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天地玄黃－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

「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是錢理群教授橫跨二十年歲月寫成的當代知識分子精神歷史，分別寫共和國建立前、毛澤東時代及之後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選擇，呈現「起承轉合」結構，將知識分子的個體命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整體歷史交錯在一起。

一九四八年，正是兩個中國―所謂「新中國」與「舊中國」生死大決戰的時刻，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必須在歷史的大轉折中作出決定自己命運的關鍵時刻。

《1948：天地玄黃》就是記錄了一九四八年，圍繞各類知識分子的不同選擇而發生的極其複雜也極其豐富的社會、思想、文化、心理現像。

錢理群

當代著名學者，被譽為80年代以來中國內地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1939年生，21歲時被分派至邊遠地區貴州中等專業學校教書。文革後考入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讀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二十多年，於北大任教時因其獨立自由的思想與言論，一度被禁止作全校公開演講。他以研究魯迅、周作人等五四時期的現代文學而著稱，其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與精神的審察，深得海內外的重視。2002年北大退休後關注語文教育，同時從事現代民間思想史研究，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批判知識分子的標誌性人物。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總序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終於完稿，送到讀者手中，我特別欣慰，並有如釋重負之感。從1996年寫出第一部《1948：天地玄黃》，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傳》（現改題為《1977–2005：絕地守望》），第二部《1949–1976：歲月滄桑》又於2015年的此刻收筆，前後將近二十年。在這二十年間，外部世界相當喧鬧，中國與全球都發生了不少預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與學術，卻逐漸沉潛下來，沉到歷史與現實的深處，自我心靈的深處，寫出了我最想寫的東西。
我多次說過，我的學術研究帶有強烈的自救自贖的性質，「所有的學術探討，對外部世界歷史與現實的追問，都最後歸結為自我內心的迫問，對於自我存在的歷史性分析和本體性追問：我是誰？我何以存在與言說？」在上個世紀80年代，終於走上學者之路的時候，我最想追問的，也就是構成了從事學術研究的內在動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是怎樣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麼樣子，墜入了怎樣的精神深淵？我該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活得像個樣子？我到哪裏去尋找精神資源？我知道，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問題，而且是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1949年以後大陸知識分子的問題。要真正認清楚自己，就必須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歷史作一番清理和總結。因此，在80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時，我自己最為傾心的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這才是屬於我的研究領域，我的魂之所繫。
因此，從一開始，無論是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曹禺，還是研究「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都是在探討他們的精神發展史，試圖從中尋找精神資源，總結歷史教訓。到1997年，就提出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系列研究設想」。預計寫七本書：「（一）20年代：大學院裏的知識分子—以北京為中心；（二）30年代：文學市場中的知識分子—以上海為中心；（三）戰爭流亡中的知識分子—以西南聯大、魯藝（抗大）為中心；（四）一個特殊的年代（1948年）歷史轉折中的知識分子—從南京到北京的中心轉移；（五）50、60年代：國家體制下的知識分子—以黨為中心；（六）70年代：「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時代的知識分子—以毛澤東為中心；（七）80、90年代「處於歷史交匯點的知識分子—中心失落以後的無序狀態（即：1，重建「大學文化」的努力與困惑；2，落入商潮；3，面對國家意識形態、體制的修補；4，國際、國內大逃亡）」。
這個計畫顯然過於龐大，也過於完整了，具體操作起來，有相當的難度，就需要作一些調整。最後，就決定將研究的中心集中到共和國歷史時期，即書寫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這自然與我的「共和國情結」直接相關。可以說「當代中國」才是我真正興趣所在。歷史的研究也是指向當代的，我的魯迅研究的自我定位就是把魯迅資源轉化為當代思想文化教育資源，充當聯接「魯迅」與「當代中國」的橋樑。研究當代知識分子精神史也更能體現我的自我反省、反思的意圖。
於是，就有了這部「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寫作。這同時是我的「共和國歷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我要講四個故事：毛澤東和黨的故事（《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歷史的另一種書寫》），民間思想者的故事（《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我自己的故事（《我的精神自傳》，《我的家庭回憶錄》，《一路走來：錢理群自述》），最後是這「三部曲」所講的知識分子的故事。此書一出，我的共和國研究也就基本畫上句號了。
這三部曲是自有一個「起承轉合」的結構的。《1948：天地玄黃》，寫共和國建立前玄黃未定之時，知識分子對新中國的想像與選擇，是其「起」，未來中國的許多基本命題（觀念、體制、心理、話語方式等等），都已孕育其中。《1949–1976：歲月滄桑》寫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是一個「承轉」即展開的過程，其中的核心是知識分子的「改造」與「堅守」。而以《1977–2005：絕地守望》作「合」，則是煞費苦心的。不僅有操作層面的考慮：要寫後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選擇，會涉及許多還健在的知識分子，不如就寫自己；更有更內在的原因：其實，我在講知識分子的故事時，自己已經隱含其間：我是以自己的歷史與現實的感受、生命體驗去觀察、描寫的，就需要最後現身，用自己在陷入「絕地」以後的反省，反思，來為整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作一個「總合」，即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以便「守望」住知識分子的本分。因此，我十分看重在書中所提出的六大問題：「知識分子自我獨立性與主體性問題」，「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問題」，「關於啟蒙主義的反思」、「關於理想主義的反思」，「關於思想與行動關係問題」，「自然人性論與個人主義問題」，這都是我從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考察、研究裏，提煉出的知識分子基本思想、精神命題，這裏既有我們當年落入改造深淵的陷阱，更有歷經滄桑又必須堅守的東西。這背後可能還有相當大的理論提升的空間。我只能提出初步的思考，借此對自己的一生作個交代，即「多少明白了一點以後再去見上帝」。同時，也是我最想留給年輕一代和後人的帶血的思想結晶：我們只能「守望」，而他們更應該有新的開拓。這就是我近年不斷說的話：「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後，將我的祝福送給年青的朋友。」
2015年4月20日

