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見的你就是我自己(簡體書)
- ISBN13:9787559620361
-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有限責任公司
- 作者:(義)賈科莫‧里左拉蒂; (義)安東尼奧‧尼奧利
- 譯者:孫陽雨
- 裝訂/頁數:精裝/208頁
- 規格:21cm*14.5cm (高/寬)
- 版次:一版
- 出版日:2018/07/01
商品簡介
2.本書以訪談錄形式展開,提問者的提問能夠代表普通讀者對神經心理學的疑問和興趣點,科學家的解釋也相對通俗,平易近人,包羅萬象,涵蓋了神經科學、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文化藝術等多方面領域;
3.設計師精心打造,以鏡像神經元研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猴子為設計元素,有趣又有深意。精裝小開本,專色印刷,內封壓凹設計,封面使用帶紋路有質感的特種紙,內文采用優質輕型紙。
本書是意大利知名記者與鏡像神經元的發現者裡佐拉蒂的談話錄。內容涉及神經科學、心理學、哲學、社會學、語言學等,讓讀者從神經科學的角度窺見人與人、人與社會的方方面面。
鏡像神經元是存在於人類大腦的一種細胞,是“共情”這一生物機制的基礎。這一發現解釋了人類個體與群體行為的原因,包括我們的認識方式是如何做出改變的以及我們的感知、行為和語言的變化等。後來的研究還發現,這一機制對社交障礙的治療也有極大幫助。
作者簡介
全世界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之一,歐洲大腦與行為學會(EBBS)前任主席,意大利帕爾馬大學神經科學系負責人,人體生理學教授。他的研究小組在20世紀末發現了獼猴額葉和頂葉皮質的鏡像神經元。他對皮質運動系統和鏡像神經元的研究在諸多專業科學雜志上發表過,如《科學雜志》《神經元雜志》《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等,對認知科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安東尼奧·尼奧利,
生於羅馬。意大利記者、散文家,《意大利共和國報》文化版總編輯。
目次
“元”起
身體、靈魂和言語
貓與猴子的時代
我們如何掌握事物
我為何信任你
意識與自由
情緒的狀態
生命力形態與自閉癥
緘默的孩子及他人之謎
若我像你那麼做,我就成了你
後記
書摘/試閱
——安東尼奧·尼奧利
我以前一直認為,大腦實際上等同於一個儲藏思想的容器,我們的思想或多或少地與外部世界進行接觸,對接收來的信息進行加工並將其轉化為一種能夠辨識的綜合形式——直到我認識了賈科莫·裡佐拉蒂教授,並和他一同討論了構成這部作品核心的一系列問題。我所說的觀點已經太過陳舊,忽視了神經科學領域已經發展出的很多重要內容。近些年,在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技術和其他腦成像技術的幫助下,神經科學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廣,曾被科學界排斥在外的學術熱情與希望被重新點燃。在這一點上,我認為鏡像神經元的發展也同樣起到了推動作用。
這篇對話的主角並不輕視科學主題以外的好書,只是將大部分時間貢獻給了神經科學研究。賈科莫·裡佐拉蒂,多次斬獲國際榮譽,是近三十年中革新了腦科學的精英科學家之一。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有一些證據能夠表明,鏡像神經元存在於大腦皮層的某些區域中,經過廣泛的討論後,這一理論最終得到了科學界的認可。不過當時沒人能預見到,理論在大眾媒體間也能得以廣泛流傳,或許哲學家和藝術家對其起到的宣傳作用同樣功不可沒。
這本書也驗證了我憑第一印象做出的猜測:裡佐拉蒂和他的團隊對他們所取得的成績一直保持著高度理智的態度,絕沒有被成功衝昏了頭腦。我們不妨明確地道出這一點:盡管偉大的印度裔美國科學家維萊亞努爾·拉馬錢德蘭(Vilayanur Ramachandran)甚至將鏡像神經元的重要性與DNA 的發現相提並論,但鏡像神經元本不是人類科學中一個嶄新的關注點。
