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簡體書）

1453年5月，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攻陷，是世界歷史中的一件大事。它不僅代表著拜占庭千年帝國的落幕，新興伊斯蘭強權的崛起，更為歐洲、近東帶來了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深刻變化，甚至一度被作為中世紀結束的標誌之一。在長達7周的戰役中，雙方不論民族、信仰，均表現出驚人的英雄氣節與堅韌，盪氣迴腸，令人動容。英國歷史學家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1965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一書，在大量西方同類專著中，結構清晰，考據嚴謹，文筆典雅，篇幅適中，已成為此領域備受推崇的權威著作之一，累計重印達18次之多。本次出版，從正文、附錄到索引、原注，均忠實於原作。

斯蒂文• 朗西曼（Sir James Cochran Stevenson Runciman CH，1903-2000）

英國著名拜占庭史、中世紀史專家。他出生于貴族世家，精通多種語言（英語、拉丁語、希臘語、俄語、保加利亞語、阿拉伯語、波斯語、土耳其語、亞美尼亞語、 敘利亞語、希伯來語、格魯吉亞語）。自劍橋三一學院畢業後，周遊列國，于多所大學任教，尤其在拜占庭歷史及十字軍史方面頗有造詣。1965年，《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書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後，迅速成為該領域經典之作，近半世紀以來，備受推崇，至2008年，原版已重印十八次。生動謹嚴，繁姿莊重，並存一書。

昔日的歷史學家們常常以 1453 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作為中世紀結束的標誌。 然而今天的人們認為歷史的長河中很難尋找出上述絕對的界限。在陷落發生前 很長時間，意大利及整個地中海世界已經興起了我們稱作“文藝復興”的運動。 而 在 1453 年 之 後 很 久， 中 世 紀 的 思 想 依 然 在 北 歐 盛 行 著。1453 年 以 前 開 端 的 地理大發現已經深遠改變了整個世界經濟，但尚需數十年其影響才能在歐洲充 分顯現。拜占庭的滅亡與奧斯曼土耳其的崛起自然與上述變化息息相關，但其 影 響 並 非 立 竿 見 影， 當 下 立 現。 拜 占 庭 的 知 識 在 文 藝 複 興 中 扮 演 了 重 要 角 色， 然而，1453 年前半個多世紀，便有相當一部分拜占庭學者來到意大利謀求更好 的發展，在這以後，同樣有學者從異教徒的土地，甚至威尼斯治下的前拜占庭 島嶼遠赴歐洲“淘金”。奧斯曼實力的增長確實引發了意大利諸多商業城市的擔 憂，不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並沒有立即終止東地中海貿易，受到顯著影響的只 有意大利至黑海的商業航線。對威尼斯 而言，奧斯曼佔據埃及的打擊要劇烈得 多，而對熱那亞而言，其在意大利商業霸權的動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要遠大於 失去拜占庭商業區的損失。
即使從政治意義上看，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影響也是很有限的。當時奧斯曼 人已經抵達多瑙河岸並威脅中歐，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拜占庭首都難逃一劫 — 後者領土幾乎萎縮至僅限衰敗不堪的君士坦丁堡一隅，自然難以與佔據了大半巴爾幹和小亞細亞的奧斯曼土耳其抗衡，何況土耳其還擁有那個時代歐洲最強 勁的戰爭機器。誠然，君士坦丁堡的失陷對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刺激頗深。不過， 那時的西歐諸國並無如此遠見卓識，可以預料到奧斯曼的征服會從此一發不可 收拾。他們並未因此顯著改變其“東方政策”，甚至，他們是否具有一貫的“東 方政策”都大為可疑。只有教皇或許表現出真正的不安與痛心，並開始策劃反 擊，不過很快，更加迫在眉睫的危機就會到來了。
