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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媒體這些年〈簡體書〉
我在媒體這些年〈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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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 商品簡介
  • 作者簡介
  • 目次
  • 本書是杜平參加新聞媒體工作以來的四個階段——派駐布魯塞爾、北京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新加坡聯合早報、香港鳳凰衛視——的一次徹底回顧與總結,毫不保留地分享了他在媒體這些年的酸甜苦辣、跌宕起伏。本書對讀者尤其是媒體工作者大有裨益。
    “六四”一直是敏感話題,杜平也沒有回避,當時他正作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記者外派布魯塞爾記者站,可以更加客觀公正地看到這一事件的真相。書中關於六四的部分,特別值得一讀。由於作者曾任國際廣播電臺時政部主任及首席外交記者,使得他有機會接觸到中國前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李鵬、喬石、楊尚昆、吳邦國、錢其琛等,書裡對他們都有第一手的客觀描寫。
    作者在新加坡聯合早報工作十五年,其中十一年都是撰寫代表報館立場的社論、編輯國際評論版,撰寫署名專欄文章。杜平自稱是“中國出產、新加坡加工”的國際產品。2010年2月,杜平告別新加坡,成為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開啟人生新旅程。
  • 杜平,香港鳳凰衛視資深評論員,擅長分析國際關係、中國外交和地緣政治,思維縝密,視角獨特,觀點新穎,在中國內外具有廣泛影響力。
    杜平笑稱自己是"中國出產、新加坡加工"的國際化產品。早年供職於中國國家級電臺,任首席外交記者、駐歐盟和北約總部記者。1995年開始供職於新加坡《聯合早報》,任社論執筆者之一,前後長達十多年。其署名專欄評論,曾在中國政治和學術界受到高度關注。至今出版的評論文集包括《現代中國的面孔》、《中國新面孔》和《平心論》,及譯著數種。
  • 序  開篇語:歷史從身邊呼嘯而過 
    在我們這一代新聞人當中,多數人當初之所以選擇媒體這一行,據說都是因為受到理想的感召和社會責任感的驅使。後來,當理想不得不向現實低頭、責任感變得無能為力的時候,很多人難免都感到苦悶壓抑和憤世嫉俗。因此,與我同時進入媒體的,很多都早已改行,我是少數留守者之一。
    我當然也有過彷徨和沮喪,經歷過茫然無措的困頓。但是,在大多時候,我還是心滿意足。這並非是因為我有什麼特別過人和得意之處,而是因為我很瞭解自己,知道自己只適合做媒體這一行。我曾經跟朋友說,這份工作只需擺弄文字、動動嘴皮子,竟然還能養家糊口,實在是沒有什麼可抱怨的。而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數時間裡,我基本上都是以好玩的心態去面對工作,就像和朋友打球、在電腦上下棋一樣樂此不疲。很坦白地說,新聞工作之於我的內心,就是一種遊戲。不要說這是玩世不恭,恰恰相反,以遊戲的心態對待自己的工作,那是最好的狀態,因為它需要極大的熱忱,需要不計得失的投入,需要精益求精的態度。
    做新聞這一行當然需要理想,只不過在現在這個時代已經變得求之不得。另一方面,若過分強調理想和主義,新聞職業本身所應具備的素質就有可能被降低和淡化,這個行業就有可能充斥著一些眼高手低、不願腳踏實地、以唱高調為主業的專才。我當初走出校門進入新聞媒體的時候也是滿懷憧憬,但後來發現,若過分執著於理想,裝模做樣地扛起什麼大旗,那就很容易變得偏執、矯情和虛偽。隨著見識和閱歷的增多,我慢慢學會了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尋求妥協。妥協不等於消極和放棄,反而是積極和進取。其最大好處是,心態會變得沉穩而不會天馬行空,大腦能保持定力而不至於隨波逐流,更不至於因為追求遠方的目標而嫌棄腳下的路徑。說到底,媒體是個產業,理想不是其專利,更不能靠兜售理想去招搖過市。新聞媒體最需要專業精神和技能,理想有時候會扭曲專業原則。所謂理想,需要高尚的情操、修養、知識、能力和行動去支撐。如果自己不具備這些條件,連做本職都不專業,那就不要急於追求什麼理想。
