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史學導論：兩岸三地傳承

這本書的撰著，緣起於新亞研究所主辦「誠明講堂」，邀我於二○一六年九月至十月間，作「錢穆史學導論四講」。這並非容易處理的課題，一則錢穆先生著作宏富，貫串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文化；二則香港學界前輩眾多，我向來不在錢穆研究專家之列。由於盛情難卻，後來還是應承了，原因有三：首先，我畢業於新亞書院歷史系，錢穆先生的著作算是看過不少；其次，我有多位老師是錢門弟子，他們時常講述錢穆先生的事跡和見解；再者，錢穆先生晚年幾次來港，我都有機會藉領教益。距離雖然遠了一點，倒是認識得比較清晰的。

一九六九年我投考香港中文大學的時候，崇基學院、新亞書院、聯合書院都發信安排我去面試，結果我選了新亞書院歷史系，原因是入學時只需繳交一個月學費和一個月按金，當時我家境貧困，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都要繳交半年學費和一個月按金，我實在負擔不起。後來得悉這是錢穆先生定下來的德政，他說新亞書院以窮學生居多，逐個月交學費較適宜，至今我還心存感激。

三十多年來，我一直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任教，包括中國歷史通論和專題、北宋史、明史、近三百年學術史、近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等，涉獵稍廣。在大學講課較重視研究，不妨稱之為「院校史學」；與此同時，我常應邀到書店、博物館等公共場所演講，對象不同，較為注意深入淺出和引起聽眾對歷史文化的興趣，用梁啟超的說法，這叫做「民間史學」。其實院校史學與民間史學並無矛盾，只是內容程度和表達方法有異而已；把兩者結合起來，就接近「文化史學」了。我常樂此不倦，遊走於大專院校和文化場所之間，日子久了，似乎成為我自己的一套治史方式。我一直認為，研究歷史是很寂寞的工作，往往要關起門來或鑽進圖書館才做得專注，討論學問則宜開放，經常找些志同道合的人切磋；如果要把研究得來的學問知識傳揚開去，撰寫普及性質的著作是一個途徑，多在公共文化場所發表講話，也是史學工作者份內的事情。

本書編排，大致按照錢穆史學著作出版的先後次序，分為九章，從錢穆的少年時代講起，直至晚年為止，重點是在北京大學任教時期至來香港創辦新亞書院的經過，書名副題原擬定為「從北大到新亞」，後來覺得「兩岸三地傳承」較為貼切，更能凸顯錢穆史學的氣象。有一點必須指出，就是研究錢穆史學不但要看他的著作，還要把他的見解與近代中國時代變遷以及錢穆個人的文化活動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可以較貼切地了解錢穆的治史精神。

如上所述，我對錢穆先生的認識，並非純粹的學術鑽研的結果，而是概括地把歷史文化與時代變遷綜合起來加以考察，但段落式的痕跡仍明顯可見。不揣謭陋，拋磚引玉，難免有很多未盡妥善之處，敬請專家學者見諒。

周佳榮　謹識

二○一七年四月十六日

○○一 序

第一篇　從小學教師到北大教授──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六 第一章 青少年時代：讀書和教學經驗

○二七 第二章　《國學概論》及《先秦諸子繫年》

○四四 第三章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導讀

第二篇　從西南聯大到香港新亞──十萬里上下四方，俯仰錦繡

○七○ 第四章　《國史大綱》及其時代

○八一 第五章　新亞時期的大師風範

○九九 第六章　別樹一幟的文化學著作

第三篇　從文化弘揚到國學傳承──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一一四 第七章　《朱子新學案》及錢穆晚年學術活動

一一九 第八章　史學與文化、《論語》與孔子

一二八 第九章　《錢賓四先生全集》如何讀起

一五一 註 釋

一五六 附錄一　錢穆著作簡要說明

一六八 附錄二　錢穆生平簡略年表

一七六 參考書目舉要

第一篇　從小學教師到北大教授──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錢穆（一八九五—一九九○年）是二十世紀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十八歲時家貧輟學，矢志自修，擔任小學教師十年、中學教師八年，其間努力撰述，而以〈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引起學界注意。三十七歲時起任教燕京大學、北京大學，並在清華大學兼課，備受學生歡迎。一九三五年出版《先秦諸子繫年》，一九三七年出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奠定了他在學界的地位，這兩本巨著的成就和影響是很深遠的。教學工作與學術研究齊頭並進，是錢穆人生的第一個階段。經過三十年的艱苦奮鬥，終於成為一個散發光芒的年輕歷史學家。

