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高等教育復興〈簡體書〉
全球高等教育復興〈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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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 商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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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次
  • 這本書記錄了馮達旋教授對全球高等教育的思考及親身感受。
    《全球教育復興》,是21世紀瞬息萬變的全球學術領域的「秘笈」。它點出了很多高校領導者正在面臨的一些重要問題,並且提出了對中國及其他亞太地區高等學府快速發展的深刻啟示。它的每一章節都描述了對偉大科學家和學科帶頭人的有趣印象,使得這本書讀起來很有趣味。
    高等教育領域發生的這些巨變正是馮達旋教授所描述的「教育復興」的現象。他在這本書裡面的章節裡面對這些事件和發展趨勢提供了獨到準確的見解。書中亦記錄了高校、不同地區和國家的發展中,亞洲高校增強或恢復實力與影響力中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作為一名資深環球學者,馮教授具備著與人溝通以及與高校合作的優秀才能,並且他還具備洞察制度中文化差異和策略優劣的敏銳眼光。他的文章突顯了他獨特的魅力與熱情,同時也夾雜著對治理、管理、戰略以及邊緣政治一些很重要的看法。
    這本書對於教育者,尤其是對於正在探索教育全球化的學術領導者而言,是很有價值的也是必須讀的。它涵蓋了許多其他類似書籍裡面很少涉獵的有趣主題。 
  • 馮達旋教授是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理論核子物理博士,美國物理學會會士,是核子與核天文物理、量子光學與數學物理領域的專家,在學術、研究和領導大學發展方面擁有卓越成就與豐富經驗。曾經出任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科研與研究教育副校長。物理系教授及國際專家,也曾是臺灣清華大學與成功大學資深副校長、澳門大學全球事務總監兼校長特別顧問。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高等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 序言一
    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羅塞塔石碑、和不可思議的馮達旋教授
    大衛•奈勒
    多倫多大學名譽校長
      大家手中的這本書是由一位屢獲殊榮的核子物理學家馮達旋教授所撰寫的。他活躍於美國及東亞地區的高等教育和研究中,並經常擔任各類的領導角色。馮教授在最近十年內任職於四所大學,其中一所位於美國,兩所位於臺灣,現在則擔任澳門大學全球事務部部長兼校長特別顧問,而此書則是總結彙編了馮教授在這段期間所發表的數十篇的引人入勝的報告及發言。
      雖然馮教授的學術領域是基礎科學,但是除了學術研究之外,他還孜孜不倦地研究不同的語言、以及將不同的人群與機構聯繫起來,起了重要且有效的紐帶與橋樑作用。更重要的是,他還擁有著外交官般對細微之處的掌控、律師般對細節的關注和記者般的綜述與表達天賦。
      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讀者們會發現更多馮教授獨特的經歷,所以我在這裡僅僅講述其中的一部分。他1945年出生於印度。他的父親馮國楨1937年畢業於紐約大學法學院,但在新德里做一名記者。母親謝佩貞是畢業於茱莉亞音樂學院的鋼琴家和音樂老師。全家從印度搬到新加坡,因此馮教授在新加坡度過了他的童年。當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一體時,他成為了一名馬來亞人,但是後來新加坡從馬來西亞聯邦獨立出來之後,他又變回了新加坡人。他在新加坡理工學院短期學習土木工程專業之後,又搬去了美國,並且在美國獲得了他的物理學的本科和博士學位,後來又在美國以及英國經歷博士後階段的深造。
