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與特權：社會分層的理論（簡體書）

《權力與特權》主要回答了社會分層領域中的核心問題：誰得到了什麼？為什麼能夠得到？通過用辯證的視角來審視這一學科思想的的發展。格爾哈特·倫斯基描述了正在興起的理論綜合的框架。他認為不同社會學家――如馬克思、斯賓塞、薩姆納、維布倫、莫斯卡、帕累托、索羅金、帕森斯和達倫多夫――所持的多元化、對立矛盾的觀點都可以被包含於這一不斷發展的、系統化的理論主體當中。

格爾哈特•倫斯基
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社會學榮休教授，代表作為The Religious Factor: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n's Impact on Politics; Human Societies（與Jean Lenski合著）。

譯者簡介

關信平
博士，南開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教授，畢業於四川大學哲學系（本科）和南開大學社會學系（碩士）和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曾赴英國、美國、德國等國家訪問研究。著有《中國城市貧困研究》等，在中外學術期刊上發表100多篇學術論文。

謝晉宇
博士，現任四川大學教授。獲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獎勵、天津市優秀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等。在中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近百篇。

陳宗顯
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西語系教授（已退休），畢業於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從事德語和英語教學和翻譯工作，主要成果有《歌德散文選》等。

倫斯基的這部《權力與特權》給我們展示了一幅恢弘的人類社會分層的歷史與現實圖景，它出版於20世紀60年代，但至今仍然具有很強閱讀和學術價值，是社會學領域的經典讀物。拉爾夫•達倫多夫認為《權力與特權》對於具有決定性後果的不平等現象的一般性解釋至今依然受到推崇。著手研究工作的學者都會將倫斯基這部富於想像力的、具有深遠意義的著作視為一份不可或缺的指南。

