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恩人群像錄

彭明敏 黃昆輝 歐瑞耀
感動推薦

你所不知的台灣故事
不為人知的台灣俠義史詩

台灣的外國恩人群像錄
不只是對台灣前輩們的回憶
也是致敬

記述這些外國恩人的義行事蹟，其實也是做為一個台灣人的人生自我追尋――盧世祥

本書所介紹的人物當中，有幾位是我的救命恩人，當時被暗殺之可能迫在眉梢，他們跟時間競賽，想盡巧計使我脫出台灣（請看拙著《自由的滋味》《逃亡》，宋重陽著《台灣獨立運動私記》，唐培禮著《撲火飛蛾》），他們出於正義感與慈愛之心，為了我的安全冒險營救，也有外國國會議員在國會中暴露台灣國民黨獨裁專制的真相，在國際上對國民黨政府加以施壓，也有發表文章關懷這些被害者，盧世祥先生也把這些鮮為人知的人寫出來， 將上面這些人稱是「台灣的恩人」再適當不過。――彭明敏

盧世祥先生是一位可敬的資深媒體人，他提醒國人莫忘懷德感恩，特廣蒐史料，編撰「台灣的恩人群像錄」，分別介紹醫者、啟蒙者、探索者、介紹者、救援者、民主促進者及記錄者七大類恩人；他生動、精準地描述這些恩人為台灣這片土地和人民無怨無悔地犧牲奉獻的感人故事；也為我們這些當代的台灣人，尤其是年輕的世代，提供了解自己生長的土地與其發展的過程，培養台灣主體意識的好教材。――黃昆輝

讀世祥兄由生態保育方面，寫了多位恩人對台灣保育的啟蒙與貢獻，他們將生態保育視為一生志業，積極行動，他們是台灣最可貴的友人，也是台灣的恩人。讀本書，感觸良深， 特別向早期的鳥人，致最大的敬意，並樂共同奮進。――歐瑞耀

《台灣的恩人群像錄》因此是個人追尋「我從哪裡來？」「我是誰？」的再度嘗試。本書所記述的，是台灣從十九世紀中葉向外開放之後，曾經在各方面協助台灣的外國人士，從馬雅各、馬偕等傳教士寫起，描述這些和台灣原本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外國人，出自各種理想，以各種方式，扮演不同角色，對台灣無私地奉獻。――盧世祥

盧世祥，一九四九年生台灣高雄市出生，父母是台南市安平人。

高雄中學畢業，台灣大學學士、政治大學碩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碩士。

歷任新聞機構記者、編譯、採訪主任、編譯主任、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常務董事、常駐監察人、執行長、董事長、顧問；並先後兼任教職於文化學院、台灣大學。

著作：
《做餅的人生 明天有夢》（合著，2001）
《台灣的卓越》（合著，2006）
《構築台灣夢》（2007）
《新聞公害與傳播倫理：不要被媒體牽著鼻子走》（2008）
《從哈巴狗變瘋：台灣媒體亂象紀實》（2008）
《台灣紳士許遠東》（合著，2010）
《李遠哲與台灣首次政黨輪替》（2013）
《多桑的世代》（2015）

〈推薦序一〉俠義的史詩故事　⊙彭明敏

我的祖父彭士藏，是台灣歷史上台灣人最早改信基督長老教者之一，其後成為傳教士，也是台灣人最早從事這種工作者之一。

所以在我家，經常在談論中提到外國傳教士的名字，什麼「牧師」或什麼「姑娘（Ko-Niu）」（當時我們對西洋女傳教士用這種稱呼）。

我小的時候雖然沒有看過「牧師」或「姑娘」，對他們有一種神秘的尊敬，長大以後才知道他們一生奉獻於台灣，完全認同台灣，融入台灣人的生活，講流利的台灣話，將聖經以羅馬字翻譯作台灣話，除了傳教以外也為了台灣人的教育、醫療和衛生有說不盡的幫助，現在盧世祥先生將他們的生涯重新發掘介紹，非常有意義。

本書所介紹的人物當中，有幾位是我的救命恩人，當時被暗殺之可能迫在眉梢，他們跟時間競賽，想盡巧計使我脫出台灣（請看拙著「自由的滋味」「逃亡」，宋重陽著「台灣獨立運動私記」，唐培禮著「撲火飛蛾」），他們出於正義感與慈愛之心，為了我的安全冒險營救，尤其是唐培禮牧師受國民黨誣陷，正式通知美國國務院其為恐怖份子，國務院官僚未調查真相就成案，使唐培禮牧師十幾年都拿不到美國護照無法出國，他沈默不語，不埋怨，也不讓我知道，我十幾年之後，才偶然發現這個事實，衝擊極大，他這樣受冤，從不辯解，如此高尚人格非普通人所能達到，時光飛逝，我常自憾拙於言己，自責未充分向這些恩人言謝（其實心中的感謝極深，言不盡的）。近半世紀過去了，當事人都老了，一個個離世了，不久將全部不在了。但願這一動人的俠義故事，將在台灣史上永久留作可歌可詠的史詩。