錢穆自少年時代開始，即廣泛閱讀中國古籍，尤愛唐宋韓柳及清代桐城派古文，其間漸趨於學術研究。壯年以後，乃集中於向史學領域發展。早期成績偏在考證工夫，中年起以通識性論著為重，涉獵範圍包括政治、地理、社會、經濟各方面，而學術思想一直為貫串歷代演變的主要脈絡。

錢穆生於清朝在甲午一役中戰敗、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之年，此後的中國，經歷了戊戌變法、八國聯軍之役，辛亥革命爆發，在民國建立後，復有軍閥混戰、北伐戰爭，至一九三○年代，更面臨日本一連串侵華舉動，與此同時是中國全民艱苦的抗日戰爭。

錢穆撰詞的《新亞校歌》第三段：「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可以說是這個階段的寫照。

第一章 青少年時代：讀書和教學經驗

錢穆幼時在祖父和父親的熏陶下成長，小學及中學接受新式教育，其後輾轉在幾間中小學任教，長達十八年之久。他本着自學精神，不斷地堅持讀書治學，終於揚名學界，成為大學教授。錢穆讀書時，受到一位老師呂思勉的啟迪；任教中小學期間，梁啟超著作對他的影響很大。

少年家境和讀書經驗

一八九五年（清朝光緒二十一年），錢穆出生於江蘇省無錫縣（今無錫市錫山區）的一個書香門第。他的祖父錢鞠如（一八三二—一八六八年），邑庠生（即本縣生員），通音韻之學，喜治五經和《史記》，錢穆愛讀《史記》，是受了祖父的影響。他的父親錢承沛（一八六六—一九○六年），字季臣，讀書甚為用功，十六歲縣試名列第一，但其後三次考試都因染病而未成功，遂絕意仕途，以教書為生。錢穆出生時，他父母都是三十歲；他有一位兄長叫錢恩第（一八八九—一九二八年），當年六歲。錢穆原名恩鑅，後其兄改名摯，字聲一；他隨而改名穆，字賓四。

一九○一年秋，錢穆七歲，入私塾，拜至聖先師孔子像。翌年舉家遷居蕩口鎮，訪得華姓名師，為錢穆講《史概節要》和《地球韻言》兩書，因師忽病不能坐塾，錢穆在家竟日閱讀小說，自此時開始有近視。晚間常在枕上竊聽父親為兄長講述《國朝先正事略》諸書，又聽講曾國藩的湘軍平定太平天國洪秀全、楊秀清史事，喜而不寐。

當時清廷號召興建新式學堂，無錫是最先響應的地方之一。一九○四年，錢穆十歲，入新式果育小學讀初等一年級，該校有一批舊學根底很深而又知曉新學的教師，課程中西並重，使錢穆時有中西文化孰優孰劣之思，他又受到一位錢伯圭老師的啟發，自幼即抱民族觀念。二年級時，因作文優異，屢獲獎勵，兩度跳班升入四年級上課。據說有位老師獎勵錢穆一本《太平天國野史》，更加激發了他對史學的興趣；又有老師送他一本《修學篇》，內容講十位學者刻苦學習直至成才的故事。幾十年後，錢穆回憶說：「余自中學畢業後，未入大學，而有志苦學不倦，則受此書影響甚大。」【一】

進入高級班後，有位老師培養了錢穆研習歷史、輿地的興趣，並引導他閱讀韓愈的文章，使他認識「文以載道」的為學宗旨。在暑期講習班上，有位老師講授各體古文，由《尚書》至曾國藩，經、史、子、集無所不包。錢穆的父親於一九○六年病逝，年僅四十一歲。第二年的冬天，錢穆與兄長一同考入常州府中學堂。

