上被西班牙壟斷了的大西洋貿易。英國和荷蘭的商人也“不甘示弱”，他們甚至直接冒充西班牙商人將商品拿到美洲銷售。而且，這些西歐大商人們在塞維利亞和加的斯大都能夠找尋到自己的西班牙“親友”。這些所謂的“親友”專門負責在貨船證書和發貨單上簽名，並主動向西班牙海關申報，證明這些商品是他們自己運往殖民地的。此類現像在16世紀出現後，一致持續了兩個世紀。直至18世紀初，西班牙人始終都在扮演著外國人的委託交易商的角色。據庫利舍爾的統計，菲利普二世時期（1555－1598），美洲殖民地進口的商品中有9/10都來自它與西班牙以外的西歐國家之間的直接貿易。法國打頭，英國和荷蘭緊隨其後，走私貿易在17世紀形成了自己“獨自的政治體系”。
除了貿易途徑外，西班牙在金融渠道中流失的金銀貨幣量也不可小覷。運到塞維利亞交易所的貴金屬迅速疏散到西歐主要的金融市場。這些不定期的舶來金銀，通過貸款和匯兌等方式綿延不斷地外流。安特衛普成為16世紀西歐金融世界無可爭議的霸主和“超級貨幣市場”，而頻繁的商業金融活動使大量美洲金銀落戶該城市成為一種自然的結果。16世紀中葉幾乎所有的西歐國家，特別是伊麗莎白時期（1558－1603）的英國，都通過安特衛普和塞維利亞等金融中心城市參與新世界金銀的分配。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一大批成功的金融家或一個有產階級應運而生了。
為了讓西班牙人手中的美洲財富更多地落入自己腰包，西歐商人們所採取的第四個“高招”最絕也最狠，那就是直接、乾脆地進行海盜掠奪。16世紀的海盜活動通常與商人間正常的商業活動密切相連。海商與海盜往往是一對聯體兒，其間並無分明的界限。馬克思曾精闢地總結道：“占主要統治地位的商業資本，到處都代表著一種掠奪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時代的商業民族中的發展，是和暴力掠奪、海盜行徑、綁架奴隸、征服殖民地直接結合在一起的。”直接從事海上掠奪不必支付任何開採成本，甚至連商品輸出都“省”了。雖然難免遭受西班牙王權的軍事“打擊報復”，但從總體上看，海盜掠奪明顯是收益大於損失。
當時，英國、荷蘭和法國的海盜馳騁於各大洋，窺視和追逐西班牙、葡萄牙的遠洋貨船和滿載金銀的船隻，並不時襲擊其殖民地的港口。海上掠奪通常是在各該國王權明許或暗示下進行的，並成為美洲金銀在西歐實現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西歐各國王室或政府為了維護和爭奪海上霸權和增加國庫收入，競相公開支持本國海盜商人對西班牙和葡萄牙商船的掠奪活動，同時盡力保護本國商船免於遭受他國海盜的劫掠。1523年法國海盜比·弗洛林在亞速爾群島攔劫了兩艘滿載美洲金銀的西班牙貨船。當查理五世（1519－1558年在位）向弗朗西斯一世提出抗議時，這位法國國王不屑一顧地回答道：“請您給我看看，在聖經上哪處地方是把那邊的一切都分派給您陛下的呢？”被荷蘭政府授予特權的麥哲倫海峽公司，便公開以海盜掠奪作為主要目的，而荷蘭西印度公司更明目張膽地設立了走私貿易與海盜掠奪兩個業務部門。英國的海盜活動由於深受國王的縱容、支持和資助，所以最為猖獗。海盜們不但經常攔截途經英吉利海峽前往安特衛普的西班牙商船，而且還坐鎮加那利群島，持續在大西洋上巡航以等待來自美洲、滿載金銀而歸的西班牙“銀船”，並趁機劫掠。伊麗莎白女王本人甚至也公開投資這類海盜活動，分取大量虜獲物。女王的親自參與使一些私掠巡航上升為一種專業性頗強，且具有準官方性質的組織化活動。劫掠通常帶有官方的指令，採用聯合參股的方式籌集資金，最後按投資比例瓜分“戰利品”。商人階級作為其中十分重要和活躍的投資者，獲利甚多。令同時代西班牙商人“談虎色變”的傳奇海盜德雷克，其數次出航均是以女王的海軍將領的身份來指揮船隊的。其中1577年到1580年的幾次劫奪活動，僅集資了5000鎊，最終掠奪的財寶價值竟多達470萬鎊！在西班牙國王強烈抗議英國海盜洗劫其商船與殖民地之際，英國女王不但授予德雷克和另一位海盜頭目霍金斯以爵士頭銜與海軍將領稱號，而且在那次震驚歐洲的環球海盜航行之前，女王還鄭重宣布：“誰要是把德雷克準備在1577年進行遠征的事泄露給西班牙國王的話，就砍誰的頭。”在德雷克成功搶劫了巨額金銀財寶返航後，她又親自登船，為之舉行隆重的授職儀式，並分享了至少263 790英鎊的贓物。當然，海盜活動最慣常採用的方式還是商人們在貿易航行的往返途中伺機進行劫掠。倫敦商人們樂此不疲，其中的很多人身兼商人和海盜的雙重身份。這種無須事先籌集資本的私掠方式，也使商人階級獲得了數額可觀的美洲財富。拉布估算，伊麗莎白統治的最後18年，海盜掠奪的年平均所得約為15萬鎊，總共奪得270萬鎊左右。
