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制度與市場組織（簡體書）

一
自羅納德·科斯於1937年發表《企業的性質》一文以及該文近幾十年來受到人們極大的關注之後，企業和市場就被認為是兩種不同的可以互相替代的經濟制度或經濟組織。從交易費用的角度研究企業製度和市場組織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替代選擇構成了現代企業理論（也是現代市場理論）的一個最主要的方面。科斯強調了在組織選擇或製度選擇中對交易費用權衡的重要性，這引發了現代經濟學中新制度主義革命。用奧利弗·威廉姆森的話來說：“交易費用的發生、影響和擴展已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先聲奪人。組織經濟活動而不計交易費用顯然是不合理的，因為一種組織形式較之另一種組織形式的任何優勢都會因不計成本的締約活動而消失殆盡。交易費用已成為經濟學研究中心議題的現實性……與日俱增”。
科斯是交易費用研究開風氣之先的人物，但該領域近二三十年來碩果累累、成績非凡無疑仰仗於其他後繼學者的努力。在20世紀70年代初，交易費用經濟學仍停留在科斯1937年發表《企業的性質》時的水平，產生這一狀況的原因在於人們在這段相當長的時期內沒有將交易費用這一重要概念運用於具體的分析。70和80年代，交易費用經濟學取得了長足進展，積累了大量有價值的學術文獻（威廉姆森稱取得了“指數式增長”），其原因在於交易費用這種研究方法迎合了經濟學界對各種可能產生爭議的理論含義和具體事實進行檢驗的要求。在這一學術浪潮中，還出現了許多廣為稱讚的經驗性文獻。這是國際學術界的一種動向。
從國內學術界的情況來看，雖說我們在1987年（《企業的性質》一文剛好發表40年）前後才發現交易費用經濟觀在理解企業和市場中的價值，但如同近些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異常迅速一樣，我國學術界在這方面的研究亦取得了重大成果，直接進入了現代經濟學的前沿領域。在此學術背景下，這本有關現代企業製度和現代市場組織的經典論文文選不僅體現編者的一種學術傾向，而且更重要的是力圖將科斯的後繼學者的一些代表性論文匯集一冊介紹給大家，以期給中國學者的研究提供資料上的方便。總之，要理解企業製度和市場組織，就要理解科斯；要理解科斯，就要理解那些受到學術界肯定的後繼學者。這是我們編完這本文選後最深刻的感受。
二
科斯1991年在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時所作的演講著重提到奧利弗·威廉姆森、哈羅德·德姆塞茨和張五常三位學者對交易費用經濟學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在文選的頭三篇就是威廉姆森在不同時期的代表作。
縱向一體化是經濟學中的一個經典問題。理解了縱向一體化的存在，也就理解了企業的存在；說明了縱向一體化的程度，也就說明了企業與市場的邊界。如第一篇文章標題所示，《生產的縱向一體化：市場失靈的考察》一文從縱向一體化這個經典的經濟學問題入手，考察了市場失靈的因素。在威廉姆森看來，市場失靈主要有五種原因：（1）在靜態市場中進行了專用性投資；（2）契約的不完全性；（3）由於一方的“敗德行為”、價格歧視等造成另一方戰略的失誤；（4）企業在信息處理上具有規模效應；（5）企業在應付產權界定不完全以及其他規避風險問題上能進行製度適應。前三種情況說明市場談判環境十分複雜，而且如果市場談判是一次性的或交易發生的頻率是很低的話，就會使交易退出市場。後兩種情況則說明了進行縱向一體化而在企業內部組織交易所能帶來的好處，這也是企業特殊的結構性優勢，“這些優勢是企業在市場關係中或者是天然地，或者是因為現行的製度規則而享有的”（本書第5頁）。
