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走過烽火邊緣1941-1945

「歷史是在危難時刻航行的指針。歷史說明我們是誰，我們為什麼是這樣。」

本書特色：

◎ 太平洋戰爭時，台灣屬於日本帝國，無論是投降或參戰都不是一個主體，沒有發言權。
◎ 當時的台灣，處在什麼樣的局勢之中？唯有好好回答這個問題，才能對現在有更深的認識。
◎ 資深記者王景弘，繼《列入紀錄：危疑年代（1970～1973）的台灣外交私密談話》、《1949大流亡》、《台灣會生存下去》、《強權政治與台灣：從開羅會議到舊金山和約》後，再度爬梳諸多檔案、紀錄，以台灣作者的眼光，整理出台灣人對這場戰爭應該知道的事件。
◎ 參考資料包括美國、日本的檔案、官方紀錄與研究資料，試圖從台灣的角度，理解兩國在戰爭時的布局與策略。
◎ 彭明敏教授、李筱峰教授專文推薦

內容簡介：

戰爭時期，強權的每一個決策，都可能對戰局以及戰後的世界，產生相當影響。

太平洋戰爭時，並非政治主體、沒有發言權的台灣，被夾在幾大政權中數次走過烽火邊緣。那麼，當時的台灣，又處在什麼樣的局勢之中？

歷任多家媒體駐美、駐華府特派員，長年從事美國東亞外交事務研究的資深記者王景弘，透過爬梳美國、日本的官方紀錄與研究資料，整理戰爭期間美日兩國的戰略與決策，從中看出台灣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以及成為空襲目標的原因。同時，更試圖從台灣人的角度，理解兩國在戰爭時的布局與策略。

戰後尋求建構自己國家的台灣人，不能再忽視這場決定台灣人民命運的戰爭，慵懶的把中國自己塗脂抹粉的「抗戰史」，當作自己的歷史。台灣需要從不同層面觀察，客觀尋找大國的戰略考慮與事實真相，從中得到教育。

王景弘

1941年生，雲林斗南人。世界新聞專校畢業（1963）；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士（BJ,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1973）；美國馬里蘭大學碩士 （MA, University of Maryland-College Park,1974）
歷任台灣新生報記者、聯合報記者、聯合報撰述委員、世新兼任講師、紐約世界日報主編、經濟日報駐美特派員、聯合報駐華府特派員、台灣日報駐美主筆。現為自由時報特約撰稿人，從事美國東亞外交事務研究。

推薦序 從台灣角度理解戰爭計畫者的思考

文 彭明敏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人類戰爭史上，帶來革命性的變化。交戰國大規模的使用空中轟炸，在前線和敵人後方，以幾百架甚至千架以上的大轟炸機（B-29），作地毯式的大轟炸，給予對方普遍的心理恐慌，將對方的生命、經濟以及國土上的一切事物，大規模而徹底的破壞，在戰術和攻略上，極有價值。

戰前日本民間建築多用木材和紙張，美國製造了無數體積不大的燒夷彈，自空中散佈於城市，所引起的心理上或物質上的破壞是無限的。有一夜美軍500架大轟炸機B-29 編隊，夜襲東京，東京被烈火所吞沒，死傷十數萬，地獄般的慘狀無法形容。

大空襲不限於日本本土，作為日軍南進基地的台灣也不可避免。時光流逝，活在那個時代的台灣人已經不多了，但他們對於「疏開」（搬到鄉下暫住，避免城市空襲） 必有所感觸，雖然現在可能記憶已經模糊，不如對二二八事件的切實。

若容許以私為例，1944年在日本九州，遭美軍機掃射而失去左臂，父親在高雄是業醫多年，有幾棟和洋混合的住宅兼醫院建築，不幸一天遂也被炸成灰燼，父母站在家的對面，從頭到尾親自目擊家產慢慢燒失。

父母均為極敬虔的基督教徒，在看著家產燒燼時，吟詠聖經詩篇「縱使走過陰森山谷，我也不怕災害，因為有祢與我同在，祢用杖領我，用棍護我」，也吟詠聖詩「軟弱的人是祢所救，失落家業，亦免介意」「敢採行到淒清路途，光景不好荊仔滿埔，得著救主安慰照顧，因為我倚靠祢」。

