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人的恐懼：超越文明衝突論

對野蠻人的恐懼，可能會將我們變成野蠻人。
而我們對自己的傷害，將更甚於當初憂懼預想的傷害。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治療帶來的痛苦可能比病痛本身更厲害。那些極權主義政權，當初自詡針砭矯正資產階級社會及其缺失，卻導致了一個比他們想要對抗的更加危險的世界。

思索關於當前西方民主國家面對「文明的衝突」所應採取的態度。
在本國領土以外，如何在回應恐怖主義之時不要出兵國外、投入不成比例且毫無效率的軍事行動濫用武力（如伊拉克戰爭之例所示）？ 在本國境內，當面對一些人們認為是傷及民主價值之事件時，如何不以那種只不過是無包容性的同義詞之「嚴正態度」來面對？
面對危險之時，既不放棄也不對太過於理想樂觀將人性天使化的想法有所讓步，西方民主國家應該要警醒莫被恐懼牽著走而過度反應。最終導致民主國家也陷入野蠻之中，這是很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且甚至是已然發生了」。重大課題在於：一方面，在堅守民主價值理念的同時，莫要喪失民主精神之本心；另一方面，避免在「這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隨手可得、可能危及人類存亡的時代」的衝突中火上澆油。
為了討論這些敏感問題，托多洛夫運用了其對於文化史與思想史之認識，著作了一本傑出論述，以哲學、人類學、政治學等不同學門方法與對時事之批判觀察交織，在古今之間來回反覆檢視。這是一本真正用來理解當前世界重大課題的「工具書」。

作者簡介 
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
享譽國際的學者、評論家、史學家、哲學家，曾於法國與美國多所知名大學執教，同時也是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之研究指導者。
著作等身，其中《惡的記憶、善的誘惑》Mémoire du Mal, tentation du Bien（法國Robert Laffont出版社：2000年）、《責任義務與甜美滋味—掮客的一生》Devoirs et délices : une vie de passeur（法國Seuil出版社：2002年）、
《世界性的新失序狀態》Le Nouveau Désordre mondial（法國Robert Laffont出版社：2003年）、
《絕對的探險家們》Les Aventuriers de l'absolu （法國Robert Laffont出版社：2005年）、
《啟蒙時代精神》L'Esprit des Lumières （法國Robert Laffont出版社：2006年）、
《岌岌可危的文學》La Littérature en péril （法國Flammarion出版社：2007年）、
《野蠻人的恐懼》La peur des barbares ( 法國Robert Laffont 出版社 : 2008年)
《藝術家的勝利》Le Triomphe de l'artiste（法國Flammarion出版社：2017年）。
生平
茨維坦•托多洛夫，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出生於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一九六三年來到巴黎，一九六六年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並於一九七三年取得法國國籍。生前自一九六八年起為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榮譽研究指導者，一九八三至八七年間，曾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聯合之藝術與語言研究中心主任。
托多洛夫起初為文學理論家，自一九八O年代起投入思想史、歷史記憶以及在歷史框架下相對於他人之歷史記憶的問題，廣及如西班牙人對於墨西哥之征服、或極權主義國家之集中營等。托多洛夫首先於翻譯俄羅斯形式主義者之作品時嶄露頭角（一九六五年），對於現代詩學之推廣有卓著貢獻，其論著《文學與意義》Littérature et signification使他成為復興修辭學之前鋒；在《奇幻文學導論》Introduction à la littérature fantastique（一九七O年出版）一書中對於此一類別之文學進行析論。同時他也於一九七O年與法國文學理論家及評論家傑哈•簡奈特Gérard Genette一起創立了期刊《詩學》Poétique。
托多洛夫傳世的主要貢獻在於個別差異性方面，尤其是特別關注歐洲人文主義者對於「我群」與「他群」間問題的討論，範圍涵蓋歐洲發現新大陸時、殖民擴張過程中、或是二十世紀等諸歷史時期，以及關於歷史記憶的問題。他是位獨立、不涉政黨之民主體制捍衛者，在二OO九年出版的《人類的傑作》La Signature humaine論文選集中，他提到自己對於自由民主體制中間道路之堅持，他認為必須要批評「以民主理想本身為名義」，並寫道：「我們必須當心兩個極端：選擇這條中間道路並沒有什麼好羞恥的。」
托多洛夫對於社會共同生活的分析奠基於人類學與歷史學兩種方法論之上，其對人文主義史的研究，彰顯了盧梭、孟德斯鳩、蒙田、班傑明•康斯坦與雅克•卡佐特Jacques Cazotte等人作品之價值。並曾任照顧支持酷刑受難者與政治迫害受難者的普里莫•李維中心Centre Primo Levi後援會之成員，以及二OO四年十一月潔曼•緹昂協會Association Germaine Tillion創立時之主席。
他的最後一部論著《藝術家的勝利》Le Triomphe de l'artiste回應了他自己的生平（執著俄羅斯文化的父親、與成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國家保加利亞的童年）。於其辭世後不久出版的《革命與藝術家：俄羅斯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一年》La révolution et les artistes. Russie : 1917-1941 （法國Flammarion出版社：二O一七年），則論述在蘇維埃體制下藝術家們與史達林政權的對抗，其中特別專注於講述畫家馬列維奇Kasimir Malevitch與作家薩米爾欽Ievgueni Zamiatine這兩位希望藝術獨立不受任何意識型態限制的藝術家之例。
托多洛夫於二O一七年二月十七日因一神經退化性疾病逝於法國巴黎，[享年七十七]。