自20年前《權力與特權》一書寫成以來，社會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中又發生了許多變化。人們積累並分析了大量的新資料，引入了更為複雜的定量分析技術。同時，理論的視野也發生了變化。由於這些和其他一些進展，值此新平裝版出版之際，我們有必要問一下，從過去發生的變化來看，《權力與特權》一書所提出的理論遭遇如何。
作為本書的作者，我不能自稱一個公正的觀察者。我也不能自稱熟悉過去20年中所有相應的工作。然而，就我所能判斷的而言，在第二、三、四章和第十三章中提出的一般理論，以及從第五章到第十二章所提出的各種專門的理論迄今為止都很好地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當然，如果我今天要重寫此書的話，可能要加進一些新材料，並且可能要改變一些細節之處，但是，我還沒有見到任何東西能使我認為原書的基本理論是不健全的。在我看來，第458頁（此為英文版頁碼，對應本書頁邊碼。）上闡明的在各個常量和變量之間的關係模式本質上仍是正確的。並且，從這較為一般化的理論中所推出的各種特定的理論也是如此。
雖然這看起來似乎是一種自我誇耀的行為，但我相信，它是我在提出理論時採用綜合方法論的一個結果。我一方面將理論建立在他人所鋪墊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在理論建構中把演繹邏輯和歸納邏輯相結合，我以這些方式將風險縮減到了最低程度，並避免了許多易犯的錯誤。
每一個社會分層理論都會遇到的中心問題是：誰得到了什麼，為什麼會得到？就此問題而言，過去20年中最重要的發展是，關於東歐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料更容易得到了。這些社會有著獨特的重要性，因為它們是卡爾•馬克思及其追隨者所提出的許多重要觀點的試驗基地。半個多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的精英們在未受到任何挑戰的情形下控制著蘇聯社會的各種制度結構，並且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實驗。這些實驗的目的是要摧毀歷史上的不平等模式，並取而代之地建立一個更為平等的社會主義模式。在那些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受蘇聯控制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也進行了相似的實驗。沒有哪個以嚴肅的態度去研究社會分層問題的研究者會忽略這些實驗，或者不去深思它們的後果。
不幸的是，多年來，馬克思主義的精英們對這些事情高度保密，使得甚至是關於這些社會中日常生活的最基本信息都幾乎無法獲得。革命後不久，社會學的教學和研究就被取締了。在漫長的斯大林統治時期，這種情況急劇惡化，研究人員越來越難以得到可靠的信息(Inkeles，1950)。直到20世紀50年代，關於蘇聯社會中日常生活的最好的信息來源，都只是逃亡者的報告(Inkeles和Bauer，1959)。
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這一情況慢慢開始改善了。對小說家的限制逐漸放鬆了，到了1956年，波蘭的一些社會學家，如一直被軟禁在家的斯坦尼斯勞•奧索夫斯基(Stanislaw Ossowski)，也再度獲准從事教學、寫作和研究。在1962~1965年我寫作《權力與特權》期間，相關材料的流動開始加速。一些小說，如弗拉基米爾•杜丁契夫（Vladimir Dudintsev）的《不僅單靠麵包》(Not by Bread Alone，1957)，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伊萬•鄧尼索維奇生命中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1963)，以及費多•阿布拉莫夫(Fedor Abramov)的《新生活》（The New Life，1963)提供了比以前深入得多的蘇聯生活細節。波蘭社會學家們［如斯蒂芬•諾瓦克（Stephan Nowak）、米查爾•波霍斯基（Michal Pohoski）、亞當•薩拉帕塔（Adam Sarapat）和維羅茲米爾茨•維索羅夫斯基（Wlodzimierz Wesolowski）］的書和文章率先提供了關於一個蘇聯模式社會分層問題的系統的和定量的資料。
自60年代初期以來，關於東歐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分層的信息細流轉為了一股洪流。在60年代後期和整個70年代期間，波蘭社會學家享有了越來越多的自由。波蘭社會學家很好地利用了這個機會。通過許許多多的調查和其他研究，他們探索了（社會）流動的模式、ⅸ對社會不平等的態度、對精英的態度、關於社會平等的信仰，以及許多其他主題。在這一期間，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會學家們加入到這種努力之中，在有一小段時間中，捷克的社會學家也有參與。
由於他們以及其他一些記者和小說家的努力，我們今天比20年前更多地知道了馬克思主義者所進行的偉大的社會實驗。更可喜的是，在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些社會中建立政權20年以後，我們有更好的機會去判斷馬克思主義的各種創新在年輕一代身上所產生的效果，而這些年輕一代的早期社會化是在一種沒有受到過資本主義或封建秩序影響的社會中進行的。
也許，從這些實驗中能學到的最重要的一課是，人的本性似乎並不是像馬克思和啟蒙運動以來許多社會理論家所想像的那樣容易改變，那樣容易擺脫增進自我利益的內在傾向。塑造將社會需要放在個人需要和願望之上的“社會主義新人”的努力，其結果是令人非常失望的。道德刺激已被證明比不上物質刺激。馬克思主義的精英者們被迫——或者已經選擇了去創建一種在許多方面都明顯類似於非馬克思主義工業社會中的職業分層體制。