傳統的觀點認為，由於存在市場失靈，所以就得政府乾預。這種觀點已受到人們的質疑，認為除了政府乾預之外，企業的縱向一體化亦是能對付市場失靈的，如生產技術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賴性時的生產流水線就是如此。而威廉姆森強調的並不是技術性因素，而是企業在市場失靈時具有超越市場的潛在協調能力，是“與市場相關的企業特有的激勵和控制的性質”。傳統文獻錯就錯在將“市場失靈”與“一體化”隔裂開來。尤其是，“縱向一體化在信譽差的社會中比在信譽好的社會中更能實現”。
在科斯那裡，經濟組織的交易費用邏輯具有同義反复的意味，儘管科斯（Coase, 1988）後來幽默地稱之為是“顯然正確的命題”，但多年來一直受到反對者的質難，這多少影響了交易費用理論的應用、檢驗和擴展。威廉姆森的這篇文章發表於1971年，該年正是威廉姆森認為交易費用理論依舊原地踏步，仍停留於科斯1937年時的水平的最後一年。在10多年後的1988年，威廉姆森在回憶他早先的這篇文章時說，為了突破科斯的同義反复，阿爾曼·阿爾欽和德姆塞茨在1972年的《生產、信息費用與經濟組織》一文中提出了企業替代市場是為了有效地對付班組生產技術不可分的假定，而他早一年的這篇文章則明確提出要研究特殊的交易關係，尤其在資產的專用性方面。
三
在交易費用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中，不少學者對交易費用的重要性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交易費用概念自由度太大了。威廉姆森由此感到需要對它進行定義。本書選收入的他的第二篇文章《交易費用經濟學：契約關係的規制》就“試圖彌補這種缺陷，並將不確定性、交換頻率及投資的交易專用性程度作為描述交易的基本方面”，並在經濟活動的組織過程中根據交易的特性有區別地使用各種不同的規制結構。在該文的導言部分，威廉姆森明確指出：機會主義行為是交易費用研究的核心概念，它對於涉及交易的專用性資本的投資活動至關重要。另外，信息的有效處理是一個相關的重要概念。從總體上講，交易費用的評判屬於比較制度學的範疇。
在前面《生產的縱向一體化：市場失靈的考察》一文中，威廉姆森強調了使交易退出市場轉而組織內部交易，即進行縱向一體化的必要性。的確，現實中存在許多縱向一體化現象；但與現實中存在許多的市場（或準市場）交易現象相比，縱向一體化則相形見絀了。為此，該文從相反的一方面出發，討論市場、科層和中間組織（即準市場組織或準科層組織）的形式，其目的是決定：哪些交易存在？何以存在？相匹配的最經濟的規制結構是什麼？
首先，威廉姆森援用美國法學家伊恩·麥克內爾教授的研究，對契約關係作了三種區分。（1）古典契約關係：無論在法律意義上還是在經濟學意義上這都是一種理想化的契約關係，它意味著契約條件在締約時就得到明確的、詳細的界定，並且界定的當事人的各種權利和義務都能準確地度量；契約各方不關心契約關係的長期維持，只關心違約的懲罰和索賠；當事人的人格化身份特徵並不重要，因為交易是一次性的，交易完成後各方“形同路人”。（2）新古典契約關係：這是一種長期契約關係，它意味著當事人關心契約關係的持續，並且認識到契約的不完全和日後調整的必要；如果發生糾紛，當事人首先謀求內部協商解決，如果解決不了再訴諸法律，所以它強調建立一種包括第三方裁決在內的規制結構。如麥克內爾所說：新古典“長期契約有兩個共同特徵，一是契約籌劃時即留有餘地；二是無論是留有餘地還是力求嚴格籌劃，契約籌劃者所使用的程序和技術本身可變範圍就很大，導致契約具有靈活性”。（3）關係性締約活動：由於許多契約內容已脫離古典和新古典契約關係，如公司法和集體勞資談判中的一些內容，於是就出現威廉姆森所說的這種締約關係。它強調專業化合作及其長期關係的維持，因此契約當事人都願意建立一種規制結構來對契約關係進行適應性調整。據認為，這種締約活動與新古典契約關係的區別是：儘管兩者都強調契約關係的長期維持和適應調整，但新古典契約的調整始終以初始契約條件為參照物，而在威廉姆森所說的關係性締約活動中相應的規制結構一旦形成就會作自我演變式的發展；調整併不參照初始的契約條件，即使參照也不一定非堅持不可，而是根據現實需要作適應性調整，並且一般不需要第三方加入。
