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記

【關於本書】
這本新的文集收長短文章四十二篇，納為四輯，有記事，有評論，有感懷，有憶往，大抵屬於廣義的散文。這些散文反映的是一種離散的視野，正因為離散所帶來的時空距離，才能營造出某種獨特的視野，是生命經驗沉澱的產物。我以離散的視野來概括這些散文的氣勢與胸襟，也是整體重讀後相當具體的印象。離散東瀛三十年，從留學生到名校的教授，他的經歷和體驗都幾無保留地呈現在《櫻花‧流水》這本文集裡，不論說理，記事，或者抒懷，都是誠摯之作。因為誠摯，所以感人。——李有成

英哲這本《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記》，大部分文章發表於《文訊》專欄「百草言」，自二○○九年八月起，三個月一篇，歷經七年多結集。長期居留海外研究教學，不受國內政治社會紛擾影響，讓英哲和台灣保持一種客觀的距離，也許是他這十餘年來視野遼闊，論述不斷精進的強大根基後盾。本書是他學術研究、授業解惑之餘的副產品，無心插柳而柳蔭怡人，像是讀書札記、散文隨筆，或記事，或懷人，有回憶往事的台灣情，更有在地觀察的日本現象，無論感懷、嗟嘆、建言或批評，都充滿知識份子的淑世熱情，堅持去偽存真、實事求是的態度。——封德屏

取名《櫻花．流水》是取自我喜歡的詩人張錯先生的詩〈與先勇國清夜飲「醉心」料理〉中的字句，詩人張錯先生的東瀛描寫非常人能及，刻骨銘心，體會甚深。我十二年的留學生生活先後住過現合併成筑波市的櫻村、東京、大阪、京都，但是，這輩子最難忘的歲月是只有夢想沒有明天的京都歲月，以及出國留學前南港舊庄近四年的學徒生活，那是我作為一位「大學教員」的起點。離鄉三十多年，在經歷過不少風霜之後，逐漸意識到作為一個知識人的重要，知識人不應當敏銳的掌握時代風向球，迎合時勢，隨波逐流。因為是知識人；所以能夠看淡個人的成敗得失；因為是知識人，所以能夠跨越政治的岐見；因為是知識人，所以能夠跨越人與人之間的籓籬、國與國之間的界線，這是我近年逐漸體悟到的道理。——黃英哲

 

【關於作者】
黃英哲，台灣嘉義人，1985年赴日留學，立命館大學文學博士、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博士。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訪問學者、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訪問學者。現任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大學院中國研究科教授、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主要從事台灣近現代史、台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許壽裳研究。主要著作日文有《台湾文化再構築1945～1947的光與影―魯迅思想受容的走向》(東京：創土社，1999年)、《記憶台灣：與帝國的相剋》（合編著，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年）、《文本越境─東亞文化文學研究新嘗試》（合編著，東京：研文出版，2008年）、《帝國主義與文學》（合編著，東京：研文出版，2010年）等，中文有《「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麥田出版，2007年)、《漂泊與越境―両岸文化人的移動》(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並主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共四冊，國立台灣文學館，2006年)、《許壽裳台灣時代文集》(台大出版中心，2010年)、合編《許壽裳日記》(台大出版中心，2010年)、《許壽裳遺稿》(共四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等。

離散的視野—黃英哲教授著《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記》序 ⊙李有成
不久前剛拜讀了黃英哲教授新近出版的《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一書，隨即收到他的新書《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記》的書稿；這兩本書性質不同，前者是學術專著，後者則屬於雜記隨筆，不過讀過前書，再讀這本即將出版的新著，我隱然覺得這兩本書其實互有關連，其中有不少關懷更是互有重疊。黃教授在《漂泊與越境》一書的〈後記〉裏說，他刻意探討兩岸文化人的「離散與漂泊、越境與入境的複雜歷史經驗」，也許與其「個人的生命史、生活經驗有關」，其實學術之所以動人，有時候正是著作中所渲染的個人的生命體驗。黃教授這本《櫻花‧流水》也是這樣的一本書。