      馮教授開拓了非常成功的學術生涯 —— 擁有卓越的教學成就、發表突破性研究成果、取得德雷塞爾大學講座教授殊榮、成為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理論物理專案主任、抽空擔任一家跨國高科技公司的副總裁、並且最終成功2001到2007年間任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分管研究和經濟發展的副校長。
      馮教授順從自己的心意於2007年搬遷到臺灣,並開始於國立成功大學任資深副校長一職,後來到國立清華大學擔任分管全球戰略、開發和評估的副校長。於2014年秋,馮教授跨過中國南海來到了澳門大學,再次同他之前在德克薩斯州的同事趙偉校長成為了搭檔。
    在這一點上持懷疑態度的讀者也許仍然要說:“他很一般呀,為什麼他的見解值得一讀呢?”回答這個疑問需要對現代高等教育大致瞭解。
      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有過一段加速的“全球化”,這已經是老生常談。我很中性地使用“全球化”這個名詞,去簡單地定義在貨幣、服務、創意和人類等方面出現的各種現實或者虛擬的跨越國界的改變。但是在人類歷史上,在國際關係以及跨文化的理解認知空前強盛的時刻,我們很悲傷地看到一些新部落、原教旨主義、宗派暴力衝突等形式的阻力出現。
      在這種困擾的背景下,大學已經變成全球性質的“羅塞塔石碑”。通過它們授業解惑的本質,頂尖大學能把自己培養出的學生超越時間和空間,加深他們對人性的理解,從而挑戰他們的假設與信仰的既定想法並開拓他們的新思維。另外,百年以來世界各地的最優秀和最聰明的學生都會出國接受高等教育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後面這種現象已經愈演愈烈,基本每年都有幾十萬的學生在另一種語言或者文化背景的國外大學或學院接受教育。但是在過去25年中,隨著參與的國家和研究機構數量的增多,出國留學的出發地和目的地也已經悄悄地改變。
      而上述的現象令人驚奇的是亞太地區。隨著越來越多的亞洲大學躋身入全球領先大學,它們很大程度地改變著學生的出國計畫,並且改變了當前高等教育和高等研究的合作關係。這些變化都反映並加強了新興起的全球聯合趨勢,比如中國與大部分非洲地區正在建立的緊密關係。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愈來愈多的留學人才選擇回到亞太地區大學任教 —— 這種現象有助於這些學院機構文化氛圍的改變。
      高等教育領域發生的這些巨變正是馮達旋教授所描述的“教育復興”的現象。他在這本書裡面的章節裡面對這些事件和發展趨勢提供了獨到準確的見解。書中亦記錄了在不同地區和國家的發展中,亞洲高校增強或恢復實力與影響力中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然而,馮教授短短的文章中不僅僅只包含這些含義。作為一名資深環球旅行家,馮教授具備著與人溝通以及與高校合作的優秀才能,並且他還具備洞察制度中文化差異和策略優劣的敏銳眼光。他的文章突顯了他獨特的魅力與熱情,同時也夾雜著對治理、管理、戰略以及邊緣政治一些很重要的看法。
      隨著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不斷地被全球化日新月異的社會和技術的力量所改變,過於注重個人(例如馮教授)的影響力很難使人信服。但是,如果大學真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羅塞塔石碑” 的話,那麼馮教授毫無疑問就是這個部門裡面的讓•弗朗索瓦•商博良。商博良憑借一套獨特的語言學天賦利用羅塞塔石碑破譯象形文字;馮教授則利用獨一無二的生活經驗,利用一個國家地區的高校,解讀其他國家地區的高校。從他犀利的文筆和遍歷海內外的經歷中,能夠使讀者瞭解到亞洲地區高校的崛起,它們對於泛亞洲乃至全球的認知的改變,甚至它們在瞬息萬變世界形勢下所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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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羅塞塔石碑製作於西元前196年,並且於1799年在埃及被發現。在它上面使用了兩種語言和三種文字來記錄相同的內容,從而成為了解決許多翻譯學家和語言學家在此之前一直苦苦無法解碼埃及象形文字的關鍵。至此,羅塞塔石碑成為了古代世界文明的無價之寶,現被收藏於大英博物館,後來,“羅塞塔石碑”也成為了所有能夠説明解碼語言和便利跨文化理解和交流的象徵。


    序言二
    楊福家
    中國科學院院士
    復旦大學前任校長
    諾丁漢大學前任校長

      假如為某一本書做序能讓人歡喜若狂的話,那肯定是因為這本書本身,因為作者是與我深交三十六年的老友,馮達旋!