常州府中學堂的師生們

常州府中學堂監督（即校長）屠寬的父親是史學泰斗屠寄，尤專於蒙古史和元史；當時屠寬對錢穆愛護有加，曾允許他偕三數同學至其住宅，並進入屠寄的書房。錢穆雖未能親睹這位「太老師」的風采，但屠寄鑽研文史的治學氣度，單是從書房內的陳設和書桌上擺放的文稿，已深深打動了錢穆。屠寄（一八五六— 一九二一年），字敬山，亦作敬三，號結一宦主人，江蘇武進人。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升任工部主事，出任淳安知縣。後任黑龍江輿圖局總纂、京師大學堂教習，並在廣雅書院與繆荃孫同校《宋會要輯稿》。辛亥革命前夕回到常州，任武陽教育會會長等職；常州光復後，被推為武進縣民政長。民國初年致力於史學研究，撰《蒙兀兒史記》一百六十卷，未竟而卒，後由其子孝實、孝宦續成。此書糾正了《元史》中很多錯誤，對西北地理沿革考證尤為周詳。【二】

當時學校中有一位教歷史和地理的老師，他就是後來成為史學名家的呂思勉，錢穆從他那裏獲益良多，終生難忘。還有一位「道學先生」童伯章，在他的教導下，使錢穆知道傳統藝術可以熏陶道德人格，藝術修養是中國學術和教育之中，培養「綜合素質」所不能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錢穆學會了吹簫，直至七十歲後，仍然有此嗜好，成為生平一大樂事。

但到了四年級時，情況起了變化。錢穆作為學生代表之一，鬧了一次「小學潮」，要求學校廢除引起學生公憤的「修身課」，增設希臘文等課程。結果，錢穆和其他四個代表一齊被學校開除了（一說自動退學）。校長屠寬見錢穆是個讀書種子，安排他轉到南京鍾英中學繼續讀書。【三】在這裏，有必要對屠寬、呂思勉二人作些介紹。

屠寬的生平事跡

屠寬（一八八○—一九一八年），字元博。一九○二年東渡日本，入千葉專門醫學校讀書，其間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是一位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識分子。一九○五年回國後，籌建常州府中學堂，一九○七年成為該校首任監督，奠定學校規模和編訂管理細則等。

屠寬辦學較嚴，學生一律在校寄宿，僅星期六可以回家，星期日晚上必須按時返校。正課之外增設遊藝部，開辦圖畫、歌詠、樂器、柔道、武術、拳術、標本、園藝、攝影、手工、篆刻、測量、演說和英語會話等，每科有輔導教師，使學生有較為豐富的課外活動。

當時全國正興起辦學堂的熱潮，屠寬鑑於常州小學教師甚少，於是在學堂內附設一班師範科，招收六十名年齡稍大、國文基礎較好的學生，授予新式課程，為期一年，成為常州最早培養出來的一批師範生。錢穆讀的是普通班，他兄長入師範班，一年畢業，就成為小學教師了。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屠寬領導全體師生二百餘人，為光復武進、成立新政府和維護地方安寧，竭力排除地方惡勢力和種種困難。翌年中華民國成立，常州府中學堂附設高等實業科和師範班，還派遣學生到日本留學，造就了一批人才。屠寬被選為民國第一任眾議院議員，於一九一三年北上參政，因拒絕賄選，寓居天津，不久，因急病去世。常州府中學堂的名稱後經幾番改易，現時是常州高級中學。【四】

呂思勉和他的史學著作

呂思勉（一八八四—一九五七年），字誠之，江蘇武進人。六歲入私塾，後隨父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隨母讀《綱鑑易知錄》，其後自習史學。一九○五年起擔任教職，一九○七年在蘇州東吳大學及常州府中學堂任教。民國初年，呂思勉先後在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任職。一九二五年，任私立上海滬江大學教授；翌年起至一九五○年代初，主要在私立上海光華大學任教。後因院校調整，任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呂思勉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包括古代史、斷代史、民族史、史學史等多個方向，於史學方法、史籍讀法等領域，亦有專深見地。著作甚豐，多達六百餘萬字。主要有：

一、兩種中國通史──一九二一年出版的《白話本國史》，是中國第一部用語體文寫成的、較具系統的中國通史；另有《中國通史》一種，是據大學授課講義於一九四○年代前期修訂而成的。他以豐富的史識和流暢的筆調撰寫通史，開創了一個新紀元。