在這一體制中，如同在其他體制中一樣，權力的擁有者享有許許多多的其他人所享受不到的特權（Matthews，1978)。一個有影響的波蘭社會學家指出，在這一體制中：工人仍是雇傭勞動者，社會主義革命沒有改變工人同機器的關係，也沒有改變他們在工廠中的地位。……他與機器的關係和與工作組織系統的關係要求他服從工廠領班和工廠管理。他按完成工作的數量和質量領取工資。並且，他必須服從工作紀律的原則和規定。(Szczepanski，1970，第125頁)根據最近一份對職業聲望的研究，在蘇聯體制和美國體制之間有.79的相關(Treiman，1977，表4)。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比蘇聯體制和波蘭體制之間的相關還要稍大一些。
這些例子並不是孤立的。波蘭社會學家的其他研究成果告訴我們，（波蘭）存在一種雙重市場體制。這與美國社會學家最近在美國發現的雙重市場體制明顯相似。一個在分層問題上有影響的波蘭研究者解釋道：經濟當中新的、生產力水平高的和重要的部門(如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的發展，通常都是與這些部門中較高的收入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即使在資歷和工作複雜性上完全一樣，一名在紡織廠或食品廠工作的ⅹ電工所掙的錢也會少於一名在鑄造廠或精煉廠工作的電工。(Wesolowski，1979，第126頁)最後，應該看到，最近一個關於波蘭社會中收入差異原因的研究指出，這種差異用工人的性別差異來解釋比用其他單個因素來解釋更好一些(Pohoski，1978，也可見於Swafford 1978年關於蘇聯社會中婦女收入的研究)。幾乎可以肯定，研究東歐社會主義社會的專家日趨達成這樣的結論，即認為最好是把這些社會也視為工業化社會的一種類型，而不是把它看成按其自我標榜的某種新的和獨特的社會類型(Jones，1983)。
所有這些並不是要說馬克思主義精英在東歐所進行的實驗一無所獲。我在別處提到過(Lenski，1978)，馬克思主義的精英們在將經濟不平等的程度降到非馬克思主義工業社會中的水平以下這一點上似乎取得了成功。但是，他們為此而付出的代價是更大程度的政治上的不平等。看起來似乎只有靠政治上的壓制手段才能維持對經濟不平等的嚴格限制。回顧從第十章到第十二章中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討論，以及第二、三、四章和第十三章中關於一般理論的論述，我發現根據自60年代中期以來從東歐的、革命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學到的東西，我幾乎沒有什麼需要改變的內容。
我可以做的一個具有理論重要性的修改可能是，補充討論關於在現代工業社會中，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共存的各種方式，以及如何用這三種成分的不同混合體去解釋各個工業社會的差異性。我在別處曾指出(Lenski，1984)，在資本主義子系統中，指導原則是“按財（產）分配”；在社會主義子系統中，指導原則是“按勞分配”；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是“按需分配”。這三種原則在今天的美國社會中都發揮作用。資本收益、股息、房地租、利潤和資本家的紅利按財產所有權而分配；工資、年薪、傭金則作為對工作表現的報酬而分配；福利支出、食品券、住宅供熱支出、失業補貼、殘疾人福利、醫療補助以及收入中轉化為社會保障和對老人的醫療照顧的部分，還有免費的公共教育，免費進入公園、博物館和其他公共場所，這些都是按照需要而提供的。從最近的政府資料中判斷，美國國民收入中近20%是作為對財產所有的報酬而分配的，70%作為工作報酬，10%是按照需要而提供的。
在大多數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幾乎都沒有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但全部人口中有一小部分人對這些財產行使著有效的控制，並常常運用這種控制去謀取私利。實際上，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批評這些社會，指責它們在實行“國家資本主義”(Cliff，1974；Sweezy和Bettelheim，1971)。總之，這是為什麼東歐的社會分層系統與所謂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分層系統的差別總不如他們所想要做到的那麼大的原因之一。我相信，直截了當地承認在所有的現代工業社會中都共同存在這些分配原則，我們就會更接近於解釋工業社會的這兩個子類之間的相似性為何會存在表面上矛盾的現象。
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成分的相對強度上，各工業社會之間的差異在許多方面都可以與各農業社會之間由統治者和執政階級的相對力量所造成的差異相比較。在這兩種情況下，這些差異都說明了在一組重要的社會裡，分配制度的變量中哪些方面看上去最為重要。