然後父母也被迫「疏開」到鄉下去了。在日本聽到此消息，想像場景，不禁淚落。上述一切都是從被爆者的觀點所說。迄今，轟炸主角美軍的戰術和戰略思考，則不得而知。

王景弘先生多年來從美國國家檔案中，發掘二次世界大戰有關台灣的各種秘史，已有數本書出版。現就地取材美國和日本官方資料和研究，從台灣的角度，理解美國和日本帝國戰爭計畫者的思考，使讀者全般了解戰爭行為進行的因果，非常難得。除了其史料價值以外，作為一般讀物，也有興趣，敢予以推薦。

感謝王景弘先生出版這本書的辛勞。
2018年5月1日

推薦序 記述台灣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地位與境遇

文 李筱峰教授

我曾經對剛進入大學的新鮮人做「台灣史常識測驗」，測驗之中有這樣一個問題：「二次大戰末期，台灣曾經遭受何國飛機的空襲？」讓我非常驚訝的是，在100個學生之中竟然大約有30位學生的答案是「日本」！我反問他們：「二次大戰期間，台灣還是日本的殖民地，屬於日本的領土，日本怎麼會開飛機轟炸自己的領土？你們這種印象是怎麼來的？」其中一個學生回答：「我們不是對日抗戰8年嗎？」癥結終於揭曉，原來關鍵在於「我們」。「我們」是誰？中國國民黨長期在台灣實施的歷史教育，不是以台灣為主體，而是以所謂「秋海棠」的中國為主體。所以學生學到的「我們」，是中國人，是站在中國的土地上認識歷史。這種非台灣主體、「去台灣化」的歷史教育，不僅造成認同的錯亂，也造成對史實的錯亂。

以上的例子，就是中國國民黨以中國為主體的「抗戰史觀」來灌輸台灣學子所產生的錯亂的一個抽樣代表。

誠如王景弘先生所說的「國民黨佔領台灣後的中國化統治，以情緒性的形容詞和民族主義仇恨，宣傳他們『對日抗戰』的英勇」。這樣的教育並無助於對台灣歷史與台灣人處境的理解。二次大戰爆發後，或者說中日戰爭爆發後（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日本侵略下的中國，與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其處境是迥不相同的。兩者的歷史經驗並不一樣，中國在日本的侵略之下固然不好受，但是台灣人被迫要為日本賣命效忠，又要承擔日本對外侵略之後所受的懲罰（而在戰後還要被罵「日本皇民」）。

台灣所承擔的「懲罰」，在事前固然是一種無從選擇的宿命，但是我們可以在事後加以回顧釐清。

那是我父親那一代的夢魘，家父在戰爭末期被徵召入伍（很諷刺，被迫當「志願兵」），他們的部隊在南投山區受訓，準備盟軍（美軍為主）登陸台灣之後和他們進行肉搏戰。父親回憶說，當時盟軍登陸台灣的風聲已經吃緊，父親心裡預感必死無疑，徒呼奈何！沒想到美軍採取所謂「跳島戰略」，捨台灣而攻菲律賓與琉球，夾在中間的台灣則遭空襲轟炸。

台灣原本可能遭美軍登陸，但是美軍中途放棄攻台計畫，這一轉折，改變了我的歷史，更改變了台灣的命運。歷史雖然不能假設，但是「假設」仍有助於歷史解釋。假設當時美軍登陸台灣，今天就不會有我的存在，因為父親勢必在肉搏戰之中戰死，我就不會出生。對於大歷史而言，美軍當年若攻佔台灣，保證沒有「光復」一年多後的228事件，也不會有戰後的台灣地位問題。

這些假設引發出如下的問題意識：美軍的戰略思考與決策是如何形成？為什麼美軍捨台灣而攻菲律賓與琉球？美國選擇優先登陸呂宋，暫緩攻台計畫，這種戰略佈局和決定輕重緩急的因素在哪裡？而空襲台灣的道理及其後果又該如何看待？這些問題意識，是促使資深記者出身的王景弘先生寫作這本書的動因。台灣人不必只能知道中國對日抗戰是何等英勇，台灣人應該知道在太平洋戰爭中，在「走過烽火的邊緣」，台灣有很不一樣的歷史。景弘兄以台灣人的眼光與角度，從美國官方關鍵性的史料及專著中，整理和記述台灣人對這場戰爭應該知道的大事，有助瞭解台灣在四年太平洋戰爭中的地位與境遇。