看上去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似乎不值得大書特書，不過對兩類人而言，它還 是至關重要的。於土耳其人來說，攻佔該城不僅為他們帶來了一座新都，還保 證了帝國歐洲部分的安全。君士坦丁堡扼歐亞交界要道，且位於奧斯曼領土中 心，若始終掌握在拜占庭異教徒手中，不免令奧斯曼人如鯁在喉。單獨是希臘 人固然不值得畏懼，但從君士坦丁堡再次出現一支基督教十字大軍的可能，無 疑 會 成 為 土 耳 其 人 揮 之 不 去 的 夢 魘。 直 到 今 天， 經 曆 了 曆 史 的 興 衰 變 遷 之 後， 土耳其人依然領有該城，他們在歐洲站穩了腳跟。
對希臘人而言，這一事件甚至更加令人刻骨銘心。這是希臘人一段歷史的 終結。燦爛的拜占庭在世界文明舞臺閃爍了千年之久，1453 年它雖已衰敗，但 尚能苟延殘喘。雖然帝都的人口不斷減少，但君士坦丁堡仍擁有那個時代最優 秀的古羅馬希臘學者。……城中的羅馬皇帝，令每一個希臘人自豪 地感到，自己依然是一個偉大東正教國家的一員。此時的皇帝或許對臣民的實 際意義甚微，但他依然地位尊貴且是上帝統治的象徵。然而，隨著皇帝與他的 城市一同殉難，異教徒的統治開始，希臘人不得不為其生存而苦苦掙扎。所幸 希臘文明並未消亡，這無疑源自其文明的內在活力與希臘人的勇氣。
對我而言，君士坦丁堡陷落中的希臘人是一群帶有悲劇色彩的英雄。我的 很多前輩對此也深有同感。例如吉本（Edward Gibbon）雖對拜占庭抱有偏見， 但 也 贊 許 其 末 日 中 體 現 的 氣 魄。 而 在 埃 德 溫 • 皮 爾 斯 爵 士（Sir Edwin Pears） 六十年前出版的專著中，對希臘人的同情與讚譽體現得尤為明顯 — 雖然某些 現代的研究令他的著作顯得略微過時，但因其扎實的考據與淵博學識，此書在今日仍頗值一讀 — 我本人也深受其影響。當然，在這之後還有相當的學者從 事這一領域研究，並取得成果。尤其在 19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 500 周年之際， 湧 現 了 大 量 論 文 與 著 作。 不 過， 除 去 1914 年 古 斯 塔 夫 • 施 倫 貝 格 爾（Gustave Schlumberger）的專著與皮爾斯的作品，整整半個世紀，西方再沒有關於這段曆 史的長篇專著出版。
在試圖填補此項空白的嘗試中，我借鑒了大量近代學者（不論在世或過世 的）的相關著作，我將在注釋中一一表達謝意。健在的希臘學者中，我尤其要 提到紮基西諾斯（Zakythinos）教授與佐拉斯（Zoras）教授。在奧斯曼歷史方 面， 我 要 特 別 感 謝 巴 賓 格 爾（Franz Babinger） 教 授， 雖 然 其 名 作《“ 征 服 者 ” 穆罕默德與他的時代》並未詳細注明參考書目。關於土耳其早期歷史方面，維 特克（Wittek）教授的專著對我幫助甚多。土耳其青年學者我則首推伊納爾哲克
（İnalcîk, Inalcîk）a 教授，而吉爾神父（Father Gill）關於佛羅倫薩大公會議的著 作也具有相當價值。
我在附錄中簡要談及了本書所用主要參考資料。其中一部分是比較罕見的。 基督徒方面的文獻，由德蒂爾（Dethier）教授在八十年前統一收錄於《匈牙利 歷史文獻》（Monumenta Hungariae Historica）中的兩卷（二十一、二十二兩卷 之第一部、第二部）。它們雖然成功付梓，但並未公開出版，且包含不少錯誤。 至於穆斯林方面的資料，由於普通讀者閱讀上的困難，更加令人難以親近。我 希望我能為讀者們提供其中的精華部分。