在國民黨政府戒嚴和恐怖統治的時候，一些人包括我本身，因為思想不同備受國民黨迫害，成為所謂「政治犯」。當時台灣社會把「政治犯」視為可怕的瘟疫，至少是異類，不論朋友或親屬都避之而唯恐不及，怕被連累，遑論一般社會人士。「政治犯」被恐懼、被隔離、孤立無援，被視為社會的污穢。在這種氣氛之中敢公開或秘密的幫助「政治犯」者極少；需要無限的勇氣和無比的慈愛心，盧世祥先生也把這些人介紹給台灣人，他們有的是傳教士，有的是勇敢的外國人，他們有堅強的民主信念，社會正義感，願意冒自己生命和安全，伸出援手。

也有外國國會議員在國會中暴露台灣國民黨獨裁專制的真相，在國際上對國民黨政府加以施壓，也有發表文章關懷這些被害者，盧世祥先生也把這些鮮為人知的人寫出來， 將上面這些人稱是「台灣的恩人」再適當不過。

盧世祥先生使一般台灣人認識了這些恩人，這個工作本身也是對台灣社會是一重要的啟蒙，在這裡重新對這些「台灣的恩人」表示最深的敬意，也對盧世祥先生的努力表示最深的謝意。

〈推薦序二〉台灣的恩人　⊙黃昆輝

台灣，歷經不同的外來政權接續專制統治數百年，最後能夠掙脫貧困與欺壓，走向民主、自由、開放與繁榮，躋身民主國家之林。這個發展成果得來不易，是我們歷代先賢、先人流血流汗、犧牲奮鬥打拚出來的。不過，在打拚的過程，曾獲得各國義士多方協助，才能克服萬難，走到今天的地步。

這些義士，都是我們台灣的恩人。

盧世祥先生是一位可敬的資深媒體人，他提醒國人莫忘懷德感恩，特廣蒐史料，編撰「台灣的恩人群像錄」，分別介紹醫者、啟蒙者、探索者、介紹者、救援者、民主促進者及記錄者七大類恩人；他生動、精準地描述這些恩人為台灣這片土地和人民無怨無悔地犧牲奉獻的感人故事；也為我們這些當代的台灣人，尤其是年輕的世代，提供了解自己生長的土地與其發展的過程，培養台灣主體意識的好教材。昆輝有幸拜讀，深受感動，也有若干心得。

十九世紀中葉，基督教與天主教傳教士相繼來台傳教；伴隨宣傳福音，展開行醫與興學工作。其中，以馬雅各、馬偕及蘭大衛父子分別在南、北及中台灣行醫傳教的故事最為感人。他們引進西醫，免費醫治「艱苦人」；並樹立了耶蘇「洗腳精神」的謙卑服務理念。教會興辦的學校包括神學院、中小學、特殊學堂及識字班，不但減少文盲，更引進西方現代文明和科學知識，扮演「啟蒙」的角色，奠定台灣其後發展的基礎。直到今天，「教會醫院」和「教會學校」在台灣的杏林與杏壇仍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二十世紀下半葉，台灣歷經另一段追求民主與自由的奮鬥過程。盧先生忠實地記錄國際正義人士與團體如何積極奔走救援因爭取民主自由而成為政治犯的鬥士。其中，又以描繪唐培禮、唐秋詩、宗像隆幸及阿部賢一，四位外國義士協助彭明敏教授突破監控、變造護照、易容變裝，逃離台灣的過程，有如電影情節，最為動人。而台灣最後能夠解除戒嚴，脫離白色恐怖；進行國會改選、總統直選，具備一個民主、自由國家的基本條件，則不能不歸功於長期關注、支持台灣的美國國會四劍客：甘迺迪、裴爾、索拉茲及李奇議員。他們持續呼籲台灣政府廢除戒嚴令，聲援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政治民主與社會自由，是台灣最大的發展成就與驕傲。

馬偕的「福爾摩沙紀事」與史蒂瑞的「福爾摩沙及其住民」，「探索」台灣的自然景觀與動植物，觀察人文活動與種族特性，至為用心，觀察入微。葛超智的「被出賣的福爾摩沙」和多篇論文忠實地「記錄」台灣人民為民主自由打拚的過程。此外，史侯、甘為霖、伊莉莎白等則把台灣「介紹」給歐美各國。