前面說到，威廉姆森在該文中試圖從不確定性、交換頻率和資產專用性程度三方面來分析交易。具體是，不確定性假定足夠大，從而使契約關係有必要不斷進行調整；交換頻率假定有兩類，一類是交易只發生數次，是不經常性的，另一類是經常重複發生；資產根據其專用性程度假定可分為三類，即通用性資產、專用性資產（或特質資產）以及介於兩類之間的混合性資產。
根據該文的歸納總結：如果是通用性資產，無論交易頻率的大小，相匹配的肯定是市場規制結構，這時發生的是古典契約關係。如果交易頻率較低，只發生數次，資產是混合性的或是專用性的，相匹配的應是當事人雙方再加上第三方參與的三方規制結構，這時發生的是新古典契約關係。如果交易頻率較高，交易經常重複發生，且資產是非通用性的，這時發生的是關係性締約活動，其中，如果資產是混合性的話，相匹配的是由當事人雙方規制的結構；如果資產是專用性的話，相匹配的是由一方當事人統一規制的結構。
《交易費用經濟學：契約關係的規制》是威廉姆森的一篇集大成之作，它幾乎原封不動地被改寫進其1985年出版的名著《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一書中。
四
交易費用經濟學的微觀基礎是有限理性和行為的機會主義傾向這樣的假定。本文選收入的威廉姆森的第三篇論文《經濟組織的邏輯》所進行的就是從基本的行為假定出發對經濟組織的微觀分析。
交易費用經濟學家都接受了約翰·康芒斯的將交易作為基本分析單位的觀點。該文認為，當假定行為主體是有限理性的話，對契約而言，人們就會發現，包攬無遺的締約活動幾乎是不可能的；對經濟組織而言，能進行適應性調整能作出連續性決策的組織模式必將有利於交換。當假定行為具有機會主義傾向時，對契約而言，對未來作出種種許諾的契約將是天真的；而對經濟組織來講，要求它在交易過程中即時地或詳盡地對交易作出某種保證。這些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行為假定的組織含義或組織邏輯。
因此，交易費用經濟學強調的是一種過程（或程序）分析。“廣而言之，……程序的結果有三個共同特徵：表現的暫時性；結果的非預測性；且這種結果往往非常微妙。通常爭議中的無法預測的行為是一種不受歡迎的結果，但並非總是如此”。所以，經濟組織的機械主義設計方法肯定是不可行的。為此，為了節約交易費用，就應像《交易費用經濟學：契約關係的規制》一文中所說的那樣將屬性不同的交易與各種不同的規制結構聯繫起來，這樣做的根本依據是基於基本的行為假定而採取不同的激勵機制。
概而言之，從經濟組織的邏輯角度看，當資產專用性程度不斷提高時，就需要追加對契約的保障，由此出現許多不同的契約規制結構，而“縱向一體化是作為最後手段的組織方式”。
五
在交易費用經濟學中，本傑明·克萊因、羅伯特·克勞福德和阿爾曼·阿爾欽的長篇論文《縱向一體化、可佔用性租金與競爭性締約過程》是篇被人引用頻率較高的經典之作。該文也是從討論一體化的存在入手。它贊同科斯提出的必須考慮交易費用的觀點，並贊同威廉姆森提出的要考慮契約中的機會主義行為，因為這會產生使用市場機制的一種成本。該文的中心觀點是，產生毀約危險的原因在於存在可被有關當事人佔用的專用性準租，這種準租使機會主義行為由可能變為現實。