得獎紀錄
• 一九九八年：《班傑明•康斯坦：民主的熱情》Benjamin Constant : la passion démocratique 獲得歐洲查理•菲榮論文獎Prix européen de l'essai Charles Veillon。
• 二OO一年：榮獲法國法蘭西學術院拉布魯耶哲學獎Prix La Bruyère。
• 二OO八年：榮獲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女親王獎Prix Princesse des Asturies（社會學科）。
• 二O一一年：法蘭西學術院文學評論獎
榮銜
• 一九九O年：比利時列日大學Université de Liège名譽博士。
• 二OO六年：比利時皇家學術院文學、道德與政治學中心準院士。

托多洛夫對於社會共同生活的分析奠基於人類學與歷史學兩種方法論之上，其對人文主義史的研究，彰顯了盧梭、孟德斯鳩、蒙田、班傑明•康斯坦與雅克•卡佐特Jacques Cazotte等人作品之價值。
他曾經受邀於紐約、哥倫比亞、哈佛、耶魯與加州等美國數所知名大學擔任教授。
並曾任照顧支持酷刑受難者與政治迫害受難者的普里莫•李維中心Centre Primo Levi後援會之成員，以及二OO四年十一月潔曼•緹昂協會Association Germaine Tillion創立時之主席。
托多洛夫於一九八一年與加拿大法語文學作家南西•休斯頓Nancy Huston結縭，兩人二O一四年離婚。
他的最後一部論著《藝術家的勝利》Le Triomphe de l'artiste回應了他自己的生平（執著俄羅斯文化的父親、與成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國家保加利亞的童年）。於其辭世後不久出版的《革命與藝術家：俄羅斯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一年》La révolution et les artistes. Russie : 1917-1941 （法國Flammarion出版社：二O一七年），則論述在蘇維埃體制下藝術家們與史達林政權的對抗，其中特別專注於講述畫家馬列維奇Kasimir Malevitch與作家薩米爾欽Ievgueni Zamiatine這兩位希望藝術獨立不受任何意識型態限制的藝術家之例。
托多洛夫於二O一七年二月十七日因一神經退化性疾病逝於法國巴黎，[享年七十七]。

得獎紀錄
• 一九九八年：《班傑明•康斯坦：民主的熱情》Benjamin Constant : la passion démocratique 獲得歐洲查理•菲榮論文獎Prix européen de l'essai Charles Veillon。
• 二OO一年：榮獲法國法蘭西學術院拉布魯耶哲學獎Prix La Bruyère。
• 二OO八年：榮獲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女親王獎Prix Princesse des Asturies（社會學科）。
• 二O一一年：法蘭西學術院文學評論獎
榮銜
• 一九九O年：比利時列日大學Université de Liège名譽博士。
• 二OO六年：比利時皇家學術院文學、道德與政治學中心準院士。

譯者簡介 許惇純
許惇純，成大歷史畢業，以教育部公費留法專研文化資產保存歷史城區再利用之政策與案例。返國後投身博物館及文化資產相關研究與規劃，參與多項專案；近年多與法國學術領域合作翻譯及研究工作。譯有《文明史綱》（廣場出版）。