如果誰想要瞭解關於東歐社會分層的更詳細和更新穎的觀點，可以閱讀許多關於這一主題的精彩論著，包括梅爾溫•馬修斯(Mervyn Matthews)的《蘇維埃俄國的階級和社會》(Class and Society in Soviet Russia，1972)和《蘇聯國內的特權：共產主義條件下精英的生活方式研究》(Privilege in the Soviet Union：A Study of Elite Life style Under Communism，1978）；沃爾特•康納(Walter Connor)的《社會主義、政治和平等：東歐和蘇聯的等級及變遷》（Socialism, Politics，and Equality: Hierarchy and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USSR，1979）；大衛•萊恩(David Lane)的《社會不平等的結束？在國家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階級、地位和權力》(The End of Social Inequality？ Class, Status and Power Under State Socialism，1982)。更為通俗化的著作有赫德裡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的《俄國人》(The Russians，1976)。關於東歐人自己的角度和觀點，可參見諸如安德烈•阿瑪爾裡克(Andrei Amalrik)的《向西伯利亞的不情願的旅行》(Involuntary Journey to Siberia，1970)；羅伊•梅德韋傑夫(Roy Medevedev)的《讓歷史來審判：斯大林主義的起源及其後果》(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1972)，維羅茲米爾茨•維索羅夫斯基(Wlodzimierz Wesolowski)的《階級、階層和權力》(Class，Strata and Power，1979)等。
如果我今天是在重寫《權力與特權》一書，那我還將會加上關於第三世界欠發達國家的一章。這一章會有兩個中心內容：一是這些社會在全球分層體系中的位置；二是這些社會自身內部的不平等體系。
在過去20年中，社會學理論中較為重要的發展之一，是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論的形成(1974，1980)。在由馬克思、列寧和許多提倡依附理論的拉丁美洲學者所奠定的基礎上，沃勒斯坦構建了一個關於社會發展的理論。他將第三世界的不發達和貧窮看成第一世界的發達和富裕的必然後果，將世界上各個國家都看成一個全球分層系統中的參與者。
按照沃勒斯坦的看法，早在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就開始形成一種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多年來，它一直逐漸地蔓延，到現在，整個世界形成了一個由資本主義競爭原則所控制的單一經濟體系。在這一體系中，歐洲、北美、日本和澳大利亞這一小部分國家控制了大多數的關鍵性資源，因而享有大多數的利益。在相對立的另一端，大多數的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和許多的亞洲國家卻只控制了很少的資源，並受第一類國家的剝削。在這兩極之間，還有第三類國家，主要是東亞，但在其他地區也有。這些國家的境況比第二類要優越些，卻遠不如第一類。沃勒斯坦和其他一些人把這幾類社會分別稱作中心、邊緣和半邊緣。它們在世界分層體系中的角色和地位可以與在社會分層系統中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或新中產階級的角色和地位相對應。
沒有哪一個現代世界的觀察者能夠否認現代世界經濟以及它所帶來的分層系統的存在。另外，沃勒斯坦本人也注意到了，過去500年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並不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然而，他認為(Wallerstein，1974，第16頁)，它是第一個沒有發展到政治控制的世界經濟。
雖然我並不否認現代世界體系的獨特性，但我將比沃勒斯坦更加強調，各社會之間的不平等已是五千多年以來人類生活中的一個基本事實。甚至自第一批社會將其首要的維生手段從狩獵和採集轉化到園耕時，就表現出各社會之間潛在的不平等了。接著，沒過多長時間，這種可能性就轉化為現實了。一些社會開始實施以犧牲鄰國為代價而增進自身利益的軍事、政治和經濟行動。簡言之，我認為，各個社會之間的不平等的最終根源是技術進步，而不是更晚近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有些人也許認為這是一個不太重要的區分，但我不這麼看。我認為，即使像沃勒斯坦所期望會發生的那樣，現代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被一場全球性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要指望這會消除各社會之間的不平等，也是想得太天真了。如我們在俄國和中國之間，中國和越南之間，越南和柬埔寨之間的鬥爭中，以及俄國同其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或越南與其衛星國之間的支配關係上所看到的那樣，沒有理由指望社會主義社會之間會比其內部社會盛行更多的平等與公正。因此，一個成功的全球社會主義革命也許會改變各社會之間現存不平等制度的特點，但我們不應當指望它會徹底消除各個社會之間的不平等。
假如要分析全球的不平等系統，就得改變我對現行制度解釋中強調的重點。如果我的理解沒錯的話，沃勒斯坦及其追隨者(如Chase Dunn，1975；Rubinson，1976)的觀點是，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各個國家的地位完全或至少是由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運轉決定的。我卻認為，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在其中起作用，甚至是更加重要的作用。例如，最近的研究(Lenski和Nolan，1984)表明，現代社會的技術和經濟傳統比各個社會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更多地解釋了在社會發展上和在最近的經濟增長率上的差異。那些在與現代工業社會接觸前實行犁耕農業的第三世界國家，比那些接觸前使用鋤頭和掘棍的園耕技術的社會發展得更為成功。