準租，被定義為某項資產最優使用者超過次優使用者的價值。在現實中，有關的當事人（即契約雙方）都想盡可能地佔用這部分準租。例如，當沒有出價次高的次優使用者加入競價時，最優使用者會出次高價而不是出最高價來使用某項資產，這時全部準租將被他所佔用。為達到佔用準租的目的，會出現種種不道德的或機會主義的行為。資產的所有者也有佔用全部準租的激勵。例如，他會利用競價過程而將資產的價格定在最高的競爭性價格上甚至在這一價格以上。“可佔用準租不是一種壟斷租金，而是保護在開發性市場上持有一項資產的價值不受市場進入影響的資產升值”。
因此，“由契約界定所有重要的質量因素的成本是隨著資產類型的不同而變化的。對這些基本上不可能有效地界定所有質量要素的資產來說，縱向一體化會更適宜”。這意味著，當市場契約費用大於一體化費用時，資產使用者會進行一體化。換言之，如果一項有準租的資產強烈地依賴於另一些專用性資產時，那麼這兩項資產將歸屬於某一方所有，即實現資產的一體化。
在該文中作者們舉了一個出版業的例子說明這些理論問題：“報紙出版商通常擁有自己的印刷機，而圖書出版商則不同。圖書出版商很少進行一體化的一個可能原因是因為出版一本書在時間上必須很早就進行計劃，從經濟上說可以做到按部就班。印刷廠在……各地都可以找到。沒有一家印刷機構歸屬某一出版商，這部分是因為與報紙相比圖書的出版與批發在時間上對讀者顯得不很重要，因此也不會產生可佔用性準租。雜誌與其他一些週期出版物在出版時間的重要性上可以說是介於圖書與報紙之間。此外，由於雜誌是散在全國各地許多工廠印刷的，在全國各地印刷廠可能都是某地現存的印刷廠的競爭者。因此，較之報紙出版商，一個印刷廠主根本沒有對雜誌出版商的市場力量，所以我們發現雜誌通常在不屬於出版商的印刷廠中印刷……”。
通過這個有關出版業的例子，我們發現：圖書出版商往往通過市場獲得印刷服務，報紙出版商則通過自己擁有印刷廠實現印刷服務的自給，而介乎兩者之間的定期出版的雜誌的印刷可能會使用部分的專用性資產，儘管只存在部分較少的可佔用性準租，因此就雜誌的印刷服務會採取一種長期契約安排。這種長期契約是該文接下來討論的問題。
根據該文的觀點，這種長期契約安排既作為一種一體化的選擇，也能適應於市場締約過程。具體的契約解決主要有兩種：“（1）由政府或其他外部機構通過法律實施的明確的契約保證；（2）由市場機制實施的默認的契約保證”。這也被簡稱為明確契約和默認契約。從原則上講，明確契約能解決機會主義問題，但實施成本高昂；默認契約成本較低，但不能解決機會主義問題，一旦出現機會主義行為就只能取消未來的交易。
雖說該文提供了這兩種契約解決，但看起來更強調默認契約，因為它更符合“競爭性締約過程”這個範疇。為了使默認契約有利於長期關係的維持，該文認為“契約的市場實施機制運行的方式之一是給潛在的欺詐者提供一種未來的'貼水'，……並且使它超過從欺詐中獲得的潛在收入。……這種貼水流量可以被認為是企業為防止欺詐活動而支付的保險費用。只要交易雙方對由欺詐而獲得的潛在的短期收入有相同的估計，這種保險的數額就會達到供求均衡，可以預料機會主義行為就不會發生”。如果這種貼水過於高昂，特定的交易就不會發生，一體化才會出現。
總之，“可佔用性專用準租越低，交易者依賴契約關係而不是共同所有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一體化的可能性越大，資產所包含的可佔用性專用準租就越高”。不過，市場契約和縱向一體化只是兩種極端的例子，現實中大多數商業關係是介於這兩者之間，因此科斯有關市場與企業的兩分法過於簡單了。
六
本傑明·克萊因可謂現代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中的一個代表性人物。他在許多經濟學研究領域均有建樹。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他幾乎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同時提出了自由鑄幣，即貨幣的非國有化學說，克萊因使用的說法是“貨幣的競爭性供給”，這可以看作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一個極端表現。在後來轉向研究市場、契約和交易費用等問題時，他始終崇尚市場力量、契約自由和競爭性締約（上文就強調競爭性締約過程）。