若沒有倫敦圖書館，本書將永遠無法完成；我也要對大英博物館閱覽室全體 職員的耐心幫助表示感謝。此外我不能不提到帕帕斯塔夫洛（S. J. Papastavrou）
先生為本書進行的校對工作，以及劍橋大學出版社理事與職員們的寬容與友善。
關於本書譯名的說明：
我個人無法確保所有源自希臘語、土耳其語的譯名均無懈可擊。對希臘專 有名詞我儘量使用我個人認為常見、自然的形式。對土耳其專有名詞我一般采 用音譯，除非是現代土耳其語詞匯，後者我則使用現代土耳其語拼寫。我將“征 服 者 ” 蘇 丹 的 土 耳 其 名 稱 作 Mehemet， 而 非 Mahomet 或 Mohammed。 我 希 望 我的土耳其朋友能原諒我在書中使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一詞而 非“伊斯坦布爾”（İstanbul, Istanbul）—因為倘若那樣做，未免有失之迂腐的 嫌疑。

序言
譯序
前言
第一章 帝國遲暮
第二章 奧斯曼崛起
第三章 皇帝與蘇丹
第四章 西援之殤
第五章 準備圍攻
第六章 圍城開始
第七章 金角灣失守
第八章 褪色的希望
第九章 拜占庭的末日
第十章 君士坦丁堡陷落
第十一章 戰敗者的命運
第十二章 歐洲與征服者
第十三章 倖存者
附錄一 關於君士坦丁堡陷落的主要參考資料
附錄二 征服之後的君士坦丁堡教堂
譯注譯者後記：論書中一處地名錯誤參考文獻索引

第四章西援之殤特拉布宗皇帝並非一個對穆拉德二世之死如釋重負的人，西方各國普遍也流露出類似的樂觀情緒。大使們根據來自蘇丹宮廷的線報，對穆罕默德二世早年的失敗大加渲染，以至於人們以為這位“無能”的新蘇丹，不會成為西方基督教諸國的重大威脅。穆罕默德二世爽快地承認先皇與西方國家簽署的條約，這更加深了人們的錯覺。1451年夏末，當新蘇丹即位的消息傳至歐洲，前往阿德裡安堡的歐洲使團絡繹不絕。9月10日，蘇丹款待了威尼斯代表團並續訂了穆拉德五年前與之簽署的和約。10天后，他又與匈牙利攝政匈雅提的代表簽署了一份為期三年的停戰協定。拉古薩大使因為主動提出增加年貢至500金幣，尤其獲得了蘇丹青睞。羅德島騎士團以及萊斯博斯島、希俄斯島領主也紛紛派員滿載禮物，前來朝賀，他們也都得到了善意的回饋。塞爾維亞君主不僅得到了自己的女兒，還被特許收回了若干斯特魯馬河流域的市鎮。第一個抵達阿德裡安堡的拜占庭使團原最為憂慮，不過他們也得到了蘇丹的安撫並感到寬慰。蘇丹不僅以古蘭經起誓，務必會尊重拜占庭之領土完整，甚至還慷慨地許諾為流亡君士坦丁堡的奧爾汗王子支付一筆高達3000阿克切（Akce）的年金，經費來自原本屬�奧爾汗位�斯特魯馬河谷的若干希臘市鎮，以使後者維持體面的生活。甚至阿索斯山（MountAthos）修道團（自穆拉德二世後承認土耳其宗主權）也認為可與土耳其相安無事，共享太平。
新任蘇丹看上去深受老臣哈裡爾帕夏和平主義觀念的影響。拜占庭外交官們小心地維護著與大維齊的友誼，並且收到了回報。但是，精明的觀察家也意識到蘇丹的溫和姿態並非發自內心。他這麼做的真實意圖不過是為了在發起偉大戰役時能夠後方穩固。同時，大維齊哈裡爾的影響力也遠沒有西方人想像的那樣大。穆罕默德二世從未真正原諒哈裡爾在1446年的所作所為。哈裡爾的盟友伊薩克帕夏已經被調往安納托利亞，而副首相紮加諾斯帕夏素來與哈裡爾不睦，何況他還是宦官賽哈布的摯友，後者與新任蘇丹私交甚篤，並完全支持蘇丹的擴張政策。
然而土耳其宮廷的暗流湧動並不為西方國家所知曉，他們反而被威尼斯、布達佩斯傳來消息所麻痹。經歷了尼科波利斯與瓦爾納的慘敗，沒有西方國家願意再與土耳其兵戎相見。他們寧可相信戰爭是能夠避免的，何況西方諸國受國內局勢拖累，也缺乏出兵干預的準備。在中歐，哈布斯堡王朝的弗裡德裡希三世此刻忙於籌備即將在羅馬舉行的加冕禮（為了獲得神聖羅馬皇帝頭銜，他甚至放棄了德國教會的特權），甚至覬覦著波希米亞與匈牙利的王冠——這必然導致匈牙利攝政匈雅提的仇恨。法王查理七世則忙於重建百年戰爭後滿目瘡痍的國土，同時還要防備國內心懷叵測的諸侯——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後者的國土與財力都甚於他自己。菲利普倒是自忖具有十字軍精神，然而當年父親約翰在尼科波利斯戰役中戰敗被俘，身陷囹圄，尚殷鑒不遠，何況倘若他率部親征，還要提防自己的公國被法王偷襲。英格蘭同樣受到百年戰爭的拖累，此時的國王雖然道德高尚，精神狀況卻不穩定，也就無心派出軍隊參與冒險。
