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災難：揭穿大剝削時代商品與服務背後的真相，透視資本詭計的高CP值迷思

全球擁抱COST DOWN，我們贏了CP值，卻輸掉一切！

我們都是資本詭計的棋子、慘痛後果的承擔者：
派遣氾濫、社會過勞、低薪剝削、貧窮中產、
黑心食品原料、3C垃圾、環境劣化、氣候變遷……

這些外包造成的災難已經無所不在，
眼不見為淨並不能讓你我置身事外。

【專文導讀：台灣篇】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鳴人堂》、《報導者》專欄作家張烽益

《報導者》總主筆李雪莉｜工地監工、《做工的人》作者林立青｜作家、記者房慧真
貧窮與租稅政策研究室召集人洪敬舒｜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祕書長陳瑞賓｜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藍佩嘉｜聯手推薦（依姓氏筆畫序）
◆
當全球經濟體系全面擁抱外包制度，
企業得以切割責任，消費者懶得究責，
看不到的人權與環境災難，每天都在遠地與我們身邊上演，
讓你我在不知不覺間成為加害者，也是受害者。

從最潮的3C、時尚產業，到食品、玩具、家電等傳統製造業，再到採礦、鋼鐵等重工業，
全世界不分大、小品牌跨海競逐更低價勞工、低廉原料下的製品，已經深入現代人的生活；
從銀行24小時客服，到大學與醫院裡從事清潔、推送病患等基層工作的低薪派遣勞工——
「外包」已無所不在，也將我們所有人捲入資本的詭計與複雜難解的後果中。

企業為規避本國勞動與環境法規而遷廠海外，是天經地義的全球化策略？
將業務外包後，企業或機構就可以無視從業人員的勞動權益？
而消費者只需過問自己的權益，其餘都無須在意？
當你口中的這些高CP值商品可能隱含重金屬，你還能說「外包」與自己無關嗎？

為降低生產或營運成本而發展出的外包／派遣模式，數十年來獲現代社會廣泛採用；
它是如此理所當然，從國家到私人企業、公共服務機構，
無不理直氣壯利用它帶來的效率與利益，
我們卻無從得知那些外包工作的廠房環境是否受到污染，或勞動條件是否安全、合理，
視而不察自己所處的安全危機，或是在眼底流動的他人苦難。

我們安心享受的各式服務、食衣住行育樂各種商品當中，
究竟有多少是建立在包裹著無知糖衣的外包災難之上？
◆
˙台灣企業憑什麼敢以「勞動部過度傾向勞工，逼台灣企業出走」威脅國家與勞工？
˙龐大資本自由流向工資更低廉、不在乎勞工健康或生命安全、輕忽環境破壞的開發中國家，為什麼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企業生存法則？
˙為什麼世界各國政府不再承擔照顧窮人的責任，由企業接手基本服務？
˙當大學、醫院依賴承包商，不顧其勞動條件，一切只求cost down，我們的社會付出了什麼代價？

產業外移、外包（outsourcing），以及供應鏈經濟模式，
使大企業不需對勞工負責，卻得以最低成本獲取最高利潤；
豐富又低價的現代生活各種大量製造商品，在消費者眼不見為淨的地方生產，
也讓企業得以隱藏生產過程、掩蓋真相——
從血汗工廠的內幕、大規模污染，到商品與食品製造過程的安全疑慮。

外包制度為全世界帶來無數工安、環境災難，也造成母國勞工失去工作、工會力量式微；
勞動市場盛行外包體制，導致勞工薪資與福利不斷下修，中產階級漸漸消失——

這一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20世紀中，勞工曾經擁有力量，團結對抗企業，逼迫政府立法保障！
今天我們以為天經地義的一天8小時工時限制、最低工資的保障、工安法規與污染限制的規範，以及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的設計等，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給勞工的禮物，而是美國勞工在20世紀的三○到七○年代發出怒吼、透過工會的力量不斷與企業抗爭，甚至付出生命代價，在環境運動與工人運動上取得勝利後，為全球勞工奠定下的基礎。

◎資本流動（Capital Mobility）的「地理詭計」
當工會阻止了企業掌控國家，資本流動成了企業反工會的核心策略：關閉已成立工會的廠區，到無工會的他州或國家設廠——那裡的勞工即使反抗剝削，也會因擔心失去工作而削弱抗爭的力量——這種作法終將成為企業對付勞工的王牌，而現代產業外移的起點是墨西哥在美國企業建言下於1965年推出的「邊界工業區計畫」（Border Industrialization Program），以便美國企業前往利用當地的低廉工資。

◎誰捏造了「全球化」的神話？
1970與1980年代，企業開始更積極反擊。在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領軍下，學者紛紛攜手企業和親商政客，暗中顛覆工會、福利國家，以及美國暨全世界勞工的合理生活。美國總統雷根（共和黨）、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保守黨）帶頭擁抱這種新創的經濟「正統」，在1980年代推動各種親商政策，世界開始向「全球化」狂奔而去。
1995到99年間擔任「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的魯傑羅（Renato Ruggiero）曾表示，打擊全球化「等於試著停止地球運轉」，美國總統柯林頓（民主黨）則宣稱全球化「不是政策選項，而是事實（fact）。」——企業與政客聯手編造出「市場決定」這種「自然法則」，捏造其正當性，以掩蓋事實上一切出於他們的選擇與決定，由政治護航全球資本主義。
自由貿易，說穿了是資本家的經濟自由；創造工作機會，說到底是向下競爭的最低成本。「全球化」並未為人類帶來平等與共榮，而是金融資本的壟斷與擴大抽吸，造成更大規模的貧窮，以及頻繁的經濟亂局。

◎貧窮並非一種個人苦難，而是放任企業切割責任之下生成的社會腫瘤
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政商界以卡內基為典範，向全世界販售「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美國夢迷思，換個角度來說，「沒能成功都是因為你不夠努力！」於是大多數世人相信：如果你找不到工作或僅能勉強度日，那是因為你懶惰、酗酒、不求上進、得過且過，你就是個失敗者，一切全是你個人的錯，貧窮是咎由自取的結果。
這一套「贏家神話」刻意忽視結構性不公，將社會弱勢標籤化，為資方的剝削決策開罪。不論產業外移或業務外包，利潤和股東價值永遠勝過勞動條件和環境責任，底層勞工陷入永不能翻身的泥沼，農民被迫放棄家園去為資本家賣命——或選擇自殺。