在本文選收入的他的第二篇論文《“不公平”契約安排的交易費用決定》中，他認為，契約自由是與效率這一經濟學範式相一致的，所謂的“不公平”契約是市場機製作用的結果，即是交易費用決定的。就契約本身而言無所謂“公平”與“不公平”之分。因此，政府對市場活動的管制和反托拉斯做法並非必要。
該文沿著專用性資產和可佔用性準租的邏輯，認為機會主義行為的存在可能會阻礙契約的實現（或績效），從而會迫使一方當事人進行縱向一體化。但由於許多契約內容涉及人力資本，因此在人力資本意義上要擁有全部的所有權是不可能的，從而縱向一體化也是不可能的。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契約解決。在契約解決過程中，由於專用性資產的存在，必然存在著不平等的談判力量，從而必然出現所謂“不公平”的契約條款，這是交易費用的存在以及契約的不完全性使然。只要交易費用不為零，“我們真正需要說明的是市場決定的契約關係的各種類型，而不是區分對縱向一體化和市場交換的簡單選擇”。因為，“在一個競爭性環境中存在著獨立去解決一個重要而普遍的問題的努力和嘗試”，這就是市場力量。所以不需要政府或法律去干預那些所謂的“不公平”契約。
七
在上述兩篇論文中，克萊因都提到了為防止契約欺詐而保證契約績效，市場實踐機制會作出一種必要的安排對未來的報酬作出承諾，具體辦法是價格貼水。“契約績效的必要和充分條件是存在足以高出殘值生產成本的價格，以至於不履行契約的企業就會失去一系列未來銷售的租金貼現流量，而這大於不履行契約的財富增加。一般而言，這意味著市場價格大於完全競爭價格……”。克萊因和基思·萊弗勒的《市場力量在確保契約績效中的作用》一文就是考察這一問題的。
根據該文的敘述，有關市場交換的傳統經濟學觀點認為是由政府作為第三者來界定產權和實施契約。這種經濟學觀點背後的法哲學傳統是，如果沒有政府這個第三者來判定和製裁違約行為，市場交換將是不可能的。但在一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如哈耶克和馬歇爾看來，在沒有任何第三方參與的情況下，當事人的信譽和名聲可以成為激勵他們確保契約績效的因素，只要交易需要重複進行就行。該文堅持了這種自由主義傳統，認為組織交易除了第三方保證的明文契約和單方面實現縱向一體化這兩種方式外，更重要的是由當事人雙方自己實施的默認契約。
工資契約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勞動力供過於求或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下降時，往往意味著單位勞動力價格下降。如果資方以削減工資適應勞動力需求的下降，企業支付的工資價格正好等於出清勞動力市場的價格，這時離開企業一般是勞動者本人自己選擇的結果（這也被稱作“逆向選擇”），但這些離開的勞動者可能是企業最好的、效率最高的勞動者。如果資方保持工資價格不變而以相對降低就業量來適應勞動力需求的下降，就可能將那些企業認為是最好的、效率最高的勞動者留下來。這時資方支付的工資價格實際上比出清勞動力市場的價格高一些。用克萊因和萊弗勒的話來說就是“市場價格大於完全競爭價格”。勞動經濟學家（如喬治·阿克羅夫）將資方支付的高於出清市場價格的工資稱為“效率工資”，因為在此工資下勞動者會更加努力地工作；而將資方這樣做的原因歸結為尋求長期合作關係而必不可少的“忠誠”。這與該文所強調的信譽和名聲是一個意思。該文實際上將這種情況推廣到了所有市場締約活動：價格貼水，即支付高於完全競爭水平的價格，能對供給質量起保證作用，即能保證契約績效。