    除了專業精神之外,媒體人還需要敬業和奉獻。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裡自我調侃地說:這麼多年來,我之所以賴在媒體行當裡不走,沒有別的原因,也沒有別的目的,只是因為別無選擇。很多人看到“別無選擇”四個字,都以為我沒有其他的謀生之路。我的本意根本不是如此。我並非是沒有其他選擇,我只是選擇了自己真正想要的。雖然我也會埋怨工作中的種種不如意,但從來沒有看低過這個職業。就如同對待自己的愛人,難免也會有埋怨的時候,但那並不等於嫌棄。
    我至今為止的全部從業生涯,可以說是中國和世界經歷三十年大變遷的縮影,先是中國的對外開放,繼而是中國和外部世界的融合。我和同齡人是最早受益於這個時代的群體之一,不僅接受了正常和正規的教育,而且也是最早與外部世界深度接觸。然而,這是一個有序又無序的時代,也是一個進取和失落的時代。它有時候令人振奮,有時候令人沮喪;有時候令人心潮澎拜,有時候又令人黯然神傷。作為媒體人,這應該算是幸運的,因為媒體人最怕的就是一成不變。我曾經投入到這急遽變化的洪流之中,而且還能抽身自醒,試圖獨立而冷靜地觀察和思考中國與世界的現狀與未來。這種由內而外、由外而內的觀察,讓我看明白了一些事情,想清楚了一些道理,體味了知識份子都想得到的快樂與滿足。而這種快樂與滿足,是其他一些職業都不能給予的。
    回想起來,我對新聞這個行業的最初興趣,多多少少與上海《文匯報》有點關係。1980年代初,我就讀於上海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當時的中國正逐步地向世界開放大門。由於對外部世界非常好奇,我每天都要在英語系大樓的閱報欄前尋找有關國外的消息。其中,上海《文匯報》駐巴黎記者的文章讓我特別有興趣。這些文章都是通訊體裁,每篇都由兩人署名,內容涉及法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短小精悍,文筆清新,讓人開闊眼界。這樣長期地追著閱讀,以至於兩位作者的姓名曾經長久地留在我腦海裡。如今幾十年已經過去,我依然記得其中一位作者的名字,叫王雙泉。因為年代實在久遠,另一位的姓名已經在記憶中模糊。
    我當時想,當記者原來是這麼地愜意,既能到處看世界,又能發表文章,實在是令人羡慕的職業。我的專業是英語語言和英美文學,接觸了十八至二十世紀的很多英美文學作品,心中最欽佩那些大名鼎鼎的文學翻譯家,所以最初的願望就是從事文學翻譯。後來,我的志向又發生改變。那個時代,由上海電影譯製廠翻譯和配音的外國電影紅遍中國,我又想去電影譯製廠做劇本翻譯。二十歲出頭的學生,總是不停地做夢。可是,當我對《文匯報》記者充滿異國風情的文章發生興趣之後,便開始做起了當駐外記者的夢。
    出乎意料的是,追逐夢想的機會果真來到身邊。大學三年級時,中央幾家新聞機構聯合制定選拔和培養新一代新聞工作者的計畫,決定在北大、復旦、上外、北外和廣外五所大學的英語系,選拔一批優秀學生接受新聞專業的訓練,為期三年,畢業後授予英語和新聞專業雙學士學位,目標是要培養一批適合國家改革開放形勢、能夠“用兩條腿走路”的新聞工作者。所謂“用兩條腿走路”,就是指既精通英語,又懂新聞專業,這是當時比較缺乏的新聞人才。按照這一計畫,上海外語學院側重培養廣播電視記者,畢業生將定向分配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和中央電視臺。國家廣播電視部為此專門派一位處長來到學校推介這一計畫,為我們描繪了一幅令人嚮往的職業前景,我內心裡著實興奮不已。經過考試,我和另外二十九名同學獲得選拔,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批完全以英語授課的國際新聞專業學生。