這本新的文集收長短文章四十二篇，納為四輯，有記事，有評論，有感懷，有憶往，大抵屬於廣義的散文。這些散文內容雖然龐雜，但是題材多元，反而避免單調。整體而言，這些散文反映的是一種離散的視野，正因為離散所帶來的時空距離，才能營造出某種獨特的視野，這也說明了這本文集與《漂泊與越境》一樣，都是生命經驗沉澱的產物。這些散文有不少初刊於《文訊》月刊，發表時我早已讀過，如今重讀，體會更深。我以離散的視野來概括這些散文的氣勢與胸襟，也是整體重讀後相當具體的印象。

這種離散的視野不僅可見於黃教授所處理的題材，也往往反映在他的批評或論證的立足點。這樣的例子很多。在〈離臺三十年—漂泊與越境〉一文中，他很清楚指出這樣的體認。他說：「臺灣地理位置，以及臺灣的歷史發展機緣，使得其歷史充滿了各種人群的遷移的故事，南來北往，漂泊東西，離散經驗，早就內含於臺灣歷史發展的動力中。」「動力」二字用得相當貼切，很能凸顯臺灣歷史進程中各種力量與機緣融合創發的現象，這種體認突出了離散的正面意義。這幾年我談離散，著眼的就是離散這樣的積極面向；黃教授以臺灣的歷史經驗，三言兩語就把我的關懷說得具體而透徹，這是我再三閱讀《櫻花‧流水》的諸多篇章後最為感同身受的地方。

或許正是這種離散的視野，黃教授在〈十二年前的承諾〉一文裏，特意強調「在臺馬華文學」的存在事實，並認為這樣的文學「已是臺灣文學大家庭的一份子」。有趣的是，「在臺馬華文學」正是典型的離散文學，在黃教授看來，其所「形成的標誌與社群，無形之中改變了臺灣文學的結構。這些創作者的寫作位置與題材，提供了與臺灣文學在身份／屬性／認同等平臺上的相互滲透照映，在形式上更拓展了臺灣文學的多元內涵，更呈現出臺灣文學繁複多樣的面貌。」旨哉斯言！這樣的體認準確地描述了文學史流變的本質，更點出了「遷移的故事」如何成為臺灣文學史發展的動力。這種情形初不限於「在臺馬華文學」而已，這本文集輯二「閱讀偶拾」中多的是類似的例子。其實黃教授的專書《漂泊與越境》講的不也是這樣的故事？

《櫻花‧流水》輯三「家事‧國事」與輯四「追憶」所收諸文多為感懷之作，可以歸為廣義的生命書寫。〈路過櫻村〉、〈離家〉，以及前面提到的〈離臺三十年—漂泊與越境〉等都是自敘文，所敘無不環繞黃教授求學任教的經過，有辛酸，有徬徨，也有歡樂，時過境遷，娓娓道來，真切而感人。寫櫻村記憶一篇，從親歷紐約九一一恐怖攻擊，到回顧筑波大學求學的歲月，再回溯任職中央研究院臨時助理的日子，我們看到時空的變化對一個人的深刻影響。黃教授念舊，他特別懷念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初窺學術殿堂的那段時日，他甚至說：「從夜校畢業後到出國前的三年多時間，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之一。」那是一九八○年代初期。其實那時候我已經進入美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一年易名為歐美研究所）擔任助理，近代史研究所與美國文化研究所對門而立，可惜當時我們並不認識，結果要等到二十幾年後才有機會認交，而且一見如故，無所不談，彷彿是在填補當年失之交臂的遺憾。