◎「自由市場」有如民主一樣神聖不可侵犯？
上個世紀的最後20年間，全球政商界菁英聯手打造出一種假象：現代社會只能在「全球化」與「保護主義」之間做選擇，別無出路。他們以「自由」為語彙——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來表述他們從世人手中奪走自由的作為，將民主的究責精神拋到一邊，揮舞「任何對自由市場的干預等同於反民主」的大旗，使「去管制」成為世界經濟的常態。
國際金融機構也為不受限制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工作外移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要求窮國必須大砍政府經費、將社會服務民營化才能獲得貸款，從而造成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動盪，只能向外國企業敞開大門——正合國際資本家所欲，因為這些如今亟需工作機會與投資的國家少有勞動或環保法規，是企業追求最高利潤的天堂。
◆
國家保護企業甚於廣大勞工，企業將災難輸往全球，政府機關將民生基本服務轉包民間，
勞工為求生存而不敢反抗剝削，居民被迫承受環境破壞的惡果，
企業或組織機關卻得以只享受營收、只講績效，撇清所有雇主責任。

這就是21世紀的政治與商業運作常規，也是我們必須加以破解的作為——
透過政治手段，重建負責任的經濟模式與符合正義的社會結構。

本書作者盧米斯為美國羅德島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專研美國勞工和環境運動史，但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各國的勞工與環境議題今日幾乎都正面臨相同困境，因此美國這一百多年來勞工抗爭與環境運動的發展，值得我們深究並引為借鏡。
他從1911年紐約三角女衫公司（Triangle Shirtwaist Company）失火導致146名勞工死亡（多數為女性）、終於促成立法改善工廠安全標準，以及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的成立切入，連結到孟加拉2013年熱那大廈（Rana Plaza）倒塌導致當中1,134名成衣廠勞工喪生的巨大工安災難，為我們從史料中仔細還原了當前全球化資本主義危機如何一路發展至今的故事。
本書不只指出現代經濟、社會問題的特定歷史根源，也一一點名那些今日仍操控世界經濟的公司一百多年來如何結合政治勢力對抗工會，以及那些對抗企業不當行為的個人和團體又是如何奮鬥促成進步的立法。作者清楚揭示企業何時開始與為何將生產外移、外包，所謂「自由貿易協定」對窮國、小國基層農工的生活造成何等致命衝擊，再以個別章節細述這些企業如何在全世界造成血汗工廠、工安災難、大規模環境污染、食品工業的隱憂，以及氣候變遷這項人類史上最大的環境威脅，並根據美國歷史上的勞運成功經驗，在最後的章節提出如何開始改變這一切的建議，以及每個人都可以確實執行的方針。

◎全球化的發展無法撤回，保護主義時代已逝
我們的覺醒應該用來促進社會正義，而非意氣用事。自願退出全球生產體制並不能幫助勞工，只是自我感覺良好的逃避。唯一可以帶來改變的方法，是為我們期望的改變而奮鬥。政治改變的成因是群眾運動和法律改革的結合。唯有結合這兩者的力量，才能終結資本流動的災禍，並使全世界的勞動階級得以有尊嚴地工作。

失敗主義者思維，無法帶領我們前往任何地方。勞工運動在上個世紀的斬獲，也曾被視為激進而不切實際——但他們做到了。我們必須就勞工法和環境法創造一個全球法律框架，藉以抗衡21世紀的極端全球化經濟。我們必須參與關於經濟、貿易和環境議題的全國政治對話，去要求企業負起責任。唯有持續不斷向企業及其親信政客施壓，我們才能塑造一個尊重全球勞工和生態的二十一世紀，而不是剝削勞工和生態來造福前1%的政商菁英。

【台灣篇撰述者暨導讀人】
張烽益
現職為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台灣勞工陣線研究員，《鳴人堂》、《報導者》專欄作家。曾經參與寫作《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搞工會：工會正義與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公平經濟新藍圖》等書。業餘的長跑愛好者，常神遊於坂本龍馬與西鄉隆盛的日本幕末時空。

作者簡介 
艾列克．盧米斯 Erik Loomis
美國羅德島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他在網誌「律師、槍支和金錢」（Lawyers, Guns, and Money）上，評論過去和現在的勞工和環境議題，連載系列文章〈勞工史上的這一天〉（This Day in Labor History）贏得「克里奧派崔亞歷史網誌寫作獎」（Cliopatria Award for History Blogging）。
盧米斯亦在AlterNet, Truthout, Salon等網站上發表作品，專書《木材帝國》（Empire of Timber: Labor Unions and the Pacific Northwest Fores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由劍橋大學出版社發行。他目前住在羅德島州的普洛威頓斯（Providence）。

【台灣篇撰述者暨導讀人】
張烽益
現職為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台灣勞工陣線研究員，《鳴人堂》、《報導者》專欄作家。曾經參與寫作《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搞工會：工會正義與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公平經濟新藍圖》等書。業餘的長跑愛好者，常神遊於坂本龍馬與西鄉隆盛的日本幕末時空。

譯者簡介
 陳義仁
台灣大學財金系畢業,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班。譯有《博物學家的自然創世紀》、《種子的信仰》（漫遊者文化出版）。

「艾列克．盧米斯將厄普頓．辛克萊的小說《屠場》全球化了。他揭露美國企業外移的最重要原因是為了規避《屠場》那些書籍所催生的法規。或許《外包災難》也能激發一場近似的運動，為全世界的工人、地球的環境發聲，以及我們這些穿著『他們』製造的服裝、吃他們生產的香腸的一般大眾。」
——詹姆斯．洛溫（James Loewen）,《老師的謊言：美國高中課本不教的歷史》（Lies My Teacher Told Me）作者

「在這部精彩的產業史概論中，艾列克．盧米斯揭示了我們可以怎麼——不，應該說我們必須——為爭取像樣的工作、乾淨的環境而戰，只要別讓那些企業逃出我們的『視野之外』。我們需要像企業一樣以全球為脈絡去思考、行動，迫使它們不論到任何地方都要尊重公義。所有關心工作與環境的人都必讀此書。」
——艾維雅．喬姆斯基（Aviva Chomsky）,美國麻州薩勒姆州立大學歷史教授，《移民如何成為非法》（Undocumented: How Immigration Became Illegal）作者

「本書向那些宰制我們生活的企業霸權提出嚴厲的譴責。艾列克．盧米斯讓我們看到資本主義地理學是階級衝突的核心元素。」
——安德魯．哈洛（Andrew Herod）,美國喬治亞大學特聘地理教授

