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

台灣後殖民文學史論的精闢論著！

戰後台灣文學史的發展，較諸日據時期還要複雜。這牽涉到戒嚴文化下所產生的族群與性別問題，也牽涉到外來強勢文化的干涉，如現代主義與張愛玲文學的議題。在本土論述日益趨於鞏固之際，文學史家如何重新評價這些猶待釐清的問題，正是本書的重要關切之一。

本書從後殖民立場出發，探討解嚴後台灣社會的性質究竟屬於後殖民或後現代，從而進一步觀察文學史書寫所面臨的關鍵思考。書中以葉石濤的文學史工程為例，追溯他的左翼史觀及其文化意義。對於頗具爭議的張愛玲文學，本書企圖釐清歷史遺留下來的癥結，並且為張愛玲在台灣文學史中尋找一個恰當位置。

作者提出後殖民立場與後結構的思考，來觀察戰後台灣文學多元而複雜的豐碩內容。其中對於解嚴後的女性書寫，尤為關注。書中並收入作者與陳映真的論戰文字，對台灣文學史的書寫策略與歷史解釋，頗多值得矚目的突破性見解。

陳芳明
一九四七年出生於高雄。曾任教於靜宜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後赴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任教，同時成立該校台灣文學研究所，目前為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著作等身，主編有《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選文篇》、《余光中跨世紀散文》等；政論集《和平演變在台灣》等七冊；散文集《風中蘆葦》、《夢的終點》、《時間長巷》、《掌中地圖》、《昨夜雪深幾許》、《晚天未晚》、《革命與詩》；詩評集《詩和現實》、《美與殉美》；文學評論集《鞭傷之島》、《典範的追求》、《危樓夜讀》、《深山夜讀》、《孤夜獨書》、《楓香夜讀》、《現代主義及其不滿》、《很慢的果子：閱讀與文學批評》，以及學術研究《探索台灣史觀》、《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灣新文學史》、《我的家國閱讀：當代台灣人文精神》，傳記《謝雪紅評傳》等書，為台灣文學批評學者的研究典範。

