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華爾街的日常生活（簡體書）

獲美國文化人類學學會2010年格雷戈裡·貝特森圖書獎榮譽獎
金融崩潰――無論是垃圾債券市場、互聯網泡沫，還是高杠杆的房地產市場――通常被解釋為市場週期的必然結果：上漲的一定會下降。在《清算》一書中，人類學家Ho Karen刺破了抽象的、無所不能的市場光環，揭示金融市場的繁榮和蕭條是如何形成的。
曾在投行工作過的Karen訪談了壓力重重的第一年的金融從業人員、工作過勞且漠然的證券分析師、渴望被雇傭的大學生、經驗豐富的董事長和總經理。這些從精英大學招聘的投資銀行家被社會化為一個高風險、高回報的世界。他們得到了豐厚的報酬，條件是隨時都可能被解雇。他們的工作場所文化和特權網絡造成了這樣的印象：工作無保障會塑造性格，而員工的流動性會帶來聰明、高效的生意。基於這種與揮霍無度的交易相聯繫的流動性和補償行為文化，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家們重塑了美國企業的形象。他們的使命是創造股東價值，然而他們的做法和假設卻會產生危機。通過將投資銀行家的價值行動與市場建設和美國公司重組聯繫起來，《清算》一書揭示了華爾街特有的文化，而這種文化常常被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勝利解讀所遮蔽。

何柔宛（Ho Karen），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博士，明尼蘇達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研究方向為華爾街制度文化、美國企業裁員現象和新自由主義。

為什麼來自政府和各行業的掌權者要依靠金融家來解決自己搞砸的事情？為什麼逃避監管和引發危機是華爾街“聰明文化”的組成部分？為什麼現今金融市場自詡為普通民眾的金融市場了。一位人類學家的投行民族志準確描述了投行文化的脆弱和矛盾所在。她訪談了壓力重重的第一年的金融從業人員、工作過勞且漠然的證券分析師、渴望被雇傭的畢業生、經驗豐富的投行董事與總經理，揭示了華爾街文化的整體圖景。――目前薄荷實驗系列中最厚的一本…足夠重磅！

目 錄
致 謝
中文版序言 寫在《清算》出版十年後
導 論 人類學走進華爾街
第一章 領導權列傳：關於聰明文化、投資銀行的招聘與建造
第二章 華爾街的入職培訓：剝削，授權和努力工作的政治學
第三章 華爾街的歷史敘事與股東價值革命
第四章 股東價值的敘事起源及其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基礎
第五章 裁員者面臨裁員：工作的不安全性與投行的企業文化
第六章 流動的生命，薪酬體系和金融市場的製造
第七章 全球的危機與杠杆支配
參考文獻
英漢人名對照表
注釋