「企業不受限的權力高漲，在許多方面都成為災難，包括那1％菁英威嚇我們99％所有人噤聲——以免忤逆了主子——的能力。本書所說的事既充滿悲劇性，也非常重要。」
——比爾．麥奇本（Bill McKibben）,《在地的幸福經濟》（Deep Economy）作者

「寫得好又資料廣博的一本書……揭示了職場災難與惡劣工作條件、疾病、環境災難之間的諸多關聯。高度推薦！」
——卡波納．阿克特爾（Kalpona Akter）,孟加拉工人團結中心常務董事

「艾列克．盧米斯揭示了人類的系統仍然很殘破，而這是我們的星球，我們是它的子民，尤其是那些最邊緣的角落，那裡的人正在付出代價。然而，只要我們採取集體行動，一切仍有希望。」
——賈桂玲．派特森（Jacqueline Patterson）,「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環境和氣候正義計畫主任

「詳盡、驚人的評論集，出自一位傑出歷史學者之手。」
——約翰．尼可斯（John Nichols）,《進步份子》雜誌（The Progressive）作家

「《外包災難》出版得正是時候。艾列克．盧米斯揭示了社運份子該如何討回我們的國家——為了工人，也為了所有關切地球命脈的人。」
——謝羅德．布朗（Sherrod Brown）,美國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

「盧米斯是記述二十一世紀勞工運動的健將之一。他直言不諱、充滿才智、出手毫不留情的風格，保證本書又是一本令人激動的作品。」
——美國民謠女歌手薩拉．嘉菲（Sarah Jaffe）

序言：資本流動的災難
◎熱那大廈大火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位於孟加拉薩瓦（Savar）熱那大廈（Rana Plaza）的紡織廠倒塌，死傷勞工各為一千一百三十四名、二千五百名。就在前一天，員工看見大樓出現裂縫。領班要他們繼續工作，不然就得賠上一個月的寶貴薪水。索赫爾．熱那（Sohel Rana） 是這棟建築的所有人，這位孟加拉商人在國會有許多友人，政商關係良好。熱那大廈的設計無法承受最上方四層樓的重量，也負荷不了縫紉機的持續震動。孟加拉雖有建築法規和安全標準，但服裝製造業者掌控政治體系，因此法規幾乎不被執行，除非外界要求負責的壓力逐漸形成。政治嚴重貪汙腐敗。甚至在這棟大廈倒塌前，惡劣的勞動環境和不安全的工廠建築，早已在許多其他個案裡，奪走勞工性命。
與熱那簽訂生產合約的二十七家跨國企業對此毫不關心，其中包括班尼頓、加拿大流行品牌喬菲詩（Joe Fresh）、英國服飾巨擘普利馬克（Primark）。沃爾瑪雖然宣稱未與該廠簽訂過任何合約，但卻曾向熱那大廈裡的某家公司採購。傑西潘尼（J.C. Penney）的服裝也在該建築裡代工生產，只不過該公司宣稱不知情。
這些公司都沒有直接雇用為其製造產品的成衣工人，也未在孟加拉發包工作。實際上，它們是跟孟加拉的老闆訂約，由後者雇用工人來製衣。上述的每家公司大可自行雇工和建廠來製衣，或要求代工廠接受更多、更完善的檢查。然而，它們並未這麼做，因為它們關心的只有低成本。事實上，它們助長孟加拉工廠老闆靠便宜行事來賺錢的模式。對那些公司來說，相關細節並不重要，只要不讓消費者看見就好，以免他們知道服飾生產情形後，向公司究責。
熱那大廈的倖存者亦感身心受創。希瑪（Shima）在該廠五樓工作，而且奇蹟般地活了下來。如今，她會在夜裡尖叫驚醒，不是想起死去的友人，就是夢到自己被活埋或性命垂危。瑞絲瑪（Reshma Begum）受困瓦礫堆中長達十七天，獲救時說道，「我作夢也沒想到還能重見天日。」年僅二十歲的蕾哈娜（Rehana Khatun） 則失去了雙腿，她為了存錢結婚而在熱那大廈裡工作，現在已經放棄那個夢想，只希望學會用義肢走路。
這起倒塌案讓我們關注服裝究竟如何產製，看到成衣業學會把生產藏在遠離美國消費者的地方，以求降低成本、增加獲利，並讓公司免於為那些工廠的情況負責。美國人既不認識那些服裝工人，也不曉得孟加拉在哪，對於那些工廠裡的情況只是略有所知。這場倒塌事件對服裝公司的財報數字幾無影響，但為了確保不會造成任何不良後果，沃爾瑪、Gap和傑西潘尼等美國重要零售商，仍設下一些沒有執行機制的虛假安全規範，試圖告訴消費者，它們已經採取行動，即便這些作法毫無意義。生產過程依舊藏在消費者的視野之外。距離很重要。