在恐懼與怨恨之間
第一章 野蠻與文明
野蠻人
文明人
由文明到諸文化
啟蒙時代之文化遺贈
對諸文化的評判
工藝技術與藝術作品
啟蒙時代的一個夢想
文明與殖民
一些誤會
第二章 集體認同
文化之多元性
文化是建構物
文化之功能
國家與民族
國家之崩解
一個無共同文化的國家？
道德觀與政治觀
一個國家認同部
文化與價值觀
第三章 諸世界間的戰爭
作戰或做愛？
宗教戰爭與政治衝突
和我們一樣的人？
善惡二元論的觀點
伊斯蘭主義與極權主義
反恐怖主義戰爭
目的與手段
酷刑虐囚：事實
酷刑虐囚：辯論
第四章 航行於亂石暗礁間
阿姆斯特丹殺人事件
反伊斯蘭抗爭
丹麥的諷刺畫
事件反應
幾點思考
教宗的演講
伊斯蘭教方面
第五章 歐洲認同
尋求一個認同
以多元性作為一體性之基礎
種種共存的形式
無國界模式
在西方世界的歐洲
歐洲之疆界

超越善惡二元論

試讀 1
「恐懼的國家」的過度反應，或者他們瞄準想要剷除之惡為目標，依據是發生在他們自己國土上或是發生在他國，而有兩種手段。在他國：毫不遲疑地以武力回擊，動用不成比例的大規模軍備人力發動戰爭，來回應幾個人身攻擊的行為。美國就是此種反應的典型代表，自從二OO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就直接進軍或是鼓動他國出兵阿富汗、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國。歐盟國家大致上跟隨美國的政策，但心不甘情不願、嘟嘟囔囔、拖拖拉拉。在這些直接的軍事行動以外，還有所謂「反恐戰」的配套，造成許多非法關押和酷刑凌虐事件，諸如今日很具代表性的[古巴東南沿岸美國海軍基地]關塔那摩灣拘押營、[伊拉克巴格達]阿布格萊布監獄、[阿富汗]巴格拉姆空軍基地等這些名字背後所揭露的事實。
然而，此種政策導致雙重的失敗：使敵人更強大，而我們，更弱。首先，因為這些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所要回應報復的，是個人的攻擊行為，並非國家所為（沒錯這些人曾有一度受到掌權的塔利班份子所保護）；但個人攻擊並不是大規模轟炸或派軍佔領可以解決的。而且，還因為此處涉及的是由羞辱衍生而出的一種怨恨和一種報復行為，而讓該國再次遭受軍事挫敗並不會消弭這種恐懼—且恰得其反。美國軍隊或其盟軍可以摧毀敵軍，卻只會更加深人民的怨恨；人民的怨恨才是那些攻擊事件真正的源頭。酷刑折磨更是滋養了報仇之心。那些發動反西方攻擊事件的人，認為他們熱血激昂的情緒是正當的，且他們的想法是正確的；然而，三百五十年前[法國哲學家、數學家]巴斯卡說過：「暴力與真相，誰也奈何不了誰」。另一方面來說，此種政策正自內部摧毀西方世界，為了捍衛我們所珍惜的民主價值，我們被迫要做出背棄民主價值的事！如果必須變得跟敵人一樣醜惡猙獰才能戰勝他，那麼勝利有何可喜？
「毫無禁忌不擇手段」的打擊恐怖份子，反恐人士就開始與原先想要對付的恐怖份子沒什麼兩樣了。此外，全世界的恐怖份子都相信自己是反恐人士，只不過是在報復前仇舊怨而已。他們不是唯一這樣想的人：人們總是可以毫無困難地找到一個先前的暴力事件，來合理化現在的動武行為。然而冤冤相報何時了，戰爭將永不止息。
這些對於美國政府在美國遭受攻擊後的反應之批評，卻絲毫未引起任何反美情緒。相反的，這些批評甚至被融入美國國內的一場論戰中，由於所宣揚的理想與實踐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而引發更多的批評。在政治層面上，美國的選擇與其他許多國家可能會採取的途徑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不過美國的選擇引起更多的注意，並招致更多的批評，因為這個國家在軍事方面實在具有絕對優勢地位，其毀滅性武器比其他國家都無可較量地強大，而且美國要動用武力的掣肘限制也較少：所有的國家對於美國的反應都感到極度擔憂…。美國軍事科技上的傑出表現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國家——不只是對其他國家而言，對美國本身也是：美國的核子武器足以威脅地球的存續。