      我們第一次會面是1979年在哥本哈根大學尼爾斯•玻爾研究所,當時他還僅僅處於學術生涯的初始階段。但是,在會面之前,我就已經對他有所耳聞,因為他也是一名在中國1977年改革開放時立刻同中國同事取得聯繫的華裔美國科學家。自從那次會面之後,我們一見如故,成為了極為親密的好朋友。
      自從大約九十年代中後期涉獵互聯網開始,我才陸續收到關於達旋的消息。當時他大概是正在從單純的物理研究轉變到新的事業領域—— 企業界,之後他又相繼成為了美國德克薩斯州、臺灣、以及如今澳門等地區高校的高級管理者。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記錄的並不是達旋的日常生活中的瑣事,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精心編排之後的特有見聞。
      那麼,達旋是如何成為一位在知識界如此超群出眾的人呢?可能有下面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他是一名成功的物理學家。他在核子物理、量子光學和量子混沌等領域的研究得到廣泛的認可。要知道在美國或者在整個世界上僅僅有很小一部分的物理學家才能成為美國物理學會的會士,而他就恰恰是其中一位。在德雷賽爾大學任職期間,他還被聘為羅素韋爾的講座教授。能夠得到如此殊榮的學者,可謂是鳳毛麟角。
      其次,作為一名取得如此成就的物理學家,大多數人會選擇一直在這個領域研究工作直到退休。然而馮教授與眾不同。在1997年,他轉身投入到企業界。本身能夠敢於從學術界跨行進入企業界就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情。我聽聞到一些傑出的學者會在高校休假期間在類似於貝爾實驗室的科研公司企業開展研究項目。但是,很少有人會選擇進入企業擔任副總裁職位,去積累達旋所講的“利潤與虧損”經驗。做出了這樣的選擇的人據我所知就只有達旋一人。
      最後,他能夠將在企業裡不同背景的人同心同德、齊心一致去完成共同目標的經驗應用到高校中,同時把21世紀不很常見但很需要的一個觀點引入到了研究型高等學府中。這是達旋他作為高校管理高層的另一個不凡之處。在此,我想強調的是世界上很多高校教職員工從單純的科研進入到高校教育管理中的例子並不少見,我本身也是如此。但是達旋似乎知道如何離開自己舒適領域的“竅門”。
      他先是離開了企業公司去了德克薩斯大學做管理工作,後來又離開了德克薩斯大學的舒適工作而是去了臺灣兩所頂尖高校做一名高級管理者。同樣令人驚訝的是,我聽聞許多亞裔人會從美國回到亞洲,但通常是回到他們所長大的地方。然而,達旋在新加坡長大,卻去了臺灣,如今又工作在澳門。這兩個地方在他來之前,對於他都是完全陌生的地方。當然,從另一方面來看,通過東方(臺灣與澳門)與西方(主要是美國)經歷的融合,他完完全全地豐富了自身的經歷,他自己也說“這大大擴寬了我的知識面!”。
      毫無疑問,如果達旋僅僅有著豐富的生活閱歷和全面的專業知識,而沒有強烈的寫作欲望的話,這本書也無法面世。在過去的二十年內,我已經拜讀過他很多優秀的文章。這也是他的一個過人之處。達旋罕見地擁有鷹般銳利的眼光,能夠發現大多數人無法發現的細節,並且能將表面不相干的事件用完全的自然的方式聯繫起來。正是由於他這些出眾的能力和英文天賦,才能夠把他豐富的人生閱歷用優美、簡明扼要且令人信服的方式記錄下來。
      通過對此書一章章的閱讀,我相信大家能夠更清晰地瞭解到他的文風。這是一本能夠帶領大家巡迴參觀全球高等教育的書籍。很少有人能夠像達旋一樣如此輕鬆地去完成這本書。確實,正是他所著的這些文章,世界才意識到高等教育正在面臨的巨大的全球變革和挑戰。
      這是一本推薦大家必讀的著作!


    序言五
    曾憲章
    曉龍基金會,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美國百人會,董事會成員
    美國贈與亞洲基金會,理事會成員

      馮達旋教授的著作《全球高等教育復興》講述的是在高等教育及改革上,我們這代人之間最能引起共鳴的內容。能夠邀請為此書作序,是我個人很大的榮幸。這本書集合了一位元學者、科學家不同時期的經歷。在美國與亞洲工作的20多年間,他在科學、技術和教育三者的聯繫之間取得了巨大成就。令我更為好奇的是,1995年,他參加完一場關於剛興起的互聯網的演講之後,如何由一名備受敬仰的終身物理學教授成功轉型為對社會產生很大影響的全球精英教育家。而這本非凡的書裡面濃縮了馮教授幾十年來的工作內容,並且它的文字本身就是一部傑出的藝術品。