◎全球化
企業遷徙獲得美國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支持，透過貿易協定、自由貿易區和勞工法豁免條款，已將產業風險移至世上窮人，此舉將工業生產的代價和消費者分隔開來，並損害全美和全世界的勞權和環保。在此引述勞動地理學家赫洛德（Andrew Herod）的說法，企業從事「地理詭計，將生產過程的各部分藏在偏僻的孤立社區，尤其是員工被剝削最嚴重或接觸有害化學品的部分。」無工會職場、貧窮線工資和不受管制的汙染，全都是犧牲勞工尊嚴及健康，來造就股東獲利極大化。
本書指出，當企業有能力將生產地點遷往世界各地時，美國中產階級就會被削弱，世上窮人也會被徹底剝削。當企業能如此輕易遷徙時，沒有誰的工作是安穩的，也沒有人能靠動員組織，來爭取更好的工作。當我們被跨國企業任意劫持時，就會出現失敗的工會、汙染、不安全的職場和不穩定的經濟。企業對於勞工和地球的剝削，深植於一種尋求利潤，卻不顧長期後果、勞工尊嚴或環境永續的經濟體系。對它們來說，每季損益重於永續的生態系統或員工十指齊全。
本書講述的，是全球化資本主義危機背後的故事。內容從工業革命的開端一直談到現在，並指出現代問題的特定歷史根源，同時亦彰顯對抗企業不當行為的個人和團體。揭示企業何時、為何將生產外移。亦提及企業領袖本可採取的一些替代途徑，以此所形塑的經濟不僅可以產生合理利潤，也能提供勞工有尊嚴的中產生活，並在這珍貴且瀕危的地球上，永續使用資源。但是，企業並未採用替代途徑，而是選擇故技重施，不顧勞工安全和健康、避免為勞工的職業病負責，並將工廠廢料排入河川和空氣中，迫使全球窮人受到額外的折磨。
三角女衫公司大火這類災難仍在孟加拉發生。聖塔芭芭拉漏油事件在奈及利亞重演。中國的河流就像凱霍加河那樣被汙染。一九九一年，時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份備忘錄上寫道，「我總認為非洲那些人口不足的國家，汙染也極為不足，它們的空氣品質比起洛杉磯或墨西哥城，很可能不夠糟。」他力促世界銀行幫忙把有毒廢料送往「汙染不足」的非洲。
儘管世人紛紛為此痛批桑默斯，但這並無礙他晉升權力最高層，成為柯林頓和歐巴馬這兩位總統親近的經濟顧問。令人難過的是，輸出風險已成為美國兩大黨的共同計畫。雖然政治人物都喜愛高談創造美國工作，但「華府菁英」——政治人物、說客或權威者——支持的實際政策，反而是以「自由貿易」和「經濟競爭力」為名的美國對外投資。
全球化已經改變美國、墨西哥、印度、孟加拉，還有幾乎世上的每個國家。我們知道全球化導致產業工作移出美國。就在企業為了廉價勞力和鬆散的環保法規而出走之後，克里夫蘭、底特律和弗林特（Flint）之類的城市，都在艱苦追求復甦。過去四十年來，美國勞動人民已經看到薪資停滯、長期失業，以及生活水準下降。本書就此故事加以補述，焦點放在全球化如何危害美國的環保運動和勞工運動，以及對美國政治的影響。
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將全球化定義為「各國和各民族在運輸和通訊成本大減之下的緊密融合，以及貨物、服務、資金、知識和人口（這點改變較少）跨國交流壁壘的瓦解。」全球化就是想法、文化、政治體制、食物、動物、植物和疾病的散布。從十三、十四世紀開始，貿易網路就已連結東亞、印度、非洲東岸、中東和歐洲，而全球化也在往後數世紀裡，持續改變全世界，導致歐洲人征服美洲、原住民族遭受種族屠殺、世界食物來源的擴展、野生動植物的耗竭，以及資金和工作在全球移動著。
當然，全球化本身並無好壞可言。我喜歡享用越南美食，許多越南人也愛吃美式速食。然而，該體制的支持者忽略或辯解現今全球化造成的巨大不公。最明顯的就是全世界窮人受到的剝削，企業和政府政策逼得他們拋下自家土地、離開家鄉，被迫在現代企業經濟裡，當個低薪勞工維生。現代全球化雖為股東創造極大獲利，但卻破壞美國勞工的穩定工作和中產生活，同時迫使世上窮人在受汙染且致命的職場工作。

◎氣候變遷
由於產業工作被外包，因此美國民眾已很少經歷產業風險，不再清楚工業化的現實。衣服就像變魔術一樣出現在商店架上，包裝整齊的肉品讓人遠離殘酷的生產過程。這使我們很容易就不去思考產品如何來到我們手上、是誰在辛苦製作，以及生態系統被改變了多少。這種情況已經改變美國政治。少了那些悲劇來提醒大家工業化對大自然的衝擊，民調便顯示環境議題的支持度持續下滑，即便氣候變遷已成為國際危機。
國際民調一再顯示，認為氣候變遷是重大問題的美國人少於其他國家的人民。我們有太多人忘了環保運動為何如此重要。一九七八年有份民調用一連串問題來詢問民眾，為了聯邦的職場和環保法規而讓消費品變貴，是否值得。結果贊成的為六十九％和四十二％，不贊成的為十八％和十九％。晚近民調顯示支持環保的比例大幅下降。在二○○○年，一份蓋洛普（Gallup）民調仍顯示，美國人以七十％對二十三％的比例，支持環保重於經濟成長。到了二○一三年，變成四十三％對四十八％，經濟成長取勝。
很顯然，近來愈發密集的北美化石燃料生產，讓美國人看到危險工作和環保抗爭在此一併激增，抗爭的最大目標是研議中的基石XL油管（Keystone XL pipeline），要將產自加拿大焦油砂的骯髒石油，經由美國中西部輸往德州。每當我們看見問題，民眾就能做出回應。然而，我們幾乎再也看不見這些問題，因為一九七○年代，企業為了因應環保主義將工作移往國外，使得美國人擔憂環保法規的經濟成本。
隨著來自勞工的支持下降，一九八○年代，許多環保組織便將焦點從城市和全民共享的空氣和水，移往荒野保護，大部分勞工都不曾造訪那些地方。保護奧勒岡州最後的原生林是件很有價值的事，然而，對砍伐這些林木來養家的伐木工而言，環保主義開始變得像是一種威脅。山巒協會、國家野生動物協會（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自然資源守護委員會（Nation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之類的團體，往往優先從事有關亞馬遜雨林或荒野保護的活動，而不管汙染如何影響非白人社群，也不設法創造有助地球和美國勞工生計永續發展的工作。
這些策略雖然能幫大型環保組織向有錢的捐獻者募款，卻無助於說服美國勞工相信環境主義對他們也有意義。在一九七○年，「地球日」原本是在挑戰資本主義，但二十一世紀初，卻已變成大家到河邊撿垃圾的日子，而且通常有企業贊助。
由於環團在某程度上被認為代表富裕環保人士而非美國平民，使得民眾近年來都不熱衷支持它們的行動，包括用以對抗氣候變遷的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cap-and-trade）法案。在歐巴馬當選後，環團即在該案投注極大精力。二○一四年，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頒布新法規，限制電廠的燃煤排放，此時不僅共和黨人，就連產煤州的民主黨人也稱之為歐巴馬「反煤戰爭」（war on coal）的一部分。
其實，大部分美國人理論上確實支持限制排放，只是多數人並不認為那是優先事項。在經濟不穩之際，環保似乎成了奢侈品，尤其是當美國人的自然視野從流入鄰近河流的化學物質，轉向亞馬遜雨林或阿拉斯加的北極熊。有太多美國人把氣候變遷——不但是人類史上最大環境威脅，而且完全是由現今這種生產外包的產業體制造成——看作一個不會衝擊他們生活的議題，甚至視為左派的陰謀。