美洲金銀通過上述途徑流入英國、荷蘭、法國和意大利等國的商人手中，最後只留給“可憐的”西班牙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西班牙人哀嘆自己從西印度群島“經過長距離的、長時期的和危險的航行之後帶回的它所獲得的一切，以及他們用鮮血和勞動收穫的一切，都被外國人毫不費力地和舒舒服服地運到他們本國去了”。那個時代的見證人拉蒙·卡蘭多不禁生出這樣一番感慨：“西班牙就像一張嘴，填進食物、咀嚼食物，僅僅為了把它送進別的器官，除了經過的氣味和偶爾粘在牙齒上的一點碎屑外，沒有留下任何東西。”西班牙人似乎只是成功地為“養在深閨”的美洲財寶做了一次嫁衣——而真正憑藉這樁婚姻“飛黃騰達”的男主角卻是以英國為主的西歐其他國家的商人階級。
雖然把貴金屬和其他商品帶回本國存在著風險，但對於一個幸運的商人來說，百分之一千甚至更高的回報率並不罕見。當時，西歐主要國家的大商人，特別是那些大批發商、貿易公司的大股東、金融業主、交易所的經紀人們可謂腰纏萬貫，人人稱羨。商人的事業和社會地位蒸蒸日上。到了17世紀，英國商人已開始收紳士子弟為學徒。那種視經商為下等職業、牟利為不道德之舉的經院說教，已經被視為迂腐之言而不再為人們提及。托馬斯·孟甚至稱商人為“國家最好、最有益的成員”，認為其理應“受到一切優渥”。其中英國的情況具有代表性。根據塞拉普提供的數據，15世紀初，倫敦商人的中等富裕標準是動產300鎊左右。但時至16世紀50到70年代間，一個倫敦商人死時留下動產3000鎊以上已經不算什麼稀罕事了。根據喬丹的估算，伊麗莎白時代倫敦商人平均擁有7780鎊的動產。即便考慮到16世紀價格上漲的影響，西歐商人所擁有的平均動產價值也是15世紀中等富裕商人的10多倍。當時的作家托馬斯·威爾遜（約1560－1629）做瞭如下描述：“倫敦有的商人財富多達10萬鎊，那些不足5萬鎊的就不能算是富有。”倘若再將不動產的價值也估算在內，則整個商人階級的財富數額更為可觀。不僅如此，這種財富積累速度日益加快。
大量美洲金銀的意外供給在16世紀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價格革命”。這場“革命”首先在西班牙爆發，隨後波及西歐主要國家。就歐洲物價總水平而言，1600年比1500年增長了2－3倍。16世紀末西班牙物價比該世紀初上漲了4.2倍。在此之後，黃金和白銀通過貿易和走私等渠道流入鄰國，英、法、荷等歐洲主要國家也出現了價格波動。其中法國物價指數比世紀初高2.2倍，英國高2.6倍，荷蘭的主要城市高3倍，阿爾薩斯、意大利和瑞典高將近2倍。按現代價格指數標準，這只是一種溫和的通貨膨脹，根本不配叫什麼“價格革命”。但在貴金屬通貨時代，價格結構通常是高度穩定的。根據布朗和霍普金斯的生活物價指數，14世紀初到15世紀末，歐洲物價總水平基本保持不變。對於長期享受價格“超穩定”的歐洲人來說，如此的物價上漲幅度足以引起廣泛的社會動盪。博丁（又譯作博丹）是第一個明確指出這種因果關係的學者。他認為金銀的豐足是當時導致物價上漲的“主要且幾乎是唯獨的原因”。這一結論不但得到了大量經驗的證實，更為後來的貨幣數量理論所充分證明。
“價格革命”的深遠後果之一，在於進一步分化了西歐各國的原有財富和新增財富所有者階級。在整個“價格革命”過程中，商人集團仍是最受眷顧的群體。一方面，西班牙的價格革命在時間上要早於歐洲他國，且程度也要激烈得多。劇烈的通貨膨脹使其國內物品相對他國而言更為昂貴。英、法、荷蘭等國的商人們通過向西班牙市場提供商品和勞務，以更加低廉的成本獲得了大量的貴金屬。另一方面，由於物價脫離了生產成本的約束，從而使那些依靠生產和銷售貨物以牟利的階級獲得了額外利潤。隨著通貨膨脹時間的持續和程度的加深，西歐社會的原有均衡發生了變化：土地所有者和那些靠工資為生的人蒙受重大經濟損失;而他們所損失的財富則流向商人和企業主們的口袋。這也就是所謂的“利潤膨脹”。這種狀況在西歐主要國家一直持續到18世紀。