      我與馮教授相識甚久。他出生於印度,成長於新加坡,並且在美國完成高等教育及開始隨後的教授生涯。2007年之後,他又來到臺灣和澳門,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旅行”教育家。經過在著名的高等教育機構工作學習幾十年之後,他的多元文化的背景及全面且跨界的獨特經歷,使得自己唯一有資格分享他對高等教育的看法。馮教授才華橫溢、思想獨特,從中國和猶太諾貝爾獎獲得者到中國偉大的人類學家和教育家梅貽琦,從李光耀到比他早到六個世紀的鄭成功,從印度和中國到俄羅斯和美國,從遠大理想的“超級大陸”和“一帶一路”到大學排名和亞洲剛成立大學的實際關切問題,深入淺出,將其文采韜略發揮得淋漓盡致。
      馮教授在此書中討論了一系列以高等教育為中心,內容多元化的主題。讀完此書之後,我被馮教授的創意和文采,以及隱藏於其他方面的廣度與深度所折服。他以自身環球經驗和同其他知名同仁對話為基礎,提出了特別全面深入的見解。
      馮教授在此書中用了幾章的篇幅,令人信服地表述了“怎樣才能成為一名諾貝爾獎得主”以及“哪些要素構成了一個高效的教育系統和文化”這一主題。這本書的問世時機極為適宜,因為在今年(2015)的十月份,科學家屠呦呦成為了中國第一位真正意義上(出生、培養機構都是在中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她曾經被媒體稱為“三無”教授:無博士學歷、無留洋學習研究背景、無國家科學院院士頭銜,聽起來有一些不可思議甚至諷刺。
      我也對“亞洲大學全球排名”這一主題特別感興趣。全球排名真得如此重要和可信嗎?這一問題值得深思。雖然這個主題本身存在爭議,但是如今對待它的態度越來越量化、公正和令人信服。而馮教授作為一名資深的“環球旅行”教育家,在此書中圍繞這一主題,分別以汕頭大學、澳門大學、韓國科學技術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德克薩斯
    大學達拉斯分校和以色列理工學院為例,提出不同深度層次的報告。
      “亞洲大學在二十一世紀面臨的挑戰”是另外一個有趣的話題,因為他在其中提出了很多令人深思的問題,比如“為了將亞洲高校提升為世界一流大學,我們必須該集中在什麼地方”、“莫爾豪斯學院(培養出諾貝爾和平獎馬丁路德•金的學府)的課程中教授‘社會責任,正直與誠實’的精神,使得很多學術評估(SAT)成績低的同學最終成為人文領袖,我們可以如此高效的學院中得到什麼啟發”、“在高等教育中,全球互通和不同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起著什麼作用”以及“如何培養具有雙語和雙文化背景,並且能增強跨境聯繫、共同解決全球社會挑戰的下一代專業人才”。貫穿全文,很多顯著的事例用來輔證所闡明的道理,比如馮教授接觸過的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和多所莫爾豪斯學院之類的大學模範。馮教授相信,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養足夠受過教育的人才,從而擔當起人類和社會改革基礎的重任。
      馮教授提出的全新的概念 ——“超級大陸新文藝復興的開創”,與我的曉龍基金會想要創造一個全球的創新生態系統(GIE)的想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創新生態系統是想將所有的創新樞紐連接起來,互相交流,從而實現創新樞紐的多樣性,推動創新的發展,進而實現全球範圍的獲益。
      馮教授對上述所有問題都提出了個人獨特的深刻見解,揭示了亞洲高等教育的新興趨勢,並且還推薦了一些必然會塑造和推動亞洲在21世紀成為全球教育力量的人才。馮教授如今恰逢時宜地任職於澳門大學 —— 一所被認為將澳門從超級亞洲拉斯維加斯轉變為中國沿海真正發達現代化都市的大學。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他都如魚得水;無論是在企業管理還是大學管理,他都得心應手;無論是在核子物理還是在藝術、文學甚至哲學,他都學識淵博。正如書名所暗示,馮教授確實一直是一位為教育而環遊世界的宣導者,更是一位真正的現代復興者。我個人向馮教授致敬,也同時祝賀他出版如此重要、無與倫比的著作!
      《全球高等教育復興》這本傑作對於整個教育組織而言都是很有價值的。與此同時,它不能被對於科技和現代化的未來感興趣的任何人所忽視。有志的青年領袖們,傑出的專業人士們及成功的慈善家們,我強烈推薦這本書作為大家的精神食糧!