◎工會
全球化誘使企業將生產遷往成本最低之處，從而導致向下競爭。這對勞團產生涓滴效應。美國勞動階級最有力量的時期，介於聯邦政府迫使企業與工會進行集體協商的一九三○年代，和企業開始出走的一九七○年代之間。在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產業工會聯合會（CIO）利用政府在小羅斯福總統新政期間的新立場，組織二十世紀的一些巨型工會，例如汽車暨鋼鐵工人聯合工會籌委會，即後來的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
這些工會不僅為美國勞工提供史上最響亮的整合發聲，而且也成為美國生活的核心部分。美國人開始瞭解，工會為何不可或缺、它們如何幫在職勞工發聲，如何協助改善人們的生活。強大的工會確保中產階級的成長，帶來更高的所得、更好的健康保險和失業保險，還有，最終就是更安全的職場。
產業生產外移將工會擊垮，讓美國忘了這些教訓。時至今日，僅有十一％的勞工是工會會員，超過半數集中在六個州。美國大多數的勞工團體都已瀕臨瓦解，私人企業的情形尤為嚴重，僅有不到七％的勞工加入工會。企業聲稱工會消滅工作、摧毀個人工作自由，還會侵占會費，這類宣傳深深影響大眾對工會的認識。例如，不僅共和黨員，許多民主黨員也指責教師工會妨礙「教育改革」。這些攻擊是為了把十二年國民教育民營化，將這項公共服務變成營利事業。一九七八年的那份民調顯示，受訪者認為值得付出更高代價來提升環保，對於付出更多代價來保障勞工健康和安全，則有五十二％贊同，僅有十二％反對。
今天，美國政府對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OSHA）提供的資金不足，意味著工廠就連最基本的安全檢查也鮮少碰到。二○一三年四月，德州威斯特肥料廠（West Fertilizer）爆炸事故造成十五人喪生。那間工廠上次接受OSHA檢查是在一九八五年，當時因違規被裁罰三十美元。今日，OSHA的檢查員人數少到必須要一百二十九年，才能查完美國所有職場。工會衰微意味著在職的美國勞工變得較不安全也較不健康，即便那些最危險的工作已被輸往阻止工會爭取改善工安的國家。
經常面臨工作消失、雇主遷往墨西哥、泰國或別州無工會工廠的威脅，讓我們的生活陷入混亂。人們愈來愈難設想購屋，或者規劃長遠未來。替孩子儲存大學學費似乎成為了不可能的夢想。有人說我們此生必須轉職三次，也有人鼓勵我們走遍全美去謀職。許多美國人對此有所回應，導致德州和北卡羅萊納州人口爆炸，羅德島和賓州則人口停滯。那些全球化的提倡者向美國人保證，資訊經濟加上有彈性的勞動力，將會取代工業化，並為這個創新而活躍的國家及其國民，開創美好的二十一世紀。這個情況並未實現。相反地，新經濟已將獲利灌注在那些前一％者的國外戶頭，同時迫使很難找到高薪穩定工作的美國人，承擔甚於過往的債務。美國產業基礎建設的崩解，讓部分地區陷入長期貧困。
這對企業來說是個完美循環。將營運遷往非工會州和非工會國，可以削弱勞團影響， 並增加獲利。工會力量和企業勢力在華府的此消彼長，代表企業對政客的影響力愈來愈大。那些政客接著攜手企業來搞定一切，並以種種打擊扼殺勞團，包括不向「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確認會員名單、藉由將某些工作委外而使同一職場有數個雇主、削減OSHA和職業安全計畫的經費，並在原本強大的工會州推動Right-to-Work*立法。
當中以最後這項目標最為惡毒。Right-to-Work是企業所創的委婉字眼，賦予勞工退出工會的選項，同時迫使工會免費在職場保護退會者，還要為其談判工資和工時。這些搭便車者剝奪工會的應收會費，因而有效限制工會透過組織和遊說來爭取勞權的能力。企業對此知之甚詳，所以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科赫（Koch）兄弟、波普（Art Pope）等反工會的極端分子，才這麼用力催促共和黨盟友去完成打擊工會的任務。
企業向來都想要無工會職場。它們曾於十九世紀末擁有，而後短暫失去，如今則在全球各地重新獲得。當年的三角女衫公司枉顧人命，而其後繼者如今探訪全球，遍尋廉價的未足齡女工來剝削。紡織業為了逃避紐約成衣工人——他們不管到哪都會繼續爭取——於一九○九年爭得的工會，遂在一九二○年代開始遷往北卡羅萊納和田納西等州，一九六○年代遷往墨西哥，一九八○年代遷往東南亞。二○一二年十一月，孟加拉達卡（Dhaka）塔姿琳成衣廠（Tarzeen factory）發生火災，造成一百一十二人喪生。這場三角公司大火的翻版，又因二○一三年熱那大廈工廠倒塌事故，而更為人所知。

◎企業責任
成衣外包體制的細節，因為太多員工喪命而受到關注，並非業界所樂見。全球服裝系統的架構，顯然是要保護服裝公司，免除對死者的責任。在孟加拉事故後，美國企業宣稱對此沒有任何責任。由於各公司係簽約委託供應商代工製衣，而非自行雇人生產，因此可以宣稱自己沒有責任。它們試著把事情歸咎於索赫爾．熱那和孟加拉國內的腐敗。熱那和他那些密友的確該受譴責，但服裝公司促成危險勞動環境的事實，卻也受到掩蓋。與一九一一年的作法相同，公司把生產發包給包商，將生產交給要價最低的工廠。當價格成為唯一要素，相關成本就會以低薪和不良工安的形式轉嫁給勞工。換言之，百年以來，服裝業毫無改變，只有工廠換了地點。
勞工不該死於工作。人們不該在住家遭受工廠毒害。我們能讓消費品在合理的環保和工安標準下製造，而且價格不會比現在貴太多。政治人物和企業領袖告訴我們，當前的經濟模式是種必然。他們說，這全都是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他們創造許多故事，告訴我們工會使美國勞工變得沒有競爭力，因此得將工作移往墨西哥和台灣。美國的環保法規給予外國企業市場優勢，因此，美國公司除了遷徙還能怎麼辦？
這些全是假的。目前這種體制不僅剝削國外經濟和環境，還造成國內中產階級衰微，而這全都導因於企業領袖選擇犧牲全世界勞工來獲利。若能揭露他們的行為，並陳述該體制的悠久歷史，就有機會顯現百年來，這些人設法遮掩的情形。資本主義係由個人組成，這代表企業領袖有其他選擇。美國人就曾經做過那些選擇。自由市場不是一股自然力量，也並非重力。將「市場決定」稱作自然法則是被捏造出來的神話，為了隱藏企業領袖和政客的真正決策。我們能夠調和資本主義和尊嚴就業，並協調獲利和環境穩定。但前提是得先剝去企業行為外頭的層層迷思，並在自己的國家團結起來，一起為全球的勞工賦權。
要如何實現這些解決方法？如何在美國爭取穩定工作，並同時支持全世界窮人的鬥爭？ 這是艱難任務！然而，筆者將在本書之末提出一些建議，讓民眾爭取正義；讓各種組織結成有意義的聯盟，來對企業和政府製造國際壓力；讓美國和其他各國政府藉由干預市場，來處理這些問題。
最終，這意味著讓企業為其在國外的行為，負起法律責任。如果某家企業想要在美國取得租稅優惠和政治影響力，那麼在國外設廠或發包時，就得堅守美國工安和環保法規的低標。這些標準必須要有力，還要有國際督察員加以執行。美國企業已將資金流動和法律責任切割開來，將資金恣意移往世界各地，但相關法律卻無法跨越國界。這造成向下競爭，各州和各國都無視自家法律標準，藉以吸引企業投資。美國企業雖然宣稱尊重國家法律和那些無拘束力的協議，但一聽聞法律責任或遇上認真執法就馬上逃走。許多產業也透過把生產外包給數十家工廠來切割責任，俾能在勞工身故或河流受汙染時，宣稱不知情，讓人更難對企業發起協同行動。
支持企業遷徙和資金流動的人必然會說，全球化批評者想害孟加拉勞工失業，甚至變得更窮，因為這些人要求血汗工廠遵守的標準，高到它們得關門。這種說法太過荒謬。那些勞工需要工作賺錢，值得領取維生工資，對企業來說，那比美國最低工資便宜多了。然而，他們也需要工安和潔淨環境。我們無法讓世界回到一九六○年代，那時候美國人購買的產品大多是美國製。「買美國貨」（Buy American）運動或保護主義都討不回工作，只會藉由鼓吹孟加拉或墨西哥勞工「偷走我們的工作」的說法，來造成國內外勞工的分歧，而非團結全球受企業剝削的勞工。