讀完「台灣的恩人群像錄」，不能不感慨：在十九世紀，外來人士都把台灣稱為「福爾摩沙」（美麗之島），也真心愛這片土地；但反觀當時的滿清政府卻視之為「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的蠻荒之地。到了二十世紀，台灣的學生對中國的歷史、地理可倒背如流，但對自己生長的土地卻相當陌生。目前，此一現象雖已稍為改善，但似乎做得還不夠。

盧先生在書中也提出我們可以向恩人表達感恩的各種方式，都相當具體可行。昆輝覺得感念恩人，就要學習他們的典範，發揚他們的精神。首先，身為台灣人，就要愛台灣，就要多了解自己生長的這塊土地和她的發展歷史。其次，我們雖已號稱民主國家，但實際上，國人的民主素養和法治精神仍嫌不足，尚待提升。最後，我們國家已發展到相當的程度，行有餘力，就應多關懷、協助其他需要扶助的國家與人民。

 

一個台灣記者的感恩之旅
光陰似箭，個人從事新聞工作已超過四十年。一九七○年代中期，在研究所念了一學期之後，一位新聞界前輩的老師告訴我，新聞研究所沒什麼好學的，若真有心當記者，應到新聞機構從實務中學習。就因如此，我從經濟記者開始，半工半讀，在學校、採訪現場和報社之間忙碌；後來去美國又回台灣，在新聞工作中觀察、學習良多，深深同意「新聞是迷人的工作」這一前人說過的話。

我的新聞工作生涯，十分幸運，遇到許多貴人。新聞工作的記者、編譯、編輯、主筆都歷練過，曾有幸擔任主管，而服務機構也從平面、電子媒體到業界的基金會，並一度在大學母校兼任教職，如今仍在新聞線上，且樂此不疲。

隨著接近可寫回憶錄的年歲，回顧過去，充滿感恩之心，深覺應把握時間，不僅從新聞工作中繼續學習成長，也要積極彌補以往因忙於日常工作而未能吸收的知識與常識盲點，並寫下探究與觀察的結果。

我的感恩，除了因個人的際遇，也出自一個台灣人觀察大環境而生的心情。我在戰後出生，屬於所謂「嬰兒潮」的世代，父母勤儉持家，重視孩子教養，我又是九個孩子的老七，因而在不富裕的家境中，沒吃過太多苦。但在小學階段，家住高雄市苓雅寮過田仔的牛稠仔聚落；牛稠仔是勞動人民、牛隻、牛車聚集地，人情濃郁的庶民鄰里。在汽車還不普及的一九五○年代，高雄港碼頭及一般短程貨物運輸以牛車拖運，牛稠仔是拖牛車工人的聚居之地，左鄰右舍都是附近高雄碼頭、唐榮鐵工廠駛牛車和當地工人的普羅家庭，孩子們多以伯叔姑姨稱呼鄰居長輩，雞犬相聞，相互扶持；聚落還有一家布袋戲院，孩子們常在散戲之前，免費「撿戲尾」。

從牛稠仔的童年，一般人生活清苦的年代起，我經歷了台灣經濟、社會、政治的重大改變。以生活情況為例，牛稠仔不是家有廁所，小學同學有不少人赤腳上學；苓雅寮的最高建築物是「三層樓仔」，鹽埕鬧區才有「五層樓仔」的百貨公司；高中時期第一次坐火車從高雄到台北，每站都停的慢車要超過十小時；在那個戒嚴時代，愛河兩岸晚上十一點起實施宵禁，人車不得往來；高雄港區高牆聳立，岸壁（碼頭）與外隔絕，親水城市虛有其表。

社會上，戒嚴的烏雲籠罩，人民動輒得咎，庶民生活遭殃。在學校，「國語」唯我獨尊，說母語要打手心、罰錢、遭羞辱；學生禁長髮，男生理「和尚頭」、女生一律「清湯掛麵」；教官要學生「入黨」，而國民黨是唯一選項。文化上，禁歌、禁書、禁（電影）片有如家常便飯；黨外雜誌動輒封殺，報紙最多三大張，新報紙不准辦，新聞有禁區，「蔣總統」是神一般的偉人。小學時，同班同學父親從火燒島回來，正直、木訥的工人如何會是「思想犯」而被抓去關了好幾年，在我心中一直是個問號。初中時，在週記上抄了一段批評孔子的文字，幾天後週記發下來，那一頁被完整撕去，訓導主任還要父親去一趟學校「喝咖啡」。

