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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麗。花火原創小說66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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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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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我有什麼野心的話,我這一生最大的野心,也就是寫一部《毛澤東傳》。 」

──張春橋

張春橋(1917–2005)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在文革後與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作為「四人幫」被公開審判。長期以來,官方出版物和主流媒體將其定義為「陰謀家」和「野心家」。本書作者試圖脫離歷史審判者的角色,採用平視的態度,通過整理浩繁的史料和採訪眾多相關人士,從共和國錯綜複雜的歷史中尋找真實的張春橋。

本書是迄今為止最詳備的張春橋傳記,以豐富的細節講述1949 年後的張春橋如何從一位小文人、小記者成為深受毛澤東信任的筆桿子,對長期被妖魔化的毛張關係進行了梳理和解讀。作為「四人幫」中毛最倚重的幹將,張春橋是文革時期的關鍵人物,直面真實的張春橋,正是理性面對及深刻理解文革不可或缺的一步。

作者簡介

鄭重,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在上海《文匯報》擔任記者、編輯工作四十餘年,著有《風雨文 匯,1938–1947》、《毛澤東與文匯報》等。

名人/編輯推薦

張春橋非但在文革中不遺餘力地推行毛的路線,更至死不渝地忠實于自己的信仰。因此,他成了一個真正的悲劇人物。任何一個文革史的研究者,不管是否贊同張春橋的理念和信仰,都應當給他以一個歷史人物的尊重和公正的評價。

──宋永毅(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教授)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三人中,毛澤東最倚重、最看好的,就是能夠 按照他的意圖、指示始終沖在最前面因而成為矛盾的聚焦點、中槍中 箭也最多的張春橋。

──蕭木(原上海市委寫作組成員、王洪文讀書輔導員)

自序

 

2008年完成《毛泽东与文汇报》的写作,感到言犹未尽,还有一些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未能用上,浪费了可惜,我就想写当年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写作组的一些人和《文汇报》多少还有些关系。在整理写作组资料时,无论怎样都绕不开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是写作组的灵魂人物。要了解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无法离开写作组。张、姚和《文汇报》的关系更密切、也更深入一些,我对他们也有些感性印象。这样,我就改变了写作的初衷,写起张春桥传来了。

按照过去一边倒的历史,张春桥已经是被钉在历史耻辱架上的人物了。什么“篡党夺权”、“武装动乱”、“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他简直就成了魔鬼的化身,似乎已经盖棺定论了。但一边倒只能带来历史偏见,历史偏见又必然会把人带入误区。张春桥案距今已有四十年,张春桥和与之利害相关的人物都已去世,随着政治风云的淡化和一些历史真情的显现,人们看待以往事件的视角也在逐渐多元化,开始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张春桥。凝固的看法打破了,张春桥成了有着颇多争论的历史人物。这些都为走近张春桥创造了条件。

我无法看到和张春桥有关的文献档案,只能穿行在官方已经公布的文献和已出版的书籍、文章中,从字里行间寻找张春桥。但这些文献不完整,而且多是向他问罪的,这些都无助于全面地认识张春桥,也没有打动我想去做深入的探究。直到我了解到在北京元老派的眼里,张春桥只不过是个“小文人”、“小记者”,或者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个小人物,人家哪里把我放在眼里”,我才觉着触摸到了一些东西。

寻找张春桥,特别是寻找真实的张春桥,可以说我寻找得很苦。张春桥给人的印象,在大会上讲话出口成章,洋洋万言;在小会上,他常常是后发制人,出语尖刻;平时沉默寡言,高深莫测,给人留下“阴谋家”的印象。张春桥本来就性格内向,不善交往,知心朋友也少,使人无法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幸好我做了一些采访,其中有他的孩子、秘书、部下及一些知道真实情况的人。还有当年在工作的地方听到他的一些讲话,看到他的一些批示,都还残留在我的记忆中。尽管如此,我也不敢认为就找到了真实的张春桥。应该说本书的写作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寻找张春桥的过程中,我始终坚持:我不是审判者,张春桥也不是受审判的人,他是这本传记的主人,在材料的基础上,我和他进行平等的对话。我是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历史素材,更是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张春桥。