導論：人類學走進華爾街 節選
1995年9月21日，我開始對研究美國華爾街產生興趣。因為在這一天，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宣佈將現有機構分為三個獨立的公司。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幾宗公司分拆案之一：77800位經理人被買斷工齡，而48500位員工被裁員。當時我住在新澤西，大規模裁員給員工帶來的心靈創傷令我沮喪，但是接下來聽說的事情更加令我憂慮，在公告發佈的第一天，AT&T的股價上漲6.125美元至63.75美元/股，漲幅為10.6%，公司市值增長97億美元。但最讓我感到震驚的是，經過進一步的調查，我發現華爾街投行們的股票價格都隨之上漲。這中間到底有怎樣的聯繫呢？
AT&T大規模裁員與其股價飆升之間的關聯看起來違背常識，卻不是個案。根據《紐約時報》在AT&T重組當天發佈的新聞報道，在那段時間，兼併與重組活動增多，對未來通信產業重組的預期增強，而負責發起、組織並為這些活動提供建議的華爾街投行，股價同樣上漲很多。“券商股是當季最強板塊，分析師認為成交量會持續上漲，兼併活動也會繼續。”（Sloane，1995）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美林（Merrill Lynch）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這些投行股價的上漲，都是基於這樣一種假定。作為通信行業的領頭羊，AT&T已經進行了重組和裁員，其他企業也會跟隨這一“商業潮流”，從而為華爾街投行帶來更多的商業機會（Klein，2000：199）。
在過去的30年裡，正是這種對常識的顛覆，刻畫出企業的景象，以及裁員、企業收益和股價之間的關係。在被譽為美國歷史上最鼎盛的經濟繁榮時期（從1990年代早期到2000年），美國經濟不僅見證了創紀錄的公司利潤和最長時間的股市持續上揚，也見證了史無前例的企業裁員（O’Sullivan，2000）。根據芝加哥一家再就業諮詢公司查林傑公司作出的報告，在1994年，（全美）有516000 位員工被裁，而當時正值“那幾年裡美國企業盈利最多的年份”；“而1995年，儘管企業收益更好，但裁員數量仍舊達到440000”；“在1996年和1997年，總體裁員數量分別為447000和434000，當然，企業業績依然可觀”。（O’Boyle，1999：219）與此同時，以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來看，美國股票市場從1995年2月的4000點上漲到1997年2月的7000點以上，1999年更是飆升至11000點，但企業平均每年裁員300多萬人導致的工作不安全感也與日俱增（Oldham，1999； New York Times，1996）。再舉一個例子以展示這種新的主導商業的文化模式，1995年，美孚公司（Mobil）宣佈第一季度企業收入前所未有地達到6.26億美元，扭轉了上一年度虧損1.45億美元的境況，然而一個禮拜之後，公司卻宣佈計劃削減4700個工作崗位。華爾街分析師對這一新聞“反響積極”，他們高度讚揚了美孚公司的進取精神：他們“驚喜地”發現，不僅裁員數量超出預期，而且裁員範圍還包括原本薪酬更高的精煉技術人員和美國境內營銷人員。華爾街的機構投資者們將股價推高至52周的高點來表達他們對美孚公司的信心（Ritter，1995；Fiorini，1995）。
更引人注意的是，華爾街以一種慶祝的語調來宣佈公司裁員，對公司重組的事實更是歡欣鼓舞。在整個1990年代中期，無數的財經新聞和文章都證明了這種新“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的存在。再次回到AT&T案例中來，據《華爾街日報》報道，AT&T宣佈從根本上改組企業並把業務拆分成三個公司，這一舉動備受華爾街分析師的讚揚，而幾個月之後，也就是1996年1月，AT&T又宣佈在未來4年裡計劃裁減4萬個工作崗位，《華爾街日報》報道說：
如此大規模裁員的計劃甚至令一些資深的AT&T觀察者都感到震驚。這一舉動發出了一個信號，那就是對於大多數的美國企業，大規模重新調整業務的渴望及迫切感始終沒有下降。尤其是AT&T，在“舊貝爾系統”帝國解體的十多年裡裁減了85000多名員工後，雇員仍然過多，這一點是顯見的……“這是一個大數字，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數字。”布萊克·巴恩，一位桑福德·伯恩斯坦（Sanford Bernstein）公司的分析師說，“比華爾街預測的要大很多。”但華爾街對此反響很好，AT&T的股票在一天時間裡每股上漲了2.625美元，達到67.375美元。（Keller，1996）
事實上，華爾街對這一大規模裁員表示如此興奮，以致于所羅門兄弟投資銀行（Salomon Brothers）臭名昭著的通信行業明星分析師傑克·格魯曼都認為，有必要為投資者熱烈的情緒降降溫，並警告稱，“投資者不應該預期削減成本就能帶來營收的飛躍，因為AT&T將省下來的資金用於加快佈局無線和當地服務的再投資中”，他還強調，“雖然這是一次有益的進取之舉，但是能夠驅動未來的收益還是少之又少”。（Keller，1996）也就是說，在不遠的將來，AT&T仍需尋找更多的途徑來提升它的股價。緊接著，在1996年3月，AT&T收回了將裁員4萬員工的聲明，並宣佈僅計劃裁員18000人。《今日美國》一篇文章分析稱，“觀察員們認為，AT&T精心設計，通過誇大它原本的裁員數量來吸引華爾街注意，因為華爾街一直把裁員看作提升利潤的好辦法。這就使得AT&T自1月份公佈消息之後股價在兩天的時間裡就上漲了6%之多。”（D. Lynch，1996）
雖然對資本積累的渴求由來已久，但近來在美國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中卻出現了極為特殊的現象，就是所謂公司最重要利益和大多數員工的利益早已分道揚鑣。僅僅在25年前，美國的上市公司還被認為是一個穩定的社會機構，持續提供產品和服務，負責通過協商上至股東下至員工，從而從他們那裡獲得更多的支持，同時超越華爾街為釋放即時投資收益而採用的短視的財務預期，從長遠的角度做出決斷（O’Sullivan，2000）。而如今，恰恰相反，企業的主要目標被認為是提升股票價格，以實現它們“真正的擁有者”――股東的利益（也就是創造股東價值）。那些處於公司核心目標之外的員工，則只能為股票價格的上漲而被隨意清算。在二戰後福利資本主義的影響下，職員們努力爭取並（偶爾）獲得一定份額的（但仍舊不公平）公司收益。但時至今日，即便是這樣的傳統資本主義等級制也已經被消滅，以至於員工常常無法從公司的盈利中獲益（甚至常常受損）。這就是我在接觸華爾街文化時遇到的新邏輯，對它的研究也貫穿於這本民族志之中。
看看面前這興高采烈的華爾街，金融資本名義上的統治地位――我將論證其顯著地刻畫了我們的時代特徵――具體意味著什麼呢？一個關於華爾街投行、關於使其最終滅亡的運作流程的深度民族志調查，會怎樣幫助我們理解發生在美國企業身上的時代劇變呢？這些投行家們是怎樣積極做市（make markets）：通過日常的文化實踐來創造股票市場的主流敏感點，並塑造華爾街的金融規範的呢？華爾街投行家們又是怎樣在大規模裁員、股東價值與市場危機的製造之間權衡關係，從而導致整個主流商業價值的更迭，並最終將其傳導到華爾街自身的清算與顛覆上的呢？在學術訓練和政治信仰支持下，我認為一個公司的健康程度與雇傭關係密切相關，我想美國的主流文化也會認同這一點，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一個創紀錄的，公司利潤與股票價格暴漲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大規模裁員，彌漫著工作不安全感的時代呢？更進一步來說，如此嚴重的社會錯位是如何發生的呢？這一錯位被大多數社會科學家歸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逍遙法外――公司與政府的安全網正在解體；企業裁員、兼併與重組的浪潮迭起；成功職員的定義在改變；財富日益向頂部集中；金融繁榮與蕭條引發社會暴力等。這些問題促使我在華爾街開展實地調研，以分析股票市場和華爾街在這些社會經濟的劇烈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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