大腦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器官,留給人們探索的空間還很大。鏡像神經元的發現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幫助我們解讀了大腦對外部世界進行反應的一些功能。人類大腦中的鏡像神經元位於前運動區和布洛卡區(主管語言活動的區域),負責處理人際交往等關係的外部刺激,沒有鏡像神經元,不僅人類的認知不能發展進步,就連作為社會聯系根基的各種集體觀念也不會形成。
因此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稍作思考:究竟是在何種機制的作用下,大腦讓我們得以適應社會生活的呢?在我看來,構成這些機制的基本元素至少有四個:語言、動作、能將別人當作同類看待的識別能力以及模仿力。首先,在整個進化過程中,動作和模仿力是人類發展的基礎,其次我們才用語言來豐富並鞏固各種感覺。
可以試著想象,在非常久遠的年代裡,地球上的不同地區同時出現了人類使用工具的最初跡象,這也是初等社會形成的一個象征。在這樣的環境下,工具的使用成為產生模仿活動的決定性因素,而得以進行模仿活動的可能性主要就來源於某種特殊神經元的存在。有了鏡像神經元,人類才能通過模仿開始自己的學習過程。這樣我們就能通過想象自己親自體會的方式來“閱讀”他人的行為,用這種方式達成人與人之間姿態與行為的共享,而在鏡像神經元形成之前,這種共享可能根本不會存在,至少是很難駕馭的。
如果我們總是傾向於模仿他人,試圖解讀其行為,就可以據此推斷:我們在觀察他人時會將他人置換成自己,就好像在鏡中注視自己。人們已經驗證了大腦中鏡像神經元出現的具體位置,它們從個體生命形成之初就已經存在,從在母親的子宮裡就開始跟隨我們,一直到最復雜、最危險的現實世界,是我們與外部世界建立聯系的主要生理資源。換句話說,沒有這種特殊的神經細胞,我們就不會建立共情與人際關係。人際關係為我們敞開了世界的大門,在很多情況下為我們的情感賦予了具體形態。
通過研究認知的變化來解讀情感產生的來源可能會帶來一些誤解,但這本書盡量避免了這些誤解。我們每個人都會遭受痛苦或享受喜悅,全力參與或漠不關心,不論是在自然環境還是社交場合下,這些感情全憑我們的某個特定動作來展現。情感表現的首要功能就是在不同主體間創建一種聯系或一種關注。從這個角度看,情感不僅是一種能夠制造崇拜或恐懼、團結或自私的因素,也是人與人之間最深刻感覺的紐帶。
再說得具體一些,一個感性和具有共情能力的主體是否也是理性或具有分析能力的主體呢?對此我們暫不做討論。大腦中的一些區域在情感頻率被激活的情況下可能會重新定義主體的角色,這一觀點在人們的認知中還是占有一定分量的。如此看來,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德國哲學家,現象學流派奠基人)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哲學思考方向,此外或許還要加上他的學生艾蒂特·史坦茵(Edith Stein)的思想。我認為,在談到神經科學話題時不可能忽視現象學哲學流派的貢獻,現象學中的“Einfühlung”(移情)指的正是我們討論的共情。
到底什麼是共情呢?是一種沒什麼特殊作用的多餘情感?是一種把自己和別人同一化的感覺?還是我們和互相觀察的物件統一陣線的機制?裡佐拉蒂將在談話中觸及這一問題的核心,給我們展示一種在人際交往中起到積極作用的“共情”:我知道你離不開我,因為我也同樣不能沒有你。共情是被完整編入我們復雜認知中的一項本能,社會只能選擇激發或是抑制它。因此,那些在社會系統中表現出共情缺陷的人有權提出抗議,他們已經經受了很多艱辛與不公正待遇。新世紀可能被眾多“負面情感”所推進,也因此,人類會呈現出憤怒、憎恨、恐懼與自私等情感特征。
試讀:
我為何信任你
尼奧利:盡管可能未獲得大眾的認可,但這次精彩的研究歷程還是對神經生理學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關鍵的推動作用。你們的研究是如何轉向鏡像神經元的呢?