  • 自序

    馮達旋

      這本書記錄了我在高等教育的歷程。
      早在1995年,我是一名“與世隔絕”的物理學教授,過著安定並且內心滿足的生活。我成為物理學家之後,工作生活全部圍繞著教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學習、指導研究生和博士後的研究、開展理論物理研究計畫以及與世界同仁一起組織物理學會議。而且,由於我們發表文章的規則就是除了“生”就是“死”,因而幾乎所有我的出版文章都是技術性的。另外,就像俗話說的那樣,“沒有資金支持的願景就是幻覺”。為了執行宏大的研究計畫,往往都要向資助機構申請資金支持,我同樣也是如此,深深地陷入了為申請研究專案不斷寫計畫書的泥潭之中。
      雖然說作為一名專業學術人士,我的生活是非常令人興奮的,但是同美國乃至世界上成千上萬的同事的生活並沒什麼不同之處。假如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那麼這本書也會也不能夠同大家見面。
      常言道:“世事難料!”在1995年春季的一天,一件偶然事件發生並且改觀了我的專業生活。偶然事件的結果就是我第一篇非專業文章的問世。
      那篇文章描述的是我參加鄰近高校賓夕法尼亞大學舉辦的演講之後的深刻感想。演講者是所在地區的國會議員 —— 柯特•韋爾登(CurtWeldon)閣下。他的演講的實質是探討剛剛起步的互聯網如何(互聯網在1995年肯定是剛剛起步)可以成為一個地區的知識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這場一名政治家和共和黨人振聾發聵的演講(我當時是一名民主黨人),令我大開眼界。它使我第一次感受到政治行動中真正和有意義的是公共政策的制定。我突然間意識到它們確實對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有著真正的意義。
      話說回來,參加完那次演講之後,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事實上之後不久,我開始在更寬廣角度思索我的職業生涯。我也開始慢慢欣賞和理解那些我完全一無所知領域裡的人士,進而開始與之合作。確實,1995年的那次經歷和之後的一次寫作隨筆成為了我隨後二十年全新職業生涯的轉捩點,也培養成我每天用筆記錄見聞與收穫的習慣。也得益於寫作的習慣,這本書才能夠同大家見面。
      在之後的二十年,我不再是那名“與世隔絕”的物理學教授。
      在1995到1997年,我經過兩年時間的考慮之後,終於在1997的九月份放棄了我安穩的物理學教授主持的職位,而進入到一個不同的事業領域。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我無法抗拒“挑戰”的誘惑,甚至是那些完全未知的事物。當時我告訴我的同事們,我要放棄目前的工作而追求新的生活,他們當時那有點甚至非常吃驚的表情,我至今記憶猶新。
      我的職業生涯在1997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開始是任一家高科技商業公司一名高級經理,後來的副總裁。任公司副總裁四年之後,我又在一所研究型大學(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擔任副校長,並且工作了七年。在此之後的又一個七年,我又做了更大的決定:離開了生活了四十年的美國,先後去了臺灣兩所頂級的研究型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和國立清華大學任高級副校長。最後,在2014年九月份,我來到年輕的澳門大學,擔任全球事務部總監和校長特別顧問的職位。
      毫無疑問,過去二十年的專業經歷賦予了我前所未有和多維的智力發展。在1997年之前,我的太太稱呼我是“純物理學家”,來調侃我基本上沒有其他的興趣愛好。在1997年之後,我就像是一個小孩子走進了“玩具反斗城”!在1997年之前,我僅僅著迷於下一篇即將閱讀的科技文章;在1997年之後,我開始沉醉於我周圍每一項事物。
      1997年到2000年之間,我在商業企業工作之後,我每日的關心從“如何解決物理難題”變成了如何確保公司的盈利。我們在公司每個決定取決於合理開發的商業模式。
      需要補充的是,為了確保大型技術項目的順利實施,我必須將不同背景的人們團結起來,眾志成城,為同一個目標去努力。更為重要的是,我開始學會更多地關注員工能夠為項目做什麼,而不是他們的學歷。事實上,我開始意識到博士學歷並不是“能力”的代名詞,即便在學術機構中似乎絕對遵循這個文化。