按照《權力與特權》一書所提出的，以及後來在《人類社會》（Human Societies）一書的各版本(1974，1978，1982)中所擴展了的理論來看，這幾乎一點兒也不會讓人感到驚奇。犁耕農業比園耕技術具有更高的生產力。它使農業社會可能擁有更多的剩餘產品。這就使得在與工業社會真正接觸以前，有可能極大地促進勞動分工和更加依賴於貨幣市場和現金經濟，並且有可能使文化水平有更大的發展，同時強化國家和國家官僚機構。結果，與園耕傳統的第三世界社會相比，具有犁耕農業傳統的現代第三世界社會在進入20世紀時，帶來了更多的社會的和文化的資源。
這兩類社會在地理上是分開的，這一點也不是偶然的巧合（Lenski和Nolan，1984)。在世界上的溫帶地區，大多數園耕社會在很早以前就被農業社會取代了。然而，在大部分熱帶和亞熱帶地區，這種變遷在發展起現代工業之前都沒有可能發生。正如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指出(1976)，在熱帶和亞熱帶地區，通常由於大量成群的和多種多樣的微小的侵蝕性生物(細菌和病毒)的存在，損傷了人口的生命力，並殺死了犁耕農業的生產所依賴的牛和馬，並且由於土壤貧瘠和更嚴重的除草問題，熱帶和亞熱帶社會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Farmer，1968；Megger，1954；Watters，1960)。像地中海和北海這樣的水路在現代交通工具發明以前曾如此大地促進了國際貿易和商業的發展，而東半球的大部分地區卻因缺少這種可以航行的河流和大規模的水路而發展受阻。
最近的研究(Nolan，1983)還指出，人口模式上的差異也對社會的經濟增長率起到極大的作用。近幾年，毛澤東之後的中國領導人也開始認識到了這一原理。簡而言之，我認為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和世界體系論的支持者們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為基礎試圖解釋的東西太多了。人們無須貶低世界經濟的重要性，但應該清楚地看到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在產生影響，並且有些因素可能比現代世界經濟的影響更為重要。
當我們轉向第三世界社會內部所存在的不平等制度時，也有許多值得注意之點。首先，在這些社會中同時存在著前工業化和工業化的分層系統：這些社會中部分群體所擁有的權力、特權和聲望是依託舊社會制度中的資源，而另外一些群體的則來自工業化制度所帶來的資源。由於人口中的每一部分都想努力保護和增進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這種情況就常常導致這些社會內部的衝突。
由於我在其他地方已討論過了這一主題(Lenski，1970；Lenski和Lenski，1982)，所以無須在此重複其細節。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正處在工業化之中的園耕社會的分層系統與正處在工業化之中的農業社會的分層系統之間，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別，這反映了它們的不同歷史。例如，在大多數正處在工業化之中的園耕社會裡，部落式的社會組織形式直到現在都還存在。在這些社會中，部落成員的資格仍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因而也是大多數政治鬥爭的基礎。在這些社會中，部落群體常常是黨派劃分的首要基礎，他們為控制政府機器以及政府所掌握的資源而鬥爭常常是政治生活的中心事實(例如，見尼日利亞、肯尼亞、烏幹達和津巴布韋等國最近歷史中的情況)。相反，在處於工業化之中的農業社會裡，部落群體或是不存在，或是處於其政治生活的邊緣(例如中國、伊朗、越南或墨西哥)。
馬克思主義精英領導的革命運動在大多數第三世界社會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儘管這完全不是馬克思在19世紀對歷史趨勢的分析中所預料到的。按照我們慣常的知識，這些運動是受壓迫的農民大眾對一小撮有特權的少數者群體剝削的反抗。雖然很明顯，這一動機對於這些運動的成功是很關鍵的，至少在處於工業化之中的農業社會中是如此，但是這其中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問題。例如，這些社會中的剝削沒有任何新鮮的東西，在那些過去是農業社會的社會中更是如此。農民的造反也完全是老一套。任何人讀了本書第八章和第九章就會清楚這一點。因此我們應該重新表述問題：僅僅問到為什麼在這些社會中總有動盪和革命這一點是不夠的。相反，我們需要問，為什麼這些革命在今天比在過去更容易獲得成功？
以這種方式重新界定問題，我們就獲得了關於當代形勢的許多重要觀點。例如，我們發現，許多這些革命的成功都被歸因於它們有能力將那些正在或已經使舊的社會秩序向新秩序轉化的人們動員起來。這些運動的許多領導人是大學的學生和受過大學教育的專業技術人員。他們的教育使他們對現代世界的趨勢、價值，以及它所提供的機會很敏感。他們批評舊的精英，並且對舊精英不肯放棄控制權而感到不耐煩，即使這些老的精英是他們的父親或親屬時也是如此。因此，在第一世界的觀察者看來，有些鬥爭似乎只是一個富裕的並且壓迫人的精英與被剝奪的大眾之間的簡單鬥爭，但實際上它們常常是更為複雜的。通常，許多革命的精英都是舊精英的兒女，並且他們是新的、受過教育的精英。因此，這種鬥爭仍是代與代之間的爭奪，是那些依賴於一個舊的、傳統的社會秩序及其資源的人與另一些依賴於新的、以工業化為基礎的社會秩序及其資源的人之間的爭奪。對年輕一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特別是那些通過往常的渠道似乎沒有什麼晉升前途的人來說，革命運動給他們提供了一條徑直通向權力的撩人心切的道路。如果忽略了第三世界國家中這些分層的動力學方面的情況，就是將一個極為複雜而又有趣的過程過分簡單化了。認真分析這個過程能使我們瞭解許多對社會不平等制度最終起作用的力量。