王景弘先生是著名的媒體人，他有很豐富的新聞採訪與評論經驗。近年來，他開始追溯近代、現代的歷史課題，已有多部著作相繼問世。我過去長期拜讀景弘兄的新聞特稿，今日拜讀他的歷史論著，忻然感佩。新聞記者與歷史學者在性質上有著很微妙的異同關係。相同的是，他們都在記錄事情、分析事情；不同的是，新聞記者所記錄和分析的，是當下的時事，歷史學者研究的對象則是過往的事情。西方史家曾說「歷史是現在和過去的不斷對話」，司馬遷也強調「通古今之變」。可見新聞時事與過去的歷史密不可分。今天的時事（新聞），就是明日的歷史；今天的歷史，則是昨日的時事（新聞）。資深記者治史，對於歷史更能敏銳掌握。景弘兄以「報筆」與「史筆」交融，是資深記者，也是「成一家之言」的史家。我忍不住要敬舉一觴！

2018年5月10日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自序 二戰中影響台灣命運的關鍵計畫

二戰之前在台灣出生的人，都有過「疏開」躲空襲的惡夢，以後年長者也常活靈活現的描述美國B-29空中堡壘轟炸機的可怕。我們在轟炸中倖存，在戰爭邊緣長大的一代，對當年台灣為什麼被轟炸，美國飛機從哪裡來轟炸，並沒有真正的探討與瞭解。

國民黨佔領台灣後的中國化統治，以情緒性的形容詞和民族主義仇恨，宣傳他們「對日抗戰」的英勇，而無視台灣人承受的悲慘遭遇，直到近些年才有人訪問、撰寫回憶，或運用日本和美國的資料，補充這段台灣史的空白。

我對這段歷史的好奇，開始於1990年代，因為自己要動手寫回顧錄，不免提到童年坐在竹籃，由母親和姑媽輪流用扁擔挑，「疏開」到斗南鄉下（紅瓦磘躲空襲的模糊記憶，但這些舊事有些是後來聽說的，未必真切。

那時我熱衷於打高爾夫球，在美國公共球場打球，如果是單槍匹馬，管理員會強制把你跟別人配成一組，因此，一碰上美國二戰老兵的球伴，而且曾在太平洋戰區服務，我就會半開玩笑的問，「你有沒有去轟炸過台灣？」

我童年留下的印象中，台灣是受來自菲律賓基地的美軍轟炸，但這只對了一半，因為菲律賓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時間），珍珠港遇偷襲時，便被日軍登陸佔領，戰神麥克阿瑟無力抵抗，美軍敗退澳洲，到1944年秋天才反攻菲律賓，並在1945年使用菲律賓的新基地，派機轟炸台灣。

台灣遭受到的千機大轟炸，發生在1944年10月12日到17日之間，那與美軍重返菲律賓有關，但我開始查閱二戰史料和美軍太平洋戰史之後，才發現那幾天轟炸台灣的飛機卻不是來自菲律賓，而是美國第三艦隊快速航母艦隊從花蓮、台東外海，和B-29從中國成都起飛的攻擊。

台灣被轟炸只是美軍「佯攻」，聲東擊西，目的是壓制日軍在台灣的火力，使美軍登陸菲律賓的作戰不受日本戰機的干擾。台灣只是掃到颱風尾。

航空母艦空襲有它的機動性，卻因為補給困難，也不能像陸基的轟炸機可以用重磅炸彈，只能炸完就跑，無法長期轟炸而不被追擊；從中國內陸起飛的第20航空隊B-29空中堡壘重轟炸機，更因為油料補給困難，和日本以佔領中國東南沿海相對應，無法繼續它對台灣的轟炸。1944年10月這場只持續幾天的大爆擊，便被誤以為都是來自於菲律賓基地的美軍。