      也許我從企業工作中學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意識到自二戰以來政府與學術機構之間廣泛而深入關係的重要性。雖然在八十年代早期,我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擔任了兩年的理論物理的專案負責人。但是直到我在高新技術公司工作之後,才全面意識到政府與學術機構之間存在多方面的聯繫。在此期間,我不得不與美國聯邦政府的眾多機構保持專業的交流,不僅需要同美國聯邦政府國防部和教育部等等專案資助機構共同工作,而且還要同議員及他們的下屬保持親密的聯繫,最重要的是,我還學會如何同所謂的“K街”人的遊說人士一起合作。這些在“與世隔絕”的教授崗位上可能無法接觸的工作經驗,使得我受益匪淺,並且對我之後在美國和亞洲的學術職位都有著很大的助力。
      正如國會議員韋爾登曾經告訴我,成功的秘訣“不是你的滾筒式名片夾有多大,而是當你給他們打電話的時候,有多少人會回復你的電話!”如果想做到這樣,一個人必須擁有廣闊的知識面。因此,在企業工作的這些年,我學到最寶貴的知識就是意識到情商和溝通的重要性,進而,我學會了與人相處融洽,並且使各行各業不同學科別人
    也對我和善。
      作為一名學術人士,我不再需要用知識武裝自己。我開始擔任副校長職務,負責制定一所單獨研究型大學在美國達拉斯-沃斯堡高新技術區的研究策略。這個職務給我帶來了令人興奮的新挑戰。
      不得不提的是,雖然達拉斯-沃斯堡地區是當時的一個主要的電信和國防工業的中心,但是它缺少能夠為其提供智力資源和人才的高等教育機構。例如,在2000年,以理查德森著稱的達拉斯北郊被稱為是“電信走廊”。全球電信公司企業(如德克薩斯儀器公司、北電、愛立信、阿爾卡特等等)在達拉斯-沃斯堡如今或者過去都設立他們的企業或者北美總部。航空航太和國防巨頭企業也是如此。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貝爾直升機公司等等企業在這個地區也都有大量並且顯而易見的製造業務。我想沒人會否認企業和學術機構必須並肩前進。如果少了其中任何一方的話,就真正成了“孤掌難鳴”!但是,波士頓128公路和矽谷地區與達拉斯-沃斯堡恰恰相反,先有一流高校進駐生根之後才有工業的蓬勃發展。因此,在達拉斯-沃斯堡地區,不僅需要並且必須培養純研究大學的學術氛圍。建立與當地工業有意義並且緊密的聯繫,對於任何研究導向型的大學都是關鍵性的一步。這也是我之所以來達拉斯-沃斯堡的原因。
      作為一所研究型高校的副校長,我有去接觸在德克薩斯州甚至美國之外的眾多高校的同事的機會。在我的任期中,我有機會參訪了位於美國、印度、亞太和歐洲等世界各地的許多高校。每次參訪,由於我的職務所需,我總能更深入地探索不同大學的各個方面。也正就是在這個期間,我才開始意識到運行和建構大學本身的複雜性,還有一致和持續的領導方針、才能及膽識的根本重要性。有了這三個因素,大學朝氣蓬勃;沒有這三個因素,大學定會舉步維艱。
      也許我在達拉斯沃斯堡地區工作七年的最大收穫,就是我認識到創立多所大學間合作關係是多麼複雜和多麼至關重要的。在我記憶中,大學之間往往是相互隔離工作。這種現象主要由於是大學之間存在的競爭,部分因素是學術活動的內在文化。然而,21世紀初我來到達拉斯-沃斯堡之後,這個世界就像湯瑪斯•弗裡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說的,“變得平坦!”這使得學術機構真正意識到高校在國內或者國際之間的互相合作,是不可或缺的。
      在達拉斯-沃斯堡地區的七年中,我負責與德克薩斯州其他幾所頂尖大學的同事,共同建立專門研究奈米科技的協會。為了能夠成功落實這個協會,除了學校的智力資源之外,還需要在全球範圍內招募其他的教學人員,並和大學現有的優勢一起創造無縫連接。此外,協會的參與大學還需要制定一個合作關係來確保共同利益。最後,我們也需要與各聯邦政府機構以及地方和聯邦立法機構密切合作,來確保即將批准和之後連續的經費支持。
      回想起來,在我來達拉斯沃斯堡之前,假如我沒有獲得在大學內無法學到的企業經驗的話,那麼我確信每日工作的開展及奈米研究協會的發展對我來說是天方夜譚。這次寶貴的經歷,不知不覺得讓使我堅信人生中的每一個職位實際上是為下一個的職位做好準備。
    在2007年,我的專業生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我收拾好行囊,來到亞洲。雖然我的太太極力抗議,但幸運的是,她始終對我不離不棄。
      自從我回到亞洲之後遇到過的很多人都不約而同地問我同一個問題:“為什麼回到亞洲?”我知道我的舉動很令人費解,原因是我的背景完全不適合我搬遷的地方:臺灣和澳門。畢竟,我是出生在印度,成長於新加坡,之後去了美國讀大學和研究生並隨後留在美國工作。但是直到我來到這裡之後,才真正瞭解這兩個地方歷史文化和風土人情等等。
      也許上面問題的最好答案是中國的一句俗語“落葉歸根”。儘管事實上,如同我美國的朋友所說,“我跟美國人並沒有區別”,我承認這是個事實。我基本上在美國完成了我所有的高等教育;在2007年,回到臺灣之前,我甚至不能夠用中文流利地演講或者書寫,但是,我在十四歲那年成長歲月中獲得的文化教育記憶,已經不知不覺地成為我DNA的一部分。因此,當2007年國立成功大學新上任的校長賴明詔,三年後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陳力俊分別聘請我擔任他們的高級執行副校長和高級副校長的時候,我單純地隨著本心,無法抗拒這些挑戰,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兩個職位。