二、四部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每種著作都分為兩部分，前半是敘述政治史的變革，後半是對該時代的社會文化作系統說明，而材料都是從正史中鈎稽出來的。

三、五部專史──《中國文字變遷考》、《說文解字文考》、《經子解題》、《先秦學術概論》、《中國民族史》。這些著作大多是一九二○年代中至一九三○年代中他在上海滬江大學任教時寫成的。

此外，還有《史通評》、《日俄戰爭》、《三國史話》、《歷史研究法》等。【五】一九八二年起，《呂思勉史學論著》次第出版，流傳甚廣，頗為普及。除史學外，其學術還涉及文字學、文學等多個領域。呂思勉一生注重綜合研究，講求融會貫通，錢穆治史是受到他的啟發的，方法和方向則有所異同。

走「自學」之路的小學教師

一九一二年，錢穆輟學家居，升學無望，矢志自修。後奉兄命，到秦家渠三兼小學任教；同年他參加《東方雜誌》徵文，獲三等獎。翌年轉到蕩口鎮私立鴻模學校，教國文和史地課；暑期後受聘於梅村鎮無錫縣第四高等小學，任教至一九一八年，再回到蕩口鎮鴻模學校，翌年轉任後宅鎮泰伯市立第一初級小學校長。學校規模很小，連錢穆在內只有三個教師。當時他二十五歲，受美國杜威思想的影響，很想通過與幼童接觸去改革教學方法，並考察白話文對幼童初學的利弊得失。其間得到康有為著《新學偽經考》石印本一冊，是他以後寫《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張本。【六】

錢穆擔任小學教師期間，每天清晨讀經子艱難之書，夜晚讀史籍，中間上下午則讀閒雜書，並寫日記，逐日記錄所讀之書，不許有一日停止，如是者「朝夕讀書三年」，學問大進，同事譽為「博學」之人。一九一八年二十四歲時，寫成《論語文解》，是他的第一部書，郵寄上海商務印書館，獲接納出版。錢穆得了一百元商務購書券，購買了經史子集四部中所缺的書。一九二二年，辭去小學校長兼泰伯市立圖書館館長之職，轉至縣立第一高等小學任教，再轉赴福建省廈門集美學校任國文教師，這是他任教中學之始。

《論語文解》的體例

錢穆教《論語》時，適讀馬建忠《馬氏文通》，逐字逐句按條閱讀，不稍疏略。因念《馬氏文通》所詳論者字法，可仿其例論句法，遂即以《論語》為例，積年而成《論語文解》一書，主要以「起、承、轉、合」標明《論語》句法，供高小暨初中年級授課或自修之用。錢穆在〈序例〉中指出：「《論語》文簡淡切實，於古籍中較易指講，又為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今學校既無讀經一科，故本編專引《論語》，俾學者非惟明斯文理致之大要，亦以稍窺經籍，以資修養之準。」

《論語文解》出版後，不曾重印，其後錢穆奔走南北，未能保有此書。晚年居台北，海外有藏其書者，持以相贈，始再復得。《錢賓四先生全集》編印時，以其為錢穆第一部著作，乃據原版進行整理，內容基本上不予改動。《馬氏文通》刊於一八九八年，是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語法專著，比照拉丁語法，從漢語事實中尋求漢語語法規則。錢穆的《論語文解》，亦可說是一種嶄新的嘗試。

勤奮寫書的中學教師

一九二三年秋，錢穆轉任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國文教師，直至一九三○年，這幾年間他還自學日文。乘教學之便，著述頗勤。開《論語》課，就編成《論語要略》一書；講《孟子》，就編成《孟子要略》一書。一九二七年春，因國民革命軍北伐，學校停課，錢穆避居鄉間兩月，乃整理《先秦諸子繫年》積稿，已成卷帙。一九二八年春，完成《國學概論》；一九二九年完成《墨子》一書，一九三○年完成《王守仁》（後易名《陽明學述要》）。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終於因為有出色的學問，被招聘到京城的最高學府，成為大學教師。