楔子
一、面對轉折―1948年1、2月
二、南方大出擊―1948年3月
三、校園風暴―1948年4、5、6月
四、詩人的分化―1948年6、7月
五、批判蕭軍―1948年8月（一）
六、朱自清逝世前後―1948年8月（二）
七、胡風的回答―1948年9月（一）
八、「新的小說的誕生」―1948年9月（二）
九、戰地歌聲―1948年10月
十、北方教授的抉擇―1948年11月
十一、南下與北上―1948年12月
不算尾聲
年表（1946–1949）
我怎樣想與寫這本書―代後記
再版後記
香港版後記

一、面對轉折—1984年1、2月

 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衝擊波—《人民日報》傳出的信息—蔣介石的元旦訓詞—《文藝先鋒》宣布的官方文化政策—《大公報》和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信仰

1946年11月16日，國共談判破裂，周恩來離開南京前夕招待中外記者，慷慨陳詞，預言「我們不久就要回來」。從那時起，就有不少人每夜通過無線電台，尋找「北方的聲音」。開始還限於親共分子，後來範圍就愈來愈廣，許多國統區的老百姓都習慣於根據「北方」的消息來判斷時局。
1948年元旦一清早，就有人暗暗傳播着昨夜新華社廣播的、據說今天將在中共的《人民日報》（此時報社還設在晉察冀邊區所在地的武安）正式發表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的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言論相對自由的香港，在茶館酒肆以至電車上，人們都公開地談論着毛澤東先生的這篇文章，並不掩飾自己的或興奮或沮喪或惶惑的反應。五十年後，我們找到了這張顏色已變灰黃的報紙，探尋當年引起震撼的原因。震源大概就在毛澤東宣布了一個國民黨政府竭力想否認卻又掩飾不住的事實：經過17個月的較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得到美國支持的蔣介石數百萬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己轉入了反攻。而毛澤東由此引出的判斷（毋寧說他指出的事實）卻足以石破天驚：「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捩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捩點。」
毛澤東的文章就這樣把一個無可懷疑的歷史巨變與轉折，由此引發的將是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我們所要着重討論的文學藝術的巨變與轉折，推到中國每一個階級、黨派、集團，每一個家庭、個人的面前，逼迫他們作出自己的選擇，並為這選擇承擔當時是難以預計的後果。1948年也因此永遠深埋在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一切中國人（不論當時他們的年齡有多大）記憶的深處，並為後代人所注目：今天人們所關注的也正是那時不同集團與個人（本書所着重的是以作家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與個體）的選擇與後果。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把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看作是作為主導者與勝利者的一方對這一終於到來的歷史巨變所作的反應與選擇。選擇是明晰而不容置疑的：「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應該力爭不間斷地發展到完全勝利，應該不讓敵人用緩兵之計（和談）獲得休息時間，然後再來打人民。」1元旦這天的《人民日報》報頭的新年祝詞：「敬祝革命戰爭和土地改革徹底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所表達的是同一意思。這一選擇理所當然地為與中國共產黨有着同樣信仰，或將中國的希望寄託於他們身上的知識分子所欣然接受； 茅盾在發表於1948年1月1日《華聲報》上的文章中即表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業，這次必須一氣完成，我們要有決心。革命事業如果為了缺乏決心而不能在我們這一代徹底完成，而使後一代的仍須付出巨大的代價，那麼，我們將是歷史的罪人，我們是對不起我們的子孫的！」他因此而祝福：「將革命進行到底，讓我們的兒孫輩不再流血而只是流汗來從事新中華民國的偉大建設！」2 這裏所表達的是這樣一種觀念：為了「新中華民國的偉大建設」，也即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這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夢想），人們可以付出一切代價，包括千百萬人的犧牲。正是這樣的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理想，使許多知識分子在這歷史的關頭選擇、接受了革命。另一方面，在接受必要流血的革命的同時，卻希望這是最後一次流血，這又是典型的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他們不懂得，接受了一次流血，就必會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流血。