黃教授在近代史研究所認識的一批學者，後來都是我的同事，有的還是很談得來的朋友。他最感念的呂實強所長，也是我很熟悉與敬重的長輩。那時臺灣社會各種改革運動雖然已經風起雲湧，不過大抵仍屬相對單純的年代，研究院所在的南港地處偏僻，交通不是那麼便利，黃教授說，「水田、土腳厝仍零散的錯落在研究院中」，這樣的描述相當寫實。我們這幾年見面偶爾會聊到當年研究院的情境，特別懷念當時的一批所謂老研究院人。這批學者對我們初識學術的年輕人曾經有過潛移默化的影響。呂實強老師就是其中一位。《櫻花‧流水》輯四收有〈懷念呂實強老師〉長文，是黃教授回憶他與呂老師的師生情誼與「三十多年之間的來往點滴」。這篇長文我讀過不只一遍，在黃教授筆下，呂老師生前的形象栩栩如生。譬如他寫呂老師與他和友人聚餐後跟他們道別的情形：「呂老師舉著蹣跚的腳步，牽著破舊的腳踏車，一步一步的慢行走回家。」這個景象其實我在院區內也曾多次見過。呂老師看到我，多半會停下腳踏車，跟我聊上幾句。那時他已退休，視力不好，我除了關心他的健康情形之外，每次都會勸他不要再騎腳踏車。在黃教授的長文中感人至深的莫過於呂老師給他的許多信函。在黃教授留學生涯屢遭挫折的時候，或者如他所說的，「每遇人生偶有困頓迷惘之際」，他總會把這些信函「再拿出重溫一遍，當作為人處事與問學的方針」。他甚至自承，「如果沒有自始至終從沒放棄過我的呂老師的鼓勵，我的人生際遇將會有很大的不同」。在日趨功利的教育與學術環境裏，上一代學者循循善誘的風範教人感佩，像黃教授如此自謙，而對師恩又是那麼真摯感念也同樣令人動容。

這幾年黃教授每次返臺，只要時間許可，一定邀我餐敘。我到日本多半會使用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黃教授就住在名古屋，因此我們也有很多機會見面。我讀過不少他的學術著作，對他的學術關懷稍有了解，也知道這些年來他對臺、日之間的學術與文化交流所作的努力與貢獻。離散東瀛三十年，從留學生到名校的教授，他的經歷和體驗都幾無保留地呈現在《櫻花‧流水》這本文集裏。我很高興黃教授終於願意將這些年來所寫的散文結集出版。在我看來，這本文集所收的四十二篇散文，不論說理，記事，或者抒懷，都是誠摯之作。因為誠摯，所以感人。



另一種婉約風情 ⊙封德屏

英哲這本《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記》，大部分文章發表於《文訊》專欄「百草言」，自二○○九年八月起，三個月一篇，歷經七年多結集。在這之前，英哲早已是《文訊》的作者。

重讀「百草言」每篇文章，也再次翻閱英哲踏上東瀛後出版的著作，心有戚戚，幡然發現，英哲和《文訊》的契合，其來有自。

行事風格同樣屬於低調，都飽受風霜雨露洗禮；一在治學研究，一在編輯企畫，同樣受到實證主義影響，習慣從第一手資料中尋找主題，進而發展出研究論文或專題企畫。

英哲認為，研究台灣史時，眼中不能只有台灣，必須放在東亞大脈絡下來看；做人物研究時，他從「漂泊」與「越境」來觀察人的複雜心理狀態，反對將人做粗糙的類型化。《文訊》在報導人物、策劃主題時，也是做長期追蹤、比較，因為時空遞變、歷史事件，主動「漂泊」或被動「離散」，都會影響人的一生；民國一百年，《文訊》邀請了百位作家、藝術家，以「百年時間光廊」的概念，呈現作家、藝術家「流動、遷徙，終歸匯聚台灣」的百年足跡，緣起於此。

一九八五年，英哲離開台灣，到日本展開他所謂的「遊學放浪」。這一時期，對他的認識，都只透過出版的著作篇章。一九九一年，他的《扶桑書劍記》，自述成長背景、求學過程，以及如何浪跡異國他鄉，從關東到關西，從筑波大學、東京大學、應慶大學到大阪追手門學院，一段段從碩士到博士的坎坷生涯，這條漫漫長路，不見盡頭，他不斷奮進，卻顛沛窒礙，險阻重重。

憶及自己，一九九八年考上在嘉義的南華大學出版所，兼顧《文訊》工作，南北奔波三年，幾乎爆肝完成碩士學位。二○○三年《文訊》脫離國民黨，同時間考上淡江大學中文博士班，五年完成學位。資金財務越缺奧援，越需要在實務工作外，更多充實補強，深入台灣文學，讓《文訊》在轉型後，視野、道路能更開闊。