一九八○年夏天，我第一次去美國，大城市的摩天大樓之外，還看到家家有汽車、冰箱，上班族夏日可出國度長假，身材有如肉球那樣的胖哥胖妹滿街走，深感這真是一個富裕社會。幾年後我在紐約工作，不僅體會自由而夠水準的新聞界對民主社會極其重要，也見識了《紐約時報》及包括公共電視網（PBS）、ABC、CBS、NBC等新聞機構的專業與倫理；特別是《紐約時報》，我一直認為是全球最好的報紙。所有這些，如今在台灣，上述富裕社會的現象已大致實現，媒體也很自由，只是在專業、倫理方面的長進不大，台灣民主政治也因此不甚理想。

台灣歷經艱苦萬難，走向經濟富足、政治民主、社會開放，當然要歸功全體人民的積極打拚、流汗流血、前仆後繼、奉獻犧牲。在此過程，也得道多助，受到國際社會在經濟、人權、安全及道義的支持。這些外來的支援協助，讓台灣人民一路走來，得以克服困難險阻，更有氣力向目標與理
想前進。來自國際社會的協助，除了以美國為主的政府和國際機構，還有許多外國人士，以各種方式幫助台灣向前行。

二○○八年，一項「國際救援與台灣民主發展」國際研討會在台灣人權景美園區舉行，這是早年審理關押政治犯、重刑犯和軍事犯的看守所。在研討會現場，一九七○年一月協助彭明敏教授脫離台灣的唐培禮（Milo Thornberry）、宗像隆幸、阿部賢一等人現身說法，從各自角度回顧當年協助彭教授的經過與對台灣民主的期勉。他們的見義勇為、崇高人格和當天談話的謙卑態度，讓在場聆聽的我，大受感動，敬佩不已。

彭教授一九六四年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被以叛亂定罪。在蔣介石政府假釋、但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的軟禁中，他卻神奇地從台灣出走，一路抵達北歐瑞典斯德哥爾摩，獲得政治庇護；事後各種傳言臆測紛紜，是戒嚴時代的一大傳奇事件。

從大局來看，這三位國際義人挺身而出，所幫助的其實不只是彭教授一人；他們所開啟的國際救援成功案例，正是鼓舞台灣，最終掙脫專制、邁向民主所不可或缺的偉大力量。他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對抗不公不義政權，不僅需要過人的勇氣，具備高超的鬥智能力，且在成事之後，不伐其能，默不居功；甚至有如唐培禮，竟遭自己的政府長年無端限制自由。他們智、仁、勇兼具，身體力行，展現了人性極其崇高的一面。

出自對他們的敬佩和感恩，身為經歷從威權到民主自由過程的台灣新聞工作者，自認應把曾經幫助台灣的外國人士義行事蹟，盡我所知，整理記述。後來，我有幸認識唐培禮和一起協助彭教授逃亡的唐秋詩（Judith Thomas），也與宗像再見過面，對他們瞭解越多，為外國恩人寫作的心意，更為強烈。正因如此，這本《台灣的恩人群像錄》第一章，就從此一傳奇而動人的事件寫起。

外國人士對台灣的貢獻，當然不僅於人權或政治層面。一九七○年代末期，在與內人的蜜月旅行途中，行經花東縱谷，我們於山區遇見一位神父，他傳教兼行醫，說得一口流利的台灣母語，長年服務窮鄉僻壤的台灣原住民。這一外國人士的可敬身影，一直留存在我們兩人的美好記憶之中。

記述這些外國恩人的義行事蹟，其實也是做為一個台灣人的人生自我追尋。

像我這樣戰後出生的台灣人，從小在黨國掌控的體系之下受教育，屬被洗腦的一代。我的求學過程順利，算是好學生；好學生不是壞事，但也可能顯示被洗腦的情況相對嚴重，腦中裝滿「獨尊
中國、貶抑台灣」的大中國意識形態，且表現於日常生活言行。

以地理常識來說，年輕時我對中國地理如數家珍，卻難以列出台灣從北到南的山脈、河流及族群人文分佈。初中階段，我們許多同學就對從「北平」（不能稱「北京」，因為那是「共匪」用語）經上海到廣州要搭哪一線鐵路，十分熟悉；東西向的隴海鐵路經過中國哪些省份與大城市，我們也可倒背如流，儘管同學們從來不可能有人去過中國。

歷史教育更嚴重，學子慘遭外來政權的大中國史觀霸凌。以中國史為例，從國小起，就是必修課（上課加月考、期考）。後來我雖因保送初中不必為準備升學考試而苦讀，上了初中仍有以中國史為主的歷史課程，考高中時又從頭詳讀加背誦一次。高中三年，中國史又來了，且因大專聯考我選丁組（社會科學及商學科系），中國史又大大折騰一番。考上大學，中國通史是我們大一的共同科目，如此又讀了一年。總計從小學到大學，上課加考試，一再重複強記的中國史，花了我好幾年青春歲月。