對於分層問題的研究者來說，在過去20年中，一個更令人矚目的發展是新婦女運動的崛起，以及它從我國向其他國家的蔓延。現階段這一運動大概是以貝蒂•弗裡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奧秘》(Feminine Mystique，1963)一書的出版而發源的。此書在近半個世紀以來第一次發動了號召不斷為婦女爭取更大權利的運動。弗裡丹這本書出版三年後，在1966年，全國婦女組織(NOW)建立了。
自那以後，婦女運動在成員數和影響力上都極大地增長了，在受過較好教育的人當中更是如此。這一增長除了帶來其他一些發展以外，還極大豐富了關於婦女及其社會地位的研究和著作。其中包括一系列集中討論性別分層制度、採用類似於《權力與特權》一書所提出的比較的和理論的構架來討論這一問題的著作。如果誰希望比本書更為深入地探索這一主題並且瞭解這一領域的最新發展，可以找到不少的文獻，包括雷•萊塞爾•布魯伯格（Rae Lesser Blumberg）的《分層：社會經濟和性別不平等》(Stratification:Socioeconomic and Sexual Inequality，1978)和夏洛特•奧凱利(Charlotte O'Kelley)的《社會中的女人與男人》(Women and Men in Society，1980)。這兩本書都廣泛而綜合地概括了現代人對從狩獵採集社會到工業社會的各種社會的研究，並且還提供了對社會主義社會中性別分層系統的有價值的討論。
現在還有一些資料較為細緻地研究了蘇聯社會中婦女的地位。它們包括：蓋爾•拉彼達斯（Gail Lapidus）的《蘇聯社會中的婦女》(Women in Soviet Society，1978)和威廉•曼德爾(William Mandel)的《蘇聯婦女》(Soviet Women，1975)。在以比較的框架為基礎而對美國社會中性別分層進行較為詳細的考察方面，有瓊•休伯(Joan Huber)和格倫納•斯彼茨(Glenna Spitze)的《性別分層：孩子、家務和工作》(Sex Stratification: Children, Housework and Jobs，1983)。在關於前工業社會中婦女地位的較為詳細的討論上，人們現在可以讀到艾斯特•博斯拉普(Ester Boserup)的《婦女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1970)；歐內斯廷•弗裡德爾（Ernestine Friedl）的《女人與男人：一個人類學的觀點》（Women and Men: An Anthropological View，1975）；以及馬丁•K.懷特(Martin K.White)的《婦女在前工業化社會中的地位》(The Status of Women in preindustrial Societies，1978)。
在寫作《權力與特權》時，性別分層問題是為社會分層的研究者們所忽視的。當時流行的功能主義作者的觀點稱，家庭是分層系統的基本單位，而婦女的地位是從她們所依賴的家庭中的男性家長(即她們的父親或丈夫)的地位中派生出來的。另一個不同的重要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它集中於將經濟上的階級確定為社會分層系統中的基本單位。這與功能主義的理論一樣，也極大地忽略了性別不平等在權力、特權與聲望分配中的作用。
《權力與特權》一書主要分析報酬獲得所依賴的各種資源，從而提供了一種理論構架，將注意力吸引到了作為社會不平等的基礎之一的性別差異(還有年齡差異)上。例如，在索引中包括了諸如“性別地位與報酬”“以性別為基礎的階級系統”“婦女，職業上的障礙”“婦女，在地位上的多樣性”，以及“婦女的地位”這樣一些多樣化的條目。這一理論實際上預料到了關於性別差異與社會分層的關係這一較新的思考方式。不僅如此，它還預料到了現在對婦女在經濟中角色多樣性的強調，而這種角色多樣性是她們的社會地位多樣性的(一種)主要決定因素(例如，Friedl；Blumberg)。但是，在預料後來婦女運動的復興以及它的各種成就上，這一理論是不成功的。
1984年英文平裝版序 / ⅹⅶ過去20年中，社會分層研究上的另一個主要進展是從對社會流動的研究到對地位獲得過程的研究的重大轉化。這一轉化是彼得•布勞(Peter Blau)和奧蒂斯•達德利•鄧肯(Otis Dudley Duncan)(1967)所發動的。在70年代中，社會學刊物裡有大量重複和擴展布勞和鄧肯最初工作的研究。這種研究的目的是要測量影響個人和群體的教育、職業和收入等地位的諸變量間的相對強度。
布勞和鄧肯的範式在這一研究領域中的問題的提出上引起了一種微妙的但重要的轉化。以前對社會流動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各社會的流動率，以及導致流動率差異和變化的各種原因，而新的地位獲得研究則集中於各社會中個人和群體的成就，以及對其起作用的各種因素。由於受到威廉•西威爾(William Sewell)和威斯康星大學的另外一些人(如Sewell，Haller和Portes，1969；Sewell、Haller和Ohlendorf，1970)的激勵，許多研究還把注意力集中到在地位獲得過程中的社會心理學過程上。
雖然很清楚，這條線索的研究使得我們對影響個人成就的社會心理過程的理解獲得了極大的進展，並且對於各類人群(例如，美國男性、美國女性、英國男性、英國女性等)的地位獲得中的許多決定性因素現在也都可以採用定量值測量了，但是依然不太清楚的是，這條線索的研究如何才能使我們更好地理解，是什麼樣的社會過程在塑造著個人和群體之間爭奪報酬和資源的社會環境。關於地位獲得的研究對宏觀社會學的最大貢獻大概是，它說明了現代工業社會中上一代人的地位優勢能在多大程度上傳給下一代人。當然，這是一個不小的貢獻，因為它澄清了分層理論所必須解釋的當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