      對於亞洲的研究型大學而言,到了二十一世紀才如夢初醒。在二十世紀,亞洲除了日本之外的研究型大學,實際上處於休眠狀態。雖然自稱為“研究”,這些大學本質上以“教學”為主,並且大多數的教學在本科階段。還不誇張地說,很多這些大學培養的人才在西方,往往會或者說肯定會繼續更高等級的教育並且最終創立自己的專業生涯。
      很了不起的是,隨著剛剛進入二十一世紀,亞洲的高等教育仿佛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我想其中部分原因是很多亞太地區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為了聲望將財政投入高等教育裡面,而不是國家建設。中國大陸的“985”和“211”及臺灣的5Y50B(五年五百億新台幣)等高等教育財政計畫在亞洲如同雨後春筍般被先後提出。同樣,我也相信2003年上海交通大學劉念才教授創立的第一個全球大學排名(如今被稱為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簡稱ARWU)也起到了部分作用。劉教授的工作成果打開了世界上各式各樣的大學排名的“閘門”。於此同時,這些排名不僅僅使得亞洲高校們認識到自身進入全球舞臺的重要性,也使得在根本上改變了各級高校的心態以及國家和社會大眾如何看待它們。
      雖然這只是偶然發生的事,但卻切切實實地為我回到亞洲地區提供了原動力。
      在臺灣工作的七年中,我廣泛並且深入地參訪了臺灣內外的高等教育機構。我一到達臺灣,除了朝鮮之外的所有亞洲高校,我都觸手可及。我能夠很容易地去北亞(日本和韓國),中國大陸,東南亞(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和南亞(印度)而不需要任何或者太多時間的滯後。
      在2007年我來亞洲之前,我已經訪問過這個地區二百多次了。但是只有我來到之後,我才開始意識到我對亞洲高等教育運作的認知理解,充其量是略知皮毛。在臺灣的七年中,我爬上了我經歷過最陡峭和令我真正滿足的學習曲線之一。我也組織和參加了很多亞洲高等教育政策會議,從而瞭解到亞洲地區高等教育領導層的思想。在亞洲的七年中,我必須至少花幾千個小時在這個能夠單獨與教育領導者會面的地方。毫無疑問,這些活動使我對亞洲的聯繫,以及我對亞洲高等教育的欣賞和瞭解成倍增長。以此為背景,我的著作量也毫不出奇的成倍增長!
      這些亞洲高等教育在二十一世紀發生的變化使其令人既興奮又恐懼。例如,自從臺灣在十年之內將一千億新臺幣(幾乎三十二億美元)的公共資金投入到十幾所大學之後,社會大眾就算沒有質疑,也開始懷疑大學會如何改變。同樣,隨著大學排名成為大學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們必須不斷確認排名的方式不會成為運行大學的“沙盒”。有了這些作為基礎,使得領導方針、才能及膽識比之前更為重要。希望我這些來到亞洲之後才寫的作品,能夠反映出我所看到這裡面的挑戰和困難。
      我想利用這次機會感謝幾個人,沒有他們的幫助和指導,我不可能取得現在的成就。第一位就是楊福家院士,一位超過三十年的良師益友。他對中國的愛和對教育根本意義的看法,令我深受鼓舞。潘國駒教授(世界上以名首碼字母縮寫 K.K. 教授著稱)提出了將此書出版的想法。在過去的四十年中,我見證了潘教授在文章發表及學術領域的快速發展。他在科學、文化以及教育的濃厚興趣也同樣令人深受鼓舞。如果沒有他的話,這本書絕不可能呈現在大家的面前。
      我為此中文版也要向世界科學出版社旗下八方文化創作室的編輯何華先生深深表示感激。他不遺餘力的努力才會今天有這本書。
      我同樣想感謝這本書的英文版編輯何奕愷博士。他使我明白了,直到編輯完這本書之後,它才能夠問世。不僅僅是語言的運用,而且看似無關的想法的整合,他對編輯技巧的掌握令人讚不絕口。

      就我個人而言,如果沒有來自女兒心怡、兒子亦恆及太太蔣懿雯不遺餘力的支持與厚愛,也同樣沒有這本書的出版。在過去的四十年,懿雯完全支持我,卻經常犧牲自己在生活裡的願景。我知道,來到亞洲並不是她的第一選擇,甚至都不是第二選擇,但她知道這是我想要做的,從而無條件地支持我。對於這一點,言語無法表達我對她的愛和感激。
    2015年10月

  • vii 序言一 大衛•奈勒
    xi 序言二 楊福家
    xiv 序言三 姜成模
    xv 序言四 施春風
    xvii 序言五 曾憲章
    xx 序言六 伊紮克•阿普盧瓦
    xxiii 序言七 梁海明
    xxv 自序
    1 關於諾貝爾獎得主
    2 第一章 怎樣才能成為一名諾貝爾獎得主?