相形之下，對台灣這片土地及人民的歷史，我們毫無探究與基本瞭解的機會。教科書上的台灣史，不論鄭成功王朝或清代台灣，都遭從中華帝國角度出發的史觀排擠，既簡略又邊陲；攸關台灣現代化的日本時代種種，絕少著墨，僅有的也是強調抗日部分。即使二戰之後台灣，篇幅也很少。

在這種教育體制之下，我那一代台灣人從小腦袋被植入大中國晶片，「置身台灣，如在中國」，反而對自己生長之地的感情連結薄弱淡漠，甚至輕蔑。

兩年多前，《多桑的世代》出版，我在書中描繪受過日本教育的戰前台灣人世代，包括六位我認識的「多桑」與「卡桑」。從小到大，我一直以「多將」（とうちゃん）稱家父，以「卡將」（かあちゃん）稱母親。寫《多桑的世代》，是個人追尋「我從何處來？」「我是誰？」的一次嘗試。

年輕的時候，就常自問︰我是誰？為什麼在宇宙如此浩瀚的時間與空間，我會來這一趟人生？我從何而來？這一疑問，每當仰望星空時，就特別強烈。這一問題，有如法國印象派大師高更（Paul Gauguin）一八九八年經典畫作的標題：《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D’oùvenons-nous? Que sommes-nous? Oùallons-nous? ）。其中，「我們向何處去？」是宗教家和哲學家才好回答的大哉問，非個人能力所可論斷；但「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至少在一定的範圍，是可追尋的問題。在個人的層次，我的問題因此是：「我從哪裡來？」「我是誰？」

撰寫《多桑的世代》時，把我家的「卡桑」寫進去，主要是要求自己追尋「卡桑」的一生，試圖瞭解她所經歷過的日本時代，兼以探究雙親所來自的故鄉安平，那原是「台灣」這一地名的起源。那次寫作，儘管有好友告訴我，在六位書中人物，我家「卡桑」寫得最有感情，但我仍自覺寫得「離離落落」。事實上，相較於家母，我更無力寫家父，不僅他較早仙逝，主要仍是自己覺悟太晚，日本時代的家族相關資訊已難完整蒐尋。

《台灣的恩人群像錄》因此是個人追尋「我從哪裡來？」「我是誰？」的再度嘗試。本書所記述的，是台灣從十九世紀中葉向外開放之後，曾經在各方面協助台灣的外國人士。由傳教士所揭啟的這一歷史新頁，從清治末期到進入二十世紀，是台灣邁向現代社會的開端；一直到二十世紀末葉，台灣終於成就經濟富足、政治民主、社會開放。黨國體制之下教科書所輕描淡寫的這段台灣歷史，在為準備書寫《台灣的恩人群像錄》的探究和搜尋資料過程，做為台灣記者的自己，希望能有較深入而周全的瞭解。

從而，《台灣的恩人群像錄》從馬雅各、馬偕等傳教士寫起，描述這些和台灣原本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外國人，出自各種理想，以各種方式，扮演不同角色，對台灣無私地奉獻。

必須強調，在近一個半世紀的這段台灣歷史中，日本時代的許多日本人對台灣貢獻良多，影響及於今日，但在《台灣的恩人群像錄》中並未把他們列入。例如，有「嘉南大圳之父」尊稱的八田與一，對台灣土木水利工程現代化的貢獻至大，令人敬佩；而其妻子外代樹以身殉夫，備極動人。不過，由於八田是日本政府的一部分，並非和台灣無直接利害關係的外國人士，故不在《台灣的恩人群像錄》的寫作名單中。同樣的，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時期不乏對台灣貢獻良多者，也不在本書的「台灣的恩人」之列。

對「台灣的恩人」如此界定，既出自作者的選擇與判斷，也受制於自己有限的知識和見識；可以想見，「台灣的恩人」絕不只於本書所列出並描寫的外國人士。因此，如能經由本書的拋磚引玉，讓更多有識之士從不同的領域書寫並介紹更多「台灣的恩人」，一起讓國人感念這些外國人士為我們這片土地和人民所貢獻的動人事蹟，有助台灣在各項挑戰中奮力向前行，正是作者的基本期盼。

我長年從事新聞工作，盡力為這片土地及人民忠實做紀錄，是一個記者的基本職責；尤其像我這種戰後出生、經歷外來政權洗腦的世代。我新聞工作的典範王景弘先生曾以此相勉：「各盡努力，在自己能力所及範圍內補充被外來政權刻意摒棄或迴避的台灣歷史大小故事，對上一代及下一代都是有意義的交代。」這本書因此是一個新聞記者向歷史學習、嘗試善盡台灣記者本分的寫作報告。