更晚近以來，由於宏觀社會層次上的地位獲得範式解釋價值的局限性，一些研究者在新的方向上又有突破。基於二元經濟觀點的經濟學家們的工作(如Averitt，1968)，一些人(如Bibb和Form，1977；Beck、Horan和Tolbert，1978)指出，不同工業部門的工人所掙的工資有很大的差別。在通常是賣方控制的重工業中，由於需要巨大的資本總額，所以工人們的工資往往要比那些競爭性較高的輕工業中同類工人們的工資更高。
有些研究這一問題的人［如貝克（Beck）、霍蘭（Horan）和托爾伯特（Tolbert）］將他們的發現解釋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特有現象。但是，有理由對這一結論提出質疑。如前面所提到的，東歐的社會學家們(如Wesolowski，1979)稱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也有明顯類似的模式。這兩種社會的共同因素似乎是，在工業社會具有較高生產力和關鍵性的經濟部門中，工人們有著更大的討價還價的力量。對“資本主義”的美國和“社會主義”的波蘭加以比較，有些工業部門在兩個國家都處於優越地位，而另外一些部門都處於劣勢地位。如果認為這一現象僅僅是偶然巧合的話，那就是輕信到了極點。
回頭看一下在《權力與特權》最後一章提出的一般分層理論的修訂模型，我發現根據過去20年的研究和討論情況，我需要做的修改少得驚人。我肯定要保留這一原則，即分配制度的各個特徵是由常量和變量的相互作用所塑造的，我覺得令人失望的是，常量的作用在社會學中仍然普遍遭到忽視，儘管在具體的遺傳學領域和一般性的生物科學領域中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人們大概會認為，關於人性無限可塑的這種18世紀的老信念到現在可能已壽終正寢了。
在變量方面，我可做一些小小的修改，但第439頁此為原英文版頁碼，對應本書頁邊碼。下同——編者注圖上所表明的基本關系結構似乎仍然是正確的。首要的是，一個社會可利用的技術水平和採用這一技術所帶來的經濟、政治和人口學上的後果似乎仍是分層系統各個特徵的最有力的單個決定因素或決定因素組。
如果今天要重畫此圖，那我要做的一個修改可能會是加上一個箭頭，指出環境條件對社會技術發展水平的影響。基於前面所指出的理由，現在我很清楚，貝蒂•梅格斯(Betty Meggers，1954)、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1976)和其他一些人在這一點上是對的，即他們認為環境因素能夠限制，有時甚至完全阻礙超出一定範圍的固有的技術進步。
我還想要加上一個箭頭，指出政治制度對經濟制度存在著反饋。蘇聯類型的社會經驗清楚地證明了這類反饋不僅存在，而且還是重要的。
最後，如果我要重畫第439頁的圖，我會加上一個從社會類型到意識形態的箭頭。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就認識到的那樣，各個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並不是歷史或文化運動的偶然產物。相反，它們是其所處的社會制度的產物，尤其是技術經濟制度的產物。就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形式來看，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技術上先進的社會的產物，它們從來不會成為在較簡單的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這二者都是利用在技術先進的社會中才能出現的機會而提出問題和做出反應。相反，萬物有靈論和祖先崇拜這類意識形態則是由於簡單社會中缺乏現代工業技術，以及缺乏以技術為基礎的科學，因而其社會成員的信息來源很有限。然而，同時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意識形態對分配過程的影響往往要比439頁的圖更加間接一些。意識形態上差異的重要性主要在於它們能夠對政治精英產生影響，由於存在上述反饋因素，這種影響進而會對各個社會的經濟產生作用。簡言之，意識形態與社會類型的關聯程度要比我的模型所描繪的更加緊密一些。
過去20年的發展，使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確信，如我在《權力與特權》中所建議的那樣，宏觀社會學家需要發展出建立在一個較為一般化的理論基礎之上的各種特殊理論。功能主義者和其他一些人多年來一直試圖從一般理論直接跳到對單個社會和亞社會的系統的分析上，這是不令人滿意的。同樣，如果不以一般理論為基礎，只以解決某些具體問題為目的而建構一連串特殊理論，也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例如，關於集權社會、伊斯蘭社會、欠發達社會、城市社會的理論)。卡爾•馬克思、赫伯特•斯賓塞和其他許多19世紀的學者們在這一方面比大多數當代理論家更好地掌握了科學的要求。我們只能希望，今後越來越多的宏觀社會學家會認識到，一般理論是不能代替特殊理論的，正如特殊理論不能代替一般理論一樣。
在結束《權力與特權》這一新版的序言以前，我還應該提到，從事本書的寫作工作使得我對比較的和歷史的宏觀社會學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和持久的興趣。任何一個對這一方向感興趣的人，可以看一下最近一版的《人類社會》一書(Lenski和Lenski，1982)，或者我後來的其他著作。目前，我正從事一個專題研究，暫時命名為“生態進化論：原理和應用”(Ecological Evolutionary Theory：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在其中，我試圖以比在《人類社會》更為詳細的方式說明生態進化論的原理，並且指出這一理論如何被應用到一組高度多樣化的問題上，以及如何用它來提出一些甚至對專家們來說也不總是很明白的見解。
格爾哈特•倫斯基
1983年11月1984年英文平裝版序