然而，來自菲律賓基地美機的轟炸，是1945年1月以後的事。美軍西南太平洋總司令麥克阿瑟以政治和軍事理由，陸軍以兵力與補給不足的理由，同意在西太平洋戰區繞過台灣，先進攻菲律賓。1945年初，菲律賓中部雷特灣一帶已被美軍奪回，重建陸上空軍基地，其重轟炸機、中型轟炸機，乃至攻克呂宋後，戰鬥機都可以對台灣進行空中攻擊。台灣的日本軍事基地、工業生產、城市公共設施以至平民住宅，開始受到日以繼夜的空襲。

台灣受轟炸，是為減低美軍登陸菲律賓的代價。美軍避開台灣，在南方攻菲律賓，在北方攻琉球，那是重要戰略決定，但為保護在菲律賓與琉球登陸的美軍，美國指揮官認定必需牽制在台灣的日軍。

在1980年代，美國國會對蔣經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台灣民主化，其中最堅持、最受矚目，被國民黨宣傳稱為「台獨教父」的「4人幫」，有麻州民主黨籍參議員甘迺迪（Edward Kennedy）、羅德島州民主黨籍參議員裴爾（Claibone Pell）、紐約州民主黨籍眾議員索拉茲（Steven Solaz），和艾荷華州共和黨籍眾議員李奇（Jim Leach）。

這4位台灣友人，以裴爾對台灣感情最深，因為他在二戰期間服役美國海軍，曾經參與對台灣的情報分析，作為盟軍進兵台灣的準備。根據這一條線索，我便斷斷續續追蹤美國在太平洋戰爭時進攻台灣的作戰計畫，希望能找到當年的第一手資料。

我問過裴爾的辦公室主任休茲（Thomas Hugh），他說那不是裴爾的個人研究，而是海軍招聘民間研究者的共同成果，檔案存在哥倫比亞大學。哥大在紐約，我住在華府近郊，只好先從鄰近的國家檔案局檔案先下手。8年前總算找到美國陸軍第十軍代號「堤道」（Causeway , Project CP-33）的登陸台灣計畫方案。

登陸台灣作戰的參謀作業由第10軍負責，到1944年10月中旬台灣大轟炸時，計畫已做到登陸部隊的兵力佈署，但尚未定案。我也找到第10軍作戰計畫的情報分析，其中大部份來自美國海軍與陸軍聯合情報研究第87號，彙集有關台灣的地理、人文、天候、潮流、政府、城市、軍事防衛、經濟各方面情報，這些資料在第10軍作戰計畫的情報分析中被大量引用。

但登陸台灣作戰，經過幾個月爭論，結果決定放棄，讓台灣走過戰火邊緣，是幸，也是不幸，這個決定左右了台灣戰後的命運。如果美軍決定登陸台灣，那台灣（至少是南台灣）可能直接承受戰火洗禮，犧牲慘重，但戰後佔領台灣的將是美軍，而且美軍已經成立「軍事政府」的方案，終戰以後交給蔣介石政府的可能性便小。

過去這幾年，台灣許多有心之士著手整理台灣大轟炸的記錄，有口述回憶，有網路上美國人士製作的影片，也有人查過美國空軍的檔案，學術界也有年輕學者運用台灣或日本檔案撰寫大轟炸時代台灣的軍事基地狀況等論文，精神可佩。

可惜的是，這些片段的轟炸回憶，有的並不正確，而且大部份只是轟炸的結果，台灣受到的損害。這些記錄當然有它的價值，但對台灣史而言，還是有缺憾，因為那未能幫助人們瞭解美軍戰略思考與決策，為什麼美軍捨台灣而攻菲律賓與琉球，卻猛炸台灣的道理和其後果。

我曾請教過精熟日文的台灣人外交官林尊賢大使，如果決心學日文，需要幾年功夫才能精確閱讀日本官方文書，他說至少需要3到5年。這一句話打消了我重學日文，運用日本文件寫這段歷史的念頭，決心專注尋找美國的英文資料。

其實，這是務實，也正確。我在美國國家檔案局研究室，常碰到日本學者或年輕研究助理有計畫的在尋找及複製美國檔案，而我要找的答案最基本的是美國決策及參謀首長的思考；日本戰爭指導者知道他們的決策動機，並不知道美國作戰計畫者的戰略佈局，以及決定輕重緩急的因素。