张春桥曾是个热爱文学的青年,十七岁就带着“俺们山东人”的豪情来到上海滩。他受到左联影响,追求进步,奔向延安,进了抗大,听了毛泽东的报告,还没有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就去了晋察冀边区,开始了报人生涯。他从延安带走的是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写了《毛泽东之歌》。可能是由于革命的火候不到,对毛泽东理解得不深,《毛泽东之歌》受到批评,说他用小资产阶级情调写伟大的革命领袖。从此,他努力锤炼革命精神,带着这种精神去理解毛泽东。1949年之后,张春桥作为掌管意识形态的地方官员,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跟上毛泽东的步伐,一直在理解毛泽东的精神上下功夫。

张春桥所走的这条道路,是没有参加过红军长征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从延安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共同的人生经历,有着普遍意义。在毛泽东驾驭的革命列车上,每当列车急转弯时,有许多人被甩了下来,变成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知识分子。而张春桥则不同,随着列车的颠簸、变速或急转弯,他调整自己的姿态,始终没有被毛泽东驾驭的革命列车甩出去。随着对毛泽东理解的加深,张春桥和毛泽东的距离越来越近,最后走到毛泽东的身边,取得了毛泽东的欢喜、信任和重用。张春桥所以能做到这样,靠的并不是对毛泽东的高调歌颂,而是对自己的准确定位:毛泽东思想的诠释者。他目不旁视,坚定地跟着毛泽东,以写一本《毛泽东传》作为一生的最高理想。毛泽东身边的笔杆子一个个被淘汰出局,毛却和张春桥相始终。毛对张有着知遇之恩,视其为知音。

张春桥和毛泽东的关系是本书的主线,这也是我写张春桥传记的出发点。如果说毛泽东伟大,张春桥的影响还存在;如果说毛泽东渺小,张春桥也只好尘飞烟灭。离开毛泽东,张春桥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他只不过是毛泽东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没有这颗棋子,毛泽东晚年的棋就可能是另一种下法。探讨张春桥的错误,也只能从毛泽东那里找根源,我没有能力在这方面作出合理的评论,只能记述张春桥在毛泽东的棋盘上走了哪几步棋。

张春桥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女儿维维问他:“你的感觉怎么样?”他回答说:“没有怎么样,哪一块革命根据地是我开辟的?哪一支军队是我带出来的?哪一个战役是我打下来的?”这句话极为重要,是张春桥的内心世界。他还当着众人之面说:“要说我有什么野心的话,我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张春桥的这个理想和他给自己的定位很吻合。他只能充当一个摇笔杆子的人。从林彪开始,那些功臣宿将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只不过是个“小文人”、“小记者”。毛泽东借古人的话“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不只是说给许世友听,也是针对张春桥的,他就是当代的随何、陆贾,毛泽东虽然让他穿上军装,置诸高位,但在军队里没人听他的。要是没有毛泽东的庇护,他根本不是功臣宿将的对手,所以,他以疏远、警惕、批判的态度对待元勋们,把军队系统的人都得罪光了。张春桥有这样的自知之明,还会有什么非分之想吗?当然也就成不了什么“野心家”。他把自己定位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想在理论上制胜,或许认为理论比权力的寿命更长。

在调查、写作的过程中,除了那些接受我访谈的人,对我推心置腹,以诚相待,还有书稿评审专家和我的几位朋友,都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编辑们更是付出了心血,特别是责任编辑叶敏磊小姐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和精致的编辑风格,助成此书。画家徐唯辛教授慷慨提供封面图片,影像收藏家周铁男先生也提供了若干幅珍贵的插图。在这里向那些为本书作出贡献的人一一表示谢忱。我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人,“诗赋自惭称作者”,正是我此时的心境。也许有人读后会说我在为张春桥翻案,其实我毕竟是年藉八十的老翁,既没有为张春桥开脱翻案的精力,更没有这个胆量和能量。我不研治历史,只是一个吃新闻饭的人,多年的新闻生涯养成了遇事探真求实、捕捉细节的习惯,对同是报人出身的张春桥的经历,只不过是作了一番整理编辑的工作罢了,读者朋友们能从这里听到我真诚的心声,能对我提供的资料有着鉴证的兴味,此愿足矣。

 

郑重

2016年7月

目次

 

自序 vii

 