    在我們三十人當中,我應該是最幸運者之一。畢業兩年之後,我便被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派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先是創建記者站,繼而任首任記者,任務是報導歐洲共同體(現為歐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西歐地區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新聞。那一年我二十六歲,是當時年齡最小的駐外記者之一。我曾經是那麼羡慕上海《文匯報》駐巴黎記者,如今竟然夢想成真,在距離巴黎只有三百公里的城市加入了駐外記者的行列。
    在布魯塞爾的四年時間裡,歐洲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發生了二戰結束之後最為劇烈的變遷,一波又一波的動盪此起彼伏。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的共產黨政權接二連三地崩潰;東德各地發生大規模反政府示威,大批東德人逃往西德,包括翻越柏林牆湧向西柏林;接著是羅馬尼亞發生流血政變,最高領導人齊奧塞斯庫及其夫人被政變分子草草槍決。在蘇聯,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遭黨內左派勢力軟禁,莫斯科市長葉利欽憤而走上街頭與保守派勢力對峙,蘇聯由此開始解體。在巴爾幹半島,南斯拉夫政府被迫下臺,隨之而來的是國家四分五裂,不同族群之間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血腥戰爭。
    而遠在東方的中國,也經歷了共產黨執政之後空前嚴峻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動盪。北京的天安門事件,使原本看好中國發展前景的歐洲以及整個西方世界頓時大為失望,中國遭遇空前的政治、軍事和經濟領域的全面制裁。我初到布魯塞爾之時,人們談到中國和中國人時都充滿好感和善意,可是,天安門事件改變了一切,整個歐洲的民情和輿論被徹底顛倒。在揪心和痛心中,我經常徹夜難眠。歐洲所有的電視和報紙上,每天都充斥著對中國的譴責和聲討,我無處可躲,鬱悶和難過的心情無處訴說。每當出門採訪或購物,我都會被當地人視為中國官方人士而備受訓斥和指責,心中有苦,無可辨解。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國門,也是第一次為自己的國家承受著恥辱,第一次刻骨銘心地感受到,做那個時代的中國人究竟是何種滋味。到那時,我才猛然發現,中國和外部世界竟然是如此地不同,有時候甚至格格不入。那四年的種種經歷,是我職業生涯中至關重要的起點,它對我的影響至今猶存。
    從布魯塞爾卸任回到北京,我被任命為時事採訪部主任,負責報導中央高層對外交往事務。當時,中國還沒有完全脫離國際孤立處境,外交工作舉步維艱,特別是與西方國家的政治接觸困難重重。所幸,薩達姆救了中國。伊拉克突然入侵科威特,使全球注意力立即轉向中東地區,西方國家立即意識到有必要儘快恢復與中國的高層交往,以便爭取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支持或者至少不否決武力攻打伊拉克的決議草案。由此開始,前往北京的西方政要逐漸增多,而江澤民也終於有機會以國家主席的身份首次出訪美國。在擔任首席外交記者的三年時間裡,我有機會直接觀察和感受了中國外交的思維模式和運作模式,這對我後來的評論寫作是一個非常珍貴的財富。如果說我對中國外交還有一些比較準確的認識,那是因為那段採訪經歷讓我接受了很好的訓練。在此期間,我受領導委派,先後三次為國家主席起草元旦獻詞,對江澤民等領導人有過最近距離的接觸和觀察。雖然這些工作並不值得那麼地驕傲,但這種特殊的經歷是不可複製的,並為我後來的職業生涯提供了獨一無二的視角。