本書承彭明敏教授、黃昆輝教授、歐瑞耀會長三位我所敬重的長輩賜序，感激不盡。內人金萱是我的第一位讀者，感謝她的細心、耐心和體貼。當然，書中所有誤謬，都要由作者本人負責，並期待各方指教。

本書出版之時，適逢唐培禮牧師去世一周年，謹以本書獻給已承天主寵召的這位台灣恩人，並向歷來所有台灣的恩人致敬。

 

〈推薦序一〉俠義的史詩故事　彭明敏
〈推薦序二〉台灣的恩人　黃昆輝
〈推薦序三〉對台灣前輩的回憶　歐瑞耀
自序　盧世祥

第一章 台灣的恩人（引言　彭明敏出逃經過　唐培禮 唐秋詩 宗像隆幸　阿部賢一 有如觀音菩薩的七種恩人化身）

第二章 醫者（馬雅各　馬偕　蘭大衛父子　天主教靈醫會瑞士白冷會　譚維義　甘惠忠）

第三章 啟蒙者（甘為霖　巴克禮　馬偕 白話字）

第四章 探索者（馬偕　史蒂瑞史　溫侯　福鈞　韓爾禮　佛里 謝孝同）

第五章 台灣的介紹者（甘為霖　巴克禮牧師娘　連瑪玉　達飛聲 唐能理）

第六章 救援者（郭佳信　三宅清子　梅心怡）

第七章 民主促進者（甘迺迪　裴爾　索拉茲　李奇　克拉克）

第八章 記錄者（葛超智　柯普蘭　家博）

第九章 感恩

參考書目

第一章台灣的恩人

「面對邪惡保持沉默，本身就是邪惡。上帝不會認為我們是無罪的。不講話，也是一種講話；沒有行動，也是一種行動。」—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

二○一六年六月十七日上午，陽明山麓的台灣神學院在畢業典禮中，頒授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給曾任教該校的唐培禮（Milo Thornberry,1937-2017）及唐秋詩（Judith Thomas），以表彰他們對神學院的貢獻，並且更重要的，在台灣被威權統治所籠罩的黑暗年代，不顧個人安危，見義勇為，仁智兼備，對台灣的民主自由伸出援手。

唐秋詩接受榮譽學位，難掩欣喜與激動，致謝詞時，她謙卑地把一切榮耀歸於在場觀禮的彭明敏教授、謝聰敏及由妻子張慶惠代表的魏廷朝等台灣民主先驅。唐培禮因身體狀況不適合長途旅行，由女兒凱蒂（Katy McNulty）從美國前來代為接受榮譽學位。

「我親眼見證了台灣人民追求自由的決心與過程，特別是為台灣民主而努力的前輩，他們的勇氣遠遠超過我個人。」

「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的膽識、熱情、幽默、生命力、友愛、同志情誼，至今令我佩服難忘。」

唐秋詩所說的，是台灣民主發展歷程極重要的一頁篇章，也是一段曲折動人的艱苦奮鬥故事。

一九六○年代中期，年輕的唐培禮、唐秋詩夫婦由美國聯合衛理公會差派，來台灣宣教；唐培禮且在台灣神學院擔任教會歷史學教授，唐秋詩教英文。相較於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反抗當局，衛理教會與政府關係十分良好，蔣宋美齡為教友是主要原因。

一九七一年三月，在台灣住了六年的唐培禮夫婦，被以違反規定，做出「對中華民國不友善的行為」為由，遭驅逐出境，必須在四十八小時內離開台灣。

這對傳教士夫妻到底幹了什麼事，要被驅逐出境？

四十五年後，唐秋詩向台灣神學院的畢業生，娓娓道出兩人當年在台灣所做的事，讓他們被當局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原來，來到台灣，隨著與社會各方頻密接觸之後，他們發現，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因政治因素或莫須有罪名突然被捕，或未經審判而遭監禁的案例不在少數。這些政治犯一旦被捕、被殺，家中的所得來源中斷，日常開銷無以為繼，親戚朋友也不敢接濟，家人生活立即陷入困頓。

他們於是透過在美國的朋友、教會、公益機構等組織，在國外捐助或籌募款項，然後經由各種私下管道，「走私」帶入台灣，濟助許許多多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家屬和遺族。政治犯是專制獨裁政府所欲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他們敢於接濟這些人，形同與政府作對，當然不見容於當局。

另外一件事更大條，他們居然參與彭明敏出脫台灣的密謀。一九七○年一月，被當局二十四小時監控、軟禁在家的彭明敏，竟然秘密逃離台灣，抵達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事經《紐約時報》、《新聞週刊》報導，喧騰國際社會。彭明敏因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於一九六四年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遭當局以「意圖煽動，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判刑，後雖在國際壓力之下經當局特赦，仍遭軟禁。