第一章 重返大上海 1

第二章 执掌《解放日报》 27

第三章 走近毛泽东 59

第四章 特殊历史时期的序幕 107

第五章 批判《海瑞罢官》 143

第六章 毛泽东棋盘上的一粒棋子 183

第七章 安亭事件 225

第八章 市委心脏爆炸:写作班造反 261

第九章 实践毛泽东夺权理论(上):一月革命 297

第十章 实践毛泽东夺权理论(下):短命的上海人民公社 343

第十一章 夺权之后 383

第十二章 大批判:思想领域的夺权 419

第十三章 “四·一二炮打”和秋后算账 457

第十四章 九大前后 497

第十五章 难识庐山真面目 529

第十六章 对垒周恩来 561

第十七章 管好自家的后院 595

第十八章 最大的野心:写一部《毛泽东传》 645

第十九章 毛泽东战略调整:批评“四人帮”、支持邓小平 673

第二十章 邓小平下课及四五运动 707

第二十一章 一九七六年十月事件 741

第二十二章 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 777

 

代跋 海燕与太阳──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 萧木 813

書摘/試閱

第十五章 难识庐山真面目

 

用张春桥挑战林彪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评价说是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而实际上不但没有加强团结,反而加大了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矛盾,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已经公开化,其结果是周恩来支持林彪提出的发展生产力的路线,陈伯达更是从此完全倒向林彪。而林彪系统的军人想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便企图用叛徒问题把张春桥搞倒。这一愿望没有实现,张春桥还是顺利地成为政治局委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张春桥等起草了政治报告,成为毛泽东继续革命路线的支持者,在毛泽东心中又赢得了一定的地位。

取消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的工作班子由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社会秩序和党内有了一段时期的平静。其实毛泽东心里很清楚,这种平静只是暂时的,斗争还在继续。平时林彪对文革派就起着抑制作用,而九大把他作为法定接班人,他定会对文革派特别是对张春桥下手收拾。也可能是毛泽东为避开林彪的锋芒,才把张春桥放回上海,让他为整党建党工作做出一些经验来。

果不然,张春桥回上海之后,林彪就要他的几员干将向毛泽东告状,开始收拾江青了。林彪此时最大的合伙人是汪东兴。九大以后,汪东兴了解到林彪系统有反对江青的情绪,就有意和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接近,他们先后在汪东兴家中谈过两次话,在中央军委所在地三座门也谈过话。每次谈话的时间都在五小时以上,谈话内容主要是围绕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问题。据汪东兴说,毛与江的夫妻生活早在1964年就结束了。汪的谈话使黄、吴、李、邱确信毛泽东早和江青在生活上并无特殊关系,所以他们抵制江青就无所顾虑了。

由于汪东兴的误导,邱会作等的胆子就大了起来,开始搜集江青在平时讲话中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评攻击的话,他们要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林彪的支持。汪东兴立即安排黄永胜、吴法宪某晚7时到毛泽东处。他们大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攻击政治局其他成员的话,但毛泽东对江青仅仅有些小责备,主要还是为江青开脱,他认为江青是随便说的,政治局委员之间谈些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能专搞攻击别人的活动。告状未成,邱会作认为上了汪东兴的当。

从《毛泽东年谱》来看,林彪用自己的特殊语言对毛泽东大树特树,像崇拜天神那样崇拜毛泽东,而毛泽东一开始对林彪的颂扬之词要么直接反对,要么作些修改。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而林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颂扬。林彪私下里在他的藏书《学文化辞典》“个人崇拜”词条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是认识到毛泽东有个人崇拜的需要,所以他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一条中写道:“仿斯之于列、恩之于马、蒋之于孙。”“人工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作拥护的表示。”“最迅速地响应他每一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他主事──惟命是从。”“不为一号事先,动而辄随。”“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1看来,林彪的“高举”、“紧跟”、“拥护”,都不是发自真心,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使自己不犯错误。毛泽东和林彪之间这种推崇和被推崇都是政治需要,因为政治的需要,所以有伪装虚假的成份。毛泽东也可能看出林彪的违心之言,所以1966年7月8日在《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中就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以后又多次说:“名曰树我”,其实是“树他自己”。林彪虽然为自己立下座右铭“不为一号事先”,可是他当了接班人之后,还是忍耐不住,想要试一试这个接班人是真还是假。

1969年10月15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当时关系相当紧张的中苏两国商定将进行副部长级外交谈判,而中共高层则担心,苏联会以谈判为烟雾,而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10月18日,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在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口授“关于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并以《第一个号令》的名义正式下达全军,调动全军进入紧急备战状态。2周恩来把林彪的“紧急指示”传阅文件呈报给毛泽东。