幾家歡喜幾家愁。隨著大量美洲金銀的湧入，那些按照傳統方式依靠固定貨幣地租收入而“坐享其成”的舊貴族階級，日子卻愈發難過了。價格革命使一般產品價格上漲;但在租約期內，貴族地主卻只能按照協議上的既定數額收取地租。那個時代的地租期限往往很長，有的甚至長達一個世紀。這意味著貴族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能隨著物價上漲隨時對地租進行調整。物價上漲和地租黏性使得舊式土地顯貴的實際收入銳減。這個時期的基本態勢是：貴族地主和舊式家族相對沒落，一部分人開始入不敷出、變賣地產;另一部分貴族則逐漸被資產階級化; “貧窮貴族”“無產貴族”頻頻出現構成了一幕幕頗具戲劇性的場景。根據斯通的統計，1558年12月，63戶大貴族共佔有3390個莊園，平均每戶佔有54個;1602年時，57戶大貴族共佔有莊園2220個，平均佔有數量降到39個;到了斯圖亞特時期，情況繼續惡化，121個上院大貴族共佔有莊園3080個，平均每戶僅佔25個。從1559年到1620年，英國占有40座莊園以上的土地顯貴由原來的39家銳減至19家。1600年時，大約2/3的英國舊貴族在財政上不僅入不敷出，甚至瀕臨破產。斯通認為，到都鐸王朝（1485－1603）末期，由舊貴族組成的上層結構似乎已接近解體的邊緣。在美洲金銀流入後的幾個世紀中，法國貴族也在不斷貧困化。1750年，一位法國總督對他的繼任者說：“這個地方的貴族非常貧窮。同他們過去的境遇相比，他們受到莫大的侮辱。”一位法國貴族成員在1755年不禁感嘆道：“貴族每天都在破產、消亡，第三等級卻佔有財富。”就在貴族家道敗落和權力喪失的同時，商人階級開始集中財富並靠近統治者。他們在舊貴族的“廢墟上崛起”，並呈現咄咄逼人之勢。法國舊貴族階級經歷了雙重失敗：他們變得“絕對地和相對地虛弱”。舊貴族階級逐漸貧困化的現象，在同時期的歐洲其他國家均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可見，美洲貴金屬的注入雖然在總量上增加了歐洲國家的財富積累，但財富的增加並沒有實現在社會各個階級間的平均分配。蛋糕雖然做大了，結果卻並非“皆大歡喜”。富者彌富而窮者愈窮的兩極分化，展現出社會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側面。馬克思對由此引起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與鬥爭極為關注。而我們這裡更關心的是有產階級內部的損益及後果：舊貴族階級昔日的榮耀不再，而商人階級作為新的利益集團“異軍突起”了。托馬斯·威爾遜在16世紀末期這樣寫道：“一些人（舊貴族）一天天衰落下去，另一些人（新興商人階級）按照世界的發展進程而發展起來。”歷史學家肖尼講的一段話可謂真知灼見。數量空前的美洲金銀的突然湧入“促進和加快了規模無法估量的社會大變動：商人和金融資產階級富裕起來，上升到王公貴族的地位，……像寄生蟲一樣靠剝削才能維持自己地位和榮耀的貴族一天天腐朽衰敗”。
美洲金銀供給的增加在西歐貨幣史上引起的爭論激烈而龐雜，其中最為搶眼的理論自然是貨幣數量論。他們爭論的焦點在於“價格革命”的起因和通過國際收支效應完成的傳遞範圍與速度，以及對美洲金銀間歇式流入與價格波動水平和方向等問題的解釋。由此引出的論題包括金銀數量、流通速度、市場化（國民收入中交易量的增長）、伴隨人口增長而來的城市化、分工與專業化。毋庸諱言，尤其是在貴金屬鑄幣時代，貨幣數量論在處理歷史的短期問題時無疑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同時，市場化、城市化以及與此緊密相連的分工深化，在回答價格長期波動問題時均有相當的功效。不過我們還是認為，美洲金銀對於西歐更重大的意義，則在於它作為初始動力在長期中改變了財富分配狀況和階級結構，從而為打破制度的均衡狀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迴避圍繞貨幣數量論的種種爭議和糾纏，有助於我們把目光放在製度變遷對西歐市場化（貨幣化）、城市化的促進之上。歸根結底，實現這一制度轉換的前提，是新興商人階級和現代國家被推上了歷史的舞台並扮演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