1988年版中譯本序
1984年英文平裝版序

序言

第一章誰得到了什麼？為什麼會得到？
公元前的早期觀點
從保羅到溫斯坦萊的基督教觀點
從洛克到莫斯卡的近代早期觀點
功能主義者和衝突派理論家
正在出現的綜合
基本的爭論點

第二章人與社會
人性
社會的性質
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它們的關係
個人利益：它們的性質
社會利益：它們的性質

第三章分配製度的動力學
分配的兩個規律
分配製度中的差異情況
強力及其轉化
權利的統治
制度化權力的種類
政治週期
中間階級和權力的製度化
反作用
政權的垮台

第四章分配製度的結構
階級
種姓、等級、地位群體和精英
階級系統
公民權：一個具有潛在價值的資源
分配製度
對地位不一致的反應
回顧和展望

第五章狩獵和採集社會
狩獵和採集社會的共同特徵
狩獵和採集社會的差異特徵
分配制度的共同特徵

第六章簡單園耕社會
簡單園耕社會的共同特徵
分配製度的共同特徵
關鍵性的發展

第七章先進園耕社會
先進園耕社會的共同特點
分配製度簡介
造成在政治發展和不平等方面差異的原因
政體與不平等
統治者的權力
權力的其它基礎
強力、意識形態與效用
權力和特權的世襲傳遞
立憲制度及其約束

第八章農業社會（一）
農業社會：一個普遍類型?
農業社會的共同特徵
國家、統治者和社會不平等
執政階級
統治者與執政階級：多種模式及其原因

第九章農業社會（二）
侍從階級
商人階級
僧侶階級
農民階級
手工業者階級
賤民和墮落者階級
被遺棄者階級
圖解總結
地位群體
垂直流動
關於分配的公正性的一個註腳

第十章工業社會（一）
工業社會的共同特徵
基本趨勢的逆轉
逆轉的原因
政府的角色
統治階級：事實還是神話
政治的階級系統
財產的階級系統

第十一章工業社會（二）
業主階級
黨的官員階級
管理者階級
軍人階級
專業技術職業者階級
職員階級
銷售者階級
工人階級
農業者階級
失業者階級和奴隸勞動者階級

第十二章工業社會（三）
教育的階級系統
種族、民族和宗教的階級系統
以性別為基礎的階級系統
以年齡為基礎的階級系統
階級和地位一致性
垂直流動
階級鬥爭
公民權和再分配過程的複興
聲望分層
未來的趨勢

第十三章回顧與展望
對一般理論的再考察
再看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
未來的議程
參考文獻
人名索引
主題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