陪同毛泽东的汪东兴拿到林彪的《第一个号令》,立即送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汪东兴说:“烧掉。”3 实际上,后来苏联确实也没有借机对中国进行任何军事上的袭击。1970年4月,毛泽东由杭州转抵上海。离开上海回北京时路过苏州。这一天,毛泽东带着张春桥、马天水去见林彪。他们的谈话在专列上。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林对周总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样?有张春桥在场,弄得林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后来,林彪在谈到怎样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时,才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4

姚文元的秘书胡鼎钧回忆:那时毛泽东在上海,张春桥也就住在西郊宾馆。一天,何秀文和驾驶员李金发(本来给林彪开过车,后来给陈丕显开车,现在又给张春桥开车)急忙回来,带了几瓶汽油就走了。我知道他们要出远门了,但不知去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去了苏州。那时毛泽东在上海,要去苏州和在那里休养的林彪见面,叫张春桥、马天水一起去。汪东兴叫何秀文去苏州接张春桥回来。毛泽东的专列到了苏州,林彪上了车。此时毛泽东还是要林彪和张春桥搞好关系。他对林彪说:苏州离上海那么近,不妨到上海去住住。林彪说:春桥同志在上海的目标大。毛泽东的专列开走后,何秀文看到林彪、张春桥站在车站上还谈了一阵,似乎在争论,彼此都有些不愉快。5

九大党章明确了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合法化了,但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毛泽东就向这位接班人提出“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这样令林彪心悸的问题,并征询“你看小张怎样?”这不是在暗示要林彪提早让位,让张春桥接班吗?所以后来有人批评张春桥抢班夺权,是不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呢?

林彪以《第一号通令》向毛泽东挑战,毛泽东以更换接班人来向林彪应战。这是在酝酿着一场更大风波的先兆。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并说:“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6

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一致拥护毛的意见。会后,汪东兴邀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家里坐坐。话题仍然在设国家主席上,汪东兴对毛泽东的话掐头去尾,变成了“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汪东兴又一次对这些军队头头们误导,而他们又信以为真,吴法宪等人听了都感到兴奋,认为是毛泽东对林彪的关怀。

毛泽东不想设国家主席是合乎他的心理的,因为他要退居二线,他认为当初刘少奇当国家主席,给他自己带来了许多麻烦,前车之鉴不能不考虑,于是就不打算设国家主席了。但他又把话说得很活络,并没有说一定不能设,而且说如果设,要林彪出来当国家主席,这是否是他放出的一个气球,想看看林彪的动态?

3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会者都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不设国家主席。林彪闻讯后,即让秘书给毛泽东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7毛泽东和林彪玩起了推手游戏。

4月11日夜,林彪通过秘书向政治局打电话,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仍然建议国家主席由毛主席兼任。二、关于副主席问题,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三、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建议,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把这一意见告诉毛泽东,毛泽东明确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站在林彪一边,康生和张春桥则站在毛泽东一边,争论的焦点还是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了缓和这个矛盾,康生提出在宪法中写上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得知这一消息表示高兴。

1970年8月14日下午,修改宪法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陈伯达、吴法宪、康生、张春桥。当讨论到国家机构问题时,吴法宪提出在国务院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康生、张春桥都表示反对,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上。”张春桥接着又说:“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吴法宪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来的,就责问: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是“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8

第二天,吴法宪通过叶群把他和张春桥争论的情况向林彪报告。林彪让叶群给吴法宪打气:对康生和张春桥驳斥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林彪抓住了张春桥,把他和毛泽东的较量转移到张春桥身上,要拿张春桥开刀了。

8月1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宪法修改草案》最后定稿,估计会上要有一场唇枪舌剑。出乎意料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一言不发,周恩来感到张春桥有些反常,林彪则说:此事没完,“庐山会议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来”。9林彪为什么要坚持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写进宪法?因为这三个副词是他提出来加在毛泽东头上的,如果这三个副词去掉了,就等于把林彪否定了。为了保住接班人的地位,可以说三个副词是林的命根子。所以凡是由他提出来的吹捧毛泽东的“副词”,都要保留下来。

 