在西方世界，特別是歐洲國家內，近幾十年來住有數量上不可小覷的少數民族，來自那些「怨恨的國家」，人們感受到治療帶來的痛苦比病痛本身更糟那句俗話所說明的情況。這些少數民族信奉伊斯蘭，與[歐洲國家]大多數人不同；而且特別是在社會生活方面，這些少數民族賦予伊斯蘭一個特殊地位，並非其他自由民主國家的現代人所賦予任何宗教之地位所可比擬。於是，在所有涉及日常生活的一連串問題上，衍生出這些少數民族與其他人民間的摩擦。如何減少這些摩擦？正是在此出現了一種造成誤會、且引起更多問題的因應措施：「嚴正態度」—不容異己的委婉說法。
沒有人對於自己的生活條件完全地滿意，我們甚至經常覺得生活條件越來越差了。是誰的錯呢？人們經常會隨意找個理由或找個人來怪罪：也正是此找代罪羊的想法孕育了那些民粹主義運動與政黨。左派的民粹主義回應道：這是有錢人的錯，應該要沒收他們的財產並均分給窮人。右派的民粹主義捍衛的不只是一個社會階級，同時也是一個民族，對於前述那相同的問題，回應道：這是外國人的錯。排外仇外是極右派政黨的基本政策，他們已經不得不放棄其他諸如反共與種族主義等那些他們青睞的議題。過去幾年來，這些極右派政黨在半數以上的歐盟國家內都贏得了更多的支持，他們並不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但，在各國，都成了執政者不可或缺的盟友。如果這些執政者想要保有這個盟友，就不得不滿足極右派對於移民議題和政黨聯合執政的要求—否則就有可能會丟失選票。
普遍地仇外，又交疊上一種伊斯蘭恐慌症，儘管[伊斯蘭恐慌症]這個詞有時是被濫用了。這兩種形式的排斥、討厭只有小部分的重疊性：伊斯蘭恐慌症，只涉及一部分的移民，不限於對自己國內伊斯蘭信徒的恐慌；不過，當前歐洲絕大多數移民的確都來自穆斯林國家。攻擊移民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但是批評伊斯蘭則被視為一種勇敢的行為；伊斯蘭於是成為轉移對象，不能攻擊移民，那就攻擊伊斯蘭吧。
排斥伊斯蘭的原因很多，且部分原因由來已久。伊斯蘭長久以來都以基督信仰的敵手姿態存在。今日伊斯蘭體現的，是一種歐洲人花許多時間來超越的宗教性：於是，主張政治與社會生活脫離宗教控制的世俗主義份子，比基督徒更猛烈地排拒伊斯蘭。穆斯林國家曾歷經數世紀歐洲強權國的殖民統治；在去殖民化運動時期，那些殖民佔領者們不得不返回母國，懷抱著優越感與挫敗的苦楚百感交集。那些過去被殖民的人民如今前往殖民國定居，即使並非以佔領拓殖的身分前來：怎麼會沒有怨恨呢？再加上這些過去被殖民今日成為新移民的人、或是他們已拿到歐洲公民身分的下一代，由於心中的怨憤不滿，在倫敦、馬德里、柏林與巴黎引爆炸彈：[證明]這些移民與移民下一代的危險性並非出於想像。最後，由於地理（與地質）的巧合，許多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國家，恰好掌握了世界上主要石油能源蘊藏，於是當汽油燃料上漲、或家中暖氣帳單金額增加時，這種受制於、仰賴於往日手下敗將的感覺就更糟了。