相較英哲，我是小巫見大巫，雀鳥比於鴻鵠，但已能銘心感同身受；他艱辛的歷程，也是激勵我、寬慰我的一股新力量。

他不屈不撓的毅力，透過大家敬重的近代史專家呂實強先生，得到再「認證」。英哲撰寫「族群書寫」專欄時，以〈中人之資，品德之路〉寫他的老師呂實強對他的期許及鼓勵。呂老師過世，英哲為文，剴切思念每次當他灰心、失望、茫然時，老師如實再三的諄諄教誨。我結識呂老師，是在一九九○年《文訊》舉辦的「近代學人風範研討會」上，當時呂老師負責撰寫「胡適」論文。之後，學者作家王聿均過世，又請呂老師撰寫回憶悼念文章，他也多次出席《文訊》每年舉辦的重陽節雅集，有一次還上台高歌抗戰時期歌曲，慷慨激昂，令人動容。

二○○八年，《文訊》二十五週年慶專號，英哲發表〈我與文訊〉一文，坦言「當時我把《文訊》列為國民黨的宣傳刊物，不是我的閱讀重點」，直到一九九六年出席《文訊》承辦的「台灣文學發展現象：五十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以及幾次與李瑞騰教授的接觸，才完全改觀。此後，他以實際行動支持，從一九九八年起長期訂閱《文訊》，開始了他與《文訊》的恆久情誼。二○○○年以後，只要他安排日本的現代文學研究團體訪台，《文訊》及其「資料中心」一定是參觀重點之一。

長期居留海外研究教學，不受國內政治社會紛擾影響，讓英哲和台灣保持一種客觀的距離，也許是他這十餘年來視野遼闊，論述不斷精進的強大根基後盾。本書是他學術研究、授業解惑之餘的副產品，無心插柳而柳蔭怡人，像是讀書札記、散文隨筆，或記事，或懷人，有回憶往事的台灣情，更有在地觀察的日本現象，無論感懷、嗟嘆、建言或批評，都充滿知識份子的淑世熱情，也映照他待人處世跳脫名利、不計得失，有如過往他問學、研究一樣，堅持去偽存真、實事求是的態度。

英哲曾言，從小立志要當作家，這本散文集的出版，應是他達成志向的第一步。理性澄明又感性細膩的他，觸摸史料時，埋首深入耙梳；轉身抬頭，是捻鬚沉吟、苦心推敲，或文思泉湧、振筆疾書的另一種婉約風情。

可預見的將來，看到英哲另一個作品的出版，也許是他的小說集，彷彿就呼之欲出了。我們拭目以待。

後記
年少時，我的夢想是希望能夠成為作家、小說家，稍長後，雖然發現自己沒有成為作家的才氣，但是從來不放棄此夢想。青年期，我的夢想是希望能夠成為學者，先師呂實強先生告誡我，我只是中人之資，必須加倍努力才可能有小成。因此，我從來沒有成為大師的奢想，只是安分守己的讀書，留學時期受到北岡正子師的殷殷教導，有幸留在異國大學任教，到現在我認為我還在進步中，仍只是一名「大學教員」，不敢自認是學者。

這本雜文集的出版也許是我邁向作家夢的第一步，書中所收的文章最早是發表在一九九二年，我還是博士生的時代，最晚一篇是發表在今年二○一七年一月。大部分都是二○○九年以後發表在《文訊》的專欄「百草言」上的文章，我要特別感謝封德屏社長的鼓勵，賜予篇幅，讓我有機會一圓作家夢。重新整理這些雜文時，發現主題雖然零散，其中還有一些個人生活的記述，但是還是以台灣作為觀察的視角，思考日本、中國與台灣諸多內外部問題，也許這是我這一世代的共同命題和自作多情的心理包袱，內藏在文章中的諸多問題意識希望能和知心者一起共同思索。