◎環境正義
筆者在此提出一些策略，讓身處富國的我們，能為世人確保職場和環境正義。由於本身研究美國勞運和環運歷史，因此本書聚焦在美國，不過這些論點亦可供加拿大、澳洲、歐洲、日本、韓國等富國的讀者參考。首先，我們身為社運人士、消費者和公民，必須去認識資金流動，還要表達並爭取我們期待的改變。必須關注所屬工會地方分會和環保團體裡的各項議題；要在自己的Reddit頁面、臉書動態、推特及其他任何地方，跟鄰居、朋友、家人和同事談論這個世界。必須支持各種爭取全球正義的社運組織。可以走上街頭，抗議違反國際健康和安全標準的企業。所有人都能發起行動，來改變有關全球貿易的言論，就像「占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對經濟不公所做的那樣。
我們身為選民和社運人士，應將這些議題當作政治優先事項。必須在政治場域強調全球勞工和環境正義，獎勵支持勞工和環保的政治人物，反對不這麼做的。筆者亦在末章勾勒， 如何借助一個追求社會、環境和經濟正義的草根運動，在政治體制上鎖定這些議題。我們必須接管政府，使其服務一般民眾而非企業。美國史上所有社運都需要政府行動，將其成果變成法律，否則我們將無法為孟加拉的工廠勞工改善環境。企業的自我監控幾乎毫無價值，因為那等於讓狐狸掌管雞舍，而且沒有給予勞工爭取改變的權力。消費者行動雖然重要，但效果有限。
最終，我們必須創造法律和司法框架，來執行國際工安和環保標準。必須讓企業不再有誘因，去利用資金流動來輸出危險工作、汙染和疾病。企業根本不該能靠著外移，逃避職場健康暨安全標準或排汙限制。我們必須努力設立各種國際法律暨管制框架，讓企業為其行為負起法律和財務責任。這將迫使企業無論設廠在哪，都得遵守各項職場安全和環境品質標準，使全球勞動階級邁向更公平永續的社會。
或許有一些好理由，例如鄰近自然資源或市場，會讓企業想把營運遷往不同國家，但我們不該容許企業為了增加獲利，將汙染倒給窮人，或重新創造美國人早在幾十年前就已大致消除的危險職場。國際勞工組織（ILO）等聯合國機構必須被賦予有效的檢查和執行權，使開發中國家的勞工有權利和能力，在雇主的母國控告其職場和環保法規違失，並且不許企業透過外包來逃避法律責任。這一切都不容易；全球化企業資本主義是個根深蒂固的體制。然而，勞動人民曾在過去取得實際進展，並能再次做到。
整體來說，這些目標雖然艱難，但卻合宜且可企及，讓我們有可能創造公平正義的世界，俾使人們有尊嚴地生活和工作、生態系統健康而完全，企業利益與勞動階級和地球的利益相平衡。此為我們應當努力爭取的社會。