最激動人心的恐怕還是毛澤東文章的結束語：「只要我們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信任群眾，緊緊地和群眾一道，並領導他們前進，我們是完全能夠超越任何障礙和戰勝任何困難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現在是全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全世界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主義走向勝利的歷史時代，曙光就在前面，我們應當努力。」這是典型的毛澤東的歷史樂觀主義：堅信真理在手，贏得群眾多數，掌握歷史必然性，只要有了這樣的精神力量，就將無往而不勝。儘管當時不少知識分子並不習慣於這樣的毛澤東式的話語與思維邏輯，但他們仍被那內在的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這些本是知識分子的天性—所吸引。更重要的是，它給中國人民及知識分子展現了這樣一個前景：經濟落後、物質匱缺的東方民族國家，可以依靠精神力量的優勢，克服一切困難，戰勝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這對於近百年來備受列強侵略、凌辱的中國人民，特別是他們中民族情緒最為強烈的知識分子，更是具有超乎一切的吸引力。何況毛澤東的論斷有強有力的事實作依據：戰場上無可懷疑的勝利彷彿也就理所當然地證明了指導戰爭的意識形態的絕對正確與無敵。在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看來，這是一個必然邏輯；但後人卻從中看到隱隱綽綽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歷史觀3。當事人在陶醉於這樣的必然邏輯時，又很容易將其推向極端，產生對體現必然性的絕對真理及其現實代表（人民政黨、軍隊、政權）的崇拜。一些本來就好走極端的知識分子尤其容易如此。1948年1月1日出版的《野草》叢刊第7輯發表的郭沫若的文章甚至聳人聽聞地提出了「尾巴主義萬歲」的口號， 要求知識分子「心安理得地做一條人民大眾的尾巴或這尾巴上的光榮尾巴」。他後來又寫文章進一步發揮，強調對「人民至上」這類「絕對真理」必須「唯唯諾諾」，「毫無保留地不鬧獨立性」。當有人懷疑會因此而失去知識分子應有的獨立自主時，郭沫若回答說：「對於人民解放的運動，革命程式的必然，科學真理的規範，要發揮『獨立自主』性，那就剛剛流而為『獨裁專制』了。」4 這是一種真理崇拜的邏輯，對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以追求真理為己任的知識分子也是有吸引力的，至少言之成理，但放棄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權利的危險也正預伏於其中了。
在自認為服膺了真理以後，一些知識分子開始自覺不自覺地以進步者自居，將與自己有不同觀點與選擇的異己，輕則視為落伍，重則看作真理的叛徒，進而扮演起真理捍衞者的角色，對異己者大加討伐：這大概也是知識者的通病。元月3日下午，一群已離開了學校的中山大學師生在海邊的一幢洋房的四樓舉行新年團拜，特請郭沫若作了一個題為〈一年來中國文藝運動及其趨向〉的報告。郭沫若在強調要「在毛澤東先生的號召下努力建立人民文藝」的同時，一口氣指控了四種據說是「反人民的文藝」，即他所說的「茶色文藝」、「黃色文藝」、「無所謂的文藝」與「通紅的文藝，托派的文藝」，並第一次點了沈從文、蕭乾等人的名字，而以蕭乾為最「壞」。他宣布，對這些「反人民的文藝」「應予消滅」，即使是作為「文藝上的所謂中間路線」的「無所謂的文藝」，「可能時應開導，爭取，否則則予以揭穿」，同樣難逃「消滅」的命運。郭沫若毫不回避：「要消滅他們，不光是文藝方面的問題，還得靠政治上的努力。」5 這是第一次按照「非紅即白，非革命即反革命，非為人民即反人民」的邏輯，把作家、知識分子分為勢不兩立的兩大陣營，並要求借助政治的力量消滅對方。人們不難注意到新的時代主題詞（「改造」與「批判」），新的哲學（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以及與之相應的話語方式（斬釘截鐵，黑白分明，高屋建瓴，氣勢磅礴⋯⋯），在歷史轉折的1948年伊始，即已伴隨着勝利的事實與由之引起的狂喜而悄悄產生。在歷史的當時是作為正題而提出，並被愈來愈多的人們所接受，內在危機的暴露則在邏輯與歷史的展開中，這是需要時間的。
在對南方香港的幾家由中共領導的報刊上的郭沫若等領袖人物的文章略作考察以後，我們的注意力還是回到北方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來。1948年初的《人民日報》集中精力於新老解放區的土改與整黨宣傳，很少有本書所關注的思想文化與文學藝術的報導。因此，1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中央局宣傳部頒布的《晉冀魯豫統一出版條例》引起了我們的特別興趣。「條例」明確規定對各種刊物、書籍實行「黨委審查制」，「取締宣傳資產階級腐朽制度及文化」的讀物，「克服目前出版工作中的投降主義、自由主義、單純營業觀點」。2月11日發表的黨的領導人彭真〈改造我們的黨報〉的講話，強調「報紙的每一句話，每一篇文章，都是代表黨委說話，必須是能夠代表黨的，它不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報紙」，也值得注意：其適用範圍自然不止於報紙。人們或許會聯想起周揚幾年前說過的一段話：「在新社會制度下，現實的運動已不再是一個盲目的、無法控制的、不知所終的運動，而變成了一個有意識有目的有計畫的工作過程。」6 看來這恐非虛言：一個對意識形態（包括文學藝術）進行嚴格控制、統一計畫管理的體制正在建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