彭明敏秘密出走事件，讓統治當局在國際間大出洋相。事後多年，除了一般所謂的「搭船偷渡」途徑，外界一直盛傳，這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傑作，暗助他從當時有美軍駐紮的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搭乘美國軍機出境。甚至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的中國之行，中國總理周恩來還當面質疑美國協助彭明敏離開台灣，尼克森只簡單回應，美國政府與彭案無關。

美國官方的確與彭案無涉。美國介入之說，固然是因整個事件驚心動魄，過程有如電影「不可能的任務」那般精彩，在特務全天候監控的環境要逃脫，必藉助CIA之力才可能達成。如此繪影繪聲、想當然耳的臆測版本，其實也是台灣威權當局在「丟人」之後，助長或甚至故意散佈的傳言。

不過，彭明敏在嚴密監控下脫離台灣，美國政府儘管未參上一腳，但確實與美國人有關，美國公民唐培禮與唐秋詩便是其中參與策劃、執行的要角。只是，威權當局當時雖懷疑他們兩人與彭明敏等台灣異議人士往來密切，並成為後來強要他們離境的口實，卻不知兩人直接參與彭明敏奔向自由的密謀。

唐秋詩在接受榮譽學位後發表感言，告訴台灣神學院畢業生：彭案進行的過程遭遇困難險阻， 也有許多趣味十足的細節，但「直到任務順利完成，蔣家政權仍一無所知，才是整件事最有意思的。」

彭明敏成功脫離台灣，全部行動過程可以用幾個字簡單概括：突破監控、變造護照、易容變裝、外人義助；所有這些，都需要精心策劃、秘密從事、有效執行。其間，彭明敏全盤掌握整個逃亡計畫及執行細節，唐培禮夫婦是不可或缺的要角。

多年之後，當事人彭明敏對此有一段簡要的回顧︰

「一個單臂人，無任何證件，要從台灣輾轉到瑞典，當時國際旅遊尚未盛行，飛機班次少，航程也短，整個航程從東京開始，經過台北、香港、曼谷、蘇聯、丹麥到瑞典，在每一站都要停下加油或換飛機，其複雜難度好像要飛到月球。（過程）又要保密，故只有我一個人做全盤計畫，只有我一個人知悉整個細節，從頭到尾，結果成敗生死，當然我一個人擔當。行程每一階段或都需人接應幫助，而他們僅能知道其所負責應做的事，且要嚴格保密，並不知道其他人在其他階段做什麼。對於每一位幫助的人，不論所做的事情大小或重要與否，我都非常感謝。」

彭明敏要順利逃亡海外，有幾個現實因素必須考量。其中，最基本而須考慮的問題是：走海路或空路？

搭飛機出國需要官方所發護照，變造或假造護照絕非易事，當時台灣人出入國境唯一的松山機場管制甚嚴，關卡眾多。搭船偷渡的情事雖時有所聞，但港口監控嚴密，容易被密告，且搭船只能前往日本、香港、菲律賓等鄰近國家地區，大都在蔣家政權影響力所能及的範圍，不利抵達後尋求政治庇護。

出境方式取決於最終打算前往哪個國家。彭明敏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被捕後，遠在北歐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AI）分會曾寫信給獄中的彭明敏，表達關懷，也為此成立救援小組。在規劃逃亡期間，彭明敏經由連繫，得到救援小組回應，可安排接應及後續的政治庇護。最終，奔向自由計畫以瑞典為目的地。

彭明敏的個人特色也須納入考慮。他二戰期間在日本因美國軍機炸射失去左臂，逃亡過程這一特徵必相對突出，格外引人注意。同時，他是當年蔣家政權極力提拔的國際知名年輕學者，只因提出不見容於當局的台灣前途宏遠雄圖，被打成「彭逆」；逃亡過程如出差錯，當局當場殺人滅口、對外宣稱他「失蹤」的可能性不容排除。從而，除了計畫全程須絕對保密，這也導出另一要素，凡涉及這一投奔自由密謀者，除了彭明敏之外，都是外國人士，不考慮一旦出事遭牽連代價極高的台灣人。

於是，經過數月秘密籌畫，一段「完美的逃亡」行動，一九七○年一月二日從日本東京開始進行。

當天一早，日本友人阿部賢一由羽田機場出發，到達台北，與趁清晨特務監視空檔悄然出門的彭明敏見面，交付了護照、機票（東京→台北→香港→東京）及已蓋上鋼印的變裝照片。當晚，彭明敏夜宿松山機場附近的傳教士希斯（Mike & Judy Heath）家。次日，唐培禮夫婦在希斯家進行護照改造工作，再由唐秋詩負責彭明敏易容變裝。晚上九點半，彭明敏前往松山機場搭機，凌晨到達香港。四日上午，他再從香港出發，經曼谷轉機，在當時蘇聯烏茲別克共和國首府塔什干（Tashkent）停留加油下機，又飛往丹麥哥本哈根，五日凌晨抵達瑞典斯德哥爾摩，受到當地AI成員熱烈歡迎。