裡佐拉蒂:是努力的結果,也是命運使然。在帕爾馬和比薩的時候,我的興趣點一直在視覺的生理學方面。於是,當發現猴子的運動皮層會對視覺刺激做出反應時,我們想,運動系統可能也會采取和視覺系統相同的工作原理,所以我們試圖去解釋每一個神經元傳遞的信息的意義,試圖理解它們想要傳達的東西。此外,這種方法也是休伯爾、威澤爾以及格羅斯采用
的,他們通過這種方法研究了視覺區域神經元的功能特性。研究視覺系統需要動物保持靜止,50年代做實驗甚至會將動物麻醉,這樣實驗結果才可信。新研究有一點差別,轉到運動系統研究上時,就需要動物處於活動狀態。
所以那時我們有兩條路可選:一是引導動物進行簡單的動作,以此來研究它們的運動學特征和其他純運動方面的特性,就像“正統”的運動學研究者那樣;二是采取“異端”的方法,也就是我們最終選擇的那條路,這個策略也成功了。我們給猴子提供了一個自由的運動環境,觀察在什麼情況下它們的神經元會興奮。除了盯著食物,它們還會觀察我們將食物拿起並遞給它們,甚至會反過來將食物送入我們口中。這些相互行為是我們開始研究社會條件下運動系統機制的基礎。
尼奧利:鏡像神經元是如何被發現的?在你們的實驗中占了多少分量?
裡佐拉蒂:我們此前已經發現了規範性神經元,正試著深入研究其功能的時候,驚喜出現了。第一個驚喜是,當我們給猴子提供食物的時候,一些神經元竟然在猴子觀察我們取食的時候興奮了。第二個驚喜是,能激活這些神經元的有效行為並不是隨機的某個動作或運動,而是能在猴子親自完成時激活同樣神經元的那些動作。比如,當猴子抓取一個物體時一個神經元會被激活,當實驗員拿這個物體時猴子的相同神經元也會“放電”。要知道,我們這時並未控制猴子的行為條件。
研究斯金納式的機制時,我們更偏向於個體生態學方法,這樣能得到很多不可預測的成果。
有了這些最初的觀察,我們又進行了一系列嚴格控制條件的實驗,排除了人為因素的影響。這樣,我們檢驗了一遍又一遍,得到的總是相同的結果?有一些神經元既會在猴子完成動作時激活,也會在觀察實驗員完成相同動作時激活。因此,我們稱這些神經元為“鏡像神經元”。
尼奧利:你們的這一發現是如何改寫運動系統概念的?
裡佐拉蒂:在此前的研究中,我們一直認為大腦皮層中的運動區域進行的只有執行功能,也就是行為動作的“制造者”。總體上,我們認為皮層組織運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在感受區內分析刺激;第二階段,將感受區內加工過的不同的感知類型聯系起來;第三階段,執行動作。
尼奧利: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感知、認知和行為三個階段,在這個三步中,什麼地方出問題了呢?
裡佐拉蒂:這種模式沒有考慮到運動系統在認知過程中的重要性。“動作”只是實施者簡單的位移,比如通過手等部位去實現,而運動行為則需要借助復雜的神經交叉系統才能去抓、推或拿住一個物體。二者差別相當明顯。上面提到的這種經典模式是以一種近乎機械化的觀點來看待運動皮層的,忽略了其復雜性。運動皮層有一個功能劃分的結構,可以解讀運動的目的性。
尼奧利:你的意思是,其實不存在先後順序?
裡佐拉蒂:不是,肯定存在先後順序。當一個決定下達之後,運動系統,包括皮層的區域,會向肌肉下達指令。我們要更新的觀念在於,“先”進行的步驟中也用到了前運動區。這裡我想引用一段馬克·讓內羅德的話,他在2004 年寫道:“沒有運動系統參與的簡單視覺感知只能決定行為者運動的視覺層面描述,不能為該行為的內在組成部分提供精確的信息,而這些信息是我們理解行為本質,即行為的目的與實現方法的重要一環。”換句話說,正是因為有了運動系統的參與,我們才能理解他人的行為,就好像我們自己也進行了該行為一樣。這才是完整的理解。
尼奧利:這就是你所說的“運動理解”嗎?
裡佐拉蒂:是的。對一個行為的理解不能只通過視覺和智力來完成。智力水平已經預先寫入行動中了,是運動系統去進行理解的。
尼奧利:為什麼將鏡像神經元的發現歸為運氣好呢?