◎食品業外包生產
當你思考全球化經濟，可能不會想到食物。然而，資金流動和促進該現象的法律體制， 已經大大形塑食物體系。資金流動轉換了食物的生產地點、生產方式、生產者，以及食物對生態系的影響。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的農業條款，讓美國農民能將產品傾銷墨西哥市場，同時利用廉價的美國玉米來餵養牲畜。這改變了墨西哥。墨國豬農因豬價暴跌紛紛停業。
一九九五年，墨西哥向美國進口三萬噸豬肉，到了二○一○年，則是八萬一千一百噸。墨國豬農必須離開自家農場，到別處謀生。有些人向北遷徙，成了美國的無證移民，一部分在北卡羅萊納州史密斯菲爾德食品（Smithfield Foods）的加工廠找到工作。該公司利用這些移民，來破壞該廠的工會組織運動。當部分移民也加入工會時，公司便致電美國移民暨歸化局，自首違反移民法。某天早上，二十一名員工被個別叫進主管辦公室，全因使用偽造的社會安全卡而被逮捕、監禁，然後遭到驅逐出境。其他數百名勞工害怕也遭驅逐，於是紛紛逃跑。
對史密斯菲爾德的管理階層來說，雇用無證移工的罰款，即為獲得無工會職場的價碼。但事實上卻造成了反效果，因為它得用支持工會的非裔美國人來取代移工。二○○八年，全美最大的食品工人工會「聯合食品暨商務工人國際工會」，在那裡贏得一場選舉。 然而， 史密斯菲爾德的這種策略經常奏效。二○○八年，愛荷華州一家屠宰場自首違反移民法，目的同樣是要妨礙工會成立。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官員進入該廠，逮捕九百七十名員工裡的三百八十九人。這一次，工會活動便受阻礙。
北卡羅萊納州的墨籍勞工，大多來自墨西哥灣沿岸的維拉克魯斯州（Veracruz），留在家鄉的居民也發現自己正在對抗史密斯菲爾德公司。NAFTA各項促進土地私有化的規則，讓美國的農業公司能在墨國建立美式農企事業。該公司在維拉克魯斯州蓋了一座豬肉加工廠，對待附近居民之惡劣，就像對待北卡羅萊納的工人一樣。它將死豬埋在無襯砌8的凹槽，腐爛後汙染當地水源。當地居民團結起來，阻止它擴建新廠，並贏得勝利。
史密斯菲爾德的故事，說明食物在全球化經濟的角色。首先是，食品業外包生產的理由，無異於其他產業。都是為了排汙和剝削勞工，同時儘量減少覺醒居民跟著勞團和環團抵抗的情況。豬隻和家禽的工廠化養殖場造成駭人汙染，糞肥塘滲入河川，員工的待遇也沒有勝過那些動物。這種情況造成反抗，表現在追求環保和工會上。肉品業已設廠於反工會州，如北卡羅萊納州等，即使是較進步州分的政治人物，像是馬里蘭州長歐麥利（Martin O’Malley），也反對民眾爭取的水汙染防治法規，因為擔心肉品業會遷往別州。要是全美各州的法規都變得太嚴，NAFTA也已將墨西哥開放給美國農企。各州之間和各國之間都在向下競爭。遭殃的就是生態系統和勞工。
史密斯菲爾德也讓我們看到，食品業如何創造一股廉價勞動力，給其他投資墨西哥或想在美國招徠低薪移工的美國企業。他們利用NAFTA的農產相關條款，將廉價玉米、牛肉、豬肉、雞肉和其他產品傾銷墨國。如此造成的農業和勞動環境，讓史密斯菲爾德農場（Smithfield Farms）之類公司，能在美墨兩國剝削墨西哥人。如同食物人類學家史崔夫勒（Steve Striffler）所寫道，「一直以來，所有移民尤以墨國移民，最有助於穩定供應廉價食物」給美國消費者。 由於無證勞工害怕被驅逐出境，因此幾乎沒有跟雇主協商的籌碼。在面臨工會化的威脅時，不僅是史密斯菲爾德，其他公司也會自首違反移民法。農業政策和企業遷徙，已迫使很多家庭離開家園，導致許多社區消失，同時亦有效對消費者隱藏食品生產的衝擊。
全球化和外包之類詞彙，模糊了這裡的核心議題：資金流動不完全是一種國際現象。企業並不在乎國界，只要能達成目標就好。無論屠宰場位於北卡羅萊納或維拉克魯斯州，大多數人從不曉得我們的食品來自何方。只要投資墨西哥行得通，那麼農產企業就會這麼做。
然而，它們也可以遷往幾無環保法規、亦無強勢工會的廣闊北美大平原或美國南方。帕奇拉特9曾於內布拉斯加的屠宰場工作，他在那部有力的第一手記述裡寫道，「距離和隱匿，成為現代社會裡的權力機制」。
隱匿食物生產的作法，遮蔽了業界對待動物的方式，保護了那些企業。然而，爭取食安和地產地銷的新興政治運動，若能關注食品背後的公義問題，而非只管食品原料的品質，就能重塑食品體制，並消除部分剝削情事。今日的消費者或許吃著有機食物，但這並不代表那些食物的生產方式有益於社會正義。也不代表那些種植作物、宰殺動物，或在餐廳提供服務的人，受到人道對待。食品運動家須將資金流動和勞工正義，納入他們對工業食品的批判。剝下食品業所加的遮眼布，能喚醒消費者再度為勞工和自然而戰。