太平洋戰爭的史實，大歷史、小歷史，多到難以計數，但因為台灣在太平洋戰爭時屬日本帝國的一部份，參戰、投降都不是一個主體，沒有發言權，在這些歷史著作中都只是簡略的章節，我是要從關鍵性材料中，以台灣作者的眼光，選擇和敘述台灣人對這場戰爭應該知道的大事。

因為台灣並非主角，本書所述太平洋戰爭的背景，和直接涉及台灣的部份，主要取材美國和日本的官史資料與研究，重點在從台灣的角度理解美國與日本帝國戰爭計畫者的思考，和台灣在戰爭中承受的災難。

書中記述兩件與台灣直接相關的大事，那是國民黨不讓台灣人知道，而台灣人最應該瞭解的歷史：美軍中途放棄的攻台計畫，和美軍對台灣的大轟炸。

美軍攻台計畫由美國陸軍第10軍的參謀規劃，檔案存在美國國家檔案局，據我所知，還沒有人運用這些檔案撰寫當年盟軍跳島作戰，準備入侵台灣作為最後對日本本土作戰的方案。

第10軍的參謀作業，我直接運用原始檔案進行整理；有關選擇登陸呂宋優先，攻台計畫暫緩的決策過程，則引用官方軍事史專家，所掌握的聯參會與太平洋戰區及西南太平洋戰區的文件及會議紀錄。

關於對台灣的大轟炸，海軍快速航母艦隊的攻擊，我引用的資料以莫利遜（Samuel Eliot Morison）所著《美國海軍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12冊（Leyte, June 1944–January 1945），第十四冊（Victory in the Pacific, 1945），及上述第13冊（The Liber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Luzon, Mindanao. The Visayas, 1944-1945）為主。

美國攻佔菲律賓後，在1945年從菲律賓基地派遣轟炸機對台灣的半年持續轟炸，則取材自W. F. Craven 和 J. L. Cate合編，芝加大學出版的《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 V, The Pacific—Matternhorn to Nagasaki, June 1944 To August 1945》。

日文方面的資料，主要為宇垣纏1941年到1945年日記的英譯本《逐漸消失的勝利，宇垣纏上將日記，1941年至1945年》（Fading Victory, The Diary of Admiral Matome Ugaki, 1941-1945）。

宇垣曾任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的參謀長，1943年隨山本分乘兩架轟炸機出巡南洋，因通訊密碼被破解，受美軍戰機伏襲，山本墜機死亡，宇垣墜機受重傷，後來出任戰鬥艦隊及航空軍司令，最後指揮神風特攻隊。

美國日本通約翰‧托蘭（John Toland）所著《昇起的太陽：日本帝國的衰落，1936-1945》（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1945）（《帝國落日：大日本帝國的衰亡，1936-1945》，八旗文化，2015），對日本發動對中國擴張侵略及太平洋戰爭的背景及決策，資料豐富看法持平。

在運用這些英文資料時，遇到最大的困難是許多台灣小地名，經過日文再成英文拼音，要再轉回漢文，對作者是有困難，幸虧得到旅居華府的前輩黃崑獍先生，和台灣史權威李筱峰教授的費力協助解決，至深感謝。

關於美軍準備登陸台灣作戰，並成立軍政府以管理日常行政，美國國務院內部也有一些討論，特別是涉及中國是否參加佔領的問題。前國務院資深官員譚慎格（John J. Tkacik）提供若干解密文件，使本書相關討論更完整。

感謝彭明敏教授和李筱峰教授指教並賜序。彭教授是我們這一代的父執輩，戰爭末期已經成年，並在美軍轟炸日本時受傷，對這場戰爭有特別感觸。筱峰教授對台灣史研究有領航的角色，沒有他的指點，這本書會有更多不足。

1941年到1945年終戰，台灣走過烽火邊緣，有很不一樣的歷史。台灣人被灌輸太多中國「抗戰史」，卻缺少台灣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的歷史。

希望這本從美國官方史料及專著中，整理和記述戰爭期間影響台灣命運的書，可以幫助只讀過「八年抗戰史」的讀者，有一本不一樣的太平洋戰爭史，也許有助瞭解台灣在4年太平洋戰爭中的地位與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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