    1995年下半年,我從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辭職,應聘於新加坡聯合早報。現在的年輕人動輒跳槽,如同家常便飯,他們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過去跳槽是何其艱難。那時候,若想離開體制,不僅要面對各種阻撓,而且還要承受政治和道德上的駡名。從提出辭職那天開始,我就陷入了令人心寒的孤立氛圍中。從前被當作年輕人的榜樣和國際電臺的“一面旗幟”,轉眼之間,我就被冠上“背叛組織”和“忘恩負義”的罪名;曾經熟悉的同事,包括對門而居的同事,最後竟然變得冷眼相視或視而不見。多少年之後,當平心靜氣地回想這些陳年往事的時候,我才悟出一點道理。在這種人情冷暖的背後,其實有一個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儘管文革已經過去多少年,但整個社會依然沒有痊癒。在一個病態和封閉的社會裡,某些人的內心肯定也是病態的。
    新加坡是我的再造之地。我曾經開玩笑說,我是“中國出產、新加坡加工”的國際產品。但是,初到新加坡時,我感到極其不適應,除了常年炎炎夏日的天氣難以忍受之外,我最感失望的就是毫無滿足感的工作。最初幾年,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翻譯電訊稿,每天幾千字,日復一日,毫無新鮮感。我做過駐外記者和外交記者,帶領過一個精幹的團隊,也算是見過世面,經歷也算豐富。而那種不需要表達思想、不需要什麼創造力的翻譯工作,既不能釋放我的能量,也不能滿足我的熱情。雖然我因為表現優異而連年升職,但卻缺少成就感。我還年輕,我有思想,我不想失去自我。這些都是當時最真實的感受,所幸沒有被這種情緒最終淹沒。數年之後,當我以聯合早報評論員的身份對中國大學生們講起這段經歷的時候,我說了這番話:“我自認為是一個很好的翻譯,四年枯燥的工作讓我學到了很多知識,使我寫評論的基礎更加扎實。如果一定要總結出什麼人生感悟,我就這樣告訴你們: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沒有一種經歷是多餘的。”
    我在聯合早報工作十五年,其中十一年都是撰寫代表報館立場的社論、編輯國際評論版,撰寫署名專欄文章。現在回頭再看,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夠做到這些,而且做了那麼久。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對我說,中國的大學老師每年發表兩三篇文章就已經很不錯了,而我每星期要寫三篇評論,而且每天都有評論版編務,不可想像。在這十一年的寫作中,關於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思考佔據了我大部分時間,那也是我閱讀外文書籍最多的一個時期。站在中國的角度看世界,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國,這樣的視角説明我矯正了原來的某些思維模式,觀點更接近客觀現實,表述方式也變得沉穩、平實而理性。我很感激聯合早報為我提供了這個自由發揮的平臺,而這個平臺對絕大多數評論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十多年時間,也是聯合早報影響力的鼎盛時期,我為自己曾經參與其中而感到自豪。
    比起報紙,我不是那麼地喜歡電視,但對鳳凰衛視卻是心儀已久,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鳳凰衛視有大媒體的氣質和格調,其新聞報導的操作模式中隱約可見一種使命感和光榮感,與我最初做記者時的激情投入完全一樣;其二,鳳凰衛視有一檔老牌的評論節目名為《時事開講》,有深度,有廣度,又是高格調,與我從事的報紙評論完全是一種性質。在所有時事新聞類電視節目中,它是我唯一推崇、認真看又認真聽的節目。
    2010年2月,我告別新加坡,來到香港,成為鳳凰衛視評論員隊伍中的新成員,再次把自己重歸於零。五年之後,我從鳳凰衛視老闆劉長樂先生手中接過“評論員大獎”的獎牌,並在領獎臺上講了幾句感言。我說:“五年前,我還沒有來香港的時候,有人問我對鳳凰的看法,我說沒有看法,只有感覺。什麼感覺呢?我說鳳凰之於我,就像革命年代的延安之於進步青年,我願意朝它私奔而去。”其實,還有一句話,我一直藏在心裡,那就是,我之所以來到鳳凰衛視,就是沖著《時事開講》而來。