庐山惊魂

九届二中全会在8月23日举行。8月19日,各地代表就陆续起程奔向开会地点庐山了。被封了的庐山,虽然有几百位代表上了山,仍然是安静的,显现不出有什么热闹。看来,在斗争漩涡中的人物都是轻松的,谁也没有想到庐山上会风云突起。

林彪8月20日上午上山,下午就和陈伯达单独谈话,商量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张春桥发动进攻。8月22日晚,陈伯达又到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彪能在会上讲话。陈伯达认为: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还是可以的。张春桥的问题不解决,对党的事业危害实在太大。如果林副主席提出张春桥的问题,毛主席肯定会支持的。林彪没有表态,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开会前向主席报告。10

在上山之前,林彪是准备讲话的,叶群叫秘书为他准备讲话稿件。在起草讲话稿时,叶群提出要坚持天才的提法,因为张春桥反对称天才,所以打击张春桥的武器就是坚持天才论。林彪上山后,对讲不讲话曾一度有所犹豫,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开会前讲不讲那番话,林彪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见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说,要讲!最后一刻,林彪才决定拿张春桥开刀。11

毛泽东得知林彪要讲话,就问讲什么?林彪说:最近听到吴法宪讲,8月13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构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评价。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说三个副词是讽刺。毛泽东说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主席又问怎样讲?林彪说: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第二是讲天才问题。毛泽东同意林彪发表以上的讲话内容。

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林彪作了长篇讲话,提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林彪发言后,康生表示对林彪的发言“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提出在选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彪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会议结束,毛泽东一边站起来,一边说了两个字:“散会!”张春桥在会上有何表现呢?张春桥没有发言,但肯定能听懂林彪的讲话是对着他的。

邱会作有一段回忆:那天开会的座位,张春桥坐在我的左边,我们紧挨着。林总评论宪法时,他总是张开口,无声地笑着,一个字也没有记录。当林总讲到“我们的同志必须记住,必须把这种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时,张春桥有些敏感,立即紧张起来。他越听越不是滋味,沉默起来,拼命做记录。林总讲完话之后,他掏出香烟,自己没有抽,第一支先给了我。他的手都有点抖,拿着香烟对我说:“老邱抽烟。”这是我们认识以来,他第一次递给我香烟,我有点好笑。这虽是小小举动,但也可以看出张春桥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做贼心虚我和张春桥是老死不相往来的,1967年1月,他支持上海二军大红纵造我的反,我对张春桥是憎恨的。12

尽管邱会作憎恨张春桥,但他描述的张春桥的紧张心态应是真实的。以张春桥的政治经验,林彪的讲话肯定和毛泽东商量过,他此时还摸不准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但从康生的发言对林彪的尽力支持,表明原来和他站在一起的康生的态度变了。如果林彪的讲话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康生不会转变得那样彻底。张春桥知道自己背靠的就是毛泽东,如果毛泽东支持林彪,自己靠山的态度变了,自己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又怎能不紧张呢?

晚上9时许,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主持。张春桥、姚文元坐在后面,不像往常一样总是坐在前面,和周恩来并排坐着;江青、康生虽然坐在前面,江青总是吊着脸不说话,康生不停地抽着烟也不说话。陈伯达、吴法宪没有什么具体事情,在会场里来回走动。两种不同心情的人,两种不同的情绪,显得格外分明。

政治局会议,主要研究开小组会问题,没有别的议程。散会之后,吴法宪请陈伯达到他的住处去谈天。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都是听众,主要听陈伯达谈。陈伯达认为张春桥是个无名小卒,没有什么本事,写文章也不行,还好表现自己;总怕别人不知道,到处瞎吹;张春桥写的东西都是在上海请人搞的等等。他们一直谈到24日凌晨3时才散伙。

林彪要打垮张春桥,并不是在会上讲了一番话就算了。又像在九大那样,他的几员大将在全会各大组私下串联,营造声势,上下结合,准备一举搞垮张春桥。不过他还是在政治上留了一手,他本人并不出头露面,而是在后面对叶群面授机宜,要求军委办事组成员在各组讨论时要表态拥护自己的讲话,并叮嘱发言中不要点张春桥的名。

随后,在叶群的指挥下,林彪手下几员大将除黄永胜留守没有上山外,其余的按照统一布置,分头活动,私下串联了空军、海军、总后的一些中央委员,进行交底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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