因此，企業的專用性投資，如牌子的投資、廣告的投資以及其他的非殘值的不可補償性的投資都成為達到確保契約績效條件下的市場均衡的一種手段。作為契約另一方當事人的供給者會視對方是否進行這些投資決定是否進行有效率的、質量保證的供給。
八
約倫·巴澤爾《考核費用與市場組織》一文從最普通的買賣雙方的商品交換來研究同樣的問題。它強調了商品考核費用與選擇市場組織的關係。
在最一般的意義上，要了解任何商品的品質（attribute）都存在巴澤爾所說的考核費用。有關商品品質的信息是有價值的。掌握這種信息的有關當事人就會對其他當事人進行“欺騙”。從利益最大化假定出發，當對買賣雙方來講考核費用一樣時，“賣主將總是很巧妙地盡可能進行考核，以防止買主進行考核……”。“如果一種商品沒有被徹底（被賣主）挑選過，許多買主將會發現很值得去挑選他們認為價值很高的品質，而不是由賣主挑選的商品品質”。簡而言之，賣主對品質不一的商品傾向於通過考核、挑选和歸類以使各個商品賣得其應得的價錢。而買主也有這種傾向，願意付出一定的考核（挑選）費用以獲得價值更高的商品。
考核的必要性體現在：賣主是為了確保他並沒有付出太多，而買主是為了確保他並沒有得到太少。考核是有收益的，考核也存在成本。市場組織的出現是為了降低這種考核費用。市場組織的方式方法有許多種，巴澤爾在文中著重列舉了這樣幾種：（1）質量保證，即賣主對買主就商品質量提供某種保證或承諾。不過，當這種質量保證的費用太高時，賣主或者是讓消費者隨心所欲地對商品進行挑選，或者是對品牌進行投資。（2）分享契約，即賣主省去了進行市場調研、獲取信息這類事情的成本，但不得不讓買主分享相應的收益。（3）品牌投資，這類似於質量保證。這種做法在消費者（買主）的考核面臨高昂成本時最為適用，因為它使消費者避免付出較高的考核所必需的費用。（4）信息隱瞞，即賣主不讓買主進行考核、挑選，使異質的商品和服務變成均質的。這樣做當然是為了節約考核費用。但為了使消費者接受，賣主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應是隨機抽取的和“有代表性”挑選的。
九
張五常教授是科斯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時所作演講中提到的對交易費用經濟學做出巨大貢獻的三個經濟學家之一。在《企業的契約性質》一文中，他力圖用自己發現的觀點來闡述“企業的性質”，強調了契約的作用。他研究了計件工資契約，認為這種契約提供了一條理解企業和市場的有效途徑。計件工資契約的一個最大優點是清晰地顯示了工人之間不同的勞動工資率。
儘管科斯提出了企業的交易費用觀，但他並沒有給企業下定義，而只是將企業視作市場的替代物。前面已經提到阿爾欽和德姆塞茨反對這一說法。他們否認企業與市場之間存在區別，認為企業也是一種市場，企業內部勞資間的關係和市場上他們之間的關係一樣也是一種契約關係。張五常教授在本文中以計件工資契約為例，將科斯的企業觀與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的企業觀綜合起來，不僅認為企業存在的唯獨原因是節約交易費用（如科斯所言） ，而且認為企業關係是一種市場關係（如阿爾欽和德姆塞茨所言），甚至是一種高級的市場關係——要素市場關係。在科斯那裡企業與市場的區別或替代在張五常那裡成為產品市場與要素市場的區別或替代。由此，產品市場與要素市場在企業外部和內部的分離的唯獨原因就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從而避免了對要素投入進行直接的高成本的計量考核。
張五常教授是位通過講故事來闡述經濟學的高手。在該文的末尾他用一個自己親自經歷的事情註釋論文的中心議題：“1969年在香港，我坐在路旁的一個空木箱上，讓一個男孩替我擦皮鞋，講定價格為20分。當他開始擦時，另一個男孩不聲不響地開始擦另一隻鞋。'多少錢？'我問。'每人10分。'一個孩子回答。我驚奇地發現，沒有人知道實際定價，這兩個孩子也互相完全不認識。這卻使我逐漸領悟到，我一隻腳穿鞋和另一隻腳穿靴子肯定能說明科斯所講的通過市場把一個交易分成兩個不會那麼順利地進行的含義是什麼。”