以上種種原因，且肯定還有其他原因，造成那些由某些穆斯林犯下的暴力罪行或是驚人的舉措，就被解釋成是因為他們的信仰，甚至是因為他們來自這些國家。從這種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太過概略的解釋出發，接二連三地混淆不同的事情，就非常容易在公眾論談中導入一種其他社會族群從未遭受過的污名化論調。有一些媒體人四處宣稱伊斯蘭崇尚仇恨與暴力、說伊斯蘭是世上最蠢的宗教、說移民的孩子們操著一口割喉的破法語（就像一頭在浴缸中被宰殺的綿羊般）、還說應該要以伊斯蘭恐懼症為榮。在荷蘭，頗受媒體聚焦的一位民粹主義者皮姆•富圖恩出版了《反對我們文化的伊斯蘭化》一書；在他被（一位土生土長的荷蘭人）刺殺身亡後，其所成立的政黨於國會議員選舉中，贏得了百分之十七的席次。比利時[極右派政黨]法蘭德斯利益黨領導人飛利浦•德溫特聲稱：「伊斯蘭不僅是歐洲更是整個自由世界的頭號敵人。」一時之間，伊斯蘭專家突然多了起來，刻意地在各種媒體闡述說這是個從本質上就很糟糕的宗教，應該要對抗打壓。如此的敵對氛圍，導致所有的穆斯林都感受到自己被所身處的社會排拒摒棄，從而更加順服於他們的傳統，不管是真實的或想像的傳統。
不論國際關係或一國之內各族群的關係，都無法被魔法棒一點就變和諧。摩擦或敵對仇視經常其來有自，而非只是單純的誤會。然而，我不認為對外發動戰爭、或在國內實施排外政策能有什麼好結果。這麼說絕對不是要宣揚什麼人性本善的理想主義，也不是要停止積極的對抗恐怖份子的威脅。各國或各民族間始終無法避免動用武力，但是每一個特殊情勢都必須有個更細緻的分析。民主無法徹底消弭國內的糾紛衝突，但是民主提供我們和平處理事情的方法。
過去這幾年的軍事行動並未帶來預期的效果。二OO七、二OO八年西方世界各國領袖會談所籌備的反伊朗軍事行動，極可能也不會有什麼效果。選擇採取一種不一樣的行動，並不會減損對一個神權體制的譴責，也不會減損對於其道德警察、侵犯新聞自由、伊朗監獄羈押狀況、或對該國總統挑釁言論的譴責。與其追隨美國政府的新保守派政策，不如歐盟身先士卒在這方面提出其他的想法作法，並期待美國跟上腳步。
不仇外不排斥異己，並不代表就必須要容忍一切。要可行，對於包容的呼籲就必須從該社會認為哪些是不可接受、絕不妥協的一個共識為出發點。一般而言，一國的法律就規範定義著這個基礎；加上某些不成文但大家都接受的道德價值或政策。這整套法理基礎，也稱之為共和契約，明定每位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應該要與每個個體多重且持續變化的文化特質兩者間予以分辨、釐清；這種種文化特質中包含宗教。以宗教、文化（或甚至種族）來解釋政治上或社會上的紛爭不僅是錯誤的，更是百害而無一益的：不但沒有平息紛爭，而且還火上澆油。當法律和風俗相牴觸時，必須由法律勝出—不過在絕大多數的例子中並非如此。
在今日與未來的世界中，不同文化的人們與社群間的接觸往來註定會越來越頻繁；唯有這些參與其中的人有能力阻止這些往來演變成衝突。以當前人類擁有的毀滅性武器，這些衝突的絲毫擦槍走火便有可能引發滅絕人類的危難，此即為何務必要想辦法避免發生衝突，而這正是本書之宗旨。

試讀 2
超越善惡二元論
這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者之間的對話，並非在一個一無所有的真空環境下進行，過往數世紀的歷史無法抹滅，當前這些「恐懼的國家」(歐美)過去數百年間，曾經強勢凌駕於當前這些「怨恨的國家」(伊斯蘭)之上。
一些絕對必要條件須得向西方世界的政治與知識菁英提出，如果他們想要致力於此、想對此世界情勢有所因應的話：首先，他們必須停止認為西方世界擁有卓越的科技，就自以為是法律、美德、與普世價值的化身；於是就先自居於法律與他人的評判之上。某些西方強權國自己賦予自己軍事干預他國的權利，不僅是完全站不住腳，更是完全立基於武力；如此作法極可能導致西方人所捍衛的那些理想價值——自由、平等、世俗主義、人權——都被世人覺得是強權國為所欲為的一種非常好用的偽裝，從而使人貶低了這些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