雜文集取名《櫻花．流水》是取自我喜歡的詩人張錯先生的詩〈與先勇國清夜飲「醉心」料理〉中的字句，詩人張錯先生的東瀛描寫非常人能及，刻骨銘心，體會甚深。我十二年的留學生生活先後住過現合併成筑波市的櫻村、東京、大阪、京都，但是，這輩子最難忘的歲月是只有夢想沒有明天的京都歲月，以及出國留學前南港舊庄近四年的學徒生活，那是我作為一位「大學教員」的起點。離鄉三十多年，在經歷過不少風霜之後，逐漸意識到作為一個知識人的重要，知識人不應當敏銳的掌握時代風向球，迎合時勢，隨波逐流。因為是知識人；所以能夠看淡個人的成敗得失；因為是知識人，所以能夠跨越政治的岐見；因為是知識人，所以能夠跨越人與人之間的籓籬、國與國之間的界線，這是我近年逐漸體悟到的道理。

最後感謝李有成兄鼓勵我將發表在《文訊》的文章整理成書，並介紹推薦給允晨出版社廖志峰社長，廖社長允諾出版拙著，在此深表謝意。另外，也一併致謝協助我找出舊稿的陳淑容博士與汪軍伻小姐。

推薦序1　李有成
推薦序2　封德屏

輯一：日本雜記
日本作家的「南方書寫」與「南方傷痕」
日本的冷戰研究與冷戰書寫
日本的當代台灣文學翻譯
日本學者的台灣文學論述——從日文版《台灣文學史綱》談起
黃春明與日本
日本的文學館現況
日本學者的「六四」反思——讀丸山昇《檢證中國社會主義》
「中國夢」「美國夢」「日本夢」
從山口百惠到工藤靜香——論日本少女偶像歌星與「處女性」
AKB48、少女時代、KARA——日本少女偶像新世紀
尋找「大和撫子」
「昭和時代」：高倉健

輯二：閱讀偶拾
重讀李喬的台灣寓言——《情天無恨：白蛇新傳》
重讀《許壽裳日記》——一位知日派知識分子的遺言
「五四」火種的台灣傳播者——許壽裳
從〈藤野先生〉談起
當「藤野先生」遇見民族主義
「左聯」作家陶晶孫的台灣印記：〈淡水河殉情〉
從陳蕙貞到陳真——關於《漂浪的小羊》
何謂「戰後」？
「戰後」反思之一：台灣作家的「抗戰」
台灣詩人的「一九四九」

輯三：家事‧國事
路過櫻村
離家
離台三十年
我願當B咖或C咖
十二年前的承諾
在台北遇見詩人
學府江湖
行過洛城
廣設「台灣文化講座」落實《台灣書院》理念
台灣走向世界，世界走入台灣
二○一二年大選後感想
從「不抓辮子　不扣帽子　不打棍子」談起

輯四：追憶
懷念呂實強老師
懷念黃昭堂教授與凃照彥教授
懷念葉老
追憶丸山昇先生——魯迅精神的延續
憶戴國煇先生 ——「境界人」的苦惱
懷武忠兄
蘭記書局憶往
懷念台灣文學研究的「純真年代」
後記

日本作家的「南方書寫」與「南方傷痕」
一八九五年，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後，當時的日本政府開始處心積慮，意圖以台灣作為其進軍南方的「南進論」基地。戰前所謂的「南方」—「南洋」地區，分為「內南洋」的南洋群島（密克羅尼西亞群島）與「外南洋」的東南亞地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些區域作為大東亞共榮圈南部的「南方共榮圈」，在日本的產業資源、貿易出口、軍備、軍事等方面佔有重要位置。二戰中，「太平洋戰爭」對日本而言，主要戰場有三個區域，包括對美國的太平洋戰爭、對中國的中日戰爭、以及對英、法、荷與各國殖民統治的英屬香港、美屬菲律賓群島、英屬馬來亞的馬來半島、法屬印度支那的中南半島（今天的越南）、荷屬印度尼西亞（今天的印尼）、英屬緬甸、英屬印度等區域的東南亞戰爭。戰前日本人的瘋狂狀態，至今仍是集體精神史分析的重要個案之一。