十
以交易費用理論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之所以被稱為一場學術革命，是因為它對主流經濟學（包括需求理論、供給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企業理論和市場理論等）提出了全面的挑戰，同時也給現代經濟學取得新的進展提供了機會。一方面，對新制度經濟學家來說，欲成為現代經濟學的主流，就需要使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在形式化上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對主流經濟學家來說，欲繼續成為主流，就需要引入交易費用這一制度性因素，放寬原有的初始條件，完善、改造現代經濟學。本文選所載的最後兩篇論文就體現了經濟學家的這種努力。
桑福德·格羅斯曼和奧利弗·哈特《所有權的成本和收益：縱向一體化和橫向一體化的理論》一文根據契約成本理論，強調契約性權利有兩類：一類是特定權利，另一類是剩餘權利。前者指的是那種能事前通過契約加以明確界定的權利，後者指的是那種不能事前明確界定的權利。當契約成本高昂時，當事人一方就會購入剩餘權利。這時，所有權就等於剩餘權利。在一般情況下，判斷企業一體化程度的高低存在這樣的難處：如一個企業把其銷售人員稱為“僱員”，……，這兩個企業哪一個一體化程度高呢？或許，稱謂是無關宏旨的，重要的是誰在對資產進行控制。由此，所有權就成為實施控制的權利。控制權具有對稱性，即一方購入剩餘權利的同時另一方必然相應地失去了這些權利。從而，一體化有助於減輕對機會主義行為的激勵，但不能消除這種激勵。
格羅斯曼和哈特還對已往的交易費用經濟學文獻提出批評。這些文獻暗含著這樣的假定：一體化導致的結果與完全的契約所導致的結果是相同的。他們認為對這兩者的結果的比較是沒有意義的，有意義的是比較將剩餘權利配置給一方當事人的契約與將剩餘權利配置給另一方當事人的契約。他們還認為，對資產的剩餘控制權的強調同時也可以用來說明行動的剩餘權利。例如，“在對行動的剩餘控制權進行配置過程中，雇主—僱員關係不同於發包人—承包人關係。雇主—僱員關係的典型特徵是：工作崗位的許多具體細節是由雇主擅自決定的，也就是說，雇主擁有許多剩餘控制權。在發包人—承包人關係中，工作規定得較為詳細，而且承包人一般對未明確規定的行動具有許多剩餘控制權”。
十一
格羅斯曼和哈特的《所有權的成本和收益：縱向一體化和橫向一體化的理論》一文的分析只從對最高管理層的激勵的影響的角度考察所有權的成本和收益，因而有局限性。奧利弗·哈特和約翰·摩爾《產權與企業的性質》一文考察資產由數人共同使用，一部分人（雇主）有所有權，另一部分人（僱員）沒有所有權，這時發生一體化時，即資產所有權變得較為集中或較不分散時，對僱員的激勵會如何發生變化。該文用資產最優配置理論來理解企業的界限，與上一篇論文堪為姐妹篇。
十二
本書選的選輯、翻譯和校訂工作最初始於1988年，全部完成於1991年。由於一些客觀上的原因，延至今日才得以出版。時隔數年，中國對企業製度和市場組織的研究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同時，這方面的改革實踐亦已取得了重大進展。令人高興的是，本文選的內容從學術研究角度看不僅沒有過時，而且更加適合時宜。但願這本文選能給廣大的理論研究者、政策研究者以及其他感興趣的讀者帶來他們所需要的信息。編輯和翻譯中的不當之處，尚祈指正。

陳郁1995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