錢穆自云勤於著述，實亦由於「窘困無以為活」，售稿於商務印書館，《墨子》七日而成，《王守仁》則於學校開課前旬日為之，又售《惠施公孫龍》舊稿以濟家困。在艱難情況下完成著作是一種歷練，造就了錢穆此後的學術成就。但並非所有著作都是這樣，有的書寫了十年八載，如《先秦諸子繫年》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在北大教書時環境較好的情況下寫成的；也有初稿寫成一、二十年後，才修訂出版的，例如一九三○年代在北大講授秦漢史的講義，到香港後，於一九五○年代始以自印本形式面世。

《論語要略》和《孟子要略》

一九二三年起，錢穆得同族前輩錢基博的推薦，到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任國文教席，錢基博就是錢鍾書的父親。該校規定除國文正課外，分年兼授文字學、《論語》、《孟子》及國學概論。錢穆都撰有講義，但文字學講義已散失；《論語要略》於一九二四年成書，翌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孟子要略》於一九二五年成書，翌年由上海大華書局出版。另有《國學概論》一書，要到一九三○年代初才刊行。

《論語要略》共有六章，依次為〈序說〉、〈孔子之事跡〉、〈孔子之日常生活〉、〈孔子人格之概觀〉、〈孔子之學說〉和〈孔子之弟子〉。《孟子要略》分為七章，依次是〈孟子傳略〉、〈孟子對於當時政治之主張〉、〈孟子對同時學者評論〉、〈孟子與弟子對於士生活之討論〉、〈孟子之性善論〉、〈孟子之修養〉和〈孟子尚論古先聖哲及自道為學要領〉。此二書後來與《大學中庸釋義》合為《四書釋義》，作為「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的一種，由台北中華文化事業委員會於一九五三年出版，再由台北學生書局於一九七八年改版發行。

《四書釋義》〈例言〉指出：「竊謂此後學者欲上窺中國古先聖哲微言大義，藉以探求中國文化淵旨，自當先《論語》，次《孟子》。此兩書，不僅為儒家之正統，亦中國文化精神結晶所在，斷當奉為無上之聖典。《學》、《庸》自難與媲美。論《學》、《庸》兩書，言簡義豐，指近而寓遠，亦不失為儒籍之瑰寶，國學之鴻篇。」

《墨子》與《惠施公孫龍》

錢穆著《墨子》一書，成於一九二九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三一年出版，收入「百科小叢書」中。近代關於《墨子》的研究，自從盧文弨（一七一七—一七九五年）、畢沅（一七三○—一七九七年）、孫星衍（一七五三—一八一八年）的校勘，下至孫詒讓（一八四八—一九○八年）的《墨子閒詁》，積聚了一百多年來十數大儒的心力，闢莽開榛，其說日備；在民國初年研治墨學的，有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年）、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年）、章行嚴（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年）等多人，要別樹諸家未備之一格，不是輕易做得到的。錢穆在〈序〉中說，他這本小冊子「總算還有些自己的創見，極想努力地給同時或以往的學者解決一些墨學裏糾紛的問題。」例如墨家得名的由來、墨子的生卒年代、墨學的全部系統、別墨和《墨經》等，下至許、宋、尹、惠、公孫諸家和墨學的關係，「在本書裏均是想獨闢蹊徑，自造一貫的見解。並不敢徒拾陳言，譁世取寵。至於其間得失，自在讀者的公評。」正文分為三章：一、〈墨子傳略〉，二、〈墨子書的內容〉，三、〈墨學述要〉，結語認為：「墨學是因他自身的一種深刻的偉大的矛盾性而消滅了。」

錢穆著《惠施公孫龍》，一九三一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收入「國學小叢書」之中，內容包括〈惠施傳略〉及〈惠施年表〉、〈公孫龍傳略〉及〈公孫龍年表〉等。其後錢穆曾修訂〈惠施歷物〉、〈惠學鈎沉〉、〈公孫龍子新解〉、〈公孫龍七說〉、〈辯者言〉、〈名墨訾應辨〉六篇，輯入一九七七年出版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二冊中。《錢賓四先生全集》所收《惠施公孫龍》一書，此六篇內容悉據《論叢》已修訂者，其餘各篇仍依商務原版之舊。書末另有〈再辨名墨訾應辨〉、〈堅白盈離辨駁議〉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