    在媒體同行中,像我這樣跨越三大傳統媒體,留跡於國內和國外、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人,應該是少之又少。這與眾不同的經曆,並不等於與眾不同的本領。我們每個人都是時代潮流中微不足道的小小浪花,濺起於大潮,複歸於大潮。無數的歷史事件曾經從我身邊擦肩而過,我繼而被歷史的潮流裹挾到陌生的時代。因此,這本書的用意不在於寫自己,而在於以個人的經歷為線索,記錄我所看到的世界、所經歷的時代、所領悟的道理。在資訊如此發達而又如此氾濫的今天,我卑微的希望就是給讀者提供一點不同的東西,為依然熱愛讀書的人們提供一個可以選擇的選擇。

     

  • 1  開篇語:歷史從身邊呼嘯而過
    一•從北京到布魯塞爾
    13  1.1 我的搭檔是“黑馬裡”
    17  1.2 歐洲之都布魯塞爾
    21  1.3 不期然地見到阿拉法特
    24  1.4 社會理想主義者德洛爾
    28  1.5 歐共體歡呼柴契爾夫人下臺
    32  1.6 我們是可有可無的旁觀者
    36  1.7 歐洲人告別歷史的方式
    40  1.8 孤獨使我的嗅覺很靈敏
    45  1.9 在國外看人民日報的感覺
    49  1.10 低調又神秘的北約總部
    54  1.11 歐共體旁邊有一家中國人
    59  1.12 那位神秘的福建女孩
    62  1.13 整個歐洲都在地動山搖
    67  1.14 沉默但不孤單的左翼人士
    71  1.15 荷蘭女王因北京局勢取消訪華
    75  1.16 那一夜我全然無眠
    83  1.17 “少說話、多觀察,盡本分”
    86  1.18 駐外人員意志消沉
    90  1.19 西方國家的集體衝動
    92  1.20 “加入”比利時登山隊
    95  1.21 錢其琛外長忍辱負重
    99  1.22 本台特派記者杜平從盧森堡報導
    105  1.23 朱基:我不是戈巴契夫
    109  1.24 中國對蘇聯政變的微妙心理
    113  1.25 西方國家的視線再次轉向中國
    二•從布魯塞爾回到北京
    119  2.1 回到中國 踏進未來
    121  2.2 在楊尚昆家裡錄音
    126  2.3 “你竟然讓總書記給你們做宣傳!”
    131  2.4 老牌記者告誡我要如履薄冰
    136  2.5 在德國國賓館睡過了頭
    140  2.6 李鵬在紫光閣教訓克裡斯托夫
    148  2.7 江澤民在專機上指揮大合唱
    152  2.8 一篇小特寫惹來大麻煩
    156  2.9 我所認識的吳建民
    160  2.10 江澤民和克林頓再次交鋒
    166  2.11 中俄記者以老拳相向
    170  2.12 那一代中國領導人
    三•從北京到新加坡
    183  3.1 我為何選擇聯合早報?
    191  3.2 我突然變得一無所有
    196  3.3 我想離開新加坡
    201  3.4 “中共分子”混進聯合早報
    207  3.5 中央社指責我“有嚴重的中國色彩”
    213  3.6 社論、專欄和編務 三位一體
    220  3.7 我所感悟的中國與世界
    232  3.8 新加坡,我的再造之地
    235  3.9 我所感受的新加坡
    四•從新加坡到香港
    243  4.1 與鳳凰衛視的“愛情長跑”
    251  4.2 資深評論員變成電視學徒
    261  4.3 我所追求的評論風格
    265  4.4 現代媒體所應有的氣質

    269  後記
    271  編後記:心平氣和 •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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