苦惱的殖民地文學
──《後殖民台灣》新序

陳芳明

一九九五年回到學界時，才開始運用我在海外所閱讀的文學理論，包括女性主義、後殖民論述、後結構主義。回到學院之初，我從來不覺得文學理論有多重要。任何一個議題，只要憑藉自己的理性思維，以及長期以來所培養起來的美學價值與人文思考，應該就可以貼近所有的文本閱讀。每位大師所建構起來的理論，其實都是以龐大的閱讀為基礎，並且也熟悉他所賴以生存的社會與歷史背景。當他意識到，自己的知識即將應用在自己的生活裡，在進行理論建構之際，絕對不可能從社會或歷史脈絡裡抽離出來。我並不覺得理論有多偉大，反而比較相信所有的文學書寫，永遠都是在跟自己所處的社會對話。西方的各種文學理論，其實是為了解釋西方社會與文學的議題。遠在東方的讀者或學者，只有在恰當時候，才借用西方理論來協助自己釐清思考。沒有任何理論是萬能或萬用，必定有它的時代局限與社會局限。
記得第一次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時，是一九九五年的初秋。那時第一次把自己關在研究室裡，構思我生命中的第一篇學術文章。所謂學術文章，其實是依照國科會研究計畫的形式規範而完成的論文。那種書寫方式，與我個人的浪漫性格其實是背道而馳。但是，學術有它一定的紀律，既然選擇回到學界，就必須接受學術的遊戲規則。往後十年，參加不計其數的學術會議，也生產無數的學術論文，生命軌跡從此朝向充滿倫理規範的校園生活。一九九八年，出版《左翼台灣》與《殖民地台灣》兩本專書，協助我升等為教授。那時我已經習慣了學院的紀律生涯，也習慣了不斷自我質問、自我要求的思維方式。經過授課、演講、會議、研究的途徑，我更加相信自己可以從事文學與文學史的解釋。
收在《後殖民台灣》這本專書的第一篇文章：〈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其實是我國科會計畫的第一篇研究。改寫成學術論文正式發表後，果然就立刻引起學界的辯論。撰寫這篇論文時，讓我更加確信，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潛藏著複雜而矛盾的文化性格。最主要的原因是，台灣歷史一直受到帝國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戰前來自日本，戰後來自美國。無論是文學或文化的走向，都不可能依照島嶼的主觀意願去發展。台灣學界有一派是主張，一九八○年代以後的台灣文學屬於後現代。又有一派則強調，政治權力的支配，貫穿了戰前與戰後的台灣社會。這樣的論爭相當精確，反映了台灣學術性格的相生與相剋。而這種矛盾性格，恰恰就是台灣歷史本質的延伸。
後現代的解釋，在於彰顯台灣文化生產的多元與跨界。在一定程度上，其實就是跨國公司所帶來的重大影響。而跨國公司，正好就是晚期資本主義的重要標誌。無論是商品符號，或後設小說的創作，都挾帶著全球資本主義的高度影響。這種在西方流行的文化生產，終於也相當深刻地影響台灣社會。但是從另一個觀點來看，接受西方後現代主義的衝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後殖民的特色。畢竟，這也是帝國權力在海島的知識分子身上發生了作用。當某些學者在主張後現代主義時，其本身恰恰就是後殖民的特質。這種矛盾性格，並非只發生在學界而已，整個台灣社會很早就已經被整編到晚期資本主義的範疇。當我們在強調消費社會、資訊爆炸、性別越界這樣的名詞時，就已經顯示台灣社會的雙重性格。一方面是後現代的，一方面也是後殖民的。
這本書分成兩輯，其中第一輯有關戰後文學史論的論文，都在於建構我即將撰寫的《台灣新文學史》。例如，〈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觀之建構〉、〈張愛玲與台灣文學史的撰寫〉、〈歷史的歧見與回歸的歧路──鄉土文學的意義與反思〉，都協助我建立文學史的解釋。沒有這些論文為基礎，我就無法解決一些困難的問題。當我決定把張愛玲寫進台灣文學史裡，頗引起學界內外一些人士的議論與批判。他們認為，張愛玲小說從未寫過與台灣相關的文學作品，而作者本人也從未在台灣土地上生活過，無論如何，是沒有資格進入台灣的文學史。我個人的看法是，張愛玲當然不是台灣人，但是她的文學影響卻貫穿三個世代。沒有這樣的影響，台灣文壇不可能出現張腔小說與張派散文。
我一直覺得，對於文學與藝術，都應該抱持開放與寬容的態度。梵谷是荷蘭人，但是他對法國的影響甚鉅，荷蘭美術史與法國美術史都以極大篇幅來肯定他的歷史地位。同樣地，畢卡索是西班牙人，但是法國美術史與西班牙美術史也都同時肯定他。我始終是使用加法來看待文學與歷史的發展，縱然作家不是台灣人，但是作品影響論卻注入了台灣作家與作品的性格。在撰寫文學史之際，我深深相信台灣文學之所以如此精彩，無論在美學價值上或人文思考上，都突破了過去支配台灣社會的儒家傳統與民族主義。
這本書的第二輯「史觀的討論」，所收的三篇長篇文字，是我與陳映真先生論戰時所留下來的記錄。到今天為止，縱然經過了激烈的論辯，我一直還是非常尊敬這位論敵。沒有經過這場論戰，我的後殖民史觀就不可能如此鮮明，又如此清晰。兩個人在議論之際，有時不免使用了一些冒犯的字眼。但是直到今天，我還是深深感謝他。就是經過這樣的討論，我才更清楚確立對台灣文學史的解釋，同時也更清楚書寫文學史所應負起的責任。那時我曾經建議陳映真先生，如果他的理論是可以成立的，我也請他撰寫屬於符合他個人史觀的文學史。晚年的陳映真為病痛所苦，最後又孤寂地去世於北京。在遙遙祭悼他之際，我內心不免感到遺憾。對於這位可敬的論敵，我的致敬方式便是持續書寫下去，讓台灣文學可以升格成為受到尊敬的學問。
2017.4.23 政大台文所

自序：我的後殖民立場
苦惱的殖民地文學──《後殖民台灣》新序

第一輯　戰後文學史論

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
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觀之建構
張愛玲與台灣文學史的撰寫
歷史的歧見與回歸的歧路──鄉土文學的意義與反思
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文學──台灣作家的歷史記憶之再現（一九八七－一九九七）
挑戰大敍述──後戒嚴時期的女性文學與國家認同
女性自傳文學的重建與再現
台灣現代文學與五○年代自由主義傳統的關係──以《文學雜誌》為中心
余光中的現代主義精神──從《在冷戰的年代》到《與永恆拔河》
永恆的鄉愁──楊牧文學的花蓮精神

第二輯　史觀的討論

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回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
當台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再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
有這種統派，誰還需要馬克思？──三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