◎食物的全球化
食物的歷史就是全球化的歷史。馴化動物、植物原先皆為某地特有，然後逐漸散布到各大陸。玉米最早種在墨西哥的沙漠，而咖啡則來自衣索比亞。馬鈴薯原產於安地斯山脈，而黑胡椒來自印度南部。今日，世上大多數人都無法想像，沒有這些食物的生活。
一四九二年，歐洲探險家抵達美洲，開啟食物全球化的現代時期。返航的歐洲船隻帶回美洲食物。全球貿易網絡將食物傳遍歐、亞、非各地，番茄進入義大利菜，紅番椒化身泰國菜要角，馬鈴薯成為愛爾蘭主食。玉米被引進舊世界後，大大改善居民營養，特別是南歐和非洲。歐洲人帶往美洲的有小麥、大麥、黑麥、橄欖，最重要的是還帶了家畜和家禽，包括牛、馬、豬、雞。
上述食物遷徙係屬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廣泛過程的一部分。一四九二年，新、舊世界的物種開始交換，內容包含人類、動物、植物和疾病。這場交換不但是歐洲人成功征服南北美洲的原因——由於美洲原住民缺乏對付歐洲疾病的抵抗力，因此人口迅速減少——而且也同時改變東、西半球。舊世界的生物迅速改變新世界的生態：大部分美洲本土犬種滅絕、外來種植物壓過本土植物、鼠類和多達六十種外來蚯蚓重挫美洲小型動物。即便在今日，疾病、植物、動物和人類依舊行遍全球，包括美國那些危及梣樹未來（還有我們所認識的棒球運動，因為球棒由梣樹製成）的光臘瘦吉丁蟲、造成全球健康恐慌的HIV、西尼羅河病毒、伊波拉病毒和豬流感等疾病。
食物的全球化持續進行。今日，我們一再發現新食物。來自秘魯和玻利維亞的藜麥，曾在西方國家賣到缺貨。幾年前，西方消費者試著尋找新的超級食物，當時，巴西的阿薩伊果迅速轟動全球，但也很快被世人淡忘。同時間，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和麥當勞，亦將產品輸入全球原住民社群和開發中國家，提供帶著美國文化印記的食物，促使糖尿病和肥胖的全球危機愈發嚴重。
另兩起晚近的食物全球化事件也值得關切。首先，歐美資金流動衝擊開發中國家的土地和人民，當地菁英和跨國公司因而得益，但卻大大犧牲農村的窮人，使得他們在絕望和疏離下，離開農田到城市去。其次，運輸和化工技術，讓全球化農企能以低廉成本，將食物迅速送往全美各地，愈來愈多的生產過程離開我們的視野，即便仍在美國境內。就像我們不瞭解身上衣物，也不曉得食品業的勞動條件和汙染情形，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正把什麼吃進體內。
讓我們從農場到餐盤來檢視整個食品體制，藉以顯示資金流動和隱藏真相的影響。美國的土地極其豐饒，穀物、蔬菜和肉類，為建設工業美國的勞工提供動力。到了二十世紀中期，在新科技的協助下，美國農場的產品就已多到需要新的銷售市場。
聯邦政府能以此來推展地緣政治任務。比方說，一九七二年，曾協助蘇聯免於饑荒。但餘糧需要更為長久的處理方式。應運而生的，是愈發盛行國際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及促成全球農業市場的配套自由貿易協定。
墨國的菁英人士也像美國人一樣，無法抗拒新自由主義思想。在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墨國政府開始終止保價收購農產品，使得農民處境在NAFTA通過前就已不好。接著，NAFTA的自由貿易條款，讓美國農企得以將廉價的玉米、牛奶、豬肉等農產品， 傾銷墨國。自由貿易在此開創了七十萬個產業工作，但也迫使二百萬農民離開自家土地，為現代企業帶來勞動力。
NAFTA通過後，墨國自產作物跌價四十四到六十七％。數百年來，依靠小型農業支撐鄉村的傳統迅速沒落。一九九四年到二○○一年間，每三位豬農就有一位停業。墨西哥人可為富裕的美國市場耕作某些作物，而不從事自給性的玉米農業和養豬業。然而，那些都是需要大片土地的資本密集作物。種植荷蘭豆、青花菜和花椰菜所需的每畝資本投入分別為三千一百四十五、一千零九十六和九百七十一美元。一般農民遠遠負擔不起這種投資。這代表數百萬農民無法繼續在自家土地工作。二○○一年到二○○八年間，墨國農業就業人口從一千零七十萬跌至八百六十萬。
試著留在自家土地的人，得要面對多變的國際商品市場。有位農民告訴新聞記者鮑曼（Susana Baumann），雀巢簽約購買她家農場的牛奶， 二○○三年就降低收購價，接著停收牛奶，只能任其腐敗。她與家人必須離開自家土地，然後變成美國的無證移民。她跟其他數百萬人踏上遷徙之路，行經墨西哥數座大城市，再到美墨邊境的加工出口工廠工作，或是進入美國，成為場、餐廳或建築工地的勞工。
理論上，進口低價美國農產品，至少應能提供墨國消費者便宜食物，但這其實使他們受到國際商品價格的衝擊。玉米故鄉變成玉米進口國。
二○○七年寒假，我在墨西哥城，當地報紙頭條顯示民眾擔心玉米薄餅漲價，原本便宜的美國玉米變得昂貴，因為全被美國農企拿去製造酒精、高果糖玉米糖漿等工業產品。一般墨西哥家庭每天食用一公斤玉米薄餅。因此，在這個最低日薪僅四點六美元的國家，一公斤薄餅的價格漲到一點八一美元時，抗議活動對政府帶來短暫卻重大的政治危機。墨西哥的情況可見於世界各地。二○○七年到二○○八年間，世界上的低度開發國家發現，食物進口成本上升三十七％。雖然食物價格後來下跌，但自由貿易協定和糧食不安全間的連結，卻已顯而易見。

◎綠色革命
一九四○年代，美國科學家布勞格（Norman Borlaug）開始在墨西哥研究抗病的高產小麥品種。此項研究的成功，加上全新的機械化技術，和包含無機石化肥料及農藥在內的大量化學製品，共同為開發中國家帶來巨量的糧食產出。一九六八年，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高德（William Gaud）創造「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一詞，形容糧食生產的這般快速成長如何改變世界。墨西哥和印度之類國家全心擁抱綠色革命，導致糧食增產和人口成長。一九七○年，布勞格因此研究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綠色革命無疑能夠救命解飢。一九六○年代中期，在布勞格將綠色革命科技引進印度以前，這片次大陸已與饑荒奮鬥數個世紀。由於該項科技迫使農民離開自家土地，因而也為全球企業創造一批勞動力。
紈妲娜．希瓦（Vandana Shiva）有力地指出，綠色革命的成功大大犧牲勞工的健康、數百萬小農的安定，以及鄉村的生態系統。美國企業提供的「奇蹟種子」，削弱了基因多樣性，並從數千年來發展在地專屬農法的人們手上，奪走農耕控制權。造就帶來毀滅性植物疾病的單種耕作。
這場混亂接著迎來美國的化工公司，例如聯合碳化物和孟山都。大型化工公司勾結當地菁英以求互利；前者看見新市場和利潤，後者則著眼個人財富。大量農藥被倒入水源而毒害勞工。（正是綠色革命的農藥，造成聯合碳化物的博帕爾災變，見第三章）。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五年間，亞洲農藥進口量上升至二六一％。北方國家的企業已經找到新方法，來利用南方國家人民的身體賺錢。
綠色革命亦導致小型家庭農場迅速衰落，在人類文明史上，原先一直是這類農場主導農業。家庭農場主買不起在全球市場競爭裡，所需的肥料、機械和化學農藥。在一九三○年代的新政裡，「農業調節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迫使數千名美國佃農離開土地， 其中許多人被送往加州，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將此寫入《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隨著綠色革命出現，資本主義的土地集中散布到拉丁美洲和亞洲。一九六○年代末期， 身處印度的美國觀察家就提到，綠色革命正將農民扔出土地，並導致村裡的衝突。今日，數百萬農民力求留在自家土地，其所面臨的則是受到科技發展推動的全球商品市場。為了能在有利大地主的全球市場裡銷售，家庭農場主得貸款購買所需的新科技，但根本無法償債。
在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二○○五年有三千九百二十六名農民自殺，比起一九九五年的一千零八十三人更加嚴重。在中國和墨西哥，農民自殺人數也已上升。許多農民自殺的方式，就是喝下原本買來農用的農藥。
綠色革命雖然不是沒有明顯好處，但卻導致本書論及的數項問題。窮人無法留在自家農場，被迫出外謀職。這種移往都市的情形，提供一股貧窮的勞動力，他們幾乎願意接受美國製造商和承包商開出的任何工資。當美國化工公司害你離開自家土地出外求職，你將會接受任何工作。
綠色革命造就美國超市裡的漂亮農產區，但卻大大犧牲農民的健康。身為消費者的我們，在一月份購買青花菜和萵苣時，看不到這個體制造成的衝擊。我們眼裡只有晚餐要吃的美味沙拉，看不見食物生產所需的勞力，也看不見生態系統受到的衝擊。這是工業食品體制故意造成的模糊化，而且因此獲利。它們希望我們採購食品，而不曉得有多少魚因為受汙染的水而死，或有多少勞工就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