當時日本軍部徵用了一批日本作家為隨軍作家，希望作家們協助軍部宣傳「大東亞戰爭」的正當性與神聖性，號召日本全體國民向「皇國臣民」、「大和民族」、「日本男兒」歸隊。日本作家作為隨軍作家親赴東南亞、南洋群島當地取材、體驗，在戰前與戰後先後發表作品，寫出其南方經驗。日本作家的南方經驗並不純然是軍部的直接動員，成為隨軍作家才能有此體驗，其中也有透過私人旅行前往南洋，進而體驗「南洋」。並且當時被日本軍部徵用的隨軍作家，並不是所有作家都是國策的奉行者，也有從人道主義、國際主義的視野、普通庶民的立場去觀看東南亞與南洋群島。例如，著名日本作家高見順的小說〈各民族〉，是以他前往印尼的體驗為題材所寫的作品，在旅途的巴士上，他接觸到各民族的人，這是在日本所未曾有過的珍貴體驗。因為日本透過語言＝民族＝文化一貫的相連結，塑造了根深蒂固的單一民族神話，因此，要體驗多民族共處的社會，即使身為作家也屬難得。然而能夠真正擺脫「皇國」或「單一民族國家」觀念的作家並不太多，高見順可說是極少數中的一位，透過此「南方書寫」指涉了另外一種有別於戰爭殺戮氛圍的文學想像。其中，我個人最喜歡的作品是描寫戰後太平洋戰爭傷痕，即所謂「南方傷痕」的作品，這是著名女性作家林芙美子的小說《浮雲》。林芙美子（一九○三—一九五一）生於山口縣下關市，一九三○年一月，林芙美子與多位活躍的日本女作家、著名媒體人等一行十餘人，在台灣總督府的邀請下，從北到南進行了約兩週的台灣巡迴之旅。一九三○年一月的殖民地台灣之旅是林芙美子生平第一次的「外地」之旅，結束台灣之旅後，林芙美子陸續的在本國雜誌上發表了四篇與台灣之旅相關的遊記與小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一九四二年十月到隔年五月，林芙美子以日本陸軍報導部報導班員的隨軍作家身分，駐在新加坡、印尼的爪哇與加里曼丹（Kalimantan），體驗了「南方」。

戰後林芙美子書寫戰爭記憶的《浮雲》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多次連載於雜誌，後於一九五一年四月出版單行本，兩個月後林芙美子逝世，該作品是林芙美子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小說《浮雲》的背景是二戰中日本軍進駐下的法屬印度支那中南半島的Da lat，女主人公幸田由紀子作為日本農林省的打字員赴任Da lat，在那裏她邂逅了有婦之夫單身赴任的農林省技師富岡兼吉，進而相愛。日本戰敗後，富岡先行一步回到日本妻子身邊，臨別之際富岡告訴由紀子一定會和妻子分手與她長相廝守。但是當由紀子歷經艱難回到日本找到富岡時，富岡狼狽地從家中衝出，態度曖昧話語吞吞吐吐，他在法屬印度支那工作時那容光煥發的英姿早已消失，眼前出現的是膽小如雀、毫無可靠的失敗者。回到日本後的富岡求職無門，由紀子淪為美國大兵的情婦，但是兩人的關係還是藕斷絲連。之後，富岡和居酒屋的老闆娘同居，由紀子被她姊夫包養，然而兩人仍然在一起。最後他們決定一起到當時日本國境最南的九州離島屋久島求職，尋找新天地。抵達屋久島後，開始過只有兩人世界的生活，但是當時由紀子已經身染重病，在一次富岡下山之際，由紀子孤獨的吐血而亡，富岡回來發現後，這位沒有出息的男人第一次在她的遺體前嚎啕大哭。〈浮雲〉隱約的暗示了日本的南方之戰，在戰後不僅使男性宛如遭到閹割，甚而女性被迫服膺於新的統治者的社會慘狀。

小說中描寫由紀子歷經千辛萬苦從南方回到日本，到達東京後，映在眼簾的是「高個子的美國憲兵」「和外國人挽著手走路」的「嘴唇深紅女郎」，被這種光景驚嚇的她，自己不久也「和外國人挽著手走路」了。雖然由紀子已經身處戰後日本面對此時的光景，但是她的腦海裡卻始終環繞「法屬印度支那的黃金時代」，面對戰後日本困苦嚴峻的生活，能夠讓她稍微忘記痛苦的是曾在「夢幻的南方國度」，有過一段如夢似幻的戀愛物語。但是在Da lat如夢一般的戀愛追逐，在敗戰後的日本社會已經成為一種妄想，由紀子苦苦追求這種不可能有結果的戀愛幻影，最後就像浮雲漂流一樣，命斷美軍佔領下日本國境最南最邊緣的屋久島，最終也「死在南方」。林芙美子的《浮雲》，將戰時在法屬印度支那的南方作為一個烏托邦，描繪出記憶倒錯的戰後日本面貌，同時，又將戰時投影為一場夢，反照戰後日本的悲慘狀況和南方傷痕。南方對日本而言，終究只是一場夢幻，如同由紀子追求的戀愛幻影一樣，到頭只是一場空。