    7 第二章 為什麼兩位以色列科學家可以獲得諾貝爾獎?
    15 關於大學排名
    16 第三章 全球大學排名:如何理解這個排名?
    23 第四章 大學排名,累贅還是激勵?
    26 第五章 2011年QS亞洲大學排名之外:從美國學院與大學協會中得到對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的啟示
    32 第六章 追求人文卓越:莫爾豪斯學院之經驗
    37 公共政策與教育
    38 第七章 自治,問責和治理:在21世紀的東亞公立大學面臨的挑戰
    46 第八章 對於1980年拜杜法案的幾點思考
    49 資訊技術與教育
    50 第九章 跨越一萬英里的講座:1993年諾貝爾獎得主在達拉斯向新加坡的物理學演講
    54 第十章 可汗學院:難道這是21世紀全球本科教育變質轉型的開始?
    61 嶄露頭角的大學
    62 第十一章 汕頭大學:在21世紀的亞太地區高等教育高效變換的例子
    81 第十二章 澳門大學:新型亞洲大學的創建
    89 第十三章 造價二十億美元的新校園:澳門大學在21世紀不可思議的轉變!
    94 第十四章 韓國高等科學研究院(KAIST):亞洲高等教育的崛起
    101 第十五章 一個不尋常的視角觀察高等教育對年輕亞洲大學附加的價值:在國油大學的評論
    114 第十六章 比娜大學:印尼第一站
    125 新時代
    126 第十七章 “一帶一路”,超級大陸與新文藝復興:大學在21世紀及以後的發展
    138 第十八章 “基礎”還是“實踐”:現代研究型大學在21世紀的困境
    143 第十九章 亞太地區高校21世紀面臨的挑戰
    148 第二十章 為什麼加拿大高校應該同亞洲合作?
    151 第二十一章 三個速度的故事:東南亞、南亞和臺灣地區的高校(SATU)在21世紀的挑戰
    158 第二十二章 “Google 我已故的父親?”:放眼21世紀的印度、中國和美國?
    167 新理念
    168 第二十三章 高等教育顛覆性模式?:中國寧波諾丁漢大學(UNNC)
    175 第二十四章 私立大學:亞太地區全球領導力的未來力量
    187 第二十五章 住宿制書院與當下的亞洲
    192 第二十六章 從新的視角解讀奧巴馬近期關於“負擔得起的高等教育”的演講
    195 第二十七章 心靈的思維:博雅教育的意義
    204 第二十八章 加州理工學院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雖處不同時空,卻意外與驚人的相似
    209 第二十九章 諾貝爾獎得主中村修二是一個科學天才嗎?
    212 第三十章 智力頻寬:21世紀的教育“聖杯”
    215 對於印度
    216 第三十一章 馬英九總統五項格言的實例:在印度的國立清華大學
    221 第三十二章 印度與我
    231 關於中國
    232 第三十三章 高等教育的挑戰:百次中國之行後的反思
    245 第三十四章 “女士們先生們,房間裡面有個八百磅重的大猩猩!”
    252 第三十五章 偷書不算偷
    261 第三十六章 中國的“大型加速器”:科學與政治的決定?
    265 關於以色列
    266 第三十七章 “因為我們擁有七所世界頂尖大學”
    276 第三十八章 關於阿龍•切哈諾沃
    285 關於俄羅斯
    286 第三十九章 “如果他是最優秀的,頒給他”—— 尼基塔•赫魯雪夫   為什麼俄羅斯人在科學上如此優秀
    301 第四十章 發人深省的莫斯科科技訪問
    310 第四十一章 在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麥克德莫特大廳“重疊”的兩位諾貝爾獎得主
    313 第四十二章 關於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維塔利•金茨堡
    317 第四十三章 關於保羅•巴巴拉
    321 關於臺灣
    322 第四十四章 對國立成功大學和鄭成功的印象
    328 第四十五章 全球的“無心插柳”:梅貽琦先生一生對清華的貢獻
    333 第四十六章 關於陳省身
    338 第四十七章 關於楊振寧
    343 第四十八章 “你最近做了什麼物理?”丁肇中說
    346 第四十九章 一位中國知識份子的最高勇氣:獻給陳金全教授紀念冊的前言
    349 第五十章 寫給張純如的感謝言
    351 第五十一章 李光耀與教育
    357 附錄 起自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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