裡佐拉蒂:我們的好運在於鏡像神經元確實存在。如果不存在,我們顯然也不能發現它們。不過,運氣的成分也很重要。首先,我們已經創造了發現鏡像神經元的條件。其次,我們擁有描述未知物的勇氣。如果在面對出乎意料的發現時說“真奇怪呀,或許我們應該不去管它……這可能會損害我們的聲譽”,那一切就都完了。
這是一個自我評估的過程,我在比薩時學到了這一點。著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翰·卡魯·埃克爾斯(John Carew Eccles)對我說過:“如果你相當確信你的數據是真實可靠的,就應該進行發表,並堅持你的理論。你要去解釋你的想法,即便別人可能會提出批評意見,但只有這樣科學才能進步。”正是憑借著這樣的鼓勵,我們才決定發表關於鏡像神經元的實驗數據。
尼奧利:在這項事業中,你的合作者都有誰?
裡佐拉蒂:那幾年裡,我擁有一個相當杰出的團隊,成員包括盧西亞諾·法迪加(Luciano Fadiga),萊昂納多·弗加斯(Leonardo Fogassi)以及維托裡奧·加雷斯(Vittorio Gallese)。最初,朱塞佩·迪佩萊格裡諾(Giuseppe Di Pellegrino)也在,不久後他拿到了獎學金,啟程前往美國。團隊的杰出之處不僅在於這些成員能力都很強,還在於我們能夠彼此互補。法迪加的技術能力非常值得敬佩;弗加斯的觀察能力十分驚人,幾乎是“精確”的化身;加雷斯為我們的研究增添了不一般的熱情。這次合作也成為跳板,讓所有人在此後的事業中宏圖大展。
尼奧利:在整個國際背景下,有沒有人自發地對這個主題表示出興趣呢?
裡佐拉蒂:神經生理學中類似的實驗是由東京的酒田英夫及其合作者(尤其是村田哲)完成的。此外,我那時已經熟知阿爾文·利伯曼(Alvin Lieberman)的研究了,他在70年代提出假設,認為人們是通過運動系統來對語言資料進行理解的。利伯曼不被語言學家們所看好,他的理論實際上非常簡單:我們之所以能夠理解音素,就是因為我們也能重復同樣的發音。否則又如何解釋,當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一個小孩,甚至計算機模擬的聲音發出一個我知道的音節(如“ba”或“da”)時,我都會認為是相同的音節呢?利伯曼是一位物理學家,對聲音的物質屬性分析十分感興趣。從這一角度看,男人發出的“ba”和女人發出的“ba”其實差別很大,就更不要說計算機加工過的聲音了。如果“ba”的聲調之間有著如此巨大的差異,為什麼我們能夠辨識出這些聲音?或者說將這些聲音歸納為同一類呢?利伯曼的解釋是,音節或一個音素所產生的聲音刺激之所以會被認為是相同的,是因為其激活的都是我們用來發出這個音節時使用的運動程序。
尼奧利:所以對一個音節的理解其實是運動系統在起作用?
裡佐拉蒂:是的,在為聽到的音節歸類時是這樣的。這種方式能幫助我們重構、理解聽到的詞語。不過利伯曼並不關心詞語的語義,他研究的是我們對某些聲音的感知,這些聲音盡管具有不同的物理特性,卻被我們感知為同一音節。利伯曼的研究中最令我震驚的一個概念是,一個語言性質的聲音並不會自動生效,只有與制造它的行為聯系在一起時才獲得語言價值。決定一個聲音語音學特性的是其特殊的發音方式——通過口腔、顎、舌、喉等部位。然而,他的理論並沒有引起同時代語言學家的強烈反響,還遭受了不少批評,但有些並不恰當。
尼奧利:可能將語言和運動聯系起來讓人們感到很奇怪。
裡佐拉蒂:當然,但這種怪異是有堅強的理論支持的,就算是從進化的角度看也相當合理,尤其對包括我在內的相信語言起源於動作的那些人來說更是這樣。只有到了進化的衍生階段,詞語才以交流的方式出現。
在發現鏡像神經元以前,我們手中關於運動區域的數據表明,運動皮層中已經預先寫有一個運動行為的“詞典”。接著我們發現,運動詞典也被我們用來理解他人的運動行為。這些數據的來源完全獨立於利伯曼關於語言的理論,卻又不謀而合?一個來源於其他個體的刺激會在接受者腦內經歷一個與“運動詞典”中已有詞條配對、對應的過程。利伯曼研究的是語言動作,我們研究的則是目的性運動行為,比如“拿起一個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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