斯堪的納維亞諸國與蘇格蘭國王同樣難以指望，而葡萄牙與卡斯蒂利亞王國正忙於對付境內的異教徒，也無暇他顧。表現出對東方事務興趣的西方君主是阿拉貢的阿方索五世，他在1443年還繼承了那不勒斯王位。此人的確醉心於發動對東方異教徒的遠征，然而，他要求以獲得拜占庭皇帝頭銜作為酬勞，這一漫天要價的行為自然得不到拜占庭支持，於是西方的援助就更加渺茫了。
甚至教皇國也認為新蘇丹不足為慮。而一些希臘難民團體開始四處遊說，希望西方國家在穆罕默德二世成熟之前採取行動。其中最著名的說客為一意大利人托倫蒂諾的弗朗西斯科•菲萊福（FrancescoFilelfoofTolentino，為希臘學者約翰•克裡索拉斯的女婿），他曾向法王查理遞交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求援信，力陳組織新一輪十字軍的好處，並斷言此時土耳其人無法組織有效的抵抗。然而他的信件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1447年繼位的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是一名和平主義者，且心向學術，任內重大功績之一便是創辦了梵蒂岡圖書館。不過由於他深受流亡意大利的希臘學者貝薩裡翁影響，對拜占庭心懷同情。然而即使教皇百般呼籲，也只是應者寥寥；何況拜占庭人對宗座並無好感，甚至連前任皇帝在大公會議簽署的聯合協議，都拒絕予以實施。
君士坦丁皇帝對他面臨的困境了然於胸。1451年夏天，他派遣安德羅尼庫斯•拜尼奧斯•萊昂塔裡斯（AndronicusBryenniusLeontaris）前往威尼斯為帝國招募克裡特弓箭手，隨後安德羅尼庫斯來到羅馬代表皇帝向教皇傳達親善之意，同時還呈交了拜占庭感恩聚會團體（Synaxis）的一封信函。信中宣稱上一屆大公會議由於大牧首被蒙蔽，應該是無效的。他們呼籲在君士坦丁堡召開新一屆大公會議，保證東正教主教列席，並縮減天主教會與會人數。很多“拒統派”知名人士在信件上署名，不過拜占庭神學家、哲學家喬治•斯庫拉裡斯•金納迪烏斯（GennadiusScholarius，GeorgiosKourtesiosScholarios，GeorgeScholariusGennadius）是個例外，後者認定這番呼籲必然勞而無功——事情也果真如此。教皇既不準備推翻上屆大公會議內容，也不準備諒解這些東正教異見者。尤其不幸的是，當拜占庭使者來到時，恰逢前牧首格裡高利•瑪瑪斯辭職後駐留於羅馬城內避難，他的添油加醋更堅定了教皇決不妥協的信念。尼古拉斯五世沒有答覆教士們的呼籲，在給拜占庭皇帝的回信中卻要求後者利用權威，採取斷然行動促成教會共融。教皇進一步指出，前任大牧首必須官復原職，拒不執行這項決定的希臘人應該送往羅馬接受天主教的“再教育”。信中甚至有下列著名的句子：“如果君士坦丁堡的貴族與民眾接受了聯合的決議，您會發現整個羅馬天主教會將傾力支持您與帝國；然而如果你和你的人民拒絕接受，我們將不得不採取一切必要手段拯救你們及我們的榮譽。”這樣的最後通牒對皇帝而言于事無補，相反，它更堅定了金納迪烏斯的反對。數月後，君士坦丁•普拉特裡斯（ConstantinePlatris，綽號“英國人”，大概由於他是一名英國羅拉德教派難民之子）作為布拉格胡斯教會（HussiteChurch）特使來到君士坦丁堡，並在狂熱的人群中發表了一番關於信念的演講。
當他回國時，拜占庭人交給他一封信件，信中嚴厲抨擊了教皇的自負——此信得到了大量感恩聚會成員的支持，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金納迪烏斯。然而，當蘇丹懦弱無能的傳言漸漸煙消雲散時，拜占庭人的樂觀情緒也隨之消退，整個首都籠罩在一片肅殺痛苦的氛圍中，而此時東西方教會的關係不僅未見進展，反而有所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