這一遠離威權、奔向自由之旅如此完美，除了當事人彭明敏的全盤精心縝密規劃連繫及冒險果敢行動，所有關鍵點的突破，要歸功諸多外國友人全力相挺。

變造護照是逃亡行動成敗的決定因素，靈感來自唐培禮；他從《時代》（Time）雜誌讀到當年東德人民曾用這種方式逃往西德。師法成功的實例，行動的前置作業約一年前在日本展開。

前置作業由宗像隆幸（宋重陽）負責。宗像是日本人，只因認定「中國若併吞台灣，日本將成為屬國」，從一九六一年加入留學日本的台灣學生所組成台灣青年社，積極參與台灣民主獨立運動，與彭明敏保持秘密連繫。

宗像的任務是找一位絕對可信的日本人前來台灣，把自己的護照交出，經貼換蓋上鋼印的照片由彭明敏持以出境，再由當事人以「遺失」為由，向日本駐台灣官方機構申請補發。變造護照所需照片，由彭明敏秘密交寄宗像，宗像在上面加蓋日本護照鋼印之後，送回台灣。

為此，宗像找阿部配合。阿部是宗像的高中同學，與彭明敏素昧平生；但在宗像提出參與逃亡秘密行動的請求之後，他義無反顧，一口答應。

除了找阿部參與，宗像還對護照上的鋼印詳加揣摩研究，為此製作了一部壓製騎縫紋的機器，經九個月不斷練習，終於技術熟練，蓋在照片上已精確足以亂真。在阿部取得日本護照後，經過變裝的十幾張照片就由宗像蓋上鋼印，交由阿部帶來台灣。

有了阿部的護照及已蓋上鋼印的照片，出發當天傍晚，變造護照的工作由唐培禮夫婦進行。唐培禮負責卸下阿部的護照相片，把原用膠水黏貼的照片完整移除，且細心地避免傷及底下的護照頁面。他為此以刮鬍刀已反覆試作了好幾個星期，這時駕輕就熟，輕易除去原來的照片。

接下來，黏貼彭明敏變裝照片的工作交給唐秋詩。由於阿部護照戳記圓形鋼印三分之一在照片上，其餘在護照頁面，她要從已蓋上鋼印的變裝照片中挑出最合適的一張，對準位置後細緻地黏貼上去。經此精密作業，專為彭明敏打造的護照終於大功告成。

易容變裝工作也由唐秋詩打理。出發時值冬季，有利變裝，彭明敏穿著大衣，打扮成左手受傷的樂師。他右手提著吉他箱子，此時刻意把左手義肢取出，裝成因骨折受傷，以三角巾環背，這是「聲東擊西」之計：旁人在注意包紮的左手之餘，反而看不出包紮於繃帶之下失去的手臂。此外，變裝還包括留鬍子、戴假髮及眼鏡。這一留鬍子的裝扮，在前此送交宗像的照片準備階段，就已「定裝」完成；彭明敏還有幾星期故意讓監視特務看不到他的蹤影，以確定鬍子留到一定長度所需時間。

有了早先的經驗，出發前的變裝，秋詩不花太多功夫就輕鬆完成。或許為了沖淡別離前的傷感，秋詩還開起玩笑說：「沒想到做為傳教士的妻子，任務還包括幫人變裝逃亡。」

所有這些作業得以進行，要歸功於彭明敏有效突破特務的監控。原來，當局為全天候監控彭明敏，二十四小時分三班派人輪流值勤，在他住家前設一香菸攤子，實際為監視哨站。彭本人及家人出門都遭如影隨形的跟監，有人來訪也受到盤問騷擾；以致彭明敏不堪其擾，乾脆很少出門，或竟足不出戶。

這樣的監視長達四、五年之後，特務日久玩生，逐漸懈怠，往往在深夜及天亮以前「摸魚」開溜，演出「空城記」。經長期觀察發現這一漏洞的彭明敏，就趁監控空檔，於三更半夜或清晨出門，有時還夜宿友人家，於清晨的監視空檔回來；其間從會見外國友人共商逃亡大計到後來逃亡前與阿部見面接受護照及照片，莫不如此。所謂全天候監控，經過一番鬥智，當事人實際上反可出入自如；情治機關的形式作風和特務的腐敗無能，在此暴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