小說〈浮雲〉曾於一九五五年拍成銀幕上演，導演是擅長拍攝女性電影的成瀨己喜男，由紀子的腳色是由老一輩日本電影迷家喻戶曉的明星，曾演過《悲歡歲月》、《二十四隻眼睛》等名片的高峰秀子主演，富岡一角是由明治、大正時期大文豪有島武郎的長男，演過名片《羅生門》的森雅之主演。高峰將哀婉、命運多舛的由紀子腳色詮釋的絲絲入叩，森雅之也將無用頹敗的富岡演的傳神入骨，黑白電影全片濔漫著榮光、失落無助、悲情哀怨的基調，細膩的刻劃了戰爭中與敗戰後的日本人深層心靈。電影《浮雲》至今，當日本每次票選最佳電影時，一直都是十名內。

台灣作家在戰時也寫下了其南方憧憬，但是都是屬於「不在場」的南方書寫。例如龍瑛宗一九四二年發表於《台灣時報》273號的書信體小說《死於南方》，小說中我與你。你：有個讀早稻田英文學部畢業的哥哥，出路不符期待，發了瘋。你也前往東京專門學校讀書，但酗酒消鬱，家中因而負債累累。我和你之間有如此對白「把持青雲之志，渡海到南方去，家人都很高興」「（你在）巨大的歷史變動，志願去戰地做通譯，決定留在南方繼續工作」「一切東西都在變，令人感到眼花」「現在的青年很明顯有了精神上的改變，我們一不留神的話會被稱為是舊體制的人啊，時代的變換如此激烈。無論如何，我們是活在人類有史以來最壯大的一個時代，這是沒有錯的，這正是偉大的遭遇。」女服務員愛子，她的哥哥也在南方，此外自身也憧憬南方。而小說中的「我」也這樣說道：「確實，全台灣都是南進的時代。我認識的人當中嚮往南方的人也很多。老實說我自己如果家庭情況允許，也想去南方啊。」；此外，呂赫若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小說《清秋》中，透過小說中的人物，表白了「自己身旁的青年都想在遼闊的天空下雄飛……天壤之別使他感到寂寞」；「此時，有必要透過醫藥在南方好好工作。……為了燃燒年輕的熱情，我認為南方是我今後活躍的舞台，作為自己邁開的一大步，打算試煉自己。」「在南方工作，就是因為考慮到生活的本質啊」「近期要前往南方。（南方這個字眼，瞬間又使他的心充滿激動的血和緊張。感覺到似乎只有他被留下的空洞。）」對照日本作家筆下的南方，台灣作家筆下的南方，似乎只是一個空洞的符碼，南方一直存在著，但是有別於日本作家的親身經歷，台灣作家的南方經驗的闕如，使他們筆下的南方宛如一個避難的防空洞。

戰後這六十年以來，至今日本政府似乎尚未忘記他的「南方」，二○○二年，當時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新加坡（戰時謂昭南島）演講，提倡其「東亞共同體」的構想，引起亞洲各國一陣騷動，被解讀為日本還是未能忘情其戰前「大東亞共榮圈」的榮光。戰前日本的南進政策是失敗了，但是戰後的東南亞經濟進出的新南進政策可以說是成功的經驗。也許有鑑於此，二十多年前的台灣政府與最近政黨輪替後的新政府都喊出新南向政策，我個人不希望南方是台灣的避難防空洞，更不希望見到台灣「死於南方」，台灣的進路需要島上的每個人花更多時間去好好思考，或許能有更好的走向。

（《文訊》三七二期，二○一六年十月，原題〈戰爭記憶：日本作